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独特性的诱惑（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5 19:16:54
一
京都的“日本道路”与重庆的“中国之命运”的命运都差不多，它们随着战争失败而结束。但它们代表的精神既不新鲜，也从未死亡。当经济奇迹为日本赢来自信时，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前者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被认为是最为美国化的日本商人，三十年来他一心要进入西方市场，为日本产品赢得荣誉；后者则是一位知名的政客，以极端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著称，他否认日本的战争历史，同时攻击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帝国作风。“说不”的对象是美国，它呼吁日本在经济与外交的诸多领域提高自主地位，对美国充满怨恨，因为它剥夺了日本的独特身份。但日本的政治结构已经改变，这种情绪转化成暂时的媒体喧嚣，也变成一轮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这种“日本独特论”消退了。
在日本的泡沫破灭时，“亚洲价值观”正大行其道。新加坡的李光耀创造了这个概念。当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的经济增长震惊了世界时，一些人认定它们都受惠于儒家文化传统。李光耀把这模糊的意识塑造成一个理论系统，它是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亚洲价值观”，儒家伦理是它的核心。客家人李光耀肯定是刻意忘记了，他是大英帝国与剑桥、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也曾公开说，他身上的中国特性并不比约翰·肯尼迪的爱尔兰印记多。新加坡也与儒家的传统没有太多的关联。直到八十年代，政府甚至一直在取缔中文学校，因为新加坡政府曾认为中文学校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儒家文化是新加坡政府生硬制造出的新传统。冷战时代的李光耀用反共来压制政治挑战者，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则是他对个人权威的新辩护。复杂的儒家传统也消失了，它被简化成了个人对集体、对权威的服从，它强调一致、反对冲突。在它的名义下，新加坡多种族、多宗教的现实，变成了一个和谐的儒家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洲价值观”深入人心。它似乎既为东亚经济奇迹提供了解释，也为其他的威权政府提供了理论支持。当新加坡政府在一九九三年鞭打处罚一位美国少年时，它还赢得了很多地区的喝彩——它是对美国的公然挑战。它也在表明，人权不过是另一套西方的说词，它不适合新加坡——它遵从的是“亚洲价值观”。但处罚也展露出新加坡社会的秘密——与其说它依靠儒家伦理来粘合社会，不如说它依靠法家的苛刑。在某种程度上，李光耀是蒋介石的更加三心二意的继任者，让他着迷的从来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垄断权力。
之前的例证，“日本独特性”与“中国之命运”，不管最终被证明是多么地荒谬，仍有着历史基础。“亚洲价值观”却彻头彻尾地来自政治权力的臆造。它不仅简化了儒家传统，也扭曲了“亚洲”的概念：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大陆，竟被四百万人口的新加坡所代表了。 “亚洲价值观”的命运不够长久，它同样因为金融危机而消散。但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仍令很多人着迷不已——如何将政治垄断、高效的市场经济、虚假的传统文化、高科技、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令它们为现代的独裁者提供合法性。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加坡一直是中国的楷模之一，以至于李光耀不无嘲讽地说，一个十三亿的中国，总要向四百万人口的新加坡寻求建议。但现在，一个更强大的替代者兴起了，它是“中国特殊论”与“中国道路”。二
“‘中华政体'主干没变，不仅六十年没变，而且两千多年都没有根本的改变，依然非常“中华”。中华政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底蕴深厚；两千多年的惊人变化就是在以不变应万变、求万变中发生。因此，中华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这样宣称。潘维也为这种中华政体寻找出四大支柱，它们是一套与西方政体截然不同的机制。他相信，保持这种政治体制，才是中国未来三十年成功的关键，复制西方道路必然导向失败。
潘维是在香港发展论坛做出这一论述的。论坛的创办者陈启宗是香港最成功的地产商之一，也是一位西方价值观的长期批评者。在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他在《金融时报》上宣告“西方说教可以休矣”，“西方的道德优越感已经破产”，“西方必须适应新的全球现实，它们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年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未来三十年”，发言者是来自华人世界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几位中国大陆的学者，他们高声地赞扬中国文明独特性，对于西方世界则不屑一顾。另一位演讲者甘阳则相信，中国未来三十年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是中国留学潮的终止，西方已经不能教给中国什么了。甘阳也是“中国道路”的最重要的倡导者。几年来，他的一系列论述的核心是“如何把中国从西方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把所谓儒家理念、毛泽东的平等思想、邓小平的市场改革混杂在一起，塑造成一套政治理念，认定它才是中国成功的原因。几个月后，在后续的论坛发言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则创造了“社会主义3.0”，中国式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已胜利地进入了第三个探索阶段。在展望未来时，对历史的重塑也开始了。北京大学现代文学教授韩毓海在差不多时间出版了历史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他重温了明末至今的中国历史，试图推翻一个被长期接受的观点——中国在近代的衰落主要缘于自身制度、文化、技术的困境，它们无法适应现代的挑战。他相信中国的衰落不是因为“专制”太强，而是“专制”不够强，中国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对抗西方的挑战。中国的衰落与西方霸权的扩张同时发生，是因为后者的“军事-金融-国家”攫取了主要利益。而“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谓‘官民对立'），而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实则肇始于一九七零年代初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他相信，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与买办资产阶级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结合力量，他们垄断了国家权力，掠夺劳动人民，“民主”、“自由”、“人权”不过是这些篡权者们的自我粉饰。韩毓海是在纽约大学访问时思考出对世界与中国的新理解的。邀请他前来访问的是文学批评家张旭东，他拥有更多的雄心，他不谈论“中国特色”，他要强调的是“中国价值应该跳出特殊论”，“要创造新的普遍价值”。
与多年来宣传机器炮制的“中国特色”、“反帝国主义”不同，这些声音来自于一群训练有素的青年学者。他们大多出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年纪尚小的旁观者，在思想混杂、开放、批判传统的八十年代进入大学，几乎都是那股“向西方学习”风潮的影响者与制造者，来自西方的观念与思想，是他们改变中国的武器。九十年代，他们纷纷前往美国大学深造。但如今，他们却成为了西方最热烈的批判者和中国政府最热烈的支持者。与之前的几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们辩护的对象不是更宽泛的文化传统，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昔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可能浑然不觉、半推半就地被政治力量所利用，他们则是现实权力的热情啦啦队。这一群知识分子的集体亮相，也像是一场风潮的另一个高峰时刻。这场风潮既来自于长久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冲动，也来自于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新现实。
三
一九九一年，季羡林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文化将衰落，而东方文化则上升。八十岁的季羡林是一位著名的梵文、吐火罗学者。在他的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刻，没有太多人能理解他的学术成就。但此刻他正获得一个新身份。他出生于一九一一年，是动荡的二十世纪的亲历者，他也是民国灿烂的学术界的参与人、牛棚生活的幸存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标本。岁月、经历、不无神秘的学说，都赋予了他某种权威。这种权威对于重塑一个信念破产的社会是如此重要。在季羡林讲话的同时，“国学热”开始兴起，一个谣言也开始被广泛流传：七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呼吁，要从儒家文明中寻找解决世界危机的智慧。它们都是对八十年代激烈的反传统的一次逆反，就像二十年代的“国粹”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逆反一样。
濒临破产的不仅是文化，甚至可能是整个中央政权。两位年轻的学者胡鞍钢、王绍光在一九九三年发表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哀叹中央权力的衰弱。它也是对现有国际局势的回应，苏联与南斯拉夫已经解体，中国会陷入同样的局面吗？担心中国命运的一些学者相信，只有依靠民族主义，才能将分崩离析的社会重新聚合。一种反西方（主要是反美）情绪也兴起。天安门广场上临时的自由女神像被遗忘了，取而代之是对美国的愤怒——它是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的“幕后黑手”。两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则告诉中国读者，美国的新闻媒体还一直在“妖魔化中国”，另几位青年知识分子则大声喊出“中国可以说不”。
知识分子关注的主题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八十年代，他们攻击传统、关注政治改革、要求自由、人权与民主，现在则是“国学热”、“渐进改革”、“民族主义”，他们强调的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内的调整，以国家权力的角度、而不是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它既是为了躲避严酷的现实政治，可能也是对于之前激进态度的反思—— 中国的现状太过复杂，没有简单的答案，也不能仅仅从西方求解答案。它也是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格局的反应，“文明的冲突论”让人忧虑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好莱坞电影、任天堂游戏、可口可乐、麦当劳、银座的时装潮流涌了进来，中国人的身份危机则加强了。一种彼此矛盾的情绪也扎根在很多人心中——人们自得于中国文化是未来的希望，又忧虑于外来的文化入侵。在季羡林的东方文化世纪到来后，七十五位学者却在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上，期待某种更高力量来制止错误的外来文化。
在这种忧虑的同时，经济增长、物质丰沛，开始给中国注入新的自信、甚至傲慢。从前，中国政治家们期望加入WTO来推动中国内部改革，而如今世界在等待中国政府的决定；西方曾相信中国将融入它们引导的潮流，而现在却承认中国不仅不会和它们一样，还要打破现行秩序；中国公众曾着迷于“美国梦”，现在他们却觉得伦敦的房子太旧、白金汉宫怎么能与故宫相比，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比不上陆家嘴金融区，柏林的购物中心根本就不够大、营业时间也不够长，人们在热情地谈论“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大清帝国”，“如何从经济大国演变成政治与文化大国”的论调此起彼伏；论语、周易乃至三国演义中帝王术，都再次变成了“中国智慧”——他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于世界文明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共产政权默许、也鼓励这些潮流，并成为最重要的受益者，尽管它的结构与内容并未改变，但共产党政权却获得了新的魅力，政治保守隐藏在文化保守与民族主义的后面。二十年前，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维持下去，在国内它面对着震惊和不满的公众，在国际上，它受到了孤立。而现在，它是经济、政治的巨人。它披上了“民族复兴”的新袍，它不仅是一个大国的崛起，还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再度恢复生机。这个政权脱下了陈旧、呆板的毛式服装，换上了温州制造的阿玛尼与汉服唐装。既然古老的中国传统强调“为政必先正名”，它也需要一些学说来证明自己的新地位。
而这群知识分子自告奋勇地出场，他们熟悉各种理论，能把腐朽的思想套上金边外衣，把灿烂的金光展现给外来者过目，也让中国陷入自我陶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