神马文学网民国人物： 黄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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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与黄定慧
2007-03-12 00:09:27
大中小
茅盾亲口讲到他几部小说的原型人物，如写《子夜》借鉴过卢鉴泉，写《虹》借鉴过胡兰畦，写《蚀》借鉴过黄慕兰。一次黄慕兰到茅盾家作客，茅开玩笑说“听说你改了名字叫黄定慧了，为什么取了个尼姑的名字？”黄马上反正击道：“你胆敢取笑我，我还要找你算帐呢！你说，你为什么拿我做模特儿？人家都说《蚀》三部曲中的几个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茅盾对《霜叶红似二月花》书名的含义作过解释：这部书是一群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反封建的斗争性和坚决性，但他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们只是霜叶而不是红花。书中还讲到关于“两个０号”的论争，“东方曦事件”（即内弟孔另境文章引起的沫若，阿英等对茅盾的误解）的过程。
有一个1926年的共产党员叫黄定慧，刚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名字叫黄慕兰，我第一次访谈她的时候，就说到了她1926年在武汉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时国民革命的重心转移到武汉，她去支援烟厂女工的罢工，把自己的零用钱拿来给她们，在那里遇到共产党的干部，她立即就参加了革命。因为她从小在家里念书，她爸爸是一个学者，一个书院的校长，所以她的学问相当好。父亲从小就教她，参加共产党以后因为她能说会道，有文化很快就当了武汉的妇女部长，武汉的宣传部长马上就追求她了，她长得非常漂亮，还演戏、做演讲、报告呀活跃极了。
可能有人知道1927年武汉还有一个所谓的三八节裸体游行事件，是一个几十万人的大游行，搞了个三八节的庆祝，国共两党的名流都出来了，象宋庆龄、柳亚子全部在场。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那年19岁。她说话声音非常洪亮，我第一次访谈她三个小时，她一口水都不喝，我基本上没问什么问题，她从头到尾的自述，她写了6个版本的自传，我看到了5个版本，还有一个是只能给组织看的，里面有太多党的机密。
她参加共产党没多久，大革命失败了，国共分裂，她就开始转为地下，转入地下以后，去了江西的南昌，后来就留在南昌当交通员，生了个儿子，儿子生出来三天还在医院里，丈夫就上山打游击了，就没回来死在战场上了。组织开始瞒着她，九个月后瞒不下去了就告诉她了，然后派她做别的事情。党派她到上海做地下工作者了，她把儿子送到男家。到上海就遇到另外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当时是南方局的书记，比邓小平的地位还要高，也追求她，给她做思想工作。
她在武汉遇到宣传部长宛希俨时，宛就给她做思想工作，跟她说我们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个人主义，因为他以为她的名字的意思是仰慕罗曼罗兰，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可她说那时我不知道谁是罗曼罗兰，参军我是要做花木兰的，是仰慕花木兰的意思。（我在书中讨论黄定慧的口述内容时，也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女英雄这样一个主体身份对妇女的意义，以及她和中国妇女接受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两点之间实际上是非常沟通的，女英雄形象的作用就是打破性别界限，闯入男人世界，只不过在中国传统中女人要扮成男人，女扮男装进入男人世界。而现在女权主义进来了，这是妇女的权利，不需要女扮男装也不需要扮回来，就这样在男人世界占领下去。这道沟并不难跨越，从羡慕花木兰到接受女权主义对这代女性没有什么障碍可言。）但是宛希俨告诉她，我们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也不是为了家庭或个人。
宛对黄的一系列的谈话非常重要，可以看出来，在整个过程中党的话语怎么成了她的主体身份，她始终记住这些为党为革命为人民的话，这成为她的主体位置，所以对她的阐释那段的标题是“现代木兰：走向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看木兰这个主体身份怎么既使得这一代的女性能够打破社会性别界限，跨入男人的世界，有着积极的一面，同时又有负面的一面，就是木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男性不断的宣传和弘扬的女性形象所带有的牺牲精神，她的忠诚，为了别人她可以完全的牺牲自己。所以慕兰认为自己为党做的一切牺牲都是非常正面的，为丈夫、为家庭做的牺牲都是非常正面的。她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点，这已经构成了她的主体身份。那么她后来在上海的时候，又遇到另一个男的，叫贺昌。他也给她做思想工作，他们在武汉都见过面的，都认识，可能也是爱上她的男人之一吧。现在知道她的丈夫牺牲了，就对她说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呢，是要打破封建思想，不要从一而终，他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要跟她结婚。后来她就跟贺昌结婚了。
婚后不久，贺昌就犯错误了，搞城市暴动他支持李立三，党把他书记的职撤了上了井冈山。不久就死在战场上。而她（慕兰）就被派到上海跟一个律师打交道，任务就是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这个律师在上海非常有影响，是乾隆皇帝家留在江南一代的后裔，所以在上海的上流社会的人际关系非常多，通过这个人就营救了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国共合作时期也营救了很多国民党的干部，整个过程很多事情是她和周恩来直线联系的，周恩来和她有不少谈心。当初有一个人追求她，追求不成就讽刺她攀高枝了嫁了一个书记了。她的心里非常气愤，说我是为了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到了党里面还是这样的不平等。当时她正好掉了一个笔记本，她是纪录员，里面全是党的机密，她实在是太想不通了又为掉笔记本害怕就跳江自杀。当时报纸也登出来什么少女投江自杀，被救起来后，她就编了一个故事说她因失恋跳江的，后来周恩来就派人把她接回来了，跟她谈心说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革命而死才死得其所。
在整个访谈过程里，这些话她都倒背如流了。由这些谈话一步步教育起来的她，就是共产党这些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对她的建构。但是她在党内吃尽了苦头，后来又因为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了，坐了牢，解放以后因为她是地下党，潘汉年的案子她也牵连了，在共产党掌权后坐了17年的牢。但她始终是坚持对党的忠诚。
当我第一次采访以后，我就又一个疑问，她为什么这么忠心耿耿的？在上海采访回来以后我又看了大量的书，在看茅盾的自传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段关于武汉大革命时候的描述，茅盾也在武汉，说当时有三位女同志是非常出名的，她们都是离了婚的，人长得漂亮又能干，其中一个就是黄慕兰。我大吃一惊，在参加革命以前她怎么是离了婚的呢？我又回国来访她，她就跟我讲了第一次婚姻，是父亲的包办婚姻。其实她在结婚以前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父亲非常喜欢她，长女，又聪明又伶俐。但是配给了她父亲朋友的儿子，这个儿子又吃又喝又赌又嫖，她很痛苦，结婚一年不到就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压力非常大，在整个的谈话过程中，她跟我重复了好几次这句话，说她是湖南浏阳人，在她们家乡女人再婚是要给沉潭的。这就使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参加革命了，首先她逃婚回来以后压力非常大，她是个逃婚妇女，她说我是逃婚回来的，李家（男方）不断来人找，她非常害怕。
这里我要交待一件事情，就是1924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有个妇女运动决议案，在全国妇联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料中记载着，把这份史料对照1922年中国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的宣言看，决议案是照抄了宣言。我甚至可以分析出来是谁抄的，是邓颖超。因为当时邓颖超是有名的中国女权运动同盟会天津支部的领袖，她是很有名气的，当时搞女权运动都知道邓颖超，没有人知道周恩来的，后来周恩来的名气越来越大把邓颖超掩盖了。在《邓颖超传》中摘录的一段所谓她为天津女权运动同盟会写的宣言,其实也是抄了北京总部的宣言。然后在广州，当国共合作的时候，写妇女运动决议案的时候有三个负责人，何香凝、宋庆龄和邓颖超，我分析只有邓颖超有可能抄这个内容，因为她最熟悉。决议案还加了一些内容，但宣言的主要的议题都在里面，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8小时工作制、废除童工，教育对妇女开放，等等，除了这些之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增加内容就是保护逃婚妇女。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实际就成了妇女的避难所，当时参加的这些女性，再仔细看她们的口述历史和她们的自传，99%可能都是有这个背景的。黄定慧就说，当时去的大部分妇女都是因为婚姻问题，或是父母给定了亲了可自己实在不喜欢，或是已结了婚了，婚姻不幸没办法就逃吧。逃婚的这个经历给黄慕兰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她后来的几次结婚也都是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所以她在跳江被救以后就有很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就跟我说，她在上海济良所过了一夜等着别人来领的时候，她是可以逃的，脱离革命，很多人也是这样脱离革命的，但她那时就想不能回去，妈妈刚给我捎来口讯，说千万不能回来，李家的人来找过你好几次，这样她是无家可归了，因为这个婚姻状况她只能跟着组织走到底。
我这个例子说明，在访谈的时候，仅仅一次有时是不够的，要几次，因为最关键的一条线索她第一次根本就没有讲给我听，只有理解了这件事情才能理解她一生的道路，她自己也说如果没有这段包办婚姻根本不会有后来的我。这段我的阐释分析就是现代木兰，一个是从她的身上看主体身份的建构，第二是说明她当时是有选择的，就是逃婚回来在武汉的时候，没遇到大革命的时候，她在读商务印书馆的自修的课程，准备上大学。她说我父亲就跟我说，你现在就象秋瑾一样了，遇人不淑，父亲就用秋瑾的故事鼓励我，既然这样你就独立吧。这样的话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有些关键的词语在分析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一是“独立”这个词在这儿出现，说明不管年轻人还是她父亲这样的老头都知道这个词。第二，“独立”意味着什么，就是当时在二十年代已经有独立女性生存的可能性，就是城市现代职业，在这之前，女人只有一条路嫁人。
到二十年代的时候，女权主义思潮兴起还结合着城市化与现代职业的出现。所以这两个是相伴的，现代职业的出现使一批女性有可能进入城市，受了高等教育就可能在城市找到一份独立的职业，不需要靠一个男人和婚姻来谋生，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变化。黄定慧当时是可以选择这条路的。后面我还分析她为什么在大革命一来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一遇到共产党她讲她的经历，人家就说欢迎逃婚妇女，欢迎你参加，她当时就剪了辫子，回家拿了铺盖行李，父母也支持她，当天就去了。为什么？那还要提到她作为逃婚妇女的身份，即使她进了大学她还是有压力的，那条路的前景是不可知的，而这边是这样热情的欢迎你，对逃婚妇女没有半点歧视和偏见。她做出这个选择就很自然了。但后来她的经历是悲剧性的，她有两个孩子因她坐牢和其它波折而夭折，另两个孩子生出来就送走了。
坐牢２０多年，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我用她的经历来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大革命在武汉的时候，搞妇女干部培训班，她讲到有苏联的专家来讲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ABC，国际妇女运动，讲反妇女主义。这又是一个关键词了，什么是妇女主义？她说，就是那个时候，有许多向我这样的妇女参加了革命，但许多女同志有跟我差不多身世的，有逃婚经历的一般都看不起男同志，坚持独身主义，宛希俨就来讲反对妇女主义，就跟我们说我们到了革命队伍，我们都是革命的同志，都要团结起来。后来我找到了当时武汉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资料，里面有当时妇女干部培训班的上课大纲，确实有宛希俨讲授反对妇女主义的这个课。课的内容由黄定慧证实了是说服这些女同志不要独身，这也可以理解，有这么多男的在革命阵营里，好不容易来了几个女的还想独身，那怎么好。这是我能找到的第一份资料来说明党内压制了社会性别议题，以革命的、阶级的话题来压制社会性别的议题的证据，后来当然更多了。
从黄定慧的口述可以看出当时妇女部领导的妇女运动干得轰轰烈烈的，还可以看出国共两党领导的妇女运动跟独立女权运动的关系。当然在每一个阐释中我用的不光是对她们的口述材料的分析，还用了大量的史料，因为口述讲的是个人的经历，与此同时在个人的背后发生了一大串的事情，有史料记载，文本的也引进来分析了。比如，国共两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叫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词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为了界定与女权运动的区分而产生的。开始是陈独秀就讲女权运动的，李大钊也是讲女权运动的，国共两党为了要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时候就开始了排斥和重新界定这个词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希望所有女权组织的人都参加革命阵营，你不参加的就是狭隘的、资产阶级的、西方的女权主义者。这个定义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是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出现时就出现的词，也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在与女权主义发生冲突时，也需要把女权主义力量招过来的时候就用了这样一个排斥、重新界定的方式。但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用的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中国共产党加了一个“西方的”。这两者是有渊源关系的，象向警予这样使用这类词的人，她是在法国留学的，跟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有直接的联系，是照搬过来的。总之，在这个革命过程中，一方面是完全吸收了女权主义的内容，这使好多妇女都能积极的参与，有吸引力，同时也把那些坚持关注妇女问题的组织排斥了，但这个排斥在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有力的，因为共产党本身是那么小的一个组织，发表这些观点的刊物都是油印的小刊物，所以在国统区的影响不可能大。 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总之我对访谈中出现的关键词及其使用方式是非常关注的，这些关键词作为线索使我看到了大的历史脉络，看到了关键词在建构中国女性主体身分中的作用。另外，国内外对新女性的理解是从文学中的描述中理解的，包括五四时期对于女性的描述，包括男性的写作。如《伤逝》中子君的形象，很多人都有很深的印象。国外有些人说五四新女性是没有前途的，尽管她们已经觉醒。从文学中的表述来看，女性都没有出路，包括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即使是自由恋爱，进入婚姻的圈子中以后，还是没有前途的。
但是我跟实际中的历史上的新女性接触以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前途不是在男性的想象中的，是这些女人自己开创出来的，她们开创了非常了不起的业绩。这些是任何文学著作中都没有表现的，这又是口述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解构、颠覆很多建构起来的文本。
当然，口述史也是一种建构，但这是口述者本人主体的建构，不是其他人的再表现，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缺乏对他人再表现的警觉性，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文本，他人想象的建构、再表现是我们要解构的，颠覆的，不应盲目地接受。这种解构、颠覆靠访谈当时历史的主体的人。包括今天下午谈到的毛泽东时期的女性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仅仅从文革以后的大量的文学文本的再表现来理解那代人的经历呢，还是也需要通过实际的访谈来理解那代人的经历？我就说到这里。
Title :我要听妈妈的话
Author :何登选
Issue : 总第 157期
Provenance :《解放日报》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只要他愿意，也许300万法郎睡手可得。还有洋房轿车，还有自他特赦之日起每月2万5千法郎的津贴。
然而，去年的11月18日，薛耕莘离开居留15个月的法国，两手空空回到沪西的旧宅。
难道300万法郎不起眼?这对月俸3位数的薛老来说，300万法郎无疑是串天文数
!可是不要。不能要。90岁的薛耕莘说：“我要听妈妈的话。”
就在薛老赴法探亲期间，1993年3月9日《欧洲时报》以《马黎一奇人》为题，记述了这位旧上海法租界特级督察长奇特的生涯-
按帮会排座，他的辈分当在杜月笙之上；
大汉奸汪精卫查缉的国民党政府重要档案，他藏匿了数年；
他接济过中共地下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李克农；
他受命于宋庆龄，保护过中共江苏省委的一笔巨款；
是他透露出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使周恩来及时虎口脱险；
他曾拒绝蒋介石任命的台湾高雄市警察局长之职；
他曾放弃月薪4.5万港元的香港副部长空缺……
荣辱炎凉，世事沧桑。90岁，又突然面对300万法郎。在法的友人们婉言相劝：只要他加入法国籍；只要他详述在大陆的囹圄之灾。
拒绝。“我要听妈妈的话。”薛耕莘义无返顾。
薛耕莘1904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是英办纱厂的部门主任，母亲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
5岁就没了父亲。
13岁那年，母亲病危，一份急电，把正在比利时读书的他召回上海。
病床前，他嚎啕大哭。母亲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孩子也只有这么一个亲人，本该相依为命，此时此刻，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
“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你爸爸的祖国。不要受你舅舅影响加入英国籍。中国是个有高度文明的古国，将来一定有希望。”母亲断断续续地说完，撇下了他。
在比利时整4年，4年没谋母亲面。这一面只有5分钟。5分钟够短的，不过，母亲还是留下了话--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也是诀别前的最后一句话
恍惚中的薛耕莘掂量母亲的临终遗嘱。
“我要听妈妈的话!”掂量了一辈子的他，至今如是说。
26岁那年他步入上海，入法租界巡捕房，开始了漫长的警员生涯。
抗日战争胜利后，凭藉着法租界的根基，又出任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局长，直至上海行动总指挥特警组组长。
上海解放之初，担任民盟淮海路支部委员的薛耕莘赴香港，采购当时被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物资。
在港的日子里，他风闻大陆正开展清除旧社会残渣余孽的运动，心里不免七上八下。旧友为他办理了法国特别护照批准书，亲戚为他申请了定居香港手续。某香港政要许诺他港府政治部副部长空缺。
春风拂面，祖国气象万千。薛耕莘回到上海。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决：“薛耕莘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罪大恶极，本应处死，姑念该犯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
薛耕莘服刑了。
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后又到了内蒙，25年后在太原遇赦。
当年政府“姑念其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曾对薛耕莘“罪减一等”，网开一面。
薛耕莘何功之有?
抗战时，他曾安全转移5000抗日战士。
解放前，他曾收养中共地下工作者方女士的孤儿。
沦陷后，他曾掩护上演爱国话剧《文天祥》、《岳飞》、《正气歌》。
他曾多次送出情报，使民盟上海执行部和上海市支部免遭围捕。
薛就职所在的上海法租界几经扩张，到了三四十年代，已占地2千多亩，偌大的地盘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对出没其间的我党地下组织，来自各方的情报和掩护，显得尤其重要。
1934年，宋庆龄曾请求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一笔27万元的款子。
薛和查缉股长席能得悉，迅速赶往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上的一所民宅。几乎在他们找到这笔款子的同时，特务便衣也赶到了。原来，中共江苏省委财务负责人的住处已为淞沪警备司令部获悉。
为此，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秦邦宪三次约见了他。对他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帮助了共产党，表示“我们不会忘记你的”谢意。
有件事，薛老至今引以自豪。1931年，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危在旦夕。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讲到这桩事：“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也就是黄木兰告诉我：‘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在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10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6个手指头，60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11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
和黄定慧一起在咖啡馆的那个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是薛的同学，名叫曹炳生。向忠发的叛变，则是薛耕莘告诉他的。
据薛老回忆，那一天他看见王朝槐（上海军统行动队队长）、杨凤歧（军统行动队督察长）和向忠发鬼鬼崇崇地嘀咕着什么，预感到他们要有行动。就马上找到曹炳生，将向忠发他们可能去抓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透露给了曹，并要曹赶快把这消息传出去。
周恩来及时躲避了向忠发的出卖。薛耕莘功不可没。
半个世纪过去，弹指间……
1975年12月，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特赦战犯。次年的2月，薛耕莘回到上海与阔别25年的家人团聚。
“文革”结束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几年后，薛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1990年起，根据薛耕莘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的历史，政府给予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
这回薛赴法探亲，新闻界闻讯扑来。这位“沪上名宿”即刻成了“巴黎奇人”。
有人以为他此去杳如黄鹤再也不会飞回来了。其实，他们并不了解薛老的心。
10多年前，欢送特赦人员的会上，当公安部的领导称他们为同志时，薛耕莘老泪纵横，呜呜地哭了起来。
回到人民的怀抱，是他企盼已久的向往。
1986年，法国总统府办公室特派员德佩雷邀他旅居法国，他婉言谢绝。
在巴黎，《欧洲日报》记者开门见山：“在大陆坐了25年的牢狱你有何想法?对中国未来的前途有何评述?”
薛耕莘坦言相告：“我吃官司不怨谁不恨谁。国民党不是也抓我坐过牢吗?我看中国的前途，团结就是力量。第一次国共合作，打败了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赢得了抗日的胜利。还希望国民党正视现实，与共产党再次合作，为振兴中华民族诚心诚意地做一些工作。”
在法国，每天电话络绎不绝，每天都有朋友找上门来。有叙旧的，有挽留他的。还有14个人私下里达成为薛老上访法国政府的“默契”……
操作似乎并不繁杂：据法律某条某款规定，只要薛老写个申请，讲清楚在上海法租界供职期的功绩及以后由此遭受的磨难。一旦获准，可得300万法郎和特赦后每月2.5万法郎津贴。前提是，必须加入法国籍。
想不想那“300万”?薛老确实曾为了钱而费煞心机。
开释回沪后，最初的两年里，全靠了在里委做工作的妻子，每月挣回36元。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在民政局的过问下，1977年起，薛老每月拿18元的津贴。硬是把身体拖垮了。
二十几年来，愧疚与自责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他曾对天发誓：“如果天不绝我，我定倍加爱护家人。”妻子病倒后，他里里外外伺候。大热天，病榻上的妻子无意中说想吃口西瓜。70多岁的他背70多斤的瓜，爬上楼来，一勺勺地喂。他说：“我自己没舍得尝一块呀!”
薛老想到了替人翻译法文资料。这一干就没歇过手，每天伏案到凌晨二三点钟。
300万法郎就撂了吗?
不要，不能要！
妈妈说的。
岳阳路上狭小的居室里，薛老言犹未尽。“我想办个学校，用我在法国出版《冒险家乐园》一书的稿费。中国振兴首先是教育的振兴。”
还有一件事，耿耿于怀。
巴西有位华侨，解放前到上海时，薛老曾经难中相助。这位华侨现已是拥有数十亿资产的巨商。前不久曾捎信想与薛老晤面。薛老灵机萌动，定要他挪个几亿投到浦东。“一有确信，我要去趟巴西。”
90岁的薛老还要远行。
90岁的薛老还是记着妈妈的话。
邓小平去过香港吗？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6-1-8 08:48我是指踏上香港的土地提问者： dapeng95 - 试用期 一级 最佳答案邓小平生前曾表示过他的一个心愿：他要在1997年，大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踏上这块祖国的土地。就此，许多读者还以为邓小平从未去过香港。其实，据有关史料记载，邓小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先后5次到过香港。
第一次是1920年9月11日，年仅16岁的邓小平，与83名四川同学在上海港登上了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船共有90名中国学生，其他几名为浙江籍。从四川来的84名学生中，贷费生46名，自费生38名，邓小平为自费生，当时名为邓希贤。
“9月14日，船抵香港泊一天，此地背山面海、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此地贸易的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却完全属于英国的了。英人得此地之后，订立许多束缚华人的条例，近已成为沿海最繁华、最紧要的商埠了。
第二次是1929年7月到8月间，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际。邓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赶赴广西。
邓小平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当时南方局机关设在香港，负责广东、广西两省的工作。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聂荣臻任广东省军委书记。贺昌和夫人黄木兰（定慧）、聂荣臻和夫人张瑞华两对夫妇就住在香港跑马地凤凰台附近。据黄定慧回忆，邓小平到香港后住在一个旅馆里，还到贺、聂住的地方去过一次，主要是与贺昌、聂荣臻一起谈广西的工作。
第三次是1930年1月，邓小平奉命去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他再次途经香港回到上海。邓小平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望他的妻子张锡瑗。此时张锡瑗正在上海的宝隆医院里，准备生孩子。但是谁也没想到孩子难产。好不容易将孩子生下来，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那时她虽然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却很差，邓小平在医院里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不幸的是，几天之后，张锡瑗就去世了。没过几天，孩子也夭折了。
张锡瑗的死，令邓小平十分悲痛，但他并没有在上海多耽搁几天，由于时间较紧，他连妻子的后事还未料理完毕，便匆匆地赶回广西。
第四次是1930年1月底，当邓小平又取道香港回广西时，他通过中共中央当时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了正在香港建秘密电台的李强，并向李强询问了到广西后如何与上海党中央用无线电联络的有关事宜。据李强的回忆：那时，邓小平谈到托他代为埋葬夫人的事。
第五次是1931年2月，邓小平回到广西后，当时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多次受到国民党破坏，领导、地址、人员变更频繁，致使他一直没能和中央取得联系。当他率领红七军到达江西后，邓小平再赴上海向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他化装成一个买山货的商人，由江西行委派一个交通员随行，一路步行，经粤赣交界处的大瘐岭，到达广东的南雄县。当时南雄有中央的一个主要交通站，邓小平在交通站住了一夜后，即由当地党组织派另一个广东交通员，带领他步行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在广州，他先住在一家旅馆里，待交通员买到了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当晚就由广州赶到香港，并很快由香港坐船到上海。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深情地写道：“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退休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稍事轻松一下了。他曾说过，退休就要真正的退休。我们也真心希望他度过一个幸福、安详的晚年，希望他健康、长寿。但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他要踏上祖国的这块土地。他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摘自《云南日报》田柏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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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母亲与中华女中】
第六十九章 母亲与中华女中
孤岛时期，上海妇女界成立难民救济会，母亲任会长，同时还担任中华女中的校长。她为这个学校聘请了许多有渊博学识和教学经验的老师，学校的教学受到广大学生欢迎。１９３９年大汉奸汪精卫准备在沦陷区粉墨登场，敌伪加紧向教育界下手，上海的形势日渐恶化。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这个抗日救亡思想的培育阵地——中华女中自然也受到威胁。母亲作为校长，收到几封恐吓信，并被便衣特务跟踪盯梢。这样，母亲的行动只能缩减，许多地方避免前往，以防牵连友人。凡遇必要的外出，临行总要对我再三嘱咐，使得幼稚的我也敏感地产生焦躁和不安心情。
朋友们担心敌人有加害母亲的迹象，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她尽快撤出学校。这段经历，曾有文章回忆到。在学校的校务扩大会议上，母亲宣布：“学校保不牢，有人要来接管，我也要离开学校了。”蔡夏莹等老师也在会上讲话，情绪激动。移交前，为了避免后患，母亲、蒯斯曛老师与学生曹贞华，一同在宿舍里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以免有什么“把柄”遗留下来发生意外。母亲还和学生开了告别会，叮嘱说：“要做坚持真理的人，要坚持斗争；最后胜利必属我们，我们后会有期……”
师生们相对而泣，挥泪而别。
在母亲留存的资料里，有一份当年中华女子学校解散的“让渡费”账单，从中可以看出母亲支撑这所学校之不易。学校的经济长期处于困境之中，教职员工半年、一年发不出薪俸，甚至连必要的粉刷墙壁的６０元钱，还要靠教员借助。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时期母亲为学校曾向一位“王先生”筹借过两笔款子。我记得母亲带着我去拜访她的情景。寒暄过后，王先生很自豪地带领我们到后院，欣赏她饲养的猛犬。只见院内有将近十个铁栅笼分布四周，笼子上都是手指粗的铁栅。每个笼里养一条、几条不等。
这位“王先生”莫非就是当时上海抗日妇女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黄定慧女士？为此我拜访了梅益同志。梅益老已经８０多岁，但他的记忆极佳，不假思索就把我的问题回答了。不错，这“王先生”就是黄定慧女士。他说：在北京能够比较了解黄定慧的，恐怕我是惟一的人了。
梅益老告诉我，黄定慧的丈夫叫陈志皋，他是律师，又是做银行业的。抗日前就经商，一直颇具经济实力。陈志皋还是《译报》董事会的主任，黄定慧任董事长和经理。梅益同志当时具体负责这个刊物，而钱是他们出的。因此他与这对夫妇之间有着工作关系。
还有一个“互济会”，是专门暗中营救被捕革命志士、共产党员的，做了很多工作，可称之为政治性的慈善机构。黄定慧也参与其事。黄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大革命时代在武汉，她就担任妇女部长，可见是位很活跃很能干的女将。
那时上海有一批“难民收容所”，其任务是帮助流亡的难民，由赵朴初负责。
黄定慧到了上海，也参加这件事，为它四处奔走筹集经费。因为大量难民的进出流动，需要供应伙食、衣物、路费，耗资甚巨。到了１９３８年，黄定慧开办的钱庄因经营发生困难而关闭，生活拮据，便去香港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又帮助潘汉年做地下情报工作。
黄定慧还是一位才女，８０多高龄了还在写自传。近年兴之所至，还经常写写诗词，每有所得总会寄给梅益老看看。听了梅益老的介绍，我不禁对黄定慧先生肃然起敬了。
1993年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首次披露了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书中提到了“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随着书的出版，黄定慧的名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黄定慧，是何许人也？在向忠发叛变事件中，她是什么身份？做了什么？今天我们请来曾经采访过黄定慧女士的作家吴基民先生，讲述在1931年血雨腥风的上海，黄定慧如何周旋于江湖，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脱离险境。
百岁名人黄定慧 捐赠文物为国家
www.znol.com.cn 2006-12-26 9:30:48 浙江在线浙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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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线杭州12月25日讯 百岁老人黄定慧(黄慕兰)今天在自己的家中向浙江省博物馆捐赠了自己祖传的一副清代陈阁老的字，以及难得一见的一石有九朵的菊花石。这也是黄定慧老人在迎100岁到来时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据浙江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副陈阁老的字具有很高的文物收藏价值，再加上是当年黄定慧老人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挂在自己客厅里的物件,在百岁的时候捐赠给国家就显得更为珍贵了。
黄定慧(黄慕兰)老人简介：1926年，年仅19岁的黄定慧(黄慕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一直从事着地下工作，并多次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党中央的领导。黄定慧(黄慕兰)老人有着“沪上奇女子”的称号。
健谈的黄定慧(黄慕兰)老人
黄定慧(黄慕兰)老人介绍捐赠物的历史情况
接受浙江博物馆的收藏证书
黄定慧(黄慕兰)老人介绍捐赠物的历史情况
黄慕兰：首先“猜出”向忠发叛变革命的奇女子
2005-06-22 14:33:35 党史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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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仪，原名黄彰定，又改名黄慕兰，现名黄定慧。1926年她年仅19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还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长得漂亮，眼睛很大的她，在1931年6月，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敌人逮捕后叛变，出卖了周恩来同志时，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于是与潘汉年一起，及时报告了周恩来。这才没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那么，黄淑仪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
密报向忠发被捕叛变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一辆汽车开到了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将居住在那儿的青年女子黄淑仪接走了。来者是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此时陈志皋与黄淑仪正在热恋之中。
黄淑仪，原名黄彰定，又改名黄慕兰，现名黄定慧。1926年她年仅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她人长的很漂亮，眼睛很大，现在她90多岁了依然很有风度。1927年“三八妇女节”，黄淑仪与宛希俨登报结婚。宛希俨是1922年入党的中共早期活动家，1928年在赣南领导吉安暴动时牺牲。黄淑仪来到了上海，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同时结识了贺昌，不久两人相爱，又秘密结成了夫妇。1931年春天，贺昌奉地下党中央的指示到井冈山工作，以后担任了中央红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牺牲。黄淑仪原来是想和贺昌一道上井冈山的，但周恩来另有打算，他让黄淑仪担任了互济会特别营救部的部长，对外瞒去了她与贺昌秘密结婚这一段历史，以宛希俨的遗孀、脱党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并结识了大律师陈志皋。
陈志皋原来是准备请黄淑仪去看电影的，因时间尚早，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陈志皋连忙起身，招呼曹炳生入座，并将黄淑仪介绍给他。曹炳生边喝咖啡，边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谈笑风生，一杯咖啡没喝完，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淑仪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淑仪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淑仪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被租界当局抓住后叛变的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为了安全，临走以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叛变了……
再说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周恩来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又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
一个星期以后，潘汉年和赵容（康生）驱车来到了黄淑仪的住所，将她接到了外滩一幢大楼内的花纱布交易所。穿过大厅，走近内室，只见一个人正凝视着窗外黄浦江百舸争流的景色……他便是周恩来。六七十年过去了，一直到现在黄淑仪依然记着周恩来最后对她说的那句话：“你们是党的奇兵，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智救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联工作的关向应在闸北他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
关向应被捕，当时负责中共地下党保卫工作的顾顺章正在汉口，因而并不知晓。4月21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他不仅供出了中共地下党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以及领导人的地址，还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一一指认了出来。情况非常危急，周恩来找到黄淑仪，要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黄淑仪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师、她的密友陈志皋提出，要求会会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
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当他在自己家中见到黄淑仪后，平时沉默寡言的陈其寿对她非常满意，主动提出要收她为“过房女儿”，并要她担任自己几个女儿的家庭教师。
一来一往，黄淑仪和陈其寿谈得非常投缘，于是陈志皋便向父亲提出了请求，说是黄小姐有一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了进去，现关在龙华监狱，是否能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陈其寿让陈志皋出面请龙华监狱的典狱长到陈家吃饭，同时将黄淑仪也叫了来。就在饭桌上，陈其寿将这件事讲了，并在介绍黄淑仪的身份时，称她为自己的“过房女儿”。典狱长将放人的事一口答应了下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但关向应却并未放出。这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发的叛变。好在他还没来得及把关向应招出来，就被蒋介石枪毙了。虽说有惊无险，但周恩来心急如焚，再次要黄淑仪加紧办理。黄淑仪又一次来到陈其寿家中。陈其寿听说自己干女儿的事迟迟拖着未办，非常生气，于是又把典狱长找了来，典狱长说是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非常了解此人爱好，让陈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于是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淑仪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营救关向应是黄淑仪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作者：吴基民
2007-03-12 00:09:27
大中小
茅盾亲口讲到他几部小说的原型人物，如写《子夜》借鉴过卢鉴泉，写《虹》借鉴过胡兰畦，写《蚀》借鉴过黄慕兰。一次黄慕兰到茅盾家作客，茅开玩笑说“听说你改了名字叫黄定慧了，为什么取了个尼姑的名字？”黄马上反正击道：“你胆敢取笑我，我还要找你算帐呢！你说，你为什么拿我做模特儿？人家都说《蚀》三部曲中的几个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茅盾对《霜叶红似二月花》书名的含义作过解释：这部书是一群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反封建的斗争性和坚决性，但他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他们只是霜叶而不是红花。书中还讲到关于“两个０号”的论争，“东方曦事件”（即内弟孔另境文章引起的沫若，阿英等对茅盾的误解）的过程。
有一个1926年的共产党员叫黄定慧，刚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名字叫黄慕兰，我第一次访谈她的时候，就说到了她1926年在武汉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时国民革命的重心转移到武汉，她去支援烟厂女工的罢工，把自己的零用钱拿来给她们，在那里遇到共产党的干部，她立即就参加了革命。因为她从小在家里念书，她爸爸是一个学者，一个书院的校长，所以她的学问相当好。父亲从小就教她，参加共产党以后因为她能说会道，有文化很快就当了武汉的妇女部长，武汉的宣传部长马上就追求她了，她长得非常漂亮，还演戏、做演讲、报告呀活跃极了。
可能有人知道1927年武汉还有一个所谓的三八节裸体游行事件，是一个几十万人的大游行，搞了个三八节的庆祝，国共两党的名流都出来了，象宋庆龄、柳亚子全部在场。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那年19岁。她说话声音非常洪亮，我第一次访谈她三个小时，她一口水都不喝，我基本上没问什么问题，她从头到尾的自述，她写了6个版本的自传，我看到了5个版本，还有一个是只能给组织看的，里面有太多党的机密。
她参加共产党没多久，大革命失败了，国共分裂，她就开始转为地下，转入地下以后，去了江西的南昌，后来就留在南昌当交通员，生了个儿子，儿子生出来三天还在医院里，丈夫就上山打游击了，就没回来死在战场上了。组织开始瞒着她，九个月后瞒不下去了就告诉她了，然后派她做别的事情。党派她到上海做地下工作者了，她把儿子送到男家。到上海就遇到另外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当时是南方局的书记，比邓小平的地位还要高，也追求她，给她做思想工作。
她在武汉遇到宣传部长宛希俨时，宛就给她做思想工作，跟她说我们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个人主义，因为他以为她的名字的意思是仰慕罗曼罗兰，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可她说那时我不知道谁是罗曼罗兰，参军我是要做花木兰的，是仰慕花木兰的意思。（我在书中讨论黄定慧的口述内容时，也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女英雄这样一个主体身份对妇女的意义，以及她和中国妇女接受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两点之间实际上是非常沟通的，女英雄形象的作用就是打破性别界限，闯入男人世界，只不过在中国传统中女人要扮成男人，女扮男装进入男人世界。而现在女权主义进来了，这是妇女的权利，不需要女扮男装也不需要扮回来，就这样在男人世界占领下去。这道沟并不难跨越，从羡慕花木兰到接受女权主义对这代女性没有什么障碍可言。）但是宛希俨告诉她，我们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也不是为了家庭或个人。
宛对黄的一系列的谈话非常重要，可以看出来，在整个过程中党的话语怎么成了她的主体身份，她始终记住这些为党为革命为人民的话，这成为她的主体位置，所以对她的阐释那段的标题是“现代木兰：走向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看木兰这个主体身份怎么既使得这一代的女性能够打破社会性别界限，跨入男人的世界，有着积极的一面，同时又有负面的一面，就是木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男性不断的宣传和弘扬的女性形象所带有的牺牲精神，她的忠诚，为了别人她可以完全的牺牲自己。所以慕兰认为自己为党做的一切牺牲都是非常正面的，为丈夫、为家庭做的牺牲都是非常正面的。她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点，这已经构成了她的主体身份。那么她后来在上海的时候，又遇到另一个男的，叫贺昌。他也给她做思想工作，他们在武汉都见过面的，都认识，可能也是爱上她的男人之一吧。现在知道她的丈夫牺牲了，就对她说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呢，是要打破封建思想，不要从一而终，他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要跟她结婚。后来她就跟贺昌结婚了。
婚后不久，贺昌就犯错误了，搞城市暴动他支持李立三，党把他书记的职撤了上了井冈山。不久就死在战场上。而她（慕兰）就被派到上海跟一个律师打交道，任务就是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这个律师在上海非常有影响，是乾隆皇帝家留在江南一代的后裔，所以在上海的上流社会的人际关系非常多，通过这个人就营救了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国共合作时期也营救了很多国民党的干部，整个过程很多事情是她和周恩来直线联系的，周恩来和她有不少谈心。当初有一个人追求她，追求不成就讽刺她攀高枝了嫁了一个书记了。她的心里非常气愤，说我是为了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到了党里面还是这样的不平等。当时她正好掉了一个笔记本，她是纪录员，里面全是党的机密，她实在是太想不通了又为掉笔记本害怕就跳江自杀。当时报纸也登出来什么少女投江自杀，被救起来后，她就编了一个故事说她因失恋跳江的，后来周恩来就派人把她接回来了，跟她谈心说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革命而死才死得其所。
在整个访谈过程里，这些话她都倒背如流了。由这些谈话一步步教育起来的她，就是共产党这些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对她的建构。但是她在党内吃尽了苦头，后来又因为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了，坐了牢，解放以后因为她是地下党，潘汉年的案子她也牵连了，在共产党掌权后坐了17年的牢。但她始终是坚持对党的忠诚。
当我第一次采访以后，我就又一个疑问，她为什么这么忠心耿耿的？在上海采访回来以后我又看了大量的书，在看茅盾的自传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段关于武汉大革命时候的描述，茅盾也在武汉，说当时有三位女同志是非常出名的，她们都是离了婚的，人长得漂亮又能干，其中一个就是黄慕兰。我大吃一惊，在参加革命以前她怎么是离了婚的呢？我又回国来访她，她就跟我讲了第一次婚姻，是父亲的包办婚姻。其实她在结婚以前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父亲非常喜欢她，长女，又聪明又伶俐。但是配给了她父亲朋友的儿子，这个儿子又吃又喝又赌又嫖，她很痛苦，结婚一年不到就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压力非常大，在整个的谈话过程中，她跟我重复了好几次这句话，说她是湖南浏阳人，在她们家乡女人再婚是要给沉潭的。这就使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参加革命了，首先她逃婚回来以后压力非常大，她是个逃婚妇女，她说我是逃婚回来的，李家（男方）不断来人找，她非常害怕。
这里我要交待一件事情，就是1924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有个妇女运动决议案，在全国妇联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料中记载着，把这份史料对照1922年中国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的宣言看，决议案是照抄了宣言。我甚至可以分析出来是谁抄的，是邓颖超。因为当时邓颖超是有名的中国女权运动同盟会天津支部的领袖，她是很有名气的，当时搞女权运动都知道邓颖超，没有人知道周恩来的，后来周恩来的名气越来越大把邓颖超掩盖了。在《邓颖超传》中摘录的一段所谓她为天津女权运动同盟会写的宣言,其实也是抄了北京总部的宣言。然后在广州，当国共合作的时候，写妇女运动决议案的时候有三个负责人，何香凝、宋庆龄和邓颖超，我分析只有邓颖超有可能抄这个内容，因为她最熟悉。决议案还加了一些内容，但宣言的主要的议题都在里面，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8小时工作制、废除童工，教育对妇女开放，等等，除了这些之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增加内容就是保护逃婚妇女。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实际就成了妇女的避难所，当时参加的这些女性，再仔细看她们的口述历史和她们的自传，99%可能都是有这个背景的。黄定慧就说，当时去的大部分妇女都是因为婚姻问题，或是父母给定了亲了可自己实在不喜欢，或是已结了婚了，婚姻不幸没办法就逃吧。逃婚的这个经历给黄慕兰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她后来的几次结婚也都是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所以她在跳江被救以后就有很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就跟我说，她在上海济良所过了一夜等着别人来领的时候，她是可以逃的，脱离革命，很多人也是这样脱离革命的，但她那时就想不能回去，妈妈刚给我捎来口讯，说千万不能回来，李家的人来找过你好几次，这样她是无家可归了，因为这个婚姻状况她只能跟着组织走到底。
我这个例子说明，在访谈的时候，仅仅一次有时是不够的，要几次，因为最关键的一条线索她第一次根本就没有讲给我听，只有理解了这件事情才能理解她一生的道路，她自己也说如果没有这段包办婚姻根本不会有后来的我。这段我的阐释分析就是现代木兰，一个是从她的身上看主体身份的建构，第二是说明她当时是有选择的，就是逃婚回来在武汉的时候，没遇到大革命的时候，她在读商务印书馆的自修的课程，准备上大学。她说我父亲就跟我说，你现在就象秋瑾一样了，遇人不淑，父亲就用秋瑾的故事鼓励我，既然这样你就独立吧。这样的话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有些关键的词语在分析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一是“独立”这个词在这儿出现，说明不管年轻人还是她父亲这样的老头都知道这个词。第二，“独立”意味着什么，就是当时在二十年代已经有独立女性生存的可能性，就是城市现代职业，在这之前，女人只有一条路嫁人。
到二十年代的时候，女权主义思潮兴起还结合着城市化与现代职业的出现。所以这两个是相伴的，现代职业的出现使一批女性有可能进入城市，受了高等教育就可能在城市找到一份独立的职业，不需要靠一个男人和婚姻来谋生，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变化。黄定慧当时是可以选择这条路的。后面我还分析她为什么在大革命一来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一遇到共产党她讲她的经历，人家就说欢迎逃婚妇女，欢迎你参加，她当时就剪了辫子，回家拿了铺盖行李，父母也支持她，当天就去了。为什么？那还要提到她作为逃婚妇女的身份，即使她进了大学她还是有压力的，那条路的前景是不可知的，而这边是这样热情的欢迎你，对逃婚妇女没有半点歧视和偏见。她做出这个选择就很自然了。但后来她的经历是悲剧性的，她有两个孩子因她坐牢和其它波折而夭折，另两个孩子生出来就送走了。
坐牢２０多年，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我用她的经历来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大革命在武汉的时候，搞妇女干部培训班，她讲到有苏联的专家来讲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ABC，国际妇女运动，讲反妇女主义。这又是一个关键词了，什么是妇女主义？她说，就是那个时候，有许多向我这样的妇女参加了革命，但许多女同志有跟我差不多身世的，有逃婚经历的一般都看不起男同志，坚持独身主义，宛希俨就来讲反对妇女主义，就跟我们说我们到了革命队伍，我们都是革命的同志，都要团结起来。后来我找到了当时武汉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资料，里面有当时妇女干部培训班的上课大纲，确实有宛希俨讲授反对妇女主义的这个课。课的内容由黄定慧证实了是说服这些女同志不要独身，这也可以理解，有这么多男的在革命阵营里，好不容易来了几个女的还想独身，那怎么好。这是我能找到的第一份资料来说明党内压制了社会性别议题，以革命的、阶级的话题来压制社会性别的议题的证据，后来当然更多了。
从黄定慧的口述可以看出当时妇女部领导的妇女运动干得轰轰烈烈的，还可以看出国共两党领导的妇女运动跟独立女权运动的关系。当然在每一个阐释中我用的不光是对她们的口述材料的分析，还用了大量的史料，因为口述讲的是个人的经历，与此同时在个人的背后发生了一大串的事情，有史料记载，文本的也引进来分析了。比如，国共两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叫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词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为了界定与女权运动的区分而产生的。开始是陈独秀就讲女权运动的，李大钊也是讲女权运动的，国共两党为了要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时候就开始了排斥和重新界定这个词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希望所有女权组织的人都参加革命阵营，你不参加的就是狭隘的、资产阶级的、西方的女权主义者。这个定义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是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出现时就出现的词，也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在与女权主义发生冲突时，也需要把女权主义力量招过来的时候就用了这样一个排斥、重新界定的方式。但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用的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中国共产党加了一个“西方的”。这两者是有渊源关系的，象向警予这样使用这类词的人，她是在法国留学的，跟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有直接的联系，是照搬过来的。总之，在这个革命过程中，一方面是完全吸收了女权主义的内容，这使好多妇女都能积极的参与，有吸引力，同时也把那些坚持关注妇女问题的组织排斥了，但这个排斥在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有力的，因为共产党本身是那么小的一个组织，发表这些观点的刊物都是油印的小刊物，所以在国统区的影响不可能大。 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总之我对访谈中出现的关键词及其使用方式是非常关注的，这些关键词作为线索使我看到了大的历史脉络，看到了关键词在建构中国女性主体身分中的作用。另外，国内外对新女性的理解是从文学中的描述中理解的，包括五四时期对于女性的描述，包括男性的写作。如《伤逝》中子君的形象，很多人都有很深的印象。国外有些人说五四新女性是没有前途的，尽管她们已经觉醒。从文学中的表述来看，女性都没有出路，包括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即使是自由恋爱，进入婚姻的圈子中以后，还是没有前途的。
但是我跟实际中的历史上的新女性接触以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前途不是在男性的想象中的，是这些女人自己开创出来的，她们开创了非常了不起的业绩。这些是任何文学著作中都没有表现的，这又是口述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解构、颠覆很多建构起来的文本。
当然，口述史也是一种建构，但这是口述者本人主体的建构，不是其他人的再表现，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缺乏对他人再表现的警觉性，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文本，他人想象的建构、再表现是我们要解构的，颠覆的，不应盲目地接受。这种解构、颠覆靠访谈当时历史的主体的人。包括今天下午谈到的毛泽东时期的女性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仅仅从文革以后的大量的文学文本的再表现来理解那代人的经历呢，还是也需要通过实际的访谈来理解那代人的经历？我就说到这里。
Title :我要听妈妈的话
Author :何登选
Issue : 总第 157期
Provenance :《解放日报》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只要他愿意，也许300万法郎睡手可得。还有洋房轿车，还有自他特赦之日起每月2万5千法郎的津贴。
然而，去年的11月18日，薛耕莘离开居留15个月的法国，两手空空回到沪西的旧宅。
难道300万法郎不起眼?这对月俸3位数的薛老来说，300万法郎无疑是串天文数
!可是不要。不能要。90岁的薛耕莘说：“我要听妈妈的话。”
就在薛老赴法探亲期间，1993年3月9日《欧洲时报》以《马黎一奇人》为题，记述了这位旧上海法租界特级督察长奇特的生涯-
按帮会排座，他的辈分当在杜月笙之上；
大汉奸汪精卫查缉的国民党政府重要档案，他藏匿了数年；
他接济过中共地下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李克农；
他受命于宋庆龄，保护过中共江苏省委的一笔巨款；
是他透露出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使周恩来及时虎口脱险；
他曾拒绝蒋介石任命的台湾高雄市警察局长之职；
他曾放弃月薪4.5万港元的香港副部长空缺……
荣辱炎凉，世事沧桑。90岁，又突然面对300万法郎。在法的友人们婉言相劝：只要他加入法国籍；只要他详述在大陆的囹圄之灾。
拒绝。“我要听妈妈的话。”薛耕莘义无返顾。
薛耕莘1904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是英办纱厂的部门主任，母亲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
5岁就没了父亲。
13岁那年，母亲病危，一份急电，把正在比利时读书的他召回上海。
病床前，他嚎啕大哭。母亲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孩子也只有这么一个亲人，本该相依为命，此时此刻，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
“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你爸爸的祖国。不要受你舅舅影响加入英国籍。中国是个有高度文明的古国，将来一定有希望。”母亲断断续续地说完，撇下了他。
在比利时整4年，4年没谋母亲面。这一面只有5分钟。5分钟够短的，不过，母亲还是留下了话--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也是诀别前的最后一句话
恍惚中的薛耕莘掂量母亲的临终遗嘱。
“我要听妈妈的话!”掂量了一辈子的他，至今如是说。
26岁那年他步入上海，入法租界巡捕房，开始了漫长的警员生涯。
抗日战争胜利后，凭藉着法租界的根基，又出任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局长，直至上海行动总指挥特警组组长。
上海解放之初，担任民盟淮海路支部委员的薛耕莘赴香港，采购当时被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物资。
在港的日子里，他风闻大陆正开展清除旧社会残渣余孽的运动，心里不免七上八下。旧友为他办理了法国特别护照批准书，亲戚为他申请了定居香港手续。某香港政要许诺他港府政治部副部长空缺。
春风拂面，祖国气象万千。薛耕莘回到上海。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决：“薛耕莘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罪大恶极，本应处死，姑念该犯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
薛耕莘服刑了。
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后又到了内蒙，25年后在太原遇赦。
当年政府“姑念其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曾对薛耕莘“罪减一等”，网开一面。
薛耕莘何功之有?
抗战时，他曾安全转移5000抗日战士。
解放前，他曾收养中共地下工作者方女士的孤儿。
沦陷后，他曾掩护上演爱国话剧《文天祥》、《岳飞》、《正气歌》。
他曾多次送出情报，使民盟上海执行部和上海市支部免遭围捕。
薛就职所在的上海法租界几经扩张，到了三四十年代，已占地2千多亩，偌大的地盘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对出没其间的我党地下组织，来自各方的情报和掩护，显得尤其重要。
1934年，宋庆龄曾请求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一笔27万元的款子。
薛和查缉股长席能得悉，迅速赶往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上的一所民宅。几乎在他们找到这笔款子的同时，特务便衣也赶到了。原来，中共江苏省委财务负责人的住处已为淞沪警备司令部获悉。
为此，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秦邦宪三次约见了他。对他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帮助了共产党，表示“我们不会忘记你的”谢意。
有件事，薛老至今引以自豪。1931年，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危在旦夕。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讲到这桩事：“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也就是黄木兰告诉我：‘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在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10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6个手指头，60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11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
和黄定慧一起在咖啡馆的那个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是薛的同学，名叫曹炳生。向忠发的叛变，则是薛耕莘告诉他的。
据薛老回忆，那一天他看见王朝槐（上海军统行动队队长）、杨凤歧（军统行动队督察长）和向忠发鬼鬼崇崇地嘀咕着什么，预感到他们要有行动。就马上找到曹炳生，将向忠发他们可能去抓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透露给了曹，并要曹赶快把这消息传出去。
周恩来及时躲避了向忠发的出卖。薛耕莘功不可没。
半个世纪过去，弹指间……
1975年12月，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特赦战犯。次年的2月，薛耕莘回到上海与阔别25年的家人团聚。
“文革”结束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几年后，薛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1990年起，根据薛耕莘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的历史，政府给予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
这回薛赴法探亲，新闻界闻讯扑来。这位“沪上名宿”即刻成了“巴黎奇人”。
有人以为他此去杳如黄鹤再也不会飞回来了。其实，他们并不了解薛老的心。
10多年前，欢送特赦人员的会上，当公安部的领导称他们为同志时，薛耕莘老泪纵横，呜呜地哭了起来。
回到人民的怀抱，是他企盼已久的向往。
1986年，法国总统府办公室特派员德佩雷邀他旅居法国，他婉言谢绝。
在巴黎，《欧洲日报》记者开门见山：“在大陆坐了25年的牢狱你有何想法?对中国未来的前途有何评述?”
薛耕莘坦言相告：“我吃官司不怨谁不恨谁。国民党不是也抓我坐过牢吗?我看中国的前途，团结就是力量。第一次国共合作，打败了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赢得了抗日的胜利。还希望国民党正视现实，与共产党再次合作，为振兴中华民族诚心诚意地做一些工作。”
在法国，每天电话络绎不绝，每天都有朋友找上门来。有叙旧的，有挽留他的。还有14个人私下里达成为薛老上访法国政府的“默契”……
操作似乎并不繁杂：据法律某条某款规定，只要薛老写个申请，讲清楚在上海法租界供职期的功绩及以后由此遭受的磨难。一旦获准，可得300万法郎和特赦后每月2.5万法郎津贴。前提是，必须加入法国籍。
想不想那“300万”?薛老确实曾为了钱而费煞心机。
开释回沪后，最初的两年里，全靠了在里委做工作的妻子，每月挣回36元。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在民政局的过问下，1977年起，薛老每月拿18元的津贴。硬是把身体拖垮了。
二十几年来，愧疚与自责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他曾对天发誓：“如果天不绝我，我定倍加爱护家人。”妻子病倒后，他里里外外伺候。大热天，病榻上的妻子无意中说想吃口西瓜。70多岁的他背70多斤的瓜，爬上楼来，一勺勺地喂。他说：“我自己没舍得尝一块呀!”
薛老想到了替人翻译法文资料。这一干就没歇过手，每天伏案到凌晨二三点钟。
300万法郎就撂了吗?
不要，不能要！
妈妈说的。
岳阳路上狭小的居室里，薛老言犹未尽。“我想办个学校，用我在法国出版《冒险家乐园》一书的稿费。中国振兴首先是教育的振兴。”
还有一件事，耿耿于怀。
巴西有位华侨，解放前到上海时，薛老曾经难中相助。这位华侨现已是拥有数十亿资产的巨商。前不久曾捎信想与薛老晤面。薛老灵机萌动，定要他挪个几亿投到浦东。“一有确信，我要去趟巴西。”
90岁的薛老还要远行。
90岁的薛老还是记着妈妈的话。
邓小平去过香港吗？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6-1-8 08:48我是指踏上香港的土地提问者： dapeng95 - 试用期 一级 最佳答案邓小平生前曾表示过他的一个心愿：他要在1997年，大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踏上这块祖国的土地。就此，许多读者还以为邓小平从未去过香港。其实，据有关史料记载，邓小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先后5次到过香港。
第一次是1920年9月11日，年仅16岁的邓小平，与83名四川同学在上海港登上了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船共有90名中国学生，其他几名为浙江籍。从四川来的84名学生中，贷费生46名，自费生38名，邓小平为自费生，当时名为邓希贤。
“9月14日，船抵香港泊一天，此地背山面海、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此地贸易的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却完全属于英国的了。英人得此地之后，订立许多束缚华人的条例，近已成为沿海最繁华、最紧要的商埠了。
第二次是1929年7月到8月间，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际。邓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上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赶赴广西。
邓小平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当时南方局机关设在香港，负责广东、广西两省的工作。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聂荣臻任广东省军委书记。贺昌和夫人黄木兰（定慧）、聂荣臻和夫人张瑞华两对夫妇就住在香港跑马地凤凰台附近。据黄定慧回忆，邓小平到香港后住在一个旅馆里，还到贺、聂住的地方去过一次，主要是与贺昌、聂荣臻一起谈广西的工作。
第三次是1930年1月，邓小平奉命去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他再次途经香港回到上海。邓小平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望他的妻子张锡瑗。此时张锡瑗正在上海的宝隆医院里，准备生孩子。但是谁也没想到孩子难产。好不容易将孩子生下来，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那时她虽然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却很差，邓小平在医院里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不幸的是，几天之后，张锡瑗就去世了。没过几天，孩子也夭折了。
张锡瑗的死，令邓小平十分悲痛，但他并没有在上海多耽搁几天，由于时间较紧，他连妻子的后事还未料理完毕，便匆匆地赶回广西。
第四次是1930年1月底，当邓小平又取道香港回广西时，他通过中共中央当时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了正在香港建秘密电台的李强，并向李强询问了到广西后如何与上海党中央用无线电联络的有关事宜。据李强的回忆：那时，邓小平谈到托他代为埋葬夫人的事。
第五次是1931年2月，邓小平回到广西后，当时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多次受到国民党破坏，领导、地址、人员变更频繁，致使他一直没能和中央取得联系。当他率领红七军到达江西后，邓小平再赴上海向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他化装成一个买山货的商人，由江西行委派一个交通员随行，一路步行，经粤赣交界处的大瘐岭，到达广东的南雄县。当时南雄有中央的一个主要交通站，邓小平在交通站住了一夜后，即由当地党组织派另一个广东交通员，带领他步行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在广州，他先住在一家旅馆里，待交通员买到了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当晚就由广州赶到香港，并很快由香港坐船到上海。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深情地写道：“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退休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稍事轻松一下了。他曾说过，退休就要真正的退休。我们也真心希望他度过一个幸福、安详的晚年，希望他健康、长寿。但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他要踏上祖国的这块土地。他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摘自《云南日报》田柏强／文）
鲁迅与我七十年[作者: 周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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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母亲与中华女中】
第六十九章 母亲与中华女中
孤岛时期，上海妇女界成立难民救济会，母亲任会长，同时还担任中华女中的校长。她为这个学校聘请了许多有渊博学识和教学经验的老师，学校的教学受到广大学生欢迎。１９３９年大汉奸汪精卫准备在沦陷区粉墨登场，敌伪加紧向教育界下手，上海的形势日渐恶化。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这个抗日救亡思想的培育阵地——中华女中自然也受到威胁。母亲作为校长，收到几封恐吓信，并被便衣特务跟踪盯梢。这样，母亲的行动只能缩减，许多地方避免前往，以防牵连友人。凡遇必要的外出，临行总要对我再三嘱咐，使得幼稚的我也敏感地产生焦躁和不安心情。
朋友们担心敌人有加害母亲的迹象，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她尽快撤出学校。这段经历，曾有文章回忆到。在学校的校务扩大会议上，母亲宣布：“学校保不牢，有人要来接管，我也要离开学校了。”蔡夏莹等老师也在会上讲话，情绪激动。移交前，为了避免后患，母亲、蒯斯曛老师与学生曹贞华，一同在宿舍里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以免有什么“把柄”遗留下来发生意外。母亲还和学生开了告别会，叮嘱说：“要做坚持真理的人，要坚持斗争；最后胜利必属我们，我们后会有期……”
师生们相对而泣，挥泪而别。
在母亲留存的资料里，有一份当年中华女子学校解散的“让渡费”账单，从中可以看出母亲支撑这所学校之不易。学校的经济长期处于困境之中，教职员工半年、一年发不出薪俸，甚至连必要的粉刷墙壁的６０元钱，还要靠教员借助。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时期母亲为学校曾向一位“王先生”筹借过两笔款子。我记得母亲带着我去拜访她的情景。寒暄过后，王先生很自豪地带领我们到后院，欣赏她饲养的猛犬。只见院内有将近十个铁栅笼分布四周，笼子上都是手指粗的铁栅。每个笼里养一条、几条不等。
这位“王先生”莫非就是当时上海抗日妇女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黄定慧女士？为此我拜访了梅益同志。梅益老已经８０多岁，但他的记忆极佳，不假思索就把我的问题回答了。不错，这“王先生”就是黄定慧女士。他说：在北京能够比较了解黄定慧的，恐怕我是惟一的人了。
梅益老告诉我，黄定慧的丈夫叫陈志皋，他是律师，又是做银行业的。抗日前就经商，一直颇具经济实力。陈志皋还是《译报》董事会的主任，黄定慧任董事长和经理。梅益同志当时具体负责这个刊物，而钱是他们出的。因此他与这对夫妇之间有着工作关系。
还有一个“互济会”，是专门暗中营救被捕革命志士、共产党员的，做了很多工作，可称之为政治性的慈善机构。黄定慧也参与其事。黄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大革命时代在武汉，她就担任妇女部长，可见是位很活跃很能干的女将。
那时上海有一批“难民收容所”，其任务是帮助流亡的难民，由赵朴初负责。
黄定慧到了上海，也参加这件事，为它四处奔走筹集经费。因为大量难民的进出流动，需要供应伙食、衣物、路费，耗资甚巨。到了１９３８年，黄定慧开办的钱庄因经营发生困难而关闭，生活拮据，便去香港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又帮助潘汉年做地下情报工作。
黄定慧还是一位才女，８０多高龄了还在写自传。近年兴之所至，还经常写写诗词，每有所得总会寄给梅益老看看。听了梅益老的介绍，我不禁对黄定慧先生肃然起敬了。
1993年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首次披露了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书中提到了“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随着书的出版，黄定慧的名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黄定慧，是何许人也？在向忠发叛变事件中，她是什么身份？做了什么？今天我们请来曾经采访过黄定慧女士的作家吴基民先生，讲述在1931年血雨腥风的上海，黄定慧如何周旋于江湖，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脱离险境。
百岁名人黄定慧 捐赠文物为国家
www.znol.com.cn 2006-12-26 9:30:48 浙江在线浙南频道
增大字体浙江在线杭州12月25日讯 百岁老人黄定慧(黄慕兰)今天在自己的家中向浙江省博物馆捐赠了自己祖传的一副清代陈阁老的字，以及难得一见的一石有九朵的菊花石。这也是黄定慧老人在迎100岁到来时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据浙江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副陈阁老的字具有很高的文物收藏价值，再加上是当年黄定慧老人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挂在自己客厅里的物件,在百岁的时候捐赠给国家就显得更为珍贵了。
黄定慧(黄慕兰)老人简介：1926年，年仅19岁的黄定慧(黄慕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一直从事着地下工作，并多次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党中央的领导。黄定慧(黄慕兰)老人有着“沪上奇女子”的称号。
健谈的黄定慧(黄慕兰)老人
黄定慧(黄慕兰)老人介绍捐赠物的历史情况
接受浙江博物馆的收藏证书
黄定慧(黄慕兰)老人介绍捐赠物的历史情况
黄慕兰：首先“猜出”向忠发叛变革命的奇女子
2005-06-22 14:33:35 党史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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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淑仪，原名黄彰定，又改名黄慕兰，现名黄定慧。1926年她年仅19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还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长得漂亮，眼睛很大的她，在1931年6月，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敌人逮捕后叛变，出卖了周恩来同志时，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于是与潘汉年一起，及时报告了周恩来。这才没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那么，黄淑仪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
密报向忠发被捕叛变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一辆汽车开到了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将居住在那儿的青年女子黄淑仪接走了。来者是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此时陈志皋与黄淑仪正在热恋之中。
黄淑仪，原名黄彰定，又改名黄慕兰，现名黄定慧。1926年她年仅19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她人长的很漂亮，眼睛很大，现在她90多岁了依然很有风度。1927年“三八妇女节”，黄淑仪与宛希俨登报结婚。宛希俨是1922年入党的中共早期活动家，1928年在赣南领导吉安暴动时牺牲。黄淑仪来到了上海，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同时结识了贺昌，不久两人相爱，又秘密结成了夫妇。1931年春天，贺昌奉地下党中央的指示到井冈山工作，以后担任了中央红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牺牲。黄淑仪原来是想和贺昌一道上井冈山的，但周恩来另有打算，他让黄淑仪担任了互济会特别营救部的部长，对外瞒去了她与贺昌秘密结婚这一段历史，以宛希俨的遗孀、脱党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并结识了大律师陈志皋。
陈志皋原来是准备请黄淑仪去看电影的，因时间尚早，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陈志皋连忙起身，招呼曹炳生入座，并将黄淑仪介绍给他。曹炳生边喝咖啡，边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谈笑风生，一杯咖啡没喝完，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淑仪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淑仪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淑仪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被租界当局抓住后叛变的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为了安全，临走以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叛变了……
再说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周恩来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又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
一个星期以后，潘汉年和赵容（康生）驱车来到了黄淑仪的住所，将她接到了外滩一幢大楼内的花纱布交易所。穿过大厅，走近内室，只见一个人正凝视着窗外黄浦江百舸争流的景色……他便是周恩来。六七十年过去了，一直到现在黄淑仪依然记着周恩来最后对她说的那句话：“你们是党的奇兵，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智救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联工作的关向应在闸北他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
关向应被捕，当时负责中共地下党保卫工作的顾顺章正在汉口，因而并不知晓。4月21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他不仅供出了中共地下党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以及领导人的地址，还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一一指认了出来。情况非常危急，周恩来找到黄淑仪，要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黄淑仪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师、她的密友陈志皋提出，要求会会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
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当他在自己家中见到黄淑仪后，平时沉默寡言的陈其寿对她非常满意，主动提出要收她为“过房女儿”，并要她担任自己几个女儿的家庭教师。
一来一往，黄淑仪和陈其寿谈得非常投缘，于是陈志皋便向父亲提出了请求，说是黄小姐有一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了进去，现关在龙华监狱，是否能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陈其寿让陈志皋出面请龙华监狱的典狱长到陈家吃饭，同时将黄淑仪也叫了来。就在饭桌上，陈其寿将这件事讲了，并在介绍黄淑仪的身份时，称她为自己的“过房女儿”。典狱长将放人的事一口答应了下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但关向应却并未放出。这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发的叛变。好在他还没来得及把关向应招出来，就被蒋介石枪毙了。虽说有惊无险，但周恩来心急如焚，再次要黄淑仪加紧办理。黄淑仪又一次来到陈其寿家中。陈其寿听说自己干女儿的事迟迟拖着未办，非常生气，于是又把典狱长找了来，典狱长说是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非常了解此人爱好，让陈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于是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淑仪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营救关向应是黄淑仪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作者：吴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