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杜启康：趣 话 会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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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话 会 馆
北京是历朝古都，近几百年来，各省在京先后设立的各级会馆达几百所之多。会馆首创于何年何代，一时难有确切定论，但一般认为它始于明代中叶，而以清乾隆、嘉庆两朝为最盛。明代的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说：“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靖）、隆
（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
（一）会馆知多少
为了自身安全和社会稳定，清政府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族采取既利用又戒备的态度。清廷制定有禁止旗人经商、满汉通婚、在内城喧嚣的规定，限令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以防混杂。所以，当清朝定都北京后，便逐渐把城内的会馆废除，责令各省的会馆一律集中建于城南的崇文、宣武门一带的商业区。
会馆的设立，与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的发展和经济繁荣有着密切关系。每隔三年，全国的举人就要在京城举行一次会试，待贡院放榜后，榜上有名者还要参加一次殿试。此时，各省的举人便云集京城，一展身手。这时候，京城的一些商户就会趁机向他们出租单间客房，供他们食宿，称之为“状元吉寓”。因租金昂贵，一般贫寒之士难以承受。科举考试落榜者总是大多数，他们在3年后还要报考，车马舟楫，长途跋涉，往往要走上半年才能到达京城。如果留在京城等待下科考试，又苦于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供栖身，他们迫切期望在北京能找到一个既方便、又有乡谊照应的住处，于是，各地在京设立的类似招待所的同乡会便应运而生了。
清康熙、乾隆两朝比较兴盛稳定，各省奉命来京修书的大批文人到达后，便在相应的会馆找到一个安定的居宿之地。也有一些小京官，他们薪俸微薄，暂时无力购置房舍，也要住在会馆里。
另一种会馆属于商务性质的，各地在北京经商的单身客商，他们既需要有地方寄居，也为了商业上联络感情和客户往来的方便，或者是为维护自身利益，以防在同业竞争中受到排挤倾轧，也各自按地区按行业成立相应的会馆、公所。如明代中叶就有山西客商创建的颜料会馆，浙东药材商的四明会馆，清代中期出现的安徽茶、漆商的歙县会馆，绍兴银号商人的银号会馆和福建的纸业会馆等，其中颇有名气的、建筑华丽的、兼营南北货运贸易的广东会馆（即当时声誉甚隆的“仙城会馆”）。其实，这种会馆是一种行帮性质的社团组织，在当时又称“行馆”。
会馆的兴建，一般由本省或本县有名望、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官吏带头发起，然后联络在京的文武官员、士绅和有财力的商号筹建设立的。所以，会馆属于本邑同乡的公产，也是本邑同乡的一种公益事业。会馆成立后，往往推举同乡中资深的、有脸面的人主持馆务。会馆有省一级的，如全浙会馆、湖广会馆；有府一级的，如绍兴会馆、潮州会馆；有县一级的，如南海会馆、宣城会馆等。但无论哪一级会馆，都是由地方人士共同出资在京购买房产设立的。因而各省会馆的有无和规模的大小，均视该地区旅居京师的官吏多少、政治力量的大小和财力的丰薄而定，各地并不平衡，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设立会馆。
会馆的规模也相当悬殊，大的有三四层院落，深邃轩敞，古木苍郁，境地清幽，有花厅，有回廊，有祭祖的乡贤祠，还有供文人墨客赋诗作文的厅堂，有举行喜庆活动和演戏的大戏台，甚至豪华的还有花园、池塘、山石、亭榭等景色；而小的会馆只是一座很不起眼的、类似普通民居的小四合院，残破而简陋。
一些会馆在初建时或在重修时，把各捐款者的姓名和款额以及设立会馆的缘由刻在石碑上，镶嵌在大门边的墙上，以示纪念。解放后，这些石碑在某些会馆（如福建会馆）尚能见到。碑石上的字迹虽已模糊难以辨认，但仍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
设立会馆，置地兴建的只是少数，大多数是购买名人旧宅而改建翻修的，它们与历史
上许多名人志士和历史事件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
1912年5月5日傍晚，鲁迅来到北京，住在骡马市的长发客栈，第二天上午，即搬进绍兴会馆的“藤花馆”，他在绍兴会馆一住就是7年多（在“藤花馆”住了4年后，因嫌邻居喧闹和不耐臭虫叮扰，遂迁往“补树书屋”），直至后来以3500元的价格购得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宅院后，才于1919年11月12日迁出会馆。在会馆的7年中，鲁迅曾一度与许寿裳毗邻而居，他每天抄写碑帖，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如《狂人日记》、《孔乙己》等都是在绍兴会馆写成的。
虎坊桥的湖广会馆是湖南、湖北两省的会馆，它原是明万历年间张居正的私邸，后来张居正捐出私邸，修成全楚会馆。但全楚会馆在清初时又再次成为私宅。清乾隆年间，又成为纪晓岚的居室（他的另一居室即今天的晋阳饭庄，同在虎坊桥）。清嘉庆十二年（1807），由长沙刘云房相国和李秉和少宰一起创议，公建为湖广会馆，它规模宏大、建筑华美，为诸多会馆所不及。道光年间又在此修建了大戏台，名伶潭鑫培、田桂凤在这里演出过堂会戏，影响甚大。1912年夏，大野心家袁世凯为麻痹革命党人，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到北京后，曾三度莅临湖广会馆：在此接受革命党人对他的欢迎仪式；在此对3000多名学界人士发表三民主义的演说；在此召开（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党等5党合并组成）国民党成立大会。
广东有些会馆亦颇有名，原先的广东会馆位于广渠门内，明末名将袁崇焕被人诬陷，清廷将他杀害并弃尸荒野，无人敢收埋忠骸。袁崇焕从家乡带来的佘姓亲随，于黑夜冒险将其头颅偷回，悄悄埋于广东会馆的后院，佘义士日夜看守这座没有坟墓的“袁墓”。后来，北京的广东同乡把广东会馆迁至打磨厂，将此处改为广东义园。
康有为几度到北京，都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内的汗漫舫（因房形似小船，故名。后康有为又名其室为“七树堂”）。他两次来京应试都住在这里，后来参加维新活动也居住在这里，并在此成立了“强学会”。他的胞弟康广仁在戊戌政变时也住在这里，且在南海会馆被捕。南海会馆至今犹在，政府拨款几经修整，现为国家保护的文物单位。珠朝街的中山会馆（原称香山会馆），曾接待过孙中山和他的原配卢夫人。中山会馆是一座十分优美的、幽静的田园。据说，中山会馆在辛亥革命后，是革命青年经常集会活动的场所。解放前，每逢中山先生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广东同乡都会聚集于此，举行纪念活动。
江西会馆的规模也很大，馆内有大戏楼，袁寒云、俞平伯等人在此演出过昆曲。1916年蔡锷去世和1923年名画家陈师曾去世，都先后借用江西会馆举行公祭大会。
1919年，毛泽东来京，就住在烂缦胡同的湖南湘乡会馆，并在此召开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1917年，李大钊也在湘乡会馆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陈独秀、蔡元培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戊戍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北京也住在浏阳会馆，且颜其室为
“莽苍苍斋”。1898年，维新政变失败后，谭嗣同就是在浏阳会馆被清兵逮捕的。
奉天会馆的房舍原是光绪年间奉天将军增琪的私宅，增琪是清末在东北时招抚张作霖的重臣，有恩于张作霖。民国北洋时期，张作霖一度在北京执政，对增琪亦多有馈赠。后来，他要离京赴天津定居，便将这座私宅送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东北人，他看到各省在京师都有会馆，独东北三省没有，乃将此大宅作为奉天会馆。解放后，几经变迁，原址已改建为西单剧场。
(三)会馆不爱女人
会馆中有不少单身客房,供来京应试的举子居住,即使考不中,仍然可以继续住下去,住多久不会受到限制。会馆不收房租,每天供应开水，但不管伙食，每天三餐自己解决。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每天就在附近的小饭馆包饭，有时客人来访，便到近处的广和居饭庄，或让饭庄送来饭菜，在住室里吃。
会馆有一条规定是最重要的，也是很严格的，就是不准女性入住，不许带家眷；如果家眷来京，或是要在北京结婚，就必须另找住房。如果违反规定，就会遭到会馆人员的围攻和指责。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妇女没有地位，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把妇女看作祸水。住在会馆里的都是单身汉，寂寞时，可以公开去逛“红灯区”，谁也不会干涉。
会馆不准女性入住的规定，在民国初期还是严格的，如鲁迅在绍兴会馆时，正逢张勋复辟，在兵荒马乱中，有个绍兴人带着女人因躲兵祸在会馆住了一晚，此事为他人所觉察，酿成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件事鲁迅曾写在他的作品里。晚清李宝嘉在《南亭笔记》中也写到某住客饰婢为童住进锡金会馆，引起全馆大哗。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这种规矩便渐见松弛了。
（四）有钱好办事
会馆分县、府、省三级。省馆不居住人，只作为在京本邑同乡中的上层人士聚会的场所。当然，同乡中如有婚丧吉庆等需要的，也可以临时借用。会馆本身的房产叫主产，其它房产为附产。附产的来源很多：一是科考新贵所馈赠的财物；二是一些当京官的本邑同乡，暮年归里时，出于种种考虑，将自已的房产委托会馆照管，而天长日久便成了会馆的附产了；还有是本邑同乡中的一些世商，临老返乡时，也会把一些不动产赠送给会馆，而这些不动产往往是坐落在通衢大道上的铺面房。有了这些附产，会馆便可出租，从而增加会馆的收入。
会馆有了比较丰厚的收入，除会馆日常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惠及同乡。除举行团拜聚会、祭祀神明和乡贤外，或举办宴席与同乡共享用，或请戏班演戏同观看，或部分上交作为省馆经费、修补房屋和建设义园之用。但很大一部分将作为接济同乡，如资助生活贫困者、家有丧事而无力殓葬的、乡人返里而缺少旅费的……所以，会馆也兼有同乡会的福利职能。
会馆的管理人员完全是义务性的，采取值年制，任期一到三年不等，期满时向继任者移交。会馆中平时一般只有二三名管理人员，叫“长班”，这是沿用封建衙役的称谓。当了“长班”自然就在京安家了，他们的后人也大多世袭以“长班”为业。“长班”就是工友，专司挑水、打扫、传达、打更等勤杂，平时也替住馆的头面人物服务。他们工资微薄，通常只够糊口，即使有些年节赏钱和平时的小费补贴，生活仍然比较拮据。
（五）会馆的命运
会馆 主要是为来京的举子而设，所以，每逢考期，会馆熈来攘往，热闹非凡。但一待放榜之后，人们便先后离去，客房便腾空了，会馆也就冷清了许多。这些空房就会被在京城的同乡，及一些在京生活困难的无处栖身的所享用。他们一直会住到下一科会考之前，因为会馆要腾空房舍，接待来京参加会考的举人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处于内外交困的清廷迫于形势，宣布实行废科举、兴新学的新政，自此，在中国延续了1000多年的以科举取士的制度便成绝响。虽然会馆中少了3年一度来京赶考的举子入住，但由于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仍设在北京，各地的学子仍要来京深造，他们依旧在会馆留宿。民国成立后，原来晚清的旧京官员摇身一变，又成了北洋政府中的中上级官员，各地的投机政客、军人和一些谋职者也相继来京攀附，按旧习仍在会馆寄宿，所以，会馆并不失往日的热闹。
1928年北伐后，国民政府南迁，北京已不再是首善之区，此时，住在会馆里的学生搬进学校寄宿，只剩下一些失业者和职员等，会馆顿时出现了人少房多的冷落景象。于是，一些同乡藉口占房，把多余的房舍租给外人居住，高价出租，从中牟利。往日的会馆已成为大杂院，任人肆意拆建，任其圮倾坍塌，无人管理无人维修，至此，曾经兴盛了几百年的会馆走上了日渐衰败之路。
解放初期，会馆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加之年久失修，损坏现象日趋严重。尤其严重的是，因疏于管理，住户背景复杂，良莠不齐，甚至藏污纳垢，成为治安和社会的隐患。对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对会馆进行整肃，颁布了《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废止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管理制度，成立了新的管理组织，调整了住房不合理的现象和制定新的住房租金标准。195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全北京所有的会馆均由北京市政府的房馆所统一管理。
1978年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适应发展，北京市区大多数原来的会馆都在拆弃的范围，但也有少数知名的、有历史价值的会馆（如湖广会馆、南海会馆等）被保留下来，作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供游人参观。
历经百年沧桑的会馆，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历史上的记忆。
（六）安徽会馆
据有关资料显示，民国前期，北京尚有各省的大小会馆402所，其中，安徽一省就有34所（仅比江西、山西两省少）。历史上，徽商走南闯北，荜路蓝缕，影响颇大，因而他们在京城设立会馆之多也是情理之中的，如在绳匠胡同的休宁会馆、米市胡同的泾县会馆、宣称会馆和歙县会馆。
作为省级的安徽会馆设立较晚，它是在同治八年（1869）经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倡议，由淮军将领100多人共同出资28000余两，购得孙（承泽）公园的李氏故宅而加以改建的（孙承泽是明末清初时人，在两朝都当过官，其北京旧居庭园广大，后人称为“孙公园”）。
这所会馆很大，面积9000多平方米，为湖广会馆的两倍。馆内有几个套院和花园、戏楼，可容纳二三千人，是当时著名会馆之一。
到了同治年间，淮军将领李鸿章已炙手可热，其统率的淮军正如日中天，而曾国藩的湘军暮气渐深，已呈江河日下之势，故淮军基本上已取代湘军，成为清廷倚重的军事中坚力量。正因如此，淮军集团迫切要加强内部团结，以抗衡外界对它的排挤和打击。当时设立会馆，就是需要一个供淮军系统的人物可以经常联络的据点，既可聚会议事，又可欢歌饮宴。
如今，北京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所会馆，其余的几乎已消失殆尽了。安徽会馆历经了130多年的沧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馆内大部分房屋已破败不堪，也将面临拆毁的命运。
安徽会馆的现状引起了安徽省有关人士的重视，为了保存安徽在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单位，安徽省有关方面与北京宣武区政府联系，积极商谈把安徽会馆纳入新区建设的规划中，逐步进行拆迁、修复。
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经修复的新的安徽会馆重新屹立在祖国的首都，焕发出新的光彩。
（作者：杜启康）
北京是历朝古都，近几百年来，各省在京先后设立的各级会馆达几百所之多。会馆首创于何年何代，一时难有确切定论，但一般认为它始于明代中叶，而以清乾隆、嘉庆两朝为最盛。明代的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说：“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靖）、隆
（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
（一）会馆知多少
为了自身安全和社会稳定，清政府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族采取既利用又戒备的态度。清廷制定有禁止旗人经商、满汉通婚、在内城喧嚣的规定，限令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以防混杂。所以，当清朝定都北京后，便逐渐把城内的会馆废除，责令各省的会馆一律集中建于城南的崇文、宣武门一带的商业区。
会馆的设立，与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的发展和经济繁荣有着密切关系。每隔三年，全国的举人就要在京城举行一次会试，待贡院放榜后，榜上有名者还要参加一次殿试。此时，各省的举人便云集京城，一展身手。这时候，京城的一些商户就会趁机向他们出租单间客房，供他们食宿，称之为“状元吉寓”。因租金昂贵，一般贫寒之士难以承受。科举考试落榜者总是大多数，他们在3年后还要报考，车马舟楫，长途跋涉，往往要走上半年才能到达京城。如果留在京城等待下科考试，又苦于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供栖身，他们迫切期望在北京能找到一个既方便、又有乡谊照应的住处，于是，各地在京设立的类似招待所的同乡会便应运而生了。
清康熙、乾隆两朝比较兴盛稳定，各省奉命来京修书的大批文人到达后，便在相应的会馆找到一个安定的居宿之地。也有一些小京官，他们薪俸微薄，暂时无力购置房舍，也要住在会馆里。
另一种会馆属于商务性质的，各地在北京经商的单身客商，他们既需要有地方寄居，也为了商业上联络感情和客户往来的方便，或者是为维护自身利益，以防在同业竞争中受到排挤倾轧，也各自按地区按行业成立相应的会馆、公所。如明代中叶就有山西客商创建的颜料会馆，浙东药材商的四明会馆，清代中期出现的安徽茶、漆商的歙县会馆，绍兴银号商人的银号会馆和福建的纸业会馆等，其中颇有名气的、建筑华丽的、兼营南北货运贸易的广东会馆（即当时声誉甚隆的“仙城会馆”）。其实，这种会馆是一种行帮性质的社团组织，在当时又称“行馆”。
会馆的兴建，一般由本省或本县有名望、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官吏带头发起，然后联络在京的文武官员、士绅和有财力的商号筹建设立的。所以，会馆属于本邑同乡的公产，也是本邑同乡的一种公益事业。会馆成立后，往往推举同乡中资深的、有脸面的人主持馆务。会馆有省一级的，如全浙会馆、湖广会馆；有府一级的，如绍兴会馆、潮州会馆；有县一级的，如南海会馆、宣城会馆等。但无论哪一级会馆，都是由地方人士共同出资在京购买房产设立的。因而各省会馆的有无和规模的大小，均视该地区旅居京师的官吏多少、政治力量的大小和财力的丰薄而定，各地并不平衡，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设立会馆。
会馆的规模也相当悬殊，大的有三四层院落，深邃轩敞，古木苍郁，境地清幽，有花厅，有回廊，有祭祖的乡贤祠，还有供文人墨客赋诗作文的厅堂，有举行喜庆活动和演戏的大戏台，甚至豪华的还有花园、池塘、山石、亭榭等景色；而小的会馆只是一座很不起眼的、类似普通民居的小四合院，残破而简陋。
一些会馆在初建时或在重修时，把各捐款者的姓名和款额以及设立会馆的缘由刻在石碑上，镶嵌在大门边的墙上，以示纪念。解放后，这些石碑在某些会馆（如福建会馆）尚能见到。碑石上的字迹虽已模糊难以辨认，但仍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
设立会馆，置地兴建的只是少数，大多数是购买名人旧宅而改建翻修的，它们与历史
上许多名人志士和历史事件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
1912年5月5日傍晚，鲁迅来到北京，住在骡马市的长发客栈，第二天上午，即搬进绍兴会馆的“藤花馆”，他在绍兴会馆一住就是7年多（在“藤花馆”住了4年后，因嫌邻居喧闹和不耐臭虫叮扰，遂迁往“补树书屋”），直至后来以3500元的价格购得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宅院后，才于1919年11月12日迁出会馆。在会馆的7年中，鲁迅曾一度与许寿裳毗邻而居，他每天抄写碑帖，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如《狂人日记》、《孔乙己》等都是在绍兴会馆写成的。
虎坊桥的湖广会馆是湖南、湖北两省的会馆，它原是明万历年间张居正的私邸，后来张居正捐出私邸，修成全楚会馆。但全楚会馆在清初时又再次成为私宅。清乾隆年间，又成为纪晓岚的居室（他的另一居室即今天的晋阳饭庄，同在虎坊桥）。清嘉庆十二年（1807），由长沙刘云房相国和李秉和少宰一起创议，公建为湖广会馆，它规模宏大、建筑华美，为诸多会馆所不及。道光年间又在此修建了大戏台，名伶潭鑫培、田桂凤在这里演出过堂会戏，影响甚大。1912年夏，大野心家袁世凯为麻痹革命党人，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到北京后，曾三度莅临湖广会馆：在此接受革命党人对他的欢迎仪式；在此对3000多名学界人士发表三民主义的演说；在此召开（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党等5党合并组成）国民党成立大会。
广东有些会馆亦颇有名，原先的广东会馆位于广渠门内，明末名将袁崇焕被人诬陷，清廷将他杀害并弃尸荒野，无人敢收埋忠骸。袁崇焕从家乡带来的佘姓亲随，于黑夜冒险将其头颅偷回，悄悄埋于广东会馆的后院，佘义士日夜看守这座没有坟墓的“袁墓”。后来，北京的广东同乡把广东会馆迁至打磨厂，将此处改为广东义园。
康有为几度到北京，都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内的汗漫舫（因房形似小船，故名。后康有为又名其室为“七树堂”）。他两次来京应试都住在这里，后来参加维新活动也居住在这里，并在此成立了“强学会”。他的胞弟康广仁在戊戌政变时也住在这里，且在南海会馆被捕。南海会馆至今犹在，政府拨款几经修整，现为国家保护的文物单位。珠朝街的中山会馆（原称香山会馆），曾接待过孙中山和他的原配卢夫人。中山会馆是一座十分优美的、幽静的田园。据说，中山会馆在辛亥革命后，是革命青年经常集会活动的场所。解放前，每逢中山先生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广东同乡都会聚集于此，举行纪念活动。
江西会馆的规模也很大，馆内有大戏楼，袁寒云、俞平伯等人在此演出过昆曲。1916年蔡锷去世和1923年名画家陈师曾去世，都先后借用江西会馆举行公祭大会。
1919年，毛泽东来京，就住在烂缦胡同的湖南湘乡会馆，并在此召开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1917年，李大钊也在湘乡会馆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陈独秀、蔡元培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戊戍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北京也住在浏阳会馆，且颜其室为
“莽苍苍斋”。1898年，维新政变失败后，谭嗣同就是在浏阳会馆被清兵逮捕的。
奉天会馆的房舍原是光绪年间奉天将军增琪的私宅，增琪是清末在东北时招抚张作霖的重臣，有恩于张作霖。民国北洋时期，张作霖一度在北京执政，对增琪亦多有馈赠。后来，他要离京赴天津定居，便将这座私宅送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东北人，他看到各省在京师都有会馆，独东北三省没有，乃将此大宅作为奉天会馆。解放后，几经变迁，原址已改建为西单剧场。
(三)会馆不爱女人
会馆中有不少单身客房,供来京应试的举子居住,即使考不中,仍然可以继续住下去,住多久不会受到限制。会馆不收房租,每天供应开水，但不管伙食，每天三餐自己解决。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每天就在附近的小饭馆包饭，有时客人来访，便到近处的广和居饭庄，或让饭庄送来饭菜，在住室里吃。
会馆有一条规定是最重要的，也是很严格的，就是不准女性入住，不许带家眷；如果家眷来京，或是要在北京结婚，就必须另找住房。如果违反规定，就会遭到会馆人员的围攻和指责。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妇女没有地位，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把妇女看作祸水。住在会馆里的都是单身汉，寂寞时，可以公开去逛“红灯区”，谁也不会干涉。
会馆不准女性入住的规定，在民国初期还是严格的，如鲁迅在绍兴会馆时，正逢张勋复辟，在兵荒马乱中，有个绍兴人带着女人因躲兵祸在会馆住了一晚，此事为他人所觉察，酿成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件事鲁迅曾写在他的作品里。晚清李宝嘉在《南亭笔记》中也写到某住客饰婢为童住进锡金会馆，引起全馆大哗。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这种规矩便渐见松弛了。
（四）有钱好办事
会馆分县、府、省三级。省馆不居住人，只作为在京本邑同乡中的上层人士聚会的场所。当然，同乡中如有婚丧吉庆等需要的，也可以临时借用。会馆本身的房产叫主产，其它房产为附产。附产的来源很多：一是科考新贵所馈赠的财物；二是一些当京官的本邑同乡，暮年归里时，出于种种考虑，将自已的房产委托会馆照管，而天长日久便成了会馆的附产了；还有是本邑同乡中的一些世商，临老返乡时，也会把一些不动产赠送给会馆，而这些不动产往往是坐落在通衢大道上的铺面房。有了这些附产，会馆便可出租，从而增加会馆的收入。
会馆有了比较丰厚的收入，除会馆日常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惠及同乡。除举行团拜聚会、祭祀神明和乡贤外，或举办宴席与同乡共享用，或请戏班演戏同观看，或部分上交作为省馆经费、修补房屋和建设义园之用。但很大一部分将作为接济同乡，如资助生活贫困者、家有丧事而无力殓葬的、乡人返里而缺少旅费的……所以，会馆也兼有同乡会的福利职能。
会馆的管理人员完全是义务性的，采取值年制，任期一到三年不等，期满时向继任者移交。会馆中平时一般只有二三名管理人员，叫“长班”，这是沿用封建衙役的称谓。当了“长班”自然就在京安家了，他们的后人也大多世袭以“长班”为业。“长班”就是工友，专司挑水、打扫、传达、打更等勤杂，平时也替住馆的头面人物服务。他们工资微薄，通常只够糊口，即使有些年节赏钱和平时的小费补贴，生活仍然比较拮据。
（五）会馆的命运
会馆 主要是为来京的举子而设，所以，每逢考期，会馆熈来攘往，热闹非凡。但一待放榜之后，人们便先后离去，客房便腾空了，会馆也就冷清了许多。这些空房就会被在京城的同乡，及一些在京生活困难的无处栖身的所享用。他们一直会住到下一科会考之前，因为会馆要腾空房舍，接待来京参加会考的举人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处于内外交困的清廷迫于形势，宣布实行废科举、兴新学的新政，自此，在中国延续了1000多年的以科举取士的制度便成绝响。虽然会馆中少了3年一度来京赶考的举子入住，但由于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仍设在北京，各地的学子仍要来京深造，他们依旧在会馆留宿。民国成立后，原来晚清的旧京官员摇身一变，又成了北洋政府中的中上级官员，各地的投机政客、军人和一些谋职者也相继来京攀附，按旧习仍在会馆寄宿，所以，会馆并不失往日的热闹。
1928年北伐后，国民政府南迁，北京已不再是首善之区，此时，住在会馆里的学生搬进学校寄宿，只剩下一些失业者和职员等，会馆顿时出现了人少房多的冷落景象。于是，一些同乡藉口占房，把多余的房舍租给外人居住，高价出租，从中牟利。往日的会馆已成为大杂院，任人肆意拆建，任其圮倾坍塌，无人管理无人维修，至此，曾经兴盛了几百年的会馆走上了日渐衰败之路。
解放初期，会馆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加之年久失修，损坏现象日趋严重。尤其严重的是，因疏于管理，住户背景复杂，良莠不齐，甚至藏污纳垢，成为治安和社会的隐患。对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对会馆进行整肃，颁布了《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废止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管理制度，成立了新的管理组织，调整了住房不合理的现象和制定新的住房租金标准。195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全北京所有的会馆均由北京市政府的房馆所统一管理。
1978年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适应发展，北京市区大多数原来的会馆都在拆弃的范围，但也有少数知名的、有历史价值的会馆（如湖广会馆、南海会馆等）被保留下来，作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供游人参观。
历经百年沧桑的会馆，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历史上的记忆。
（六）安徽会馆
据有关资料显示，民国前期，北京尚有各省的大小会馆402所，其中，安徽一省就有34所（仅比江西、山西两省少）。历史上，徽商走南闯北，荜路蓝缕，影响颇大，因而他们在京城设立会馆之多也是情理之中的，如在绳匠胡同的休宁会馆、米市胡同的泾县会馆、宣称会馆和歙县会馆。
作为省级的安徽会馆设立较晚，它是在同治八年（1869）经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倡议，由淮军将领100多人共同出资28000余两，购得孙（承泽）公园的李氏故宅而加以改建的（孙承泽是明末清初时人，在两朝都当过官，其北京旧居庭园广大，后人称为“孙公园”）。
这所会馆很大，面积9000多平方米，为湖广会馆的两倍。馆内有几个套院和花园、戏楼，可容纳二三千人，是当时著名会馆之一。
到了同治年间，淮军将领李鸿章已炙手可热，其统率的淮军正如日中天，而曾国藩的湘军暮气渐深，已呈江河日下之势，故淮军基本上已取代湘军，成为清廷倚重的军事中坚力量。正因如此，淮军集团迫切要加强内部团结，以抗衡外界对它的排挤和打击。当时设立会馆，就是需要一个供淮军系统的人物可以经常联络的据点，既可聚会议事，又可欢歌饮宴。
如今，北京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所会馆，其余的几乎已消失殆尽了。安徽会馆历经了130多年的沧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馆内大部分房屋已破败不堪，也将面临拆毁的命运。
安徽会馆的现状引起了安徽省有关人士的重视，为了保存安徽在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单位，安徽省有关方面与北京宣武区政府联系，积极商谈把安徽会馆纳入新区建设的规划中，逐步进行拆迁、修复。
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经修复的新的安徽会馆重新屹立在祖国的首都，焕发出新的光彩。
（作者：杜启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