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杭州会议 1958.1.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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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元旦社论很有气势，题为《乘风破浪》。
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
更令人激动的是，它提出了一幅十分具有诱惑力的发展经济的宏伟蓝图。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美。
几天后，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
会议讨论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
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还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毛泽东还提出，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政治思想革命的同时，要着重搞好技术革命。
令人注意的是，毛泽东自1957年9月、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进一步批评两年前的“反冒进”。“反冒进”的代表作便是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意见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他认为，在我们的队伍中，促退派不是“少数”而是“许多”。因此，毛泽东认为现在是到了批评右倾保守的时候了。他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自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中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欣赏，建议要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口号的人。
1958年的到来，真的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大发展、大跃进吗?
漫步小营巷，毛泽东对太平天国战将陈炳文住过的旧宅有没有蚊子发生了兴趣
1月5日，新年刚过的杭州城，沐浴在阳光中，小营巷的居民们刚刚吃过中饭，正忙着洗涮碗筷，料理家务。
小营巷是一条古老而普通的小巷。据记载，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城后，镇守杭州的主将陈炳文，就住在巷内的61号，因院内住有小营军队，小营巷也就由此而得名。
当一位身材魁伟穿银灰色大衣的客人，由好些人陪同着，往这里走来的时候，居民委员会主任石侣琼老远就看见了他们，以为又是哪里的领导同志来检查工作了。老太太快步迎上去，走到跟前却猛地停住了脚步：哎呀！这不是毛主席吗?她惊喜之下，连忙招呼身后的居委会委员，赶紧准备迎接工作。
毛泽东是到这里来查看卫生工作的。两天以前，也就是1月3日，他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通知，要求“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通知中讲到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也已大动起来。毛泽东在通知中要求，“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毛泽东相信，他对小营巷卫生工作的视察将会推动全国的这一卫生运动。他首先信步走进陈炳文曾经住过的61号院。
昔日的大院，如今住着好多户人家。两个姑娘正在下棋，没有发觉身边的事，只听有人轻声对她们说：“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姑娘随口应道：“好!好!欢迎！”一边站起来招呼客人。
其中一个姑娘叫戴桂芳，是个中学生。她抬头望了一下眼前的人，突然发现他很面熟，是……是毛主席?她犹豫地说。边上的人点头，她的脸立刻因为紧张和兴奋变得红红的。毛泽东伸出手，握住这位姑娘的手，再一次说：“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
“好！好!”姑娘们连声说，和毛泽东并肩走进过道。那里的饭桌和菜橱，都擦洗得很干净。毛泽东东瞅瞅，西看看，问屋里的人：“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里边的人说：“没有苍蝇，平时也很少有蚊子。”
毛泽东点头，走进厨房。这个厨房是这个院落中10多户居民共用的，虽然有些拥挤，但锅灶、煤球炉和周围的做饭用具，却摆放得整齐干净。
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毛泽东很礼貌地向屋主人打招呼：“这里可不可以参观?” 青年工人郑肇勇在里边很兴奋地迎出来，连声说：“毛主席，欢迎您进来参观。”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放着几叠书。毛泽东的眼睛盯住了它们，走过去很随意地坐下来，去翻动书页，并问小郑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在哪里工作?看到一个题有“奖给先进生产者”字样的脸盆，毛泽东又问：“是奖给你的吧?”小郑告诉他，是自己哥哥郑肇基得的奖品，毛泽东道：“你们一家都很好。”
毛泽东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小营巷，大家都奔出来，挤在61号院里院外，鼓掌欢迎。
毛泽东走出61号，走进56号院。这里的房子比前面一幢好一些，客厅、卧室收拾得一尘不染。他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在天井边停下来，揭开并排放着的5个水缸中的一个缸盖子，往里瞧。站在旁边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连忙介绍说：“缸里装的是雨水，里边养着鱼，就没有孑孓了。”
毛泽东又走进屋后的菜园，看到菜园左角上有一个粪缸，贮存着浇菜施肥用的人粪尿。程瑜揭开缸上的盖子，说：“这个粪缸夏天也不会生蛆。”
“怎样才不生蛆呢?”毛泽东感兴趣地问。
“用石灰洒在上面，三天洒一次。”程瑜道。
毛泽东称赞：“不错。”
小营巷的卫生工作的确做得不错，是连续几年被杭州市评为市卫生模范的单位，两年多没发现一个传染病病人。
接着，毛泽东又去看42号大院。这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屋子虽老旧，但泥地上没有垃圾，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没有杂草。
看过两户居民，毛泽东走进军属居素吾老太太家。老太太很会收拾屋子，不仅到处窗明几净，透着干净利索，她家桌上的瓶子里还插着一束蜡梅花，优雅芳香。毛泽东微笑着走进走出，看到室内两张床上都没有挂蚊帐，便问：“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马上说，这里就是夏天，蚊子也很少呢。
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他走出门口，准备回去了。巷里站满了人，都争着要和毛泽东握手。一个老人，胡须已经白了，他伸着手，总也挤不到跟前来。毛泽东看见，便向前走几步，握住老人的手，老人连连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视察小营巷已经过去30多年了。今天你去那里，小巷依旧一派清洁文明的气象。
毛泽东走过的那条碎石路，现在已是平坦的水泥路。巷道两边那古老的建筑、矮平的住宅依旧，但漆成奶黄的墙壁衬得一扇扇门窗熠熠发光。面貌一新的是，巷东侧新辟小营巷新区，5幢6层楼房耸立，早已有一半人家搬进这单元式标准住房。还有一个小营公园，花木扶疏，芳草如茵。
而在小营巷口有一块紫红色的大理石碑，则特别引人注目，上面刻写着几个字：这里是毛泽东同志曾经到过的地方。
当年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已经89岁，搬进了楼房，她一直珍藏着她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老太太讲卫生的劲头不减当年，每天扫扫抹抹不停手，说是习惯了，不收拾心里难受。
凡有新居户迁入小营巷，街道干部都会不请自来，上门赠言：“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请你们讲究卫生。”
踏上毛泽东派来的专机，三位学者心情各异，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段西湖聚会的佳话
1958年年初，春节将临，到处是一派节前的忙碌景象。中国人重视团圆，尤其不会错过这春节的大好时光。
谈家桢1月6日（注：此处当事人回忆的时间可能有误，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此时已赴广西南宁）这天刚在学校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市委的通知，要他马上去杭州。
就在谈家桢心里琢磨这事的时候，周谷城、赵超构两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三人简单收拾停当，即分别随来车前往机场。为什么去杭州?去见什么人?他们聚在机场一碰头，就猜想出，可能是毛泽东要见他们。
果然不出所料，三人一上飞机，就发现座舱里的陈设，同过去见过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专门派他的专机往上海去接这三位著名学者的。
专机很快昂首蓝天，往南而去。从上海往杭州，不需要飞很长的时间。望着茫茫沉浮的云海，三个人的思绪却飘得好远，三个人的心情也各不相同。 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三人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最长。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相识了。那时，周谷城在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毛泽东则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和师范部国文教师。每当夜幕来临，两人常常相聚于校园，促膝恳谈。1927年初，周谷城又由毛泽东推荐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他经常去毛泽东住处——一座旧的平房里，聊到夜深人静。十年内战，两人分开了。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寓居上海的周谷城有一天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给他及其他一批知名知识分子的长信。而此时，周谷城靠翻译文稿过日子，毛泽东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人物。
周谷城的思绪又飘到新中国诞生之后。这几年，他多次受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挚友般纵谈古今。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1957年夏天他们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的一次谈话。那天，毛泽东游完泳，惬意地躺在一张藤椅上，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指指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赵充国是西汉武帝的大将，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人物。毛泽东说，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之一二，反对者达十之八九。可是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达十之八九，反对者却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周谷城想到这里，毛泽东那神情语态历历在目，也就相隔半年的时间嘛!
谈家桢则另有一番心情。
在生物学界，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属于摩尔根学派。50年代初期，我国生物学界步苏联后尘，片面强调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使谈家桢无法在复旦大学正常开设遗传学课程，也无法从事研究工作。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生物学界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第二年的3月，谈家桢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那次是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而毛泽东的态度又是十分的亲切自然。当谈家桢谈到青岛座谈会的情况时，老人家鼓励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这使谈家桢深受鼓舞。
四个月后，他又在上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次参加接见的还有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老朋友啦，谈先生!”一见面，毛泽东就很风趣地说。那个时候，谈家桢正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的一些话而忐忑不安。毛泽东是不是也看出了他的紧张情绪呢?要不，他不会对自己这样说：“天气这样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喽!”
谈家桢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回想着，心里还时不时地自问，这回见到主席，他会说些什么?
三个人之中，心情最紧张，最惴惴不安的大概要数赵超构了。
赵超构是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老报人了。在这之前，他见过主席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那次的接见，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直接提出了批评，他说：“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对此赵超构似乎并没能很好领会。以后在大鸣大放中，他写的一些杂文再次被认为是犯了错误。6月30日，他怀着几近惶恐的心情去见毛泽东，心想恐怕不能继续做新闻工作了。
所以，他一见毛泽东，便主动表示要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职务。
不料，却未获毛泽东同意。毛泽东让他回去还当总编辑，并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
赵超构是这样回答的：“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则很生动地沿用了一个成语：“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接着，他又具体指出了那些杂文的不正确之处，鼓励赵超构予以改正。
那次接见，毛泽东的一段感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啊!” 9月17日在上海，赵超构第三次见毛泽东。当时，他的两篇检查已呈递上去。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一见赵超构，毛泽东就笑语朗朗，接着，他问：“你写的两篇检查，我已看过了，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说：“很紧张，两个星期没有睡好觉。”
毛泽东点头：“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他比喻道：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自我批评。坐在飞机上的赵超构此时回忆着，默想着，心说，恐怕这次该向浙江负责人做个自我批评了，因为大鸣大放期间在《新民晚报》上有一些有关浙江的被认为是错误的报道……
专机轰鸣着，载着心情各异的三个人，降落在杭州机场。临近春节，又是寒风凛冽的夜晚，四周空无一人。下机后，他们马上被小车接送到毛泽东的住处。
这是西湖边一个美丽的庭院。已是夜里10点多钟，通明的灯光使当空的皓月黯然失色。毛泽东已迎在门前，光影里，他的身材显得特别的高大。他刚刚开完会，却丝毫没有疲惫之色，笑容依旧。
大家走进室内，相对而坐。屋里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大床照老习惯堆满了半边书，一面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恰恰正好。
毛泽东的谈话旁征博引，幽雅风趣，强烈地吸引着这三位学者。这几乎是每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感觉，他们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他的魅力如蒸腾的热气弥漫开来。
毛泽东的话题涉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这种漫谈是他所喜欢的，一方面可以使他的思路纵横捭阖地得以展开，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从中捕获众多的信息。他对适宜的谈话对手感兴趣。他向他们了解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又征询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议总路线的意见。他对他们曾经产生的一些摇摆心里很有数，他反复地阐述了这么一个问题：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从6.5亿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他还讲到了下基层接近人民群众。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毛泽东谈着自己的亲身感受，问赵超构：“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答说是温州人。
“好，你就到那里去走一走。”毛泽东出主意，他认为，搞新闻不能老呆在报馆里，要到下面去跑一跑才行。
毛泽东又转脸向谈家桢说：“教师也不要老关在教室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走，听听。”
接着，他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谈家桢汇报说，自从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以来，自己可以开课了。但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只把这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并没有真正重视摩尔根学派，进行这方面的遗传学研究，还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用一种坚决的口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不知不觉，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工作人员送来毛泽东的晚饭。他热情地相邀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用餐。在毛泽东，这是晚饭，而在他们三人，要算是夜里加餐了。一路颠簸，到这会儿也确实有点饿了，三人也就不再客气推辞。
饭菜很简单，荤素搭配。为了招待客人，特地多做了两个菜，还斟上了几杯黄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四人边吃边谈，兴致愈来愈高。餐毕，大家又侃侃而谈。毛泽东已是65岁的老人，但他精神旺盛，毫无倦意。其他人听他妙趣横生的谈话，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还是毛泽东无意间看了一下表，他煞住话头，哎呀一声，说：“已经3点了。”他首先站起来，颇为歉意地说：“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白天再谈吧!”
大家也表示，希望主席能好好休息一下。四人道别。毛泽东却执意要送他们一程。
他披上大衣，走出屋门。冬季，水木明瑟，大地还没有苏醒，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偶尔打破四周的寂静。
走过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来到门口，不远处的西湖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和三位学者一一握手，送他们上车，毛泽东抬头望望月亮，又看看湖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第二天，7日早上8点多钟，从毛泽东处又来通知说，请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和主席共进午餐。
餐桌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怎样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使他们深感主席及人民所寄予的厚望和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
毛泽东依旧幽默风趣。看到一碗饭里面有几粒谷子和稗子，他说：“这是天下南北人马八宝饭，天下的人都要吃，南北人民都要吃，人马都要吃。”话音未落，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轻松之中，赵超构没有忘记自我批评的事。席上，他插空就大鸣大放期间《新民晚报》上有关浙江的报道对陪同的浙江省委领导人表示歉意，毛泽东却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我不赞成这样。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啦!”
这一段西湖佳话，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了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位学者的脑海中。
赵超构这样说：“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帮助，一帮到底，毫不嫌弃。”
对于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毛泽东还在1961年对这位学者的最后一次接见中关心过。1968年11月的寒风中，下放劳动正锄草的谈家桢被告知“解放”，也是毛泽东指名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至于周谷城，1965年在上海西郊同毛泽东共吟李商隐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这是这两位老友的最后一次见面。
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
更令人激动的是，它提出了一幅十分具有诱惑力的发展经济的宏伟蓝图。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美。
几天后，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
会议讨论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
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还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毛泽东还提出，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政治思想革命的同时，要着重搞好技术革命。
令人注意的是，毛泽东自1957年9月、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进一步批评两年前的“反冒进”。“反冒进”的代表作便是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意见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他认为，在我们的队伍中，促退派不是“少数”而是“许多”。因此，毛泽东认为现在是到了批评右倾保守的时候了。他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自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中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欣赏，建议要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口号的人。
1958年的到来，真的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大发展、大跃进吗?
漫步小营巷，毛泽东对太平天国战将陈炳文住过的旧宅有没有蚊子发生了兴趣
1月5日，新年刚过的杭州城，沐浴在阳光中，小营巷的居民们刚刚吃过中饭，正忙着洗涮碗筷，料理家务。
小营巷是一条古老而普通的小巷。据记载，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城后，镇守杭州的主将陈炳文，就住在巷内的61号，因院内住有小营军队，小营巷也就由此而得名。
当一位身材魁伟穿银灰色大衣的客人，由好些人陪同着，往这里走来的时候，居民委员会主任石侣琼老远就看见了他们，以为又是哪里的领导同志来检查工作了。老太太快步迎上去，走到跟前却猛地停住了脚步：哎呀！这不是毛主席吗?她惊喜之下，连忙招呼身后的居委会委员，赶紧准备迎接工作。
毛泽东是到这里来查看卫生工作的。两天以前，也就是1月3日，他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通知，要求“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通知中讲到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也已大动起来。毛泽东在通知中要求，“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毛泽东相信，他对小营巷卫生工作的视察将会推动全国的这一卫生运动。他首先信步走进陈炳文曾经住过的61号院。
昔日的大院，如今住着好多户人家。两个姑娘正在下棋，没有发觉身边的事，只听有人轻声对她们说：“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姑娘随口应道：“好!好!欢迎！”一边站起来招呼客人。
其中一个姑娘叫戴桂芳，是个中学生。她抬头望了一下眼前的人，突然发现他很面熟，是……是毛主席?她犹豫地说。边上的人点头，她的脸立刻因为紧张和兴奋变得红红的。毛泽东伸出手，握住这位姑娘的手，再一次说：“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
“好！好!”姑娘们连声说，和毛泽东并肩走进过道。那里的饭桌和菜橱，都擦洗得很干净。毛泽东东瞅瞅，西看看，问屋里的人：“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里边的人说：“没有苍蝇，平时也很少有蚊子。”
毛泽东点头，走进厨房。这个厨房是这个院落中10多户居民共用的，虽然有些拥挤，但锅灶、煤球炉和周围的做饭用具，却摆放得整齐干净。
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毛泽东很礼貌地向屋主人打招呼：“这里可不可以参观?” 青年工人郑肇勇在里边很兴奋地迎出来，连声说：“毛主席，欢迎您进来参观。”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放着几叠书。毛泽东的眼睛盯住了它们，走过去很随意地坐下来，去翻动书页，并问小郑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在哪里工作?看到一个题有“奖给先进生产者”字样的脸盆，毛泽东又问：“是奖给你的吧?”小郑告诉他，是自己哥哥郑肇基得的奖品，毛泽东道：“你们一家都很好。”
毛泽东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小营巷，大家都奔出来，挤在61号院里院外，鼓掌欢迎。
毛泽东走出61号，走进56号院。这里的房子比前面一幢好一些，客厅、卧室收拾得一尘不染。他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在天井边停下来，揭开并排放着的5个水缸中的一个缸盖子，往里瞧。站在旁边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连忙介绍说：“缸里装的是雨水，里边养着鱼，就没有孑孓了。”
毛泽东又走进屋后的菜园，看到菜园左角上有一个粪缸，贮存着浇菜施肥用的人粪尿。程瑜揭开缸上的盖子，说：“这个粪缸夏天也不会生蛆。”
“怎样才不生蛆呢?”毛泽东感兴趣地问。
“用石灰洒在上面，三天洒一次。”程瑜道。
毛泽东称赞：“不错。”
小营巷的卫生工作的确做得不错，是连续几年被杭州市评为市卫生模范的单位，两年多没发现一个传染病病人。
接着，毛泽东又去看42号大院。这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屋子虽老旧，但泥地上没有垃圾，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没有杂草。
看过两户居民，毛泽东走进军属居素吾老太太家。老太太很会收拾屋子，不仅到处窗明几净，透着干净利索，她家桌上的瓶子里还插着一束蜡梅花，优雅芳香。毛泽东微笑着走进走出，看到室内两张床上都没有挂蚊帐，便问：“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马上说，这里就是夏天，蚊子也很少呢。
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他走出门口，准备回去了。巷里站满了人，都争着要和毛泽东握手。一个老人，胡须已经白了，他伸着手，总也挤不到跟前来。毛泽东看见，便向前走几步，握住老人的手，老人连连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视察小营巷已经过去30多年了。今天你去那里，小巷依旧一派清洁文明的气象。
毛泽东走过的那条碎石路，现在已是平坦的水泥路。巷道两边那古老的建筑、矮平的住宅依旧，但漆成奶黄的墙壁衬得一扇扇门窗熠熠发光。面貌一新的是，巷东侧新辟小营巷新区，5幢6层楼房耸立，早已有一半人家搬进这单元式标准住房。还有一个小营公园，花木扶疏，芳草如茵。
而在小营巷口有一块紫红色的大理石碑，则特别引人注目，上面刻写着几个字：这里是毛泽东同志曾经到过的地方。
当年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已经89岁，搬进了楼房，她一直珍藏着她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老太太讲卫生的劲头不减当年，每天扫扫抹抹不停手，说是习惯了，不收拾心里难受。
凡有新居户迁入小营巷，街道干部都会不请自来，上门赠言：“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请你们讲究卫生。”
踏上毛泽东派来的专机，三位学者心情各异，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段西湖聚会的佳话
1958年年初，春节将临，到处是一派节前的忙碌景象。中国人重视团圆，尤其不会错过这春节的大好时光。
谈家桢1月6日（注：此处当事人回忆的时间可能有误，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此时已赴广西南宁）这天刚在学校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市委的通知，要他马上去杭州。
就在谈家桢心里琢磨这事的时候，周谷城、赵超构两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三人简单收拾停当，即分别随来车前往机场。为什么去杭州?去见什么人?他们聚在机场一碰头，就猜想出，可能是毛泽东要见他们。
果然不出所料，三人一上飞机，就发现座舱里的陈设，同过去见过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专门派他的专机往上海去接这三位著名学者的。
专机很快昂首蓝天，往南而去。从上海往杭州，不需要飞很长的时间。望着茫茫沉浮的云海，三个人的思绪却飘得好远，三个人的心情也各不相同。 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三人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最长。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相识了。那时，周谷城在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毛泽东则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和师范部国文教师。每当夜幕来临，两人常常相聚于校园，促膝恳谈。1927年初，周谷城又由毛泽东推荐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他经常去毛泽东住处——一座旧的平房里，聊到夜深人静。十年内战，两人分开了。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寓居上海的周谷城有一天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给他及其他一批知名知识分子的长信。而此时，周谷城靠翻译文稿过日子，毛泽东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人物。
周谷城的思绪又飘到新中国诞生之后。这几年，他多次受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挚友般纵谈古今。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1957年夏天他们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的一次谈话。那天，毛泽东游完泳，惬意地躺在一张藤椅上，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指指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赵充国是西汉武帝的大将，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人物。毛泽东说，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之一二，反对者达十之八九。可是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达十之八九，反对者却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周谷城想到这里，毛泽东那神情语态历历在目，也就相隔半年的时间嘛!
谈家桢则另有一番心情。
在生物学界，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属于摩尔根学派。50年代初期，我国生物学界步苏联后尘，片面强调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使谈家桢无法在复旦大学正常开设遗传学课程，也无法从事研究工作。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生物学界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第二年的3月，谈家桢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那次是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而毛泽东的态度又是十分的亲切自然。当谈家桢谈到青岛座谈会的情况时，老人家鼓励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这使谈家桢深受鼓舞。
四个月后，他又在上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次参加接见的还有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老朋友啦，谈先生!”一见面，毛泽东就很风趣地说。那个时候，谈家桢正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的一些话而忐忑不安。毛泽东是不是也看出了他的紧张情绪呢?要不，他不会对自己这样说：“天气这样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喽!”
谈家桢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回想着，心里还时不时地自问，这回见到主席，他会说些什么?
三个人之中，心情最紧张，最惴惴不安的大概要数赵超构了。
赵超构是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老报人了。在这之前，他见过主席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那次的接见，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直接提出了批评，他说：“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对此赵超构似乎并没能很好领会。以后在大鸣大放中，他写的一些杂文再次被认为是犯了错误。6月30日，他怀着几近惶恐的心情去见毛泽东，心想恐怕不能继续做新闻工作了。
所以，他一见毛泽东，便主动表示要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职务。
不料，却未获毛泽东同意。毛泽东让他回去还当总编辑，并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
赵超构是这样回答的：“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则很生动地沿用了一个成语：“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接着，他又具体指出了那些杂文的不正确之处，鼓励赵超构予以改正。
那次接见，毛泽东的一段感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啊!” 9月17日在上海，赵超构第三次见毛泽东。当时，他的两篇检查已呈递上去。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一见赵超构，毛泽东就笑语朗朗，接着，他问：“你写的两篇检查，我已看过了，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说：“很紧张，两个星期没有睡好觉。”
毛泽东点头：“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他比喻道：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自我批评。坐在飞机上的赵超构此时回忆着，默想着，心说，恐怕这次该向浙江负责人做个自我批评了，因为大鸣大放期间在《新民晚报》上有一些有关浙江的被认为是错误的报道……
专机轰鸣着，载着心情各异的三个人，降落在杭州机场。临近春节，又是寒风凛冽的夜晚，四周空无一人。下机后，他们马上被小车接送到毛泽东的住处。
这是西湖边一个美丽的庭院。已是夜里10点多钟，通明的灯光使当空的皓月黯然失色。毛泽东已迎在门前，光影里，他的身材显得特别的高大。他刚刚开完会，却丝毫没有疲惫之色，笑容依旧。
大家走进室内，相对而坐。屋里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大床照老习惯堆满了半边书，一面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恰恰正好。
毛泽东的谈话旁征博引，幽雅风趣，强烈地吸引着这三位学者。这几乎是每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感觉，他们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他的魅力如蒸腾的热气弥漫开来。
毛泽东的话题涉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这种漫谈是他所喜欢的，一方面可以使他的思路纵横捭阖地得以展开，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从中捕获众多的信息。他对适宜的谈话对手感兴趣。他向他们了解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又征询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议总路线的意见。他对他们曾经产生的一些摇摆心里很有数，他反复地阐述了这么一个问题：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从6.5亿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他还讲到了下基层接近人民群众。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毛泽东谈着自己的亲身感受，问赵超构：“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答说是温州人。
“好，你就到那里去走一走。”毛泽东出主意，他认为，搞新闻不能老呆在报馆里，要到下面去跑一跑才行。
毛泽东又转脸向谈家桢说：“教师也不要老关在教室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走，听听。”
接着，他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谈家桢汇报说，自从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以来，自己可以开课了。但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只把这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并没有真正重视摩尔根学派，进行这方面的遗传学研究，还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用一种坚决的口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不知不觉，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工作人员送来毛泽东的晚饭。他热情地相邀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用餐。在毛泽东，这是晚饭，而在他们三人，要算是夜里加餐了。一路颠簸，到这会儿也确实有点饿了，三人也就不再客气推辞。
饭菜很简单，荤素搭配。为了招待客人，特地多做了两个菜，还斟上了几杯黄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四人边吃边谈，兴致愈来愈高。餐毕，大家又侃侃而谈。毛泽东已是65岁的老人，但他精神旺盛，毫无倦意。其他人听他妙趣横生的谈话，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还是毛泽东无意间看了一下表，他煞住话头，哎呀一声，说：“已经3点了。”他首先站起来，颇为歉意地说：“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白天再谈吧!”
大家也表示，希望主席能好好休息一下。四人道别。毛泽东却执意要送他们一程。
他披上大衣，走出屋门。冬季，水木明瑟，大地还没有苏醒，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偶尔打破四周的寂静。
走过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来到门口，不远处的西湖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和三位学者一一握手，送他们上车，毛泽东抬头望望月亮，又看看湖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第二天，7日早上8点多钟，从毛泽东处又来通知说，请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和主席共进午餐。
餐桌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怎样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使他们深感主席及人民所寄予的厚望和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
毛泽东依旧幽默风趣。看到一碗饭里面有几粒谷子和稗子，他说：“这是天下南北人马八宝饭，天下的人都要吃，南北人民都要吃，人马都要吃。”话音未落，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轻松之中，赵超构没有忘记自我批评的事。席上，他插空就大鸣大放期间《新民晚报》上有关浙江的报道对陪同的浙江省委领导人表示歉意，毛泽东却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我不赞成这样。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啦!”
这一段西湖佳话，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了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位学者的脑海中。
赵超构这样说：“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帮助，一帮到底，毫不嫌弃。”
对于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毛泽东还在1961年对这位学者的最后一次接见中关心过。1968年11月的寒风中，下放劳动正锄草的谈家桢被告知“解放”，也是毛泽东指名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至于周谷城，1965年在上海西郊同毛泽东共吟李商隐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这是这两位老友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