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我反对虚骄的民族主义

自卫是毋庸置疑的，外强中干的大国沙文主义则令人厌恶图·ＣＦＰ

撰稿·贺莉丹（记者） 陆阳阳（实习生）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敏感多变的小学生，那么，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已经是刚长出了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的初中生了。

2009年3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上海寓所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访问。

萧功秦生于陕西，祖籍湖南，这位80年代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著名代表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20世纪中国政治史等。几年前，萧功秦《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一文曾产生广泛影响，他对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为关注。

我们不需要制造敌人

《新民周刊》：最近，一本名叫《中国人不高兴》的书引发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萧功秦：这几天我上网查了一下《中国不高兴》相关网页，几周以来，居然已经达到200多万网页，可见这本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之大。毫无疑问，这本书的作者们鼓吹的其实就是一种高调的、虚骄、激进的民族主义。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小东是我的多年朋友，被这本书点名批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人士中也有我不少朋友，看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了，虽然，我并不同意《中国不高兴》中的许多观点，但作为中国正在发展的多元思想文化中的一种声音，它的存在，以及与其他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至少能够起到思想碰撞的积极作用，对于一个社会或民族来说，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同质化。不同声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思想的相当碰撞与制衡，对于丰富我们民族的思想能力是有正面意义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之间，应该多一点包容心。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它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书名的抢眼(当然作者也不得不为此要付出给部分读者第一眼的负面印象的代价)，也包括精心的商业策划或“炒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力求回答当代中国人如何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处之道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抓住人心，是因为最近30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民族确实比过去强大了，于是，百年屈辱后的中国人有一个应该如何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

《新民周刊》：本书的作者之一宋强称，他更倾向于用“新爱国主义”来界定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此你如何看？

萧功秦：在这本书出版以前，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应性的特点，来自外部世界刺激与压力，会刺激中国人百年来的历史屈辱感与历史的悲情，这种反应型民族主义就会被激活，如果外部世界的刺激消退，这种民族主义反应也会随之消失，例如1999年的“五八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都可以作为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实例。

然而，这本书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不能用我原先的观点来解释了，从总体上说，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比过去要温和多了，尤其是金融风暴以来，西方更有求于中国，各国都显得放低状态，希望与中国友好合作，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与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表现出高调的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很难用反应型来归纳。我认为，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将在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继续存在下去，外国人要学会与中国民间的这种非反应型的民族主义长期相处。

我想，至少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外部压力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压力，理所当然就要制造出这种压力来。如果是这样，那就相当可怕而且危险了。我非常非常希望作者们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比他们更激进的、更“愤青”的人们呢？他们完全可以沿着这一逻辑推论下去，是不是到了那时，作者们说，我们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了呢？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逻辑中，我看到了一种很可怕很危险的东西。它离以强凌弱的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其实已经不远了。

小东兄是在十多年以前就致力于倡导中国民族主义的，我不怀疑他的学术真诚，但如果一位思想者真诚地献身于一种带有危险性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思潮又会把一个刚从百年苦难中获得繁荣的机会的民族，重新引入苦难的深渊，那就来不及了。

也许各位作者朋友会说我把问题讲得太重，他们决没有这样意思，他们只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安逸，但关键是这种民族主义内含的逻辑就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它会放出魔鬼而收不回它。因为，压力是一种强加于你的东西，而“外部选择压”则是你主动要选择的东西，前者产生的反应是自卫，后者导致的结果是向外进攻。而进攻的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就是一回事，不信你把全书读一下，就会感到迎面扑来的是一股外强中干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说它外强，是表面上很有气势，说它中干，因为它除了给愤青们以“精神胜利法”的安慰外，并没有大国的宽厚雍容的文化底气。

应该说，从建国到“四人帮”时代，中国的“外部选择压”比改革开放30年来要大得多，“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充斥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空气中，但中国并没有在那时繁荣强大起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强劳动力一天工分值只有几分钱，还不如母鸡生的半个蛋(每枚一毛一分钱)，相反，中国现在恰恰正处于受“外部选择压”折腾最少的和平发展的时期，中国却以每年10%增长率发展了20年。我们刚刚安逸了几年，“新爱国主义者”们总觉不习惯，总觉得我们折腾得还不够。

刚长出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

《新民周刊》：既然如此，但为什么许多青年人对这种新民族主义表示认同呢？

萧功秦：两年以前，我在法国巴黎参加“中欧论坛”的讨论会，其中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学者谈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什么近年有所上升，他说的一段话对我很有启示，他说，由于中国人百年来长期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 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他们觉得中国崛起了，我们已经有力量了，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可以一吐为快了。

我想，这一对国外中国留学生的心理观察很有启示性，其实，这种心态在国内民间也很普遍，“大凡物不平则鸣”，现在有了条件就要“扬眉吐气”地鸣一鸣。这是人之常情，其实，那些受过屈辱而后来又突然崛起的大国，例如印度民间，现在也有类似的社会心理表现，中国人中这种社会心态，是“不高兴”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不高兴”派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者们，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换言之，当一个社会的这种社会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谁把民族主义的旗帜亮得更高，更鲜明，谁就会获得更多的听众与读者群。

应该说，这种存在于民间的“扬眉吐气”情结与心理，是正常的，自然的，合理的，也是一个国家可以运用的民族主义资源。但如果它被一种错误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所引导，并带着去寻找“选择压”，那就很不妙了。其实，民族主义思潮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情感性与激情性，像一把干柴，很容易被某一极端主义煽动与利用而走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