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赵毅衡：五四英才怎样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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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对岸的诱惑》
作者：赵毅衡
今天的留学生涯与五四时代自有许多不同，但当初那些大家在海外的经历，毕竟还是值得借鉴的。这里选摘的三位，在五四时曾同声相应，名震海内；有趣的是，他们在海外的足迹却大相径庭。
傅斯年“学而广则仕”
1917年，留洋出身的胡适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当时北大文科学生中，学问功底最好 的，是山东来的傅斯年，绰号“孔子后第一人”，被传统派教授黄侃、刘师培等视为国 学后继者。在胡适感召下，傅斯年发起《新潮》杂志，与《新青年》呼应，为新文化作 鼓吹，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为《新潮》专辟了编辑部。“五四”当日，火烧赵家楼，傅 是带头者之一。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于1919年冬，从上海启碇到英国留学，慨然有尽览西学的壮志 。同行的俞平伯，到英国没有一个月，就乡思难忍，洋食难吃，苦不堪言，偷偷溜走。 傅斯年为了追回好友，一直赶到马赛，也没能说服他。与俞平伯正好相反，傅斯年刚到英国，就在北京《晨报》每日连载《英伦游记》、《留学英国最先要知道的事》之类的 文章，俨然成为英国留学专家。
1920年夏天，傅斯年进入伦敦大学心理学系，想师从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斯皮尔曼教授读心理学博士。斯皮尔曼却要他从本科一年级读起，傅斯年倒也没有泄气，因为他 已抱定“留学不为学位”的宗旨。
傅斯年在伦敦时，住在泰晤士河南岸的Clapham。墙上挂的是他心目中（其实是“五 四”一代中国人心目中）三位英国文化英雄的肖像：肖伯纳、达尔文、密勒。在伦敦时，他曾帮助名作家威尔士写他的《世界史纲》的中国部分，喜看歌剧（因为有志改造“ 中国旧剧”），喜读小说。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有“傅斯年藏书室”，里面西文书门类 之多，令人惊奇。如此几年下来，所得甚多，实验心理学这一主课却越学越觉得没意思。这门课是一板一眼的数学化的测试统计，为此，傅斯年还加修了数学与化学课程，结 果发现是在把人当做实验动物，与“改造中国人心理”的手段、目标相去甚远。二十年 后，傅斯年写了一本《性命古训辩证》，讨论中国人心理与概念的关系，但是方法却是 国学的文字训诂，与所学的实验心理学完全无关。
1923年秋季，傅斯年决定离开伦敦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在英国留学三年，专攻一 门，使他失望。到德国后，他干脆又从人文学院本科一年级读起，不定专业。他参加过东方学家傅兰克的西藏学课，而且依然旁听物理、概率论数学，还到爱因斯坦的研究生 讲习班听相对论。
当时聚集在柏林大学的有一大批中国朋友，包括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等，加上 徐志摩、赵元任、金岳霖先后来访，均为一时之选。这批中国学生，都以欧洲启蒙大师莱布尼兹的通才为治学榜样，同时学多门，形成了一个“中国百科全书派”。傅斯年之 求博，甚至在这批人中，也成为奇谈。有一次吃饭，傅斯年书包奇重，原来是装着三大 卷《地质学》。连主攻地理、兼学希腊罗马古典的毛子水，都说他如此读书，将“劳而 无功”。
1926年，胡适到欧洲，傅斯年作为胡门第一弟子，赶到巴黎见面。二人长谈后，胡 适非常失望，觉得傅在欧洲六年，“漫无纪律”，远不如留在国内的顾颉刚用功而有所成。这位当年来听课能使胡适提心吊胆的学生，“整体治西学”六年后，竟然会因为“ 不用功”而受老师训斥，也是奇事。
傅斯年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主任时，鲁迅任教务主任，二人来往甚多。据鲁迅 在私人通信中记载，傅斯年“近来颇骂胡适……胡对他先有不敬之言，谓傅所学名目甚 多，而一无所成。”
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任主任、所长、校长、院长。他于1928年在广州筹建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支持了对安阳殷墟的重要发掘，功不可没，至今为人称道。1950年，中风去世于台湾大学校长 任上。他一直当学术领导，又以学者身份参政，留欧得来的博学广知，正得以用所长。但是“学而广则仕”并非傅斯年当年求学之初衷，碰巧而已。
刘半农务求专精
刘半农原本没有读过大学，从常州中学毕业后，做过一些杂事，1912年，二十岁到 上海“作文化人”，参加新剧团，又演又编，发表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开出一个新名堂 ；又弄翻译，无所不译，尤多侦探小说。“伴侬”这个寻芳公子式的名字，成为上海滩文学新星。
但是，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率先支持文学革命。
同年，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预科做国文教员。可能是蔡赏识他，1918年，北大上报教育 部，保送刘半农到英国留学，想让他补上大学教育。
刘半农在伦敦大学院语言学系就读，进了语音实验室，学习各种实验方式、仪器设 备。比他稍晚到一些的傅斯年贪多务得，刘半农则从无此野心。
原因之一，是他的明智。作为中国最早的新诗人之一，他很想研究文学，至少兼读 文学。他说，“一到国外，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马上决定专重语言学”。又发现 西方语言学，活语死语要弄上十年八年，更退一步，“侧重”语音学。再后退一步，专攻实验语音学。他后来自称他的留学策略是“退避三舍”，野心不能太大，太大不免逐 渐缩水，不如当初就把自己看小些，即在小事上做水磨功夫。
原因之二，是他依然把国内文化界视为他的战场。人离开了，心没有离开，声音也没有离开：他依然不断卷入论战。1920年8月，在《时事新报》发文，提出汉语应当添加 “她”字，引发一场大争论。一时国内报上都是《难道刘半农错了吗？》、《刘半农不 错谁错？》，弄得刘半农之名，比他在国内时还响亮。鲁迅十多年后回顾，赞其“很打 了几次大仗”。
野心不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刘半农有家有小，一个人的奖学金要养活五口之家，与 在国内时之丰裕，对比太大。在伦敦期间，刘的学术活动虽依然活跃，但写诗时就情绪 泄露无遗。《1921年元旦》这首诗，副题为“在大穷大病中”；《稿子》一诗，说是从 编辑那里拿回退稿，外面黄昏的街上下着雨，“冷水从帽檐上，往下直浇”，回到家， 妻病孩子饿，“最后一寸蜡烛昨天已点完”。但是刘半农有个能力，即叹穷只限于写诗 。他在伦敦做的歌词《教我如何不想她》，则成为传唱几十年的情歌。
刘半农在1921年夏天转到巴黎大学。法国“国家博士”答辩，是出名的难。记得曾 听过钱钟书先生在闲谈中说，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等人，喜欢在博士答辩时以偏题 难倒中国考生以炫学，钱对此很反感，因而放弃在法国读博士。无怪乎刘半农答辩，“ 气氛紧张”，考了七个小时，结束时，刘半农已精疲力竭，由朋友搀扶出场。
刘半农是个聪敏人物，鲁迅称他为“上海来的才子”：点子多，头脑快，什么都来 得一手。但是，他在学习上极其专精，务求甚解。1921年，才留学一年，便已经向蔡元 培提出《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1924年出版《四声实验录》；回国后，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创始人，把自南北朝以来历史悠久的中国音韵学推进成为现代学科 。1934年，刘半农远道去绥远塞北，调查语音，绘制雄心勃勃的“中国方言地图”，不 幸染回归热而亡故，年方四十四。
康白情彼岸歧途
1922年，胡适第一次去看深宫中的溥仪，看见这位下台小皇帝竟然在读康白情的诗，大为感动，就多方鼓励。后来溥仪也写了几首新诗，学的康白情风格，可见当时康白情的影响。
康白情可以说是第一位北大诗人，五四时代第一青年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个社会 活动家，发表了一些政论文章，意气风发，有文采有胆识。在北大做学生时，康白情的傲慢已有名。每次上课，照例姗姗来迟。他上马叙伦的“老庄哲学”课，没有一次不迟 到。一日，马叙伦讲得正兴起时，康白情又推门而入。马叙伦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诗人答：“住得太远。”马先生生气地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 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谓远！”诗人马上说：“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气得马先生无话可说，只好宣 布下课。
1917年北大首创由学生主持“教授会”，四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张国 焘和康白情——分别担任四个学院的“主任”。1918年《新潮》创刊，康白情任干事。《新潮》成为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刊物之首。康白情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坚分子。1919年5月3日夜，在北大学生千人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之后，校长蔡元培急召五个学生领袖开会作筹划，这紧要关头的“五大领袖”是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 朋、康白情。五四事件得到全国响应之后，康白情率领北京学生代表团赴沪，当选为全 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0年，五四青年中的佼佼者纷纷出国，而康白情的出国，更不同凡响——是蔡元 培向南洋烟草公司募来的款，亲自选出这届北大毕业生中几个最堪造就的人才，赴美留学。康白情与段锡朋、罗家伦等人的出国一事，被报刊比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 五大臣出洋”。
康入柏克利加州大学，选修“近年社会改造学说”。从康白情相当辉煌的大学时期来看，他可以在文学和社会活动两条路中做一选择，因为二者他都做得有声有色。但是，中国现代文化界及政治界二者都处于起步阶段，这固然为有才干有雄心者创造了脱颖而出的机会，也给某些实际上毫无经验的青年制造了不必读书，不必找指导，就可以包打天下的假相。
康白情念兹在兹的是中国国内政治，因此不断与在美的“少年中国”积极分子，如张闻天、袁同礼、方东美等人保持联系，讨论政治。他经过日本与日本共产党联络，到美国又与美国共产党联络，最后却在旧金山另找到一种政治势力。旧金山洪门帮会之盛 ，使他以为找到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的家乡四川安岳为袍哥势力中心之一，他11 岁即“参加”帮会。到加州后又加入旧金山洪门致公堂，1923年7月拉上加州大学几个中国同学入伙，发起了一个新的政党“新中国党”。此时康才二十八岁，竟然自己出任“ 党魁”，并立即在西方各地唐人街发展组织，在上海、北京等地设党部，并四处拉各国留学生，如刚到法国的李人等加入。这个以帮会为基础的“政党”一时气势大盛，康 白情以领袖身份回国“指导”，把加州大学四年学业抛到九霄云外。但是此“政党”系 以华侨社团为基础，康白情一回国，就土崩瓦解了。
康白情过于发达的领袖欲，使他失去昔日老师辈人物蔡元培、曾琦、李大钊等的好感。他既无法回美国继续学业，又无法投效北伐，只能回到四川老家，成为军阀刘湘为 幕僚。40年代末，他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成为右派分子，退职返乡 。船行途中，未进三峡即病死于湖北巴东。
所谓鲁迅的“仇恨政治学”
周末整理书橱，翻出一本《书屋》杂志，是2001年第5期，时隔五年，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记得的，因为，这是一本关于鲁迅的“特辑”，收入11篇极有分量的鲁迅研究论文，其中，头条《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作者：李肆），是我非常喜欢的，而最后一篇《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下文简称《崛起》）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喜欢的，读起来，心平气和；不喜欢的，读起来心潮澎湃。喜欢的，读了，也就读了；不喜欢的，读了，还想写点什么。我喜欢“抬杠”，喜欢“论战”。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么？我不敢自以为占据了真理之镇，我只是希望通过辩论，靠真理更近一步。
作者朱大可，似乎是上海的一位评论家。《崛起》篇幅6页，大约12000字，分四个段落：一、殖民地情欲的头号敌人；二、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三、上海语境塑造了“鲁迅精神”；四、“毛语”和“鲁语”胜利会师。朱大可的结论是：一方面是由肆无忌惮的嘲笑和酣畅淋漓的痛骂构成的杂文体话语暴力，一方面是冷漠绝望的遗书话语仇恨，这两个要素便是殖民地鲁迅精神的基石。
提炼出上述结论的材料，是鲁迅的杂文《死》里面的“遗言”，因为是七条，所以，朱大可概括为“鲁七条”，并且逐条“阐释”。先是总括：鲁迅的“遗言”简洁得犹如墓志铭，仿佛是针对家族的最高指示，展示了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一下简称“鲁七条”），接着分陈：
一、 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二、 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 坚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 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 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六、 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 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冒号前面的是朱大可的话，后边是引用鲁迅的话。引用忌讳断章取义，朱大可恰恰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比如第一条，后边还有一句：——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第五条，在“文学家和美术家”的前面，还有“空头”两字。朱大可有意把这关键词遗漏，说他“别有用心”，大约是不会冤枉他的。因为，倘若引用全面了，朱大可的立论就站不住脚了。
退一步讲，不受丧礼，也未必就是坚拒别人的恩惠。这是鲁迅做人的一贯原则，鲁迅这是善始善终嘛。难道要像现在有些当官的，借着父亲的去世，大殓财物，这才是有人情味么？至于不设灵堂、不做关于纪念的事情，那仍然是鲁迅一贯的生活主张。当年，有人请鲁迅写自传，鲁迅便婉言谢绝了，说，如果自己也写一本，天下的人便都可以写自传了，岂不要挤破了图书馆？是谦逊，也是自尊。让或者的妻子忘记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否认（而且还是“彻底”）夫妻情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难道要一辈子沉浸在悲痛之中，永远生活在怀念当中，才是夫妻情深义长的见证？鲁迅自己从事文学事业，知道其中的艰难。为了孩子能够好好地过日子，鲁迅不强求孩子一定要子承父业，光宗耀祖，这很正常嘛，鲁迅尤其反对孩子做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因为那正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鲁迅的孩子果然没有做文学和美术，而是从事于邮电工作，活得很好，这就是否定了鲁迅从事的文学事业了么？
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这样的话，太有警示意义了。妻弱子小，鲁迅这是怕亲人吃亏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得不防啊。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难道人人都像傻根（《天下无贼》）一样，才是关爱、承诺、道德的继承者？鲁迅被别人利用、欺骗的事实还少么？自己亲身获得的一点经验教训遗漏给家人，难道还有什么不妥么？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夜猫子上宅，无事不来，鲁迅的话，不过是民间谚语的“杂文”化而已。
当然，以上都是顺带着批判的，朱大可的落笔之处是第七条。由此，朱大可概括出了所谓的鲁迅的“仇恨政治学”。不仅如此，他还找到了仇恨的来源和去处：这与马克思的暴力学说（你先剥削压迫我，然后我才反抗）以及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训诫，有着惊人的相似。
现在的人真是福气了，一生下来，就是国家的主人，不像鲁迅，经历过做奴隶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做奴隶，不觉得不平，还有做出诗意来，那还是奴隶么？不，那是万劫不复的奴才。奴才，是没有希望获得解放的（请看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见《野草》）。不错，鲁迅骂过梁实秋、贬过林语堂、嘘过徐志摩、斗过章士钊……可是，那也是因为鲁迅被骂被贬被嘘被斗在先，人家给他十枪，鲁迅不过还了一箭，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把鲁迅描绘成为一个仇恨者的形象，好像人家借了他的大米还了黑豆一样的“怨父”，如果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无耻了。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鲁迅是爱其不幸，怒其不争啊。为什么我的笔墨总是饱含“仇恨”，那是因为我对你的爱比海深。不高举爱的大纛，怎么能够建立起憎的丰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者合一，这才是真实的鲁迅，完整的鲁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断章取义、刻意歪曲，把鲁迅作为一个假想敌，兜售自己那点不知所以然的所谓“宽容”理论，实在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宽容，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是，战斗，更是一种品格。再者说了，宽容，永远是强者的美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隶（奴才不在此例），是不配讲宽容的。现在开口闭口宽容的人，自然也是社会精英、国家栋梁，至少，也掌握了一些话语权的了。可是，这些主张宽容的人，对于别人的不宽容，是一点也不宽容的。他们的出语也是充满着“仇恨政治学”的。比如，朱大可先生下面的这几句话，便字字滴血，句句带恨的：
许（广平）是性格极其强悍的女人，在鲁迅死后上海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施以严酷鞭打和电刑，甚至被全身剥光进行羞辱，企图从中得悉抗日者的名单。据她自己描述，她始终守口如瓶。但许显然是个不谙风情的女人，尽管有些文士的小幽默，她和鲁迅的书信还是乏味得像一堆八股文章。
一个女人遭受那么大的侮辱，本来已经不幸了。可是，还要遭受这样的奚落，因为，许没有妥协，没有投诚，因为，许还在“仇恨”，即使是仇恨日本人。难怪有些人对于周作人的变节总是“情有独钟”、“网开一面”呢。《两地书》没有风花雪月的酸味，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便使人看着不舒服。谁说谈恋爱就一定要如此非彼呢？如果《两地书》也是八股文章，我不知道什么才不是八股文章了。还有更“仇恨”的话语：
他的骂人絮语从反面揭发了这个可悲的事实。他灵魂中的全部疑惧和怨恨，只有在口水“暴力”中才能得到短暂的平息。他杀机日炽，心力交瘁，死时仅五十六岁，体重只有七十六斤，像一具被仇敌彻底抽空的躯壳。但他的仇恨意志却像磐石一样坚硬。在置弃了爱和文学性（小说、散文和一切叙事性或抒情性的）写作之后，借助临终遗言和死亡絮语，他发出了二十世纪最冷酷而又动人的战斗呐喊，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引发了巨大的回响。
够了，朱大可的口诛笔伐，可以休矣。当年，反对杂文的大学生林希隽讨伐杂文的文章自然也是杂文，今天，清算“仇恨政治学”的评论家朱大可的论文，也充满了政治性的仇恨，看来，杂文这种文体，是一时半会儿消灭不掉了，仇恨这种意志，更是三年两载清除不了的了。鲁迅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不是鲁迅不想费厄泼赖，而是这个社会、这个人生还不适合费厄泼赖。意大利足球的“电话门”，是不费厄泼赖的一个新近的例证，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反费厄泼赖的事情就更多了。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摘自《对岸的诱惑》
作者：赵毅衡
今天的留学生涯与五四时代自有许多不同，但当初那些大家在海外的经历，毕竟还是值得借鉴的。这里选摘的三位，在五四时曾同声相应，名震海内；有趣的是，他们在海外的足迹却大相径庭。
傅斯年“学而广则仕”
1917年，留洋出身的胡适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当时北大文科学生中，学问功底最好 的，是山东来的傅斯年，绰号“孔子后第一人”，被传统派教授黄侃、刘师培等视为国 学后继者。在胡适感召下，傅斯年发起《新潮》杂志，与《新青年》呼应，为新文化作 鼓吹，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为《新潮》专辟了编辑部。“五四”当日，火烧赵家楼，傅 是带头者之一。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于1919年冬，从上海启碇到英国留学，慨然有尽览西学的壮志 。同行的俞平伯，到英国没有一个月，就乡思难忍，洋食难吃，苦不堪言，偷偷溜走。 傅斯年为了追回好友，一直赶到马赛，也没能说服他。与俞平伯正好相反，傅斯年刚到英国，就在北京《晨报》每日连载《英伦游记》、《留学英国最先要知道的事》之类的 文章，俨然成为英国留学专家。
1920年夏天，傅斯年进入伦敦大学心理学系，想师从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斯皮尔曼教授读心理学博士。斯皮尔曼却要他从本科一年级读起，傅斯年倒也没有泄气，因为他 已抱定“留学不为学位”的宗旨。
傅斯年在伦敦时，住在泰晤士河南岸的Clapham。墙上挂的是他心目中（其实是“五 四”一代中国人心目中）三位英国文化英雄的肖像：肖伯纳、达尔文、密勒。在伦敦时，他曾帮助名作家威尔士写他的《世界史纲》的中国部分，喜看歌剧（因为有志改造“ 中国旧剧”），喜读小说。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有“傅斯年藏书室”，里面西文书门类 之多，令人惊奇。如此几年下来，所得甚多，实验心理学这一主课却越学越觉得没意思。这门课是一板一眼的数学化的测试统计，为此，傅斯年还加修了数学与化学课程，结 果发现是在把人当做实验动物，与“改造中国人心理”的手段、目标相去甚远。二十年 后，傅斯年写了一本《性命古训辩证》，讨论中国人心理与概念的关系，但是方法却是 国学的文字训诂，与所学的实验心理学完全无关。
1923年秋季，傅斯年决定离开伦敦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在英国留学三年，专攻一 门，使他失望。到德国后，他干脆又从人文学院本科一年级读起，不定专业。他参加过东方学家傅兰克的西藏学课，而且依然旁听物理、概率论数学，还到爱因斯坦的研究生 讲习班听相对论。
当时聚集在柏林大学的有一大批中国朋友，包括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等，加上 徐志摩、赵元任、金岳霖先后来访，均为一时之选。这批中国学生，都以欧洲启蒙大师莱布尼兹的通才为治学榜样，同时学多门，形成了一个“中国百科全书派”。傅斯年之 求博，甚至在这批人中，也成为奇谈。有一次吃饭，傅斯年书包奇重，原来是装着三大 卷《地质学》。连主攻地理、兼学希腊罗马古典的毛子水，都说他如此读书，将“劳而 无功”。
1926年，胡适到欧洲，傅斯年作为胡门第一弟子，赶到巴黎见面。二人长谈后，胡 适非常失望，觉得傅在欧洲六年，“漫无纪律”，远不如留在国内的顾颉刚用功而有所成。这位当年来听课能使胡适提心吊胆的学生，“整体治西学”六年后，竟然会因为“ 不用功”而受老师训斥，也是奇事。
傅斯年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主任时，鲁迅任教务主任，二人来往甚多。据鲁迅 在私人通信中记载，傅斯年“近来颇骂胡适……胡对他先有不敬之言，谓傅所学名目甚 多，而一无所成。”
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任主任、所长、校长、院长。他于1928年在广州筹建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支持了对安阳殷墟的重要发掘，功不可没，至今为人称道。1950年，中风去世于台湾大学校长 任上。他一直当学术领导，又以学者身份参政，留欧得来的博学广知，正得以用所长。但是“学而广则仕”并非傅斯年当年求学之初衷，碰巧而已。
刘半农务求专精
刘半农原本没有读过大学，从常州中学毕业后，做过一些杂事，1912年，二十岁到 上海“作文化人”，参加新剧团，又演又编，发表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开出一个新名堂 ；又弄翻译，无所不译，尤多侦探小说。“伴侬”这个寻芳公子式的名字，成为上海滩文学新星。
但是，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率先支持文学革命。
同年，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预科做国文教员。可能是蔡赏识他，1918年，北大上报教育 部，保送刘半农到英国留学，想让他补上大学教育。
刘半农在伦敦大学院语言学系就读，进了语音实验室，学习各种实验方式、仪器设 备。比他稍晚到一些的傅斯年贪多务得，刘半农则从无此野心。
原因之一，是他的明智。作为中国最早的新诗人之一，他很想研究文学，至少兼读 文学。他说，“一到国外，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马上决定专重语言学”。又发现 西方语言学，活语死语要弄上十年八年，更退一步，“侧重”语音学。再后退一步，专攻实验语音学。他后来自称他的留学策略是“退避三舍”，野心不能太大，太大不免逐 渐缩水，不如当初就把自己看小些，即在小事上做水磨功夫。
原因之二，是他依然把国内文化界视为他的战场。人离开了，心没有离开，声音也没有离开：他依然不断卷入论战。1920年8月，在《时事新报》发文，提出汉语应当添加 “她”字，引发一场大争论。一时国内报上都是《难道刘半农错了吗？》、《刘半农不 错谁错？》，弄得刘半农之名，比他在国内时还响亮。鲁迅十多年后回顾，赞其“很打 了几次大仗”。
野心不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刘半农有家有小，一个人的奖学金要养活五口之家，与 在国内时之丰裕，对比太大。在伦敦期间，刘的学术活动虽依然活跃，但写诗时就情绪 泄露无遗。《1921年元旦》这首诗，副题为“在大穷大病中”；《稿子》一诗，说是从 编辑那里拿回退稿，外面黄昏的街上下着雨，“冷水从帽檐上，往下直浇”，回到家， 妻病孩子饿，“最后一寸蜡烛昨天已点完”。但是刘半农有个能力，即叹穷只限于写诗 。他在伦敦做的歌词《教我如何不想她》，则成为传唱几十年的情歌。
刘半农在1921年夏天转到巴黎大学。法国“国家博士”答辩，是出名的难。记得曾 听过钱钟书先生在闲谈中说，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等人，喜欢在博士答辩时以偏题 难倒中国考生以炫学，钱对此很反感，因而放弃在法国读博士。无怪乎刘半农答辩，“ 气氛紧张”，考了七个小时，结束时，刘半农已精疲力竭，由朋友搀扶出场。
刘半农是个聪敏人物，鲁迅称他为“上海来的才子”：点子多，头脑快，什么都来 得一手。但是，他在学习上极其专精，务求甚解。1921年，才留学一年，便已经向蔡元 培提出《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1924年出版《四声实验录》；回国后，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创始人，把自南北朝以来历史悠久的中国音韵学推进成为现代学科 。1934年，刘半农远道去绥远塞北，调查语音，绘制雄心勃勃的“中国方言地图”，不 幸染回归热而亡故，年方四十四。
康白情彼岸歧途
1922年，胡适第一次去看深宫中的溥仪，看见这位下台小皇帝竟然在读康白情的诗，大为感动，就多方鼓励。后来溥仪也写了几首新诗，学的康白情风格，可见当时康白情的影响。
康白情可以说是第一位北大诗人，五四时代第一青年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个社会 活动家，发表了一些政论文章，意气风发，有文采有胆识。在北大做学生时，康白情的傲慢已有名。每次上课，照例姗姗来迟。他上马叙伦的“老庄哲学”课，没有一次不迟 到。一日，马叙伦讲得正兴起时，康白情又推门而入。马叙伦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诗人答：“住得太远。”马先生生气地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 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谓远！”诗人马上说：“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气得马先生无话可说，只好宣 布下课。
1917年北大首创由学生主持“教授会”，四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张国 焘和康白情——分别担任四个学院的“主任”。1918年《新潮》创刊，康白情任干事。《新潮》成为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刊物之首。康白情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坚分子。1919年5月3日夜，在北大学生千人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之后，校长蔡元培急召五个学生领袖开会作筹划，这紧要关头的“五大领袖”是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 朋、康白情。五四事件得到全国响应之后，康白情率领北京学生代表团赴沪，当选为全 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0年，五四青年中的佼佼者纷纷出国，而康白情的出国，更不同凡响——是蔡元 培向南洋烟草公司募来的款，亲自选出这届北大毕业生中几个最堪造就的人才，赴美留学。康白情与段锡朋、罗家伦等人的出国一事，被报刊比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 五大臣出洋”。
康入柏克利加州大学，选修“近年社会改造学说”。从康白情相当辉煌的大学时期来看，他可以在文学和社会活动两条路中做一选择，因为二者他都做得有声有色。但是，中国现代文化界及政治界二者都处于起步阶段，这固然为有才干有雄心者创造了脱颖而出的机会，也给某些实际上毫无经验的青年制造了不必读书，不必找指导，就可以包打天下的假相。
康白情念兹在兹的是中国国内政治，因此不断与在美的“少年中国”积极分子，如张闻天、袁同礼、方东美等人保持联系，讨论政治。他经过日本与日本共产党联络，到美国又与美国共产党联络，最后却在旧金山另找到一种政治势力。旧金山洪门帮会之盛 ，使他以为找到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的家乡四川安岳为袍哥势力中心之一，他11 岁即“参加”帮会。到加州后又加入旧金山洪门致公堂，1923年7月拉上加州大学几个中国同学入伙，发起了一个新的政党“新中国党”。此时康才二十八岁，竟然自己出任“ 党魁”，并立即在西方各地唐人街发展组织，在上海、北京等地设党部，并四处拉各国留学生，如刚到法国的李人等加入。这个以帮会为基础的“政党”一时气势大盛，康 白情以领袖身份回国“指导”，把加州大学四年学业抛到九霄云外。但是此“政党”系 以华侨社团为基础，康白情一回国，就土崩瓦解了。
康白情过于发达的领袖欲，使他失去昔日老师辈人物蔡元培、曾琦、李大钊等的好感。他既无法回美国继续学业，又无法投效北伐，只能回到四川老家，成为军阀刘湘为 幕僚。40年代末，他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成为右派分子，退职返乡 。船行途中，未进三峡即病死于湖北巴东。
所谓鲁迅的“仇恨政治学”
周末整理书橱，翻出一本《书屋》杂志，是2001年第5期，时隔五年，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记得的，因为，这是一本关于鲁迅的“特辑”，收入11篇极有分量的鲁迅研究论文，其中，头条《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作者：李肆），是我非常喜欢的，而最后一篇《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下文简称《崛起》）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喜欢的，读起来，心平气和；不喜欢的，读起来心潮澎湃。喜欢的，读了，也就读了；不喜欢的，读了，还想写点什么。我喜欢“抬杠”，喜欢“论战”。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么？我不敢自以为占据了真理之镇，我只是希望通过辩论，靠真理更近一步。
作者朱大可，似乎是上海的一位评论家。《崛起》篇幅6页，大约12000字，分四个段落：一、殖民地情欲的头号敌人；二、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三、上海语境塑造了“鲁迅精神”；四、“毛语”和“鲁语”胜利会师。朱大可的结论是：一方面是由肆无忌惮的嘲笑和酣畅淋漓的痛骂构成的杂文体话语暴力，一方面是冷漠绝望的遗书话语仇恨，这两个要素便是殖民地鲁迅精神的基石。
提炼出上述结论的材料，是鲁迅的杂文《死》里面的“遗言”，因为是七条，所以，朱大可概括为“鲁七条”，并且逐条“阐释”。先是总括：鲁迅的“遗言”简洁得犹如墓志铭，仿佛是针对家族的最高指示，展示了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一下简称“鲁七条”），接着分陈：
一、 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二、 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 坚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 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 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六、 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 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冒号前面的是朱大可的话，后边是引用鲁迅的话。引用忌讳断章取义，朱大可恰恰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比如第一条，后边还有一句：——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第五条，在“文学家和美术家”的前面，还有“空头”两字。朱大可有意把这关键词遗漏，说他“别有用心”，大约是不会冤枉他的。因为，倘若引用全面了，朱大可的立论就站不住脚了。
退一步讲，不受丧礼，也未必就是坚拒别人的恩惠。这是鲁迅做人的一贯原则，鲁迅这是善始善终嘛。难道要像现在有些当官的，借着父亲的去世，大殓财物，这才是有人情味么？至于不设灵堂、不做关于纪念的事情，那仍然是鲁迅一贯的生活主张。当年，有人请鲁迅写自传，鲁迅便婉言谢绝了，说，如果自己也写一本，天下的人便都可以写自传了，岂不要挤破了图书馆？是谦逊，也是自尊。让或者的妻子忘记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否认（而且还是“彻底”）夫妻情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难道要一辈子沉浸在悲痛之中，永远生活在怀念当中，才是夫妻情深义长的见证？鲁迅自己从事文学事业，知道其中的艰难。为了孩子能够好好地过日子，鲁迅不强求孩子一定要子承父业，光宗耀祖，这很正常嘛，鲁迅尤其反对孩子做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因为那正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鲁迅的孩子果然没有做文学和美术，而是从事于邮电工作，活得很好，这就是否定了鲁迅从事的文学事业了么？
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这样的话，太有警示意义了。妻弱子小，鲁迅这是怕亲人吃亏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得不防啊。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难道人人都像傻根（《天下无贼》）一样，才是关爱、承诺、道德的继承者？鲁迅被别人利用、欺骗的事实还少么？自己亲身获得的一点经验教训遗漏给家人，难道还有什么不妥么？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夜猫子上宅，无事不来，鲁迅的话，不过是民间谚语的“杂文”化而已。
当然，以上都是顺带着批判的，朱大可的落笔之处是第七条。由此，朱大可概括出了所谓的鲁迅的“仇恨政治学”。不仅如此，他还找到了仇恨的来源和去处：这与马克思的暴力学说（你先剥削压迫我，然后我才反抗）以及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训诫，有着惊人的相似。
现在的人真是福气了，一生下来，就是国家的主人，不像鲁迅，经历过做奴隶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做奴隶，不觉得不平，还有做出诗意来，那还是奴隶么？不，那是万劫不复的奴才。奴才，是没有希望获得解放的（请看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见《野草》）。不错，鲁迅骂过梁实秋、贬过林语堂、嘘过徐志摩、斗过章士钊……可是，那也是因为鲁迅被骂被贬被嘘被斗在先，人家给他十枪，鲁迅不过还了一箭，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把鲁迅描绘成为一个仇恨者的形象，好像人家借了他的大米还了黑豆一样的“怨父”，如果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无耻了。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鲁迅是爱其不幸，怒其不争啊。为什么我的笔墨总是饱含“仇恨”，那是因为我对你的爱比海深。不高举爱的大纛，怎么能够建立起憎的丰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者合一，这才是真实的鲁迅，完整的鲁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断章取义、刻意歪曲，把鲁迅作为一个假想敌，兜售自己那点不知所以然的所谓“宽容”理论，实在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宽容，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是，战斗，更是一种品格。再者说了，宽容，永远是强者的美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隶（奴才不在此例），是不配讲宽容的。现在开口闭口宽容的人，自然也是社会精英、国家栋梁，至少，也掌握了一些话语权的了。可是，这些主张宽容的人，对于别人的不宽容，是一点也不宽容的。他们的出语也是充满着“仇恨政治学”的。比如，朱大可先生下面的这几句话，便字字滴血，句句带恨的：
许（广平）是性格极其强悍的女人，在鲁迅死后上海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施以严酷鞭打和电刑，甚至被全身剥光进行羞辱，企图从中得悉抗日者的名单。据她自己描述，她始终守口如瓶。但许显然是个不谙风情的女人，尽管有些文士的小幽默，她和鲁迅的书信还是乏味得像一堆八股文章。
一个女人遭受那么大的侮辱，本来已经不幸了。可是，还要遭受这样的奚落，因为，许没有妥协，没有投诚，因为，许还在“仇恨”，即使是仇恨日本人。难怪有些人对于周作人的变节总是“情有独钟”、“网开一面”呢。《两地书》没有风花雪月的酸味，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便使人看着不舒服。谁说谈恋爱就一定要如此非彼呢？如果《两地书》也是八股文章，我不知道什么才不是八股文章了。还有更“仇恨”的话语：
他的骂人絮语从反面揭发了这个可悲的事实。他灵魂中的全部疑惧和怨恨，只有在口水“暴力”中才能得到短暂的平息。他杀机日炽，心力交瘁，死时仅五十六岁，体重只有七十六斤，像一具被仇敌彻底抽空的躯壳。但他的仇恨意志却像磐石一样坚硬。在置弃了爱和文学性（小说、散文和一切叙事性或抒情性的）写作之后，借助临终遗言和死亡絮语，他发出了二十世纪最冷酷而又动人的战斗呐喊，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引发了巨大的回响。
够了，朱大可的口诛笔伐，可以休矣。当年，反对杂文的大学生林希隽讨伐杂文的文章自然也是杂文，今天，清算“仇恨政治学”的评论家朱大可的论文，也充满了政治性的仇恨，看来，杂文这种文体，是一时半会儿消灭不掉了，仇恨这种意志，更是三年两载清除不了的了。鲁迅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不是鲁迅不想费厄泼赖，而是这个社会、这个人生还不适合费厄泼赖。意大利足球的“电话门”，是不费厄泼赖的一个新近的例证，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反费厄泼赖的事情就更多了。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