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和“腐儒”的分野

中国历史上向来把读书人称作儒生。作为儒生，也就是作为一个读书人，个人的作为有大有小。有的功成名就，如历代名臣宰相、学者文人；也有的虽然是读书人，但一辈子默默无闻、穷困潦倒的同样大有人在，而且占绝大多数。不过我这里要讨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读书人，并且是在中国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儒生。能载入史册的当然是学有所成，名噪一时的大文人，我把这类人分成两类即：“大儒”和“腐儒”加以讨论。
说到大儒，当然应该从孔子开始。因为没有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家这一派，孔子当然是儒家学派的祖师爷了。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中国人文化和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孔子之后，儒家学派名人辈出，成为左右中国政坛几千年的中坚力量。著名的如秦朝的李斯，奠定了中国统一的文化和政治基础，“车同轨、书同文”，“实行郡县制”就是他的主意，作为文人为中国的统一立下了不世之功。虽然从所谓的百家来分，李斯被划入“法家”之列；但他是一个读书人，我看他的所作所为无一处不暗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称他为大儒名至实归。汉兴之初，为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萧何，其所建功业早就为汉高祖刘邦所称道，当然为儒家弟子的杰出代表。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先生，未出茅庐便预知三分天下，后为蜀国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中国文人学习的楷模。两晋隋唐自是人才辈出，各领凤骚。因人物众多，无法细说。杰出的如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早已成为光照人类文明千秋万代文化巨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人们还在享受着他们创造的精神大餐！北宋的苏东坡等文学大家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推向了空前繁荣的高峰，使中华文明的光芒更加灿烂夺目。南宋的朱煮虽然也是个集儒学之大成者，但是经他包装了的孔夫子完全不是原来的模样，倒是变成了一个为统治者量身定做的御用思想工具。朱煮虽然也可称得上是个大儒，但是他的份量和事功到底如何，还真不好下定义。明朝的大儒王守仁先生，既是治国理政的高手，又是伟大的思想家。王阳明先生在军事上的大手笔是力擒反叛的宁王朱宸濠，为明朝的政治稳定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惜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给先生以应有的肯定和褒奖，先生倒也不以为意，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首先考虑的是生命宇宙的大问题，也正因为有此原因，使先生成为有明一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反观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产生的儒生倒是不少，但真正的大儒却没有一个，这也许和满清统治者对人民实施了最为严格的思想控制原因吧。我们看历代的大儒，要么是在治理国家方面展现了他们杰出的才能；要么是在发展文化、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反正他们是真正为人类、为社会、为国家做大事的人。中华文明正是仰赖这些大儒的聪明才智和杰出贡献才得以发扬广大并传承下去。
讨论完“大儒”，我们接着来谈谈“腐儒”。说到“腐儒”历代皆出，唯有明代为盛。明代“腐儒”当首推帮建文帝推行削藩政策的齐泰、黄子澄。这两位“腐儒”似乎不术明白“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放着实力强大的燕王朱棣不去拿主张想办法，任由朱棣势力极速扩张而无所作为；反而忙着收拾势力弱小的周王、齐王、代王等藩王，摆明了是欺软怕硬。结果是等收拾完势力小的藩王之后，才发现燕王早已坐大了。假使这两人推行削藩政策时考虑周全一些，在方法上多一些技巧，先采取措施稳住燕王或者来个“擒贼先擒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把燕王削了藩，或许后来也就根本没有燕王朱棣的什么事了。可惜的是这两个“腐儒”本末倒置、一错再错。在燕王势力最弱的时候不动手，却在燕王势力最强大的时候把他逼反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不逼他也会反，因为齐黄二人已经给了燕王足够的造反口实了。既然燕王反了，那就调兵遣将好好迎战吧，然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这二人也是个门外汉。他们放着有经验的老将如耿炳文不用，反而启用一个赵括式的人物李景隆。结果是这个不成器的李景隆在有巨大军力优势的情况下惨败了。燕王朱棣攻进了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齐黄二人自然也是身首异处。就这样两个“腐儒”断送了建文帝的江山，同时也附带断送了自已的身家性命，连同自已家族数百人的性命。
到了明世宗嘉靖帝朝，因为嘉靖帝是明武宗的堂弟，是以堂弟的身份继承皇位的。嘉靖帝之父兴献王是明孝宗的亲弟弟，被封在湖北做兴献王。明孝宗死后，其子明武宗继位；明武宗架崩无子，所以朝臣拥嘉靖入朝，继承其堂兄明武宗之位成为明世宗嘉靖皇帝。这时候问题来了，朝臣给嘉靖帝提的条件是要他认武宗之父即朝孝宗为皇父（也就是他的亲伯父），意思是过继给孝宗为子，方得为帝。对此，嘉靖帝坚决不干，他说我父亲就我一个儿子，我当了别人的儿子我父亲岂不是无后了？并提出“原避位奉母归”，以威胁朝臣。嘉靖之母更是不同意，闻此事后怒曰“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因留通州不入京师。后朝臣做了妥协才使嘉靖之母入了宫。后来嘉靖帝在地位稍加稳固后，便下旨给自已的父母因有的地位。这时候以杨慎为首大臣们认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必须反对“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发动朝臣二百多人聚在宫门外大哭，声震阙廷。嘉靖帝大怒，下令逮一百三十多人入狱，八十多人待罪，其余多人各杖有差，算是把这场风波处理下去了。本来，这是人家的家事，硬生生的要嘉靖认别人的父母为父母，嘉靖帝当然不干了。而这帮大臣在人家的家事上如此上纲上线，如此激烈抗争，实在是迂腐无知、愚不可及！从人伦角度来讲，人的父母岂有互易之理？而这帮“腐儒”为了所谓的“太庙、正统”极力反对，并为此大做文章，真不知这些人自已是不是有生身之父母？如果从所谓的正统来讲，明朝江山本来并不属朱棣所有，他是起兵夺了建文帝的位子才有天下的，得位不当，哪来正统？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地哭闹一番？这就是典型的“腐儒”，在国家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半点主张，倒是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显其所谓“国士风范”！正因为明朝这样的“腐儒”太多，以至在有明一朝大多数时间里倒是宦官当政，导致吏治腐败，国势日衰。崇祯帝吊死煤山概有因矣。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专制统治的极盛时代。这样的时代，“大儒”是出不了的，倒是“腐儒”出了不少，至少在数量上不逊于明朝。清康熙二十三年平台之后，康熙帝大会群臣议对台弃守之策。就有不少封疆大吏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专守澎湖”，主张“迁其人、弃其地”。后经平台大将军施琅据理力争，康熙下令设府县守之，使台湾置于大清版图之内；如果误听腐儒主张，台湾从那个时候就拱手与人矣。乾隆时期有大臣上书皇帝说：经过他的仔细观察发现洋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没有关节。所以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清王朝的统治者们正是在如此糊涂愚蠢的“腐儒”扶持之下断送掉的。如果不是“腐儒”太多，至少在面对科技比中国发达的洋人时，也该在向皇帝进言时斟酌番搞清楚洋人是不是没有关节，洋枪是不是比大刀长茅利害。假如搞清了这个问题，在后来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清王朝也断不至于败得如此狼狈、如此彻底。
时至今日，依然还有不少“腐儒”尸位素餐，频发作秀高论，意图吸引大众的眼球，使其成为众人注目的明星。殊料机关算尽难以如原，关键是现在的人没有古人那么好哄，尽管声嘶力竭，但和者声寡，只有自我发泄一下便草草收场。典型的如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为了保护富人的利益，经常奔走呼号，特卖力气。实际上富人过得好好的，宝马香车、美女好酒，真不劳茅先生自作多情，徒增劳累。如果茅先生身体还行的话，倒是中国众多的穷人确实需要帮助，茅先生不妨出点绵薄之力，相信还有不少穷哥们会为他送个锦旗什么的。还有一位叫李银河的女士，好象是人大代表什么的。在开两会时提出要为中国的同性恋者立法。在中国处在如此发展阶段，人民的就业、就医、求学、社会平等、贫富差距等等诸多问题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不在两会上提一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议案，反而提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议案，与普通老百姓何干？如此众多的人连吃饭、住房等基本的生活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作为人大代表不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却在那里哗众取宠，难怪人们难以接受。如此之辈和历史上那些不做实际工作，只会行尸走肉的腐儒有什么区别？要说区别只有时间上的先后而已。为了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我们需要“大儒”，但绝对反对“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