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典型立模范：为何建国初“红色偶像”层出不穷

雷锋曾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与我们青春有关的记忆》 作者：吴晓赟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偶像，就会推出什么样的偶像。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所说：“人类是在不知不觉中崇拜他们的社会的，神圣的东西首先要依附在集体的，非个人的力量之上，这种力量恰恰就是社会本身力量的再现。”偶像，恰恰就是这“神圣的东西”一种具像表现。

新中国的偶像史，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新旧时代的分水岭，站在这条分水岭上往回看，是一段充斥着耻辱和悲惨的灰色岁月，站在这条分水岭往后看，则是一段洋溢着希望和梦想的红色岁月。那时的中国人，尽管还没有抚平灰色岁月遗留下的伤痕，却已然意气风发地将“实现共产主义”当作目标，准备好大干一番。

一个国家的诞生，需要洋溢的激情，更需要鲜活的英雄。红色英雄，就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偶像。新中国承载着所有人对新生活的希望，年轻人又是未来的象征。1949年中国人站起来了，但1949年的中国内有忧外有患。中国带着希望和忧患迈入新时代，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为国献身”就是最富感召力的口号之一。人们要用生命捍卫的不单是新生的中国，也是对未来的期望。于是，一批批红色英雄应运而生，在电影里，小说里，诗歌中，人们尽情地讴歌英雄人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都迅速成为红色中国的新偶像，巍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广为传颂。

与此同时，一个叫雷锋的小战士映入了人们眼帘。这个平凡的战士对党、对领袖有着诚挚的信任，对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热情十足，他很快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被广为传唱。如今，这些红色偶像已经成为国人的历史沉淀，一段激情岁月的注解。

新中国的偶像史，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那天，是一个新旧时代的分水岭，站在这条分水岭上往回看，是一段充斥着耻辱和悲惨的灰色岁月，站在这条分水岭往后看，则是一段洋溢着希望和梦想的红色岁月。那时的中国人，尽管还没有抚平灰色岁月遗留下的伤痕，却已然意气风发地准备好迎接新的生活。

每段岁月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青春，每段岁月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偶像。回望那段红色岁月，就会发现，在如今这个崇尚偶像，精通种种偶像制造之术的时代，人们对偶像的爱却不如那段岁月来得强烈，来得单纯，来得义无反顾。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偶像是根植在整个民族的魂魄里的话，静下心想想，就会发现竟还是那些立在国家记忆之初的偶像们。只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不习惯说“偶像”，而更喜欢说“榜样”、“模范”。

现在的偶像是一种消费，那时的偶像则有着召唤出人们潜能的神奇魔力。

其实，一个新生的国家是最需要偶像的。刚刚庆祝完新中国的成立，人们就进入了20世纪50年代。这个年代给中国人的记忆是深刻的。中国的经济经过连年战乱已凋敝不堪，中国的国际环境也不那么尽如人意。美国不肯承认新中国的政权，国民党在台湾嚷嚷着要反攻大陆。正沉浸在建国喜悦中的中国人，一不留神就发现，中国已夹在了正斗得酣畅淋漓的美苏之间。

建设国家就好比建房子，建国的最初几年就好像给房子打地基，地基牢，房子才好建得结实。那时中国的领导人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们需要将所有中国人凝合成一股雷霆万钧的力量，再让这种力量以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扫平所有威胁新中国生长的东西。那时的中国虚弱不堪，如果人们“各家自扫门前雪”，这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新中国可就前途不妙了。事实上，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狂喜劲儿过后，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埋头干活，莫谈国事”的现象，而这的确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处在意识形态的争斗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各拉着一班“兄弟”针锋相对，人们都在忐忑地猜测着是否会爆发新一轮世界大战。中国是新生的红色国家，中国就算想“埋头干活，不问政事”也是不可能的。

红色偶像就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诞生了。

中国的领导人发现，要想给中国挣一个光明的未来，就必须让中国人树立起民族自信心。毛泽东告诉中国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大家要坚忍不拔，英勇斗争，要积极乐观，要充分准备。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必不可少。一个国家倘若在新生时期唯唯诺诺，那它的命运就将被别人牵制在手里，而一个国家要是被别人牵制住了，这个国家中的人也就难以摆脱为人操纵的宿命。

中国人对“为人操纵命运”的悲哀深有体会。英雄在个人层面来说，就是敢于面对困难，能够执掌自己命运的人。执掌自己命运，亦可以解释成“按自己的信念生活下去”。这和现在那些强调个性的偶像们并没有不同，只是现在的偶像要的是个人的个性，那时的偶像要塑造整个国家的个性。中国的领导人需要做的，就是将所有人的信念都集结到一起，将红色偶像作为社会典范，让人们把成为红色偶像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