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记忆- 郭秀仪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进行谈判，21日正式达成协议。图为时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的黄琪翔(右三)与夫人郭秀仪(左三)与两党谈判代表朱德(右一)、周恩来(右二)、叶剑英(左二)、张群(左一)在南京黄宅庭院合影。
“奶奶，您安心去吧……我们都在您身边，大家都很好，不用担心……”母亲最疼爱的孙女阿光，在弥留之际的老人耳边抽噎着说，“奶奶，留下您的祝福，带着我们的怀念，到天堂的爷爷那里去吧，他正在那里等您。去吧，去吧，安心地去吧……”
昏迷了将近一周的母亲，自然听不见孙女的声音，但是却有了神奇的心灵感应。紧闭多日的眼皮突然跳动了几下，便永远停止了下来……她去了，没有临终前的挣扎，没有永诀时的嚎咷，甚至也没有留下一丝遗憾，平静地、安详地升上天堂，跟我们的父亲、她毕生的挚爱团聚去了……
七十二年前(1934年)，他们两厢情悦，结为连理，共同度过了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三十六年。尽管死神残酷地把父亲从她身边夺走了(1970年)，然而在尔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漫长岁月中，她的心从未和父亲离开过一分、一秒。如今，
在父亲仙游三十六年之后，她也乘鹤西去，在极乐世界和父亲聚首一堂了……
三十六年琴瑟相谐，三十六年別鶴孤，而今又再破镜重圆。这当然不是什么天数，却是何等奇妙的姻缘！
这种巧合于我究竟是悲还是喜，连我自己也不甚了然。母亲撒手人寰，谁不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然而，父母久别重逢，又怎不令人喜不自胜、欢欣雀跃？
深宵梦断，久不能寐，披衣而起，伏案疾书，心潮澎湃，笔如神助。于是便写下了这篇文字。
这不是一部评传。因为，人民已为母亲盖棺论定，盛赞她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中国*的亲密朋友……”( 摘自2006年11月22日“中央电视台”及2006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布之讣告 
这也不是一篇悼文。因为，我不准备描写母亲如何冒着日寇的枪林弹雨，跃马扬鞭，率领十一集团军妇女工作队出生入死抢救伤员；如何与宋美龄、邓颖超等各界知名人士创建并领导了“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及“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在抗日烽火中，振臂疾呼，为孤儿募捐，拯救、收容和培育了战争难童三万余名；又如何置耄耋之年的多病之身于不顾，奔走于世界各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奋斗不息等等，这些足以使她留名青史的光辉事迹。
我只想缅怀父母的百年婚恋。这是一篇饱蕴着甜蜜、温馨、忠贞和爱情的美丽童话；也是一部充满了智能、谋略、果敢和刚强的真实信史。那些鲜艳夺目的绚丽光点以及动人心弦的生活翦片，在我脑海中频频闪现。这一切虽然那么悠长、遥远，却依旧那么清晰、新鲜，激起我无数次的心灵震荡和浮想联翩……
母亲刚从学校步入社会，就已成为闻名上海的“美人”。二十一岁的她，风华绝代、冰雪聪明。自然成为富家子弟、达官贵人的理想对象。她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追求者的鲜花；马路两边，排满了追求者的汽车。
然而，她只一笑置之，不为所动，却能慧眼识英雄，偏偏爱上了以电车代步，在办公楼下打着雨伞耐心恭候她的黄琪翔----我的父亲。
郭秀仪与黄琪翔1936年摄于上海
父亲气宇轩昂、仪表堂堂，既有儒士之雅更具大将之风，北伐期间与周恩来、叶剑英、汪精卫等三人同膺“中国四大美男子”之桂冠。不过，这位以显赫战功，二十九岁便荣升北伐军“铁军”军长的年轻将领，当时正被当局通缉，生死悬于一线，而且几乎身无分文。这一切，母亲都置之度外。交往中，父亲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高尚人格和伟大胸襟，使母亲在爱慕之中更对他产生了崇敬之心。
郭秀仪与黄琪翔1947年摄于柏林
“福建事变”失败后，父亲第二次流亡德国。1934年，他向母亲求婚。母亲毫不犹豫，拋下一切，远渡重洋，只身前往柏林。
“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谐和愿百年。”
他们终于在异国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结成了永志不渝的夫妻。二人新婚燕尔的消息，轰动了国内军政界，成为一时之美谈，世人誉为“英雄与美女”的天作之合。从此，母亲不仅成为父亲梦寐以求的贤内助，更是他不可替代的亲密战友。
一天，父亲在主持“中国流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的大会时，被纳粹警察逮捕。母亲立即联同留德学生和进步人士一起赶到中国驻德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迫使大使馆通知警方释放了父亲。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并肩战斗。
1949年8月，父亲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怀着一颗久离故国的赤子之心，抱着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带着几个儿子奔向北平。他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热情洋溢地说道：“二十多年来，我在政治圈里摸索着。我有时鼓舞，有时彷徨。革命的发展，是那样错综复杂，要看得清楚，把握得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现在，我深深相信：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中国是确定地走上了光明伟大的前程了……”不久，他给暂留香港处理一些事务的妻子写信，表明他破釜沈舟，全心全意跟随*的决心：“只有*才能救中国，我们一生一世都要跟着毛主席走。变卖我们所有的财产，一根草都不留……”
母亲二话不说，卖掉了一切，没在国外留下一根草！
他们二人拿出大部分变卖所得，资助爱国人士北上，支持农工民主党的活动经费。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人们对于这条夫妇离合的规律，大都笃信不移。然而世上所谓规律者，大抵都有例外。父母的婚姻生涯便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明证。
1966年，“十年浩劫”拉开了血腥的帷幕。八月底的一天，一群红卫兵豺狼般冲进黄宅，对父亲百般侮辱，然后更挥舞皮带狠命抽打，将他打得头破血流。母亲奋不顾身，扑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年迈的丈夫，并义正严辞地对恶棍们说道：“黄琪翔是*从国外请回来的。如果你们把他打死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也不答应！”
那群鼠辈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叫道：“不打他，就打你！”
母亲毫无惧色，大义凛然地说道：“打吧！”
无赖们狂嚣道：“打！”接着，三步两步冲上前去就要拉人。父亲正要奋起相救，却被几个暴徒合力压在地上，动弹不得。另外十几个便立刻将母亲推入了另外一个房间，紧锁房门。他们兽性大发，臂头盖脑便是一阵歇斯底里的拳打脚踢。为了避免隔壁的丈夫感到痛苦和悲愤，母亲咬紧牙关，不哼一声。结果被打得皮开肉绽，右手骨节断裂，几乎全身瘫痪。
当时的医院，不敢收留他们这些所谓“牛鬼蛇神”。幸好家中存有一些祖传的跌打药粉，母亲连吃带敷一个多月，伤情方始逐渐缓解。
混世魔王们用完酷刑，又进行彻底抄家，将他们扫地出门，驱赶到党派宿舍居住。
一天深夜，父亲紧拥着和自己生死与共的妻子，含泪对她说道：“秀仪啊，你要是不跟我结婚，就不会受这些苦……原……原谅我吧……”
母亲深情地凝视着他：“琪哥，嫁给你，我从来就从没有后悔过，再苦也感到幸福！”继尔凄然一笑道，“你一辈子拥护*，我二话不说，跟着你。你要一生一世跟着毛主席，叫我变卖所有财产，一根草都不留，我二话不说，全卖了。现在我们扫地出门，真是连一根草都没有了。可我并不埋怨，更不伤心。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只要有你，我就什么都有了……以后，你去哪儿，我还跟到哪儿……”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父亲声泪俱下，把母亲紧紧抱在怀里，“秀仪，我的妻，我可敬可爱的妻……我黄琪翔何德何能，能够有你这样一个贴心的人！秀仪，我心疼你。也为这些孩子们婉惜，谁把他们教成了这个样子，比希特勒的党卫军还要法西斯！唉……”
住在党派宿舍，父亲同样受到机关“红卫兵”和所谓“造反派”的残酷*。他每天早上七点必须到达机关，跟其它“右派份子”一起，打扫院子，清洁厕所。然后打开机关大门，当着满街群众的面，向毛主席“请罪”。接着他便被关进一间小屋里反省，写检查，或者强迫从事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难以承受的艰苦劳动。有时还要接受“群众”批斗或陪斗。造反派们一不高兴，便对他拳打脚踢。他遍体鳞伤，衰老的躯体常常流出片片鲜血。为了不让妻子伤心难过，即使在寒冬腊月，他也会偷偷脱下内衣，用冷水洗净，湿着就穿回身上。
一天晚上，父亲十一点多钟才回家。他精神萎顿，心如死灰。母亲见势不对，一再追问之下，父亲才实话相告：“他们每天不是打就是骂，简直不把我们当人看……我黄琪翔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鬼子的飞机大炮面前，没眨过一下眼；在特务的明枪暗箭之下，没低过一次头。如今却猪狗不如，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你再看看当今的中国，开国元勋一个个被残害至死；亿万百姓更是朝不保夕。这是什么世道！ “士可杀不可辱”，这种畜牲一样的生活，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古人有尸谏之说。我宁可堂堂正正地死，绝不窝窝囊囊地活！我唯有一死谢国，用我这血肉之躯去唤醒蒙昧的民众……今天我想用台灯的电线自尽，可是电线断了……”
母亲强忍着肝肠寸断的悲痛，故作厉声地对他说道：“这叫堂堂正正地死吗？！你只是为自己着想，你要好好斗私批修！( 当时风行全国的毛语 ”接着又说，“如果为了自己舒服，就让子孙后代一辈子都背上黑锅，那我就会站在你的尸首前面宣布和你离婚！如果你被他们害死，我就会跑到中南海静坐绝食，为你伸冤，直到我死！”言毕，两个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抱头痛哭。他们哭的不只是自身的厄运，他们在为自己的民族痛哭，为自己的祖国痛哭！
从此，父亲每天回家，母亲对他当日在机关的情况都只字不提，反而敦促他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父亲自然明白，这样做，一是为了使自己分心，不再对白天的遭遇耿耿于怀；二是使“红卫兵”们无隙可乘，抓不住任何把柄。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沉着冷静、足智多谋的妻子而深感庆幸。
1970年5月，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关单位给父亲另外安排了住处，生活环境有所改善。然而，他终因在精神上、肉体上长期受尽折磨和煎熬而积郁成疾。
1970年12初，父亲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四人帮”控制下的“北京医院”。
病榻上，父亲反复叮嘱母亲：“在运动中有些亲属、同事和朋友揭发、批判过我，即便有些不实之词，或者过火的举动，那都是当时形势所逼。你不要记恨他们，要原谅他们。如果将来他们有困难，而你又有条件的话，仍要尽力帮助他们。”
“琪哥，你一生襟怀坦荡、宽容大度。”母亲回答道，“我是你的妻子，怎会让你失望。”
几日后，父亲已近痊愈。9日下午，大夫通知他，天后即可出院。当晚十一点，护士来给他打针。母亲问她：“这么晚了，打什么针？”
护士答道：“卡拉霉素。”打完针，父亲就开始昏昏入睡。午夜时分，他忽然大叫一声便溘然长逝了。
1970年12月10日凌晨，一代北伐英雄、抗日名将----我敬爱的父亲走完了自己生命悲壮的历程，带着他对祖国民族和亲人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撒手人寰，含冤西去了。终年七十二岁。
(他隔壁病房的致公*陈其尤，和父亲的情况完全相同：天后出院，一针昏睡，大叫一声便与世长辞。医生诊断他们人都死于“心肌梗塞”。有人则推测，由于黄、陈二人皆为周恩来之好友，所以“四人帮”要加害他们，护士所打的是“安乐死针”。然而真正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无法破解的悬案。)
母亲只身一人，默默地坐在丈夫的遗体旁边。她早已欲哭无泪，脑子里一片空白。突然，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从她尘封的记忆中，破土而出。
事情发生在1949年初。当时父亲已决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他和母亲正准备从上海绕道香港，奔赴解放区。母亲素来不信鬼，不信神。临行前几天，不知何故，她一时心血来潮，便去找了上海一位相学名家算命。相士给母亲批的是：“运来广厦千万间，运去无瓦遮双肩”；给父亲批的是：“半生百鸟朝凤好风光，临终唯有属猪守身旁”。
“唉，果然不幸而言中。”母亲轻叹一声，想道，“红卫兵抄家，扫地出门，正合了“运去无瓦遮双肩”。今天琪哥含冤长逝，只有我这个属猪的人陪伴着他，不正是“临终唯有属猪守身旁”……怎么就这么准？莫非这真是命？”
然而，母亲是不信命的。她从未屈服于命运的魔爪。她挣扎，她反抗，她斗争，从不放弃，从不言败，她活着就是为了和命运搏斗……( 一生之中，她动过九次大手术，得过两次乳腺癌和一次皮肤癌。医生曾两次通知家属，她只剩下三到六个月的寿命。但是，每次她都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生命力战胜了死神，一直活到九十六岁的高龄。)
母亲觉得父亲的死因可疑，定要追查到底。她向院方索取病历。军代表坚持不给。论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
万箭攒心的母亲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极力克制着自己悲痛的心情，立志要斗争到底。她为人处事素来思路敏捷、多谋善断，谋定而动、一干到底。
母亲对时局进行了准确、透彻的分析，认定在“四人帮”横行的中国，必须内外夹攻，上下施压，才能迫使当权者做出某些让步。她当机立断，做了两件事：
一：母亲于当日上午十一时，写信给周总理，报告这一噩耗。她认为，当今的中国，只有周恩来是正义和良知的化身，也只有他才有权力和色挺身而出，为屈死的老朋友说几句公道话。
她的信不卑不亢，言简意赅：“黄琪翔一生拥护*，如今他去世了，你们应该怎么安排他？”写毕，她请一位亲戚把信直接送到国务院。
这就是她所设想的“内”和“上”。
二：母亲早就看透，中国人最好面子，而那些根本就没有“面子”可言的“四人帮”尤其死要面子；同时他们最害怕，因此也就最注意“国际影响”，特别是“台湾影响”。郭秀仪（右）与宋美龄1943年摄于重庆
于是，写完给周总理的信，她就立即给国外发了两封报丧的急电。一封发给父亲在马来西亚的妹妹。黄氏家族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亲友，不少还是位高权重的侨界领袖。另一封发给在香港居住的张发奎将军。张发奎是父亲的姻亲，曾任国民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和陆军总司令等要职，在台湾党、政、军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母亲想，通过这些人，父亲逝世的消息马上就会在海外传开。
这就是她所设想的“外”和“下”。
母亲确信，如此以攻为守，抵背扼喉，怎样为父亲善后，有关方面就不得不慎重考虑考虑了。
果然，下午一时，她就收到了国外发来的大批唁电。
下午二时，一位军代表受周总理之命，代表周恩来、邓颖超伉俪向母亲表示慰问。文化大革命时期，绝大部份民主人士都被视为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牛鬼蛇神”。周恩来却能冒天下之大不韪，饬令全国政协为父亲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本人还敬送花圈，以示哀悼，并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讣讯。这在豺狼当道的时期是多么难能可贵啊。郭秀仪与邓颖超1998年摄于北京
1980年，母亲致函邓小平先生，要求为父亲彻底平反。
不久，邓小平做了批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份子”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同时“文革”时期一切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也得到了彻底纠正。
母亲，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人物，以其非凡的智能、谋略、果敢和刚强，洗清了荒唐历史强泼在父亲身上的污泥浊水，还给他一个玉树临风的清白之身。
人类对于“爱情”和“婚姻之道”的探索和研究，历时何止千年，文章又何止万千。然而究竟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之道？请看看我的母亲吧……
2006.12.24.凌晨五时于香港
五柳村2007年1月1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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