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政党政治思想

    孙中山竭力倡导政党竞争，主张通过竞选的成功而执掌国家政权，实践党纲和主义。他在《国民月刊出世辞》中指出：‘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 以求进步。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抱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予以纠正，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若乙党研究讨论的进步政策，能得大多数国民之赞同，于是乙党执政，以施行其政策，而甲党则退于监督之地位。政党轮替互易，国家之进步无穷，国民之幸福亦无穷。’孙中山在热心倡导政党竞争时，对国民党寄于极高的期望。他在国民党《组党宣言》中，曾申明国民党一定要成为中国民主宪政下强健而良善的中心势力，与其他政党共同促进中国政党政治的发达。他在与国民党党员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一国之政治，必赖有竞争才有进步。……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之地位。假使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至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责任，此政党用意也。政党互相更替，互相监督，而后政治才有进步。’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他更要求五党合并后的国民党党员对内要“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服从党纲，修明党德”；对外要“即有他党反对，亦宜以和平对付，决不宜鹬蚌相争。”他期望国民党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或处于执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富为前提，则我中华民国可日渐富强。

    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通常有两种政党制度，即两党制与多党制。这两种制度各有利弊，孙中山主张的是两党制。他在1912 年8月发表的《国民党组党宣言》里曾讲到： “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党对峙，不宜小群分立。”“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相与合并为一个政党…… 以逐渐成为共和立宪国之政治中心势力，且已符于政党原则成为大群，藉以引起一国二大政党对峙之观念，其见诸实行。”对于两党制的运作情况，他也不惮烦地详细解释说：‘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得国民赞成多数者为执政党，起而行使执政权。 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国民见执政党之政策不利于国家，必思有以改弦更张，因而赞成在野党之政策者必居多数。在野党得多数国民之信仰，即可成为执政党，起而行使执政权。……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执政、在野互相轮替，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渐进步。”

   在两党制下，党与党之关系应该怎样?孙中山说：‘中国人多不明白党之真义……以为一入政党，必须袒护本党，攻击异党不顾国 家大局，徒争一党之势力。不知党与党之关系，非仇雠，而是合作与监督关系。对党人之入党，当视自己心志如何? 今日赞成甲党之政策，即可入甲党，明日赞成乙党之政策，即可入乙党，均属正当之事。’

    有关党纲、党争与党德的见解,孙中山认为，一个政党如欲本身健全而能在竞争时获胜，并受人民的尊重和拥护，必须注意党纲和党德的建立。所谓党纲，亦称政纲，即政党所标树的主义与实行的政策。孙中山指出，无论何党均以研究政策及实行政纲为其目的，认为国民党能得人民的拥护，在民初国会的选举中获胜，主要是有受人民欢迎的政纲。政纲要体现社会中的公义公理，也要合乎国民的共同意愿。孙中山进一步说：“但看今日之选举……本党似得胜利。可知办事不在乎手段与运动之多寡，而贵乎光明正大之主义公理。” 实行政党政治，便应容许党争。孙中山为“党争”二字拟定如下的界说：“谋以国家进步， 国民幸福而生之主张，是为党见；因此而生之竞争，定谓党争。”党争应具有两个条件：一为“高尚之理由”，二为“正当之方法，否则便不能称为党争”。一般人认为党争是相互倾轧，不赞成党争，实在是误以私争为党争。怎样才称为高尚的理由呢?孙中山的意思显然是，为增进国家利益与国民幸福而争的主张，才可视为高尚。他指出：政党竞争，各国皆然，惟当以国家为前提，不当以党派相倾轧。他希望各党互相间能“互相磨砺，交换意见”。他认为政党政治不是只顾一贯的对抗，而更需要调和，而调和的基础在于各党派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他甚至认为在议会表决议案时，各党党员可依其良心的主张投票，不必一定要坚持 本党的意见或立场。他说：“若党中先有意见，提一议案，先联属党员，私自运作。本党提出议案，虽知无益，亦必通过；他党提出议案，虽知有益，亦必反对，则此种政党，纯乎私见，必与国家无益。”这样性质的党争，就不合乎高尚的理由了。至于正当方法，他曾主张国民党应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他党。他说：“至于对于他党，除商榷政见而外，一切意气之争，匪持非所必要，且足以损政党荣誉。” 这种公正的精神，也表现在实际政党政治的运作上，作为政府，不得滥用权力，而只能尽其应尽的责任。在野党对政府只可实行监督，而不能滥施攻击。政府施政如有错误，在野党可以批评而使其改正。

    民国初年，当国民党取得优势后，孙中山就组织国民党内阁一事发表了以下的意见，他说：“本党既占优胜地位，须知本党所负之责任，亦必加重也。”“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阁问题……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地位。假使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至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 关于党德，孙中山解释说：“党争有一定之常轨，苟能严守文明，不为无规则之争，便是党德。”国民党在历次国会议员选举中，得占多数，其中一个原因，孙中山认为是因为他的党有党德，能以公平的手段，与他党竞逐。他说：“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富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无穷。……如但求本党之胜利，不惜用卑劣行为，不正当手段，谗害异党，以弱本党之敌，此种政党，绝无党德，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 除此之外，党德也可作广义的解释，应包 括党员的道德能力与团结精神。此二者也是使 政党发达壮大的要素。孙中山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争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部腐败，则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 日。”他还说：“吾国民党现在国内能占优势，因全恃乎群策群力.”群策群力就是党的团结精神的表现。政党的成败强弱，系于党纲党德，其理至为明显。

    孙中山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内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迪，外受西方思潮的激荡；他一生致力革命，未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其思想体系不如学院式学者之严谨，但他目光远大，综览全局，吸取当时西方社会科学之精华，参酌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融会贯通，成一家之言。其重要著作，包括“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及“建国方略”等，均有许多独创的理论与政策。对早期中国的革命及近半个世纪两岸现代化与政治革新，均起指导作用。从20世纪以来世局发展印证其所揭示的理论与政策，可发现其见解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与指引性，非当代一般革命家及思想家所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