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序言

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

　　{罗斯和米尔顿} 1976年，一份在日本出版的经济学杂志《东方经济学家》(Oriental Economist)约请罗斯撰写系列文章，介绍她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共同生活。她写了12篇，涵盖了我们到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以前的生活，这些文章于1976年5月至1977年8月之间陆续发表。后来《东方经济学家》征求罗斯的意见，希望能将这些文章集结成书，用日文与英文出版。罗斯同意他们出版日文版，但是没有同意出版英文版，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想好，我们两人要合写一个更为完整的版本—你现在看到的这本回忆录，就是我们酝酿已久的更为完整的版本。

　　尽管朋友再三催促，我们还是不断地推迟撰写回忆录，因为其他事情似乎更急切。

　　直到我们年至耄耋，才着手去完成罗斯已经开始的工作，结果却因健康原因，又被迫耽误了近两年时间。总而言之，完成回忆录所花费的时间比我们预期的要长得多。

　　决定撰写回忆录，难免有自我吹嘘之嫌。其实我们引以为豪的，只不过是我们有幸经历并参与了从大萧条到柏林墙倒塌以来的许多重大的事件与变迁，而这些事件与变迁则形成了我们国家和这个世界逾半个世纪的历史。

　　我们尽量避免写成一个对历史的学术性概览，也尽量避免在此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抑或表述我们的哲学观点—这些内容在我们的许多专著与文章中已经着墨颇多。我们的目的是写一本关于我们的生活与经历的个人记录。

　　我们两人都是移民的子女，而罗斯本人就是移民，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同龄人中是非常典型的，但我们的下一代已不再如此，因为“民族熔炉”的同化作用逐渐被多元化文化所取代，奋进自强的个人主义逐渐被福利国家中的安逸心态所取代。

　　我们两人都是大学毕业后又进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我们各自从北美大陆的两端来到同一所研究生院。6年后我们结婚，这时我们已分别开始了作为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我们幸运地拥有长久而美满的婚姻，至今已经相濡以沫地在一起生活了59年，有着两个出色的子女，4个孙辈，还拥有有所作为的职业生涯，其中的多数时间我们是合作者。

　　我们是两个幸运的人。纯属幸运—罗斯的母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3个月，把她带到美国，再晚3个月的话，她就可能不会来美国。纯属幸运—她的哥哥阿伦进了芝加哥大学，并把她带到那里。纯属幸运—霍默·琼斯是米尔顿在罗杰斯(Rutgers)的老师，这使他有可能去芝加哥。所有这些幸运使我们走到一起，让我们有了丰富多彩的共同生活。

　　虽然我们两人受的都是经济学教育，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从来都不是竞争者。罗斯一次又一次地被问及我们长久而幸福的婚姻的“秘诀”，每到这时她总是回答：“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是性格和品位各自不同，我们总是努力适应对方。宽容是家庭生活成功的秘诀，一如它是在社会走向成功的秘诀。”

　　撰写此书时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起初是想要以“我们”来写，但是发现这样会失去双方的个性，因此，更合适的方式，是恢复行文中的“我”。

　　{罗斯}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哥哥阿伦，他在最本质意义上决定了我的好命运。如果他没有为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创造机会，后面的故事就不会展开。在我的一生中，他始终是位贵人，总是在我需要帮助时出现。就在写这本回忆录时，他还提供了与我幼年生活相关的一些已经被我遗忘的细节—当时我太小，不可能记得。

　　我的父母在幼年给我的关爱及养育，在当今的许多家庭，不幸已所剩无几。虽然当时家里的物质资源有限，但是他们从不拒绝慷慨地帮助子女。虽然他们并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但是他们绝不愚昧无知，总是尽力鼓励子女的学习热情。

　　我的姐姐贝基比我大6岁，她从来没有遇到过阿伦为我提供的机会，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完整的人生(她在1985年去世)。但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相反她总是与我同甘共苦，仿佛我的甘苦就是她自己的甘苦。

　　多萝西·布雷迪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也是一位总在我需要时出现的贵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了永远不能弥合的失落。

　　阿瑟·伯恩斯从我们认识起就成为我最好的朋友，而且在我需要帮助时从未使我失望过。

　　{米尔顿}我最感激的人除了我的父母就是阿瑟·伯恩斯，他是我在罗杰斯大学的老师，从此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和我成年后大多数时间中的精神父亲(我的生父在我15岁时去世)。

　　霍默·琼斯是我在罗杰斯在学的另一位老师，是他介绍我进了芝加哥学院，使我有可能在芝加哥读研究生。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头一年无疑是我一生中在学业上最富于激励性的时光，这主要应归功于我的同学们。

　　{罗斯与米尔顿}我们生活中有许多重要的人，如老师、私人朋友、同学、学术同行、公共政策事业中的同事，及许多其他方面的人，我们不愿在此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是因为担心可能漏掉许多其他的人。许多人的名字会在后面的故事中出现。

　　但是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些在撰写这本书时给过我们直接帮助的人。比尔·乔瓦诺维奇和比尔·彼德森不断地催促我们写这本书。比尔·乔瓦诺维奇读了本书一些先完成的章节，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的玛丽安娜·李也读了同样的章节，正是她建议使用“我”的口气来写。戈顿·圣安吉罗在为莉莉基金会工作期间，为我们安排了一笔恰当的资助，使我们能获得帮助以整理一生积累起来的文件。利诺尔·麦克拉肯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长期担任米尔顿秘书的格罗瑞亚·瓦伦丁不仅为本书的多版文稿打字，其数量超出我们的预期，其间他还提出了许多改进文稿的建议，甚至还在图书馆与档案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一系列细节问题的可靠答案。我们的儿子戴维也阅读了全部文稿，并慷慨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在《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的同事鲍勃·奇特斯特、迈克尔·莱瑟姆和艾本·威尔逊，都阅读了相关章节，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从他们的存档文件中提取的原始材料。盖尔·约翰逊和布鲁斯·考德威尔阅读了最后一稿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们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帮助，给予我们帮助的有：佩内洛普·凯瑟利安、朱丽·塔纳、萨拉·利奥波德、佩里·卡特赖特，特别是布鲁斯·杨，他是出版社退休的编辑部主任，他担任了最后文稿的编辑，此外还有一些不知道姓名的人，我们也要在此并表示感谢。

　　{米尔顿}我的职业是专业经济学家。除了一本书(《消费函数理论》)外，罗斯在我的这部分工作中都是仅次于我的角色，阅读、评论我写的所有的东西，但不是主要作者。

　　我的副业是公共政策，在这个领域内，罗斯和我是平起平坐的合作者，即使是那些以我的名字发表的著作，如《新闻周刊》上的专栏，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