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昌耀的悲剧

昌耀塑像

　　今年春天，3月23日，青海的诗人昌耀先生在西宁去世。如果我们不在哲学或情感的领域大作文章，那么这就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事件。如果人们还不能实现在法律面前真正的平等，那么，人们在死亡面前是绝对平等的。波伏瓦在1946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人都是要死的》，仅这个朴素的书名就能说明许多问题。在人们的生活经验里，死的确是一位常来常往的客人，它蛮横地带走我们的亲戚朋友，有时甚至带走年青人，带走还未开始生活的孩子。昌耀先生被带走时已经64岁了，带走他的死神固然是残忍的，但绝不是神经错乱的。倒是有不少的人，大约是悲哀过度的缘故，在此事件面前显出逻辑混乱、语无伦次的样子。另一方面，任何事情都有其独特性，昌耀先生之死也概莫能外。昌耀先生是一位诗人，出版过数种诗集，因而在亲戚之外，他还有许多读者、许多崇拜者。这些人自然希望昌耀先生的生命能像他的某些诗篇一样永驻人间。虽然诗人从未在死神那里得到过恩赐或豁免，而且死神对滥施温情的诗人历来毫不手软，但人们的此种愿望同样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在生活里，人们经常自觉不自觉地用情感代替理智；因为在这美好的希望中包含了读者们真挚的爱。

　　但事情并没有适可而止。昌耀先生去世，报纸和杂志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谈论昌耀先生悲剧的文章，谈论他“多舛的命运”，谈论他“苦难的生活”，谈论他的“因诗罹祸”，谈论他的疾病和死亡；认识昌耀先生的人在谈，不认识昌耀先生的人也在谈；有些文学功底和写作经验的人在谈，乡下人所谓的“粗识字”者也在谈，直谈到天花乱坠，直谈到病句满篇，怪话不断。一句话，仿佛昌耀先生遭逢的一切都是意外！都不公平！

　　那么诗人的一生该怎样度过？他是否要像高高在上的皇帝，一手蒙着传国玉玺，另一手按住生杀予夺的利剑？他是否一如王子，总是锦衣玉食，时刻都在快乐地发抖？诗人是否要像一只自由的花蝴蝶，在远离死亡的地方飞来飞去？如果有些人不是苦心孤诣地回避事实，制造神话和幻觉，那么昌耀先生的一生极其平常和正常：参军，负伤，疗养，支援中国西部建设，被划成右派，监禁，劳改，返回城市，写作，成名，生病，去世。我说这一切是极其平常和正常的，不是对某个时代摧残人性的暴行的熟视无睹和无原则的宽容，也不是对善良软弱的个人无端遭受的生存威胁和精神侮辱的麻木不仁，我是指这是同时代无数人共同的苦难遭逢。从这个意义上讲，相较之下，昌耀先生比许多人幸运，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仍然获得了关怀、帮助，甚至获得爱情；他大难不死，最后回到了城市，获得了安静地阅读和写作的机会，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并取得了成功。他在八十年代初即成为一名让一般人羡慕的专业作家，他有许多职务和头衔，他按期领取政府发放的特殊津贴，他的名字随着他自己拟写的订书广告和他的作品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就被人尊为“圣者”，要知道，伟大的孔子是在死去五百年之后的汉代才被誉为“圣人”的；当然，这也似乎是正常的。我说他幸运的另一个意义是，他从厄运开始时就有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就是他决意追随诗歌。这一选择的困难之处在于：诗歌不是山间岔路口的某一条道路，也不是泾渭分明的“鱼与熊掌”，诗歌是一种存在但隐约的精神，尤其是在考验人的激情和智慧的时刻，诗歌的力量更是暧昧不明。诗歌从来不以改善人们的尘世生活水平为己任，它只拯救灵魂。若有诗人致富，他必是采取了赚钱而不是诗歌的手段；若诗人遭难，或是因为他违背了人世间的某种游戏规则，或是因为这人世间的变幻无常和荒谬乖张，而不能简单地说诗神诱他入彀，更不能说他是“因诗罹祸”。在生活和生命的紧要关口，选择这似乎是远离现实的诗歌，这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昌耀先生的勇气和决心正表现在这里。从此，诗歌之光照彻了他黯淡的岁月，这光明引导他最终到达了开阔地带，他由衷地放声高唱，歌声传播得比料想的还要久远。他在这歌唱中感受了自己的存在，感受了生活、生命的庄严和幸福，感受了让人心醉也让人心碎的爱。只有伟大的艺术才能这样回报一个渺小而脆弱的生命个体。而和昌耀先生同样命运的人，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际遇，不是人人都等到了这一天，不是人人都获得了这份荣光。

　　只有把昌耀先生从当今诗歌祭坛的熊熊烈火里解脱出来，恢复他作为一个人普通却又真实的身份，我们才有可能从他死亡这一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去了解他丰富敏感的内在世界，去了解他在昏暗的生活里努力向着高处，向着远方的精神追求。只有在此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判断，“爱哭影响一生”，甚至接受“中国诗人奖”时，“将泪重重叠叠地弹出”的昌耀先生是否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仁者、智者、勇者”甚至“圣者”；才有可能判断昌耀先生是否已把自己的“感情变成自由的情感”（萨特语）。只有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真实，我们才有可能静下心来，重读他写的那些诗，去怀想这些作品的源泉到底是什么，是生活中的健康、欢欣、爱和灵魂，抑或是一生的贫穷和由此而来的怨恨？直到这时，我们或许才有可能看见，昌耀先生怎样舞蹈在他隐秘的直觉之中并绕过厄运的陷阱的。他肯定不是一蹴而就即“足够饱满”的；他也不像一位浑身草莽气的“老英雄”。作为诗人的昌耀先生，肯定有过软弱、期待、忿怒和无助的情感，肯定有过难以自拔、需要救助的沉湎。最为重要的是，他对这一切从未安心过，他因此犹豫，痛苦，矛盾使他走向光亮的脚步显得有些迟疑，但他最后还是朝着光亮——相当隐约的——走去。在谈论和阅读他的诗歌时，我们庆幸死亡并没有把这一切都带走，结论要由时间来做出。如果说，“中国的但丁”、“当代的屈原”这些匆匆忙忙的盖棺论定还只是让人吃惊，那么，昌耀先生的某两部诗集，是“现代汉语的词汇建筑仅可具有的最高能量，仿佛是词语提炼出来的核物质”，“足以使那些手执常规武器的同行感到茫然、感到残酷、感受到神消形散”这些自以为酷呆了的拙劣造句实在是荒唐可笑！昌耀先生落到这等对引号的语法功能、对比喻句的修辞功能都不了解的论家手里，真是可悲可叹！这真是应了利季娅·金兹堡的话“无权反对的死亡和落入谁的怜悯和虚情假意的控制之中，都是有损尊严的。令人注目的是：最厚颜无耻和蛮横无礼的人们多么乐意、多么真诚恭顺地对死者表示表面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