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骋华：十年雨露天将末——走向1925年的创造社

唐骋华：十年雨露天将末——走向1925年的创造社时间:2010-07-08 09:16 作者:唐骋华点击:705次
　　一
　　尽管褒贬不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总要遇见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倪贻德、何畏……有些耳熟能详，多数则尘封于斑斑霉迹，笔尖波澜似乎早已平复。但如果潜心翻阅那些文稿，自有无边风云涌动。
　　夏志清先生说，文学研究会的创作态度远比创造社严肃，而对青年的影响力，创造社却“实在大得出奇”。道理我想很简单。五四之后，青年成了民族的希望、进步的象征、文艺的主体，谁能抓住青年读者，谁便能“暴得大名”。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是留日青年，羡慕日本的飞速发展，又饱含漂泊异乡的痛感；担忧祖国纷乱的时局，又万分关注国内思想动态。他们要呐喊，要宣泄，要挣脱樊笼，要抒发性灵，选择浪漫主义、主情主义是顺理成章的。
　　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以“创造丛书”的名义由泰东书局出版。郭沫若高喊“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郁达夫则偏重刻画性心理。两者风格迥异，却同时凸现了“我”（郭沫若向外，郁达夫向内）。传统文学强调“文以载道”，作者要根据孔孟经典不断矫正自身趣味，至于青年状态的探索、挖掘，远远谈不上。因此，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内外夹击”，毫无顾忌地呈现自我，恰恰迎合了青年人骚动不安、忽喜忽悲的特征。相映成趣的是，近几年“八零后”的兴起，很重要的原因是青年文学长期缺位，份额被流行音乐、大众影视分享，八零后以文学的姿态收复了不少“失地”；同时也是对僵化教育的变相逃避和消极抵抗。
　　编完第1卷第2期《创造季刊》，郭沫若写下《编辑余谈》，称：“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本着内心的要求”，即抛弃“文以载道”的陈词滥调，而“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郭沫若《创造者》）。早期创造社的小说政治味、说教味较淡。郭沫若的《残春》有一段“性梦”，他后来解释“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受了精神分析学派浸染。陶晶孙的《木犀》《音乐会小曲》笔触哀婉纯粹，唯美非常。倪贻德的《花影》写到由于女主人公与人订婚，男主人公的初恋终结时，也并未渲染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相反，小说重点放在少男少女间朦胧纯真的爱恋，有几段温情而富生趣：
　　但是她越劝得殷勤，他越哭得起劲。他觉得哭的时候，耳边能够听到这样婉转的声音，颊上能够感到这样温软的触觉，是最愉适不过的，所以索性尽量的大哭起来。
　　（女孩为男孩缝纽扣时）我们的脸儿是对面对着，起初还是远的，不知什么原故？把我们当中的一股热气吸引了拢来，渐渐移近了，渐渐依偎着了。她的眼睛闭成一条弯弯的曲线，再也注意不到纽扣上；她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再也没有力气缝下去。我还觉得那时的感觉，是那么样的和暖，那么样的温软，而且又那么样的香甜。
　　早期创造社的小说多带自传色彩，而各个作者经历不同，也就五彩纷呈。黄业初的《恋爱初期之失败者》，直率地道出了另一种普遍情绪：
　　“Lonesome！Lonesome！”是我的病名，我因为患了Lonesome病，一遇见她便变了症，变成一种One-side love了，我的悲苦比患Lonesome症还来得利害。
　　这些情绪颇能打动当时的青年。
　　当然，问题小说、社会小说仍占创造社创作的相当比例。郑伯奇的《最初之课》描述了一段类似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经历，有启蒙意义；赵邦杰《可怜的少女》揭露了“妇女守节”观念导致的恶果；淦女士的《隔绝》以第一人称书信形式写来，痛诉家庭的禁锢，毁灭了她的恋爱；郭沫若的《歧路》讲叙一青年弃医从文所遭到的磨难，情绪激烈……这些事情同样是青年读者萦绕于怀的。可见，早期创造社赖以吸引读者的，是对青年生存状态、心理的把握、体认和发挥。
　　二
　　一般认为，五卅运动彻底改变了创造社的文艺倾向。其实这一嬗变早埋下伏笔，有三篇文献值得注意。
　　第一篇是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刊登在《创造周报》第1辑第3号。郭沫若用八句极其煽情的话结束文章：
　　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
　　我们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们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们反抗藩篱人世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们反抗由以上种种所派生出的文学上的情趣。
　　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
　　略加分析不难发现，这里的“无产阶级的精神”既是反抗资本主义、反抗宗教的，也是以人性为根基、贴近人世的，是“精赤裸裸的人性”。这反映了郭沫若理论上的混乱，不过其兼容并包的作风，是五四余绪。
　　第二篇文章是郑伯奇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撰写的长篇导言，1935年发表。文章开头引述了美国心理学家史丹莱·霍尔的学说，认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是将以前已经通过了的进化过程反覆一番前进的”。据此，郑伯奇将五四期间的各种文学流派，视作落后国家迅速重走一遍西欧各国的陈迹。这是典型的单线进化论。
　　联系这两篇相距约十年的文献，我们发现，只要郭沫若们把早期创造社崇奉的浪漫主义和“社会发展阶段论”相对应，那么浪漫主义就成了进化链上的一环，注定要被更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取代。成仿吾1928年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果然做了明确论述：
　　浪漫主义和与感伤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但是对于资产阶级（Bourgeois）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全人类社会的改革已经来到目前。
　　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夫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这篇文章实际写于1923年，可算作郭沫若1926年发表的《革命与文学》的先声。不妨列张简表，有个直观印象：
　　文艺形态、思潮　　　　   所处阶级
　　古典文学　　　　　　　　封建阶级
　　新文化运动　　　　　　　资产阶级
　　浪漫主义、感伤主义　　　小资产阶级
　　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
　　对创造社而言，他们已超越了代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当务之急是克服小资产阶级软弱性。这尤其表现在情感上：要像戒毒那样戒掉罗曼蒂克。于是创造社的调门越来越高，陶晶孙、倪贻德等“艺术至上”倾向较重的作者逐渐离开文学，回归本行。这一过程象征着沉湎于自我世界的知识分子要么脱胎换骨，获得革命许可证，要么放弃写作。文艺变成宣传，绕了个大弯，文学观仿佛又回到了“文以载道”的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仿吾、郭沫若的几篇文艺评论，又可算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端倪。五卅运动之所以能深刻改变创造社，是有脉络可循的。
　　吊诡的是，早期创造社幼稚、肤浅、冲动，但满怀真情；转向后“小资产阶级情调”是被割除了，却连半个有价值的工农形象也没留下。这类思想“成熟”、作品反而每况愈下的情况，曾被称为“何其芳现象”。既是现象，显然有普遍性，而创造社可谓深陷其中。但反过来想，一个作家没有优秀作品问世，思想能否算成熟呢？“成熟”了的创造社，究竟更贴近生活，还是更疏离现实呢？
　　创作上歉收，打笔仗倒劲头十足。1927年成仿吾抛出《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嘲笑鲁迅；翌年，创造社骨干冯乃超、李初梨、彭康也披挂上阵，形成围攻之势；郭沫若干脆污蔑鲁迅是“一个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照正史记载，这场“误会”终究消除，大家冰释前嫌，促进了左派作家的团结云云。
　　1929年2月，国民党政权第三次也是最末一次查封创造社。其时爱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与其他成员几近分道扬镳，抗战期间做了汉奸。“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1945年被日寇杀害于苏门答腊。成仿吾和郭沫若是官做得最大的两位，特别是郭沫若，享有极高荣誉。手头有本1979年版《辞海·文学分册》，将他捧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真的志得意满吗？晚年，具有他当年“狂飙突进”性格的郭世英思想“异端”，郭沫若无力保护，眼睁睁看着小儿子惨遭杀戮。据说从那天开始，郭沫若埋首日记本，写啊、写啊……
　　创造十年，如雨般纷纷扬扬，是跌宕起伏的脾气。听雨脚千姿百态的步伐，一会儿稀稀疏疏零零碎碎，跳到叶脉上车顶上薄伞上滴滴答答，或逗笑或吟诵；一会儿借着股狂风蓬勃舒卷，远远近近横洒迷迷茫茫的线条。又弹向路面，溅八方泥泞。又坠入静河，泛圈圈涟漪。也泛在心坎里情绪里想象里历史里，都湿漉漉结一腔激越与激奋、愁怨与惆怅。
　　长长的变奏曲耐人寻味；由这阕到那阕，奇峰突崛，洪流的喧嚣淹没了个体的挣扎。十年雨露天将末，创造社从1920走向1925，从浪漫走向革命。也走向延安文艺，走向知识分子的黄昏。笔尖波澜地欲翻，惊回首，倾翻的竟是五四幽魂。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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