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危局194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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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会战胜利了，但是举国上下无人庆祝，再没有了台儿庄大捷时候的热情。华中重镇武汉的丢失，让日本人信心倍增。中原黄泛区父老在泥泞的土地上成为难民，上千万人的人口迁徙成就了蒋兆和先生的名画《流民图》。饿殍遍野，浮尸无数，怨声载道。人民现在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已经有口风传出。挖开花园口的事商震手下的两个团。两个团长在黄河大堤边上的关帝庙里祷告：关老爷，我们这是迫不得已，国破家亡才挖的黄河大堤。这一挖，必然天怒人怨，若是淹死了日本鬼子，您关老爷显灵。若是淹死了老百姓，您可千万不能怪我们呐。
　　          桃汛时节，阴雨绵绵，黄河大堤绝口前，大堤附近的老百姓已经被疏散。正是这些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蒋委员长丝毫没有“妇人之仁”的口碑传到了中原百姓的耳朵里。         挖开黄河大堤这个建议，中国人是想象不到的。在中国传统军人的思想里，改朝换代怎么都行，犯不着和老百姓较劲。我打砸抢是我不对，但也比这让天塌了一角损了阴德的事好些。至于侵略，英国人，法国人，大鼻子俄国人，八国联军哪个没到过中国，就连日本人也来过，可是终究他不是也得走么？犯得着连挖再炸把黄河大堤给决口了吗？这是一次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连日本人都没有公开宣布系统的战略目的。美国人打伊拉克，明确告诉你把萨达姆赶下台，然后定期撤军。日本人呢？最明白的一句话是：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没有公开宣布战略目的，就是最不可告人的目的——亡国。
　　           想出挖了花园口堤坝的是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早在1935年，他就在国防计划里谈及了郑州这个津浦路与陇海路十字路口的战略价值。开战以后，蒋委员长一直寄希望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解，以及这位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将军的助手法尔肯·豪森的东方马奇诺防线。在淞沪战场，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等德国装备部队损失殆尽，法尔肯豪森悲痛万分。         希特勒决定利用日本来合伙解决苏联问题之后，抛弃了中国，命令所有德国顾问马上回国。法尔肯·豪森请求以个人身份滞留中国，德国国防部回电：如逾期回国，视为叛国行为。盖世太保收拾叛国罪是不含糊的，有其在对待叛国者的家属上。法尔肯豪森对蒋委员长说：您放心，中国的军事机密，我不会向官方提供的。
　　         1938年7月5日，法尔肯·豪森离开汉口，转道香港回到欧洲。蒋委员长在机场跑道边上挥手致意，他没有披上墨索里尼送给他的披风，从而显得消瘦，形单影只，嘴里还招呼着：一路顺风，一路顺风，战争胜利了，你们还可以回来。和汪精卫比，此时的蒋委员长难道不绝望么？但是他要坚持很乐观，即使他心里是个悲观的人。
 　　后来法尔肯·豪森回到德国，赋闲了一段时间之后成为德国驻比利时驻军司令。面对盖世太保清洗比利时犹太人的政策，他阳奉阴违。期间再穿插一个小故事就是1919年因为参加巴黎和会，拒绝签字的陆征祥在顾维钧成为民众爱戴的英雄之后意外成为了英雄的反衬。心灰意冷就去了比利时当了一名传教士。陆传教士一直反对德国占领，同时也宣传反侵略思想，盖世太保盯上了他，马上进入黑名单。法尔肯豪森将军一看是中国朋友的朋友，于是也帮忙摆平了盖世太保。但是，毕竟比利时人也是有脾气的，时不时就有袭击德国驻军的事情发生。老将军出于无奈，也出于德军当时的规矩，在抓不到凶手的前提下就枪毙平民人质。后来和隆美尔元帅等一起牵涉到了著名的施陶芬贝格上校手提箱炸弹刺杀希特勒事件（见电影《刺杀希特勒》）而被关押到了达濠集中营。1945年美国人解放了他，紧接着就给关了好几年，1951年才开始审判。这期间有位比利时女抵抗战士听说了法尔肯豪森的情况，就天天来监狱里探监，天长日久，日久生情。后来比利时法庭开庭宣判12年监禁，但是老先生年岁已高，三周以后即释放了。法尔肯豪森和比利时抵抗战士温特喜结连理。
  　　出狱后的法尔肯豪森和蒋中正书信不断，此时蒋委员长天天想的就是：当年就是白崇禧放跑了红军，要不在广西我就把问题解决了。当年就是卫立煌贻误战机，要不东北的主力部队会被全歼吗？当年就是傅作义背叛了我，要不我还可以在长江以南赌一把的。当年就是张学良在西安扣押了我，要不我用被逼到台湾吗？一脸哀怨。
 　　法尔肯·豪森远隔万里表述衷肠：无论历史的洪流如何，无论一个历史人物的褒贬如何，您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的时候，领导这个国家脱离了亡国的危机，那么时间会原谅您的偏颇，您的缺点，要有耐心等待公正的答案。这让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心里稍有慰藉。
 　　法尔肯豪森的话是有说服力的，希特勒不是曾经被大多数德国人爱戴吗？他自己不是被所有比利时人痛恨吗？时间让谜底揭开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众叛亲离的蒋中正，宽慰地笑了。他知道，他在中国历史中，无法被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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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会战的同时，中国北方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型关大捷刚刚结束不久，也就是1938年3月2日，黄埔弟子林彪带领部队夜间行军途中就被晋军哨兵远远盯住。同一战区的国军将领卫立煌送来的日军军官呢料大衣再加上胯下的关外良种千里雪战马，让哨兵认准了眼前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是眼前的这个目标。于是上膛瞄准，一枪打中前胸，穿过肺叶。当即，林彪失血过多，昏死过去。
　　         林彪被送回延安，毛泽东骑马出迎十五里路，后来在抗大的集会上，毛泽东说：我们抗大，就是要培养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像林彪同志这样的干部来。
　　         这次枪伤，对林彪的健康影响极大。甚至都影响到了神经系统，形成了怕光、怕风等后遗症。也有说是因为苏联医生药物使用过量造成的这些后遗症，但是这也仅仅是传说，甚至仅仅是叶群说，连传来传去的传说都算不上。三国后期，面对曹魏宗族势利的代表曹爽，司马懿也一度表现得垂垂老矣，食不能下咽，荆州并州都不能听清。至少在苏联时期，苏联医生的回忆里说：我不认为林彪同志的健康状况有什么问题。在苏联疗养期间，林彪久病成医，自己给自己配中药治疗。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成为了毛泽东解放前最倚重的助手，甚至超越了经验主义代表周恩来、朱德，更是在力量上形成优势，压倒了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主导的教条主义阵营。后来，在1942年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中，周恩来从南方局回到延安，他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变了。一个统一的党摆在他面前，这个统一的党的弱势一方和强势一方位置互换。而他，远在重庆，突然再回到这片他熟悉的革命大本营的时候，恍如隔世。
　　          智者如周恩来，他在中央办公厅欢迎他的招待会上讲话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当时，虽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是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表示不安：“我认为，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因此他们将党引向了分裂，从而开展反对他们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像周恩来、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因为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党的正确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机构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这些方式只能造成互相猜疑，只能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不满和帮助敌人瓦解党。”
　　          毛泽东于1944年1月2日电复季米特洛夫：“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再后来，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当然，那是后话。但是有一句话所有人听了都冒出一身冷汗：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今天操你二十天还不行？
　　         几天以后，彭德怀变成了反党集团的首犯。还有一位叫万毅的将军，组织上找谈话说：只要揭发彭德怀，你的问题就说清楚了。万将军毅然决然，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托人带话给黄克诚，意思就是站过来，就没你事了。黄克诚表情凝重：我没错！这才是共产党员的傲骨。
　　         继续说林彪，他去苏联疗养，正好赶上德国人进攻波兰得手，转过头来进攻法国。苏联统帅部这边开会，也请了林彪去。诸位苏军元帅都对马其诺防线十分迷信，相信德国人恐怕又要步一战后尘，和法国人打起阵地战，一场场绞肉机似的会战难以避免。斯大林问林彪同志的看法，林彪说：我不是希特勒，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斯大林笑着说：这个回答不让我满意，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林彪本想搪塞，见躲不过去，说：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苏军元帅伏罗希洛夫问道：林彪同志可否说明白些？
　　         林彪补充道：我的意思是，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战事结果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演变成相持战，时间会拖得很长；如果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兜击防线深远后方，马其诺防线就会毫无用处，战局也会很快明朗。在中国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我们红军经常用这种战术。
　　         苏联人都没有太把这个中国人的话当回事，这些话恐怕斯大林早就忘了。即使记得，也都变成他英明神武的预见了。 
　　林彪一语成谶，开战仅仅数周，法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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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在苏联安心养病，国内的形势瞬息万变。
 　　毛泽东也在整合党内各个派别，在整合的过程中，周恩来深刻检讨，王明在1937年来到延安之后，也发现迎接他的那些人多半是在党内被打压的那一拨。十年来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现在他回到党的怀抱，却发现他已然不能继续掌控局面。莫斯科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七零八落，远离领导核心。
　　         王明注定要被历史抛弃，此后几十年，他都成为了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的坐标。在延安的时候，王明一直认为毛泽东会找机会报复他。在一次医疗事故之后，王明的疑心达到顶峰。建国以后，王明参与修订了《婚姻法》，就是他设定的结婚之后满七年，房子等婚前财产就成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所以很多夫妻离婚后依然纠结在蜗居的圈子圈套里不能自拔，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在贫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用足够的经济条件贴补放弃住房的一房。现在好了，婚前财产就是婚前财产，一轮红日照东方，丈母娘逼着得买房。
　　         1955年前后，王明奔赴苏联养病，1974年，终于抱病写完了《中共五十年》，心里太多想说的话，国内已经没有他的讲台。有一次，有人问毛泽东，王明的问题到底是教条主义吗？他当时的命令，实际上不都是共产国际下达的吗？毛泽东半晌不语，点了一根烟，想了想，说：他替人家想的太多了，替自己想的太少了。革命，不是用自己的鲜血替苏联人摇旗呐喊、看家护院，这才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矛盾所在。 　　32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在报告里说：我们克服困难的优良条件，这就是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王明也说：全党必须统一团结，必须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周围。         现在在朝阳区望京社区和北京联合大学之间有一个大学叫中华女子学院，尴尬的是中国女子大学里还有男学生。这和几十年前在延安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不是一个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后来并入延安大学。在这所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给学生们进行了一次演讲。讲台正后方，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的画像，礼堂西侧则是朱德、王明、项英、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画像，东侧则是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陈云、邓发的画像。毛泽东的地位已经超越王明和周恩来，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了。 
　　演讲结束之后，群众情绪非常热烈，此时，一个人高举右拳，喊道：毛主席万岁！随后，大家情绪激烈，万岁之声，响彻延安县城。这是一个中国之后四十年不变的口号，喊这个口号的人，叫彭真。
 　　1966年，已经是北京市长的彭真因为《海瑞罢官》没能恰如其分地领会最高指示而被红卫兵揪斗。红卫兵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把彭真围在中央。彭真高喊：谁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这多像历史给彭真开的玩笑，可是让人笑不出来。
 　　历史就是这样，可是彭真若干年后还能看到历史给他的答案，而有的人，即使轰轰烈烈，也变得悄无声息。我们脑海里一直记着十大元帅、十大开国大将等等功勋在肩的英雄，可有多少人成了历史的铺垫，无声无息。
 　    林彪去苏联了，115师怎么办？中共中央想来想去，派上了343旅旅长陈光为代师长。聂荣臻副师长率领115师一部进入晋察冀开拓敌后抗日根据地，陈光、罗荣桓组建山东抗日挺进部队，进入山东。陈光，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是林彪手下名将，指挥著名的“少共国际师”，他的政委就是后来的开国上将肖华。强渡乌江，中央首长点将陈光指挥，带领耿彪、杨成武所属部队作战。攻取遵义，夺取娄山关，保卫遵义会议，陈光和肖华战绩辉煌。
　　          陈光，后来和罗荣桓带领115师一部进入山东，开拓山东根据地。在山东根据地左右冲突，开拓进取，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也经历了康生等人的左倾、干部抢救等等运动，好容易开拓出了山东的抗日好局面，这些，都是历史不应该忘记的。陈光在山东根据地开拓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没有山东根据地，又哪来的几年之后的闯关东呢？
　　         历史在这里又开了一个玩笑，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做人的差距就很大了。肖华也一路随行。抗战胜利，陈光和肖华一起闯关东，在林彪麾下成为四野主力，连战连捷。可是在战斗中，陈光和林彪屡次出现争执。有一次，林彪急需大功率电台指挥部队，向陈光索要，陈光竟然以自己也十分需要电台指挥部队为理由拒绝交付。这固然有陈光自己的原因，但是在战场上，局部地区统帅林彪的要求应该是高于一切的，这一点，远比他一个纵队的联络指挥重要得多。四野入关，批评居功自傲，林彪在会上点名批评陈光。南下广州，陈光刚刚春风得意，下达的几个命令就开始飘飘然。叶剑英前去做工作，开始的时候还和和气气，后来居然拍起了桌子，不欢而散。
　　         中央决定动手了，陈光的老部下李作鹏主动要求处理此事，他邀请陈光去广州的荔枝湖泛舟游玩，一路尽兴之后，等陈光返回驻地的时候，发现警卫已经变了，跟随多年的老炊事员眼泪汪汪、一言不发。李作鹏作为老部下，在陈光最后的政治生命里尽了一份心。 
　　1954年，被小范围处理软禁的陈光在武汉投湖自尽，享年49岁。开国授勋，陈光无人提及。
 　　而肖华呢，这一路走来，就顺利多了，当了开国上将。批彭德怀，他是急先锋。批罗瑞卿，他是旗令兵。批林彪，他反戈一击。批四人帮，他站定立场。还是在1959年8月的庐山扩大会议上，讨论彭德怀在长征中娄山关中枪毙了一个一军团的干部到底有没有私心，是不是要搞自己的小集团，肖华立刻来了精神，谁让彭德怀曾经指着自己鼻子骂过。至于骂了什么，因为本文是要出版的，不想给自己找不愉快，请同志们百度搜索吧。
 　　林彪之前已经被钦差通知了会议方向，也就顺水推舟，说了一大堆不切实际的话。既然圣意已决，我等就不用做无用功了。
 　　少将钟伟不信邪，高喊：胡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你当时在场吗？我在场，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有这件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敌人反攻，他临阵逃脱，还拉了几个战士反水，被我们后续部队捉住，执行战场纪律，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不杀他，他会反过手来杀我们，如果是你林总，你也会下令枪毙他。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加害于彭总。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成员吗？妈了个屄的，算我一个，也把我枪毙了吧。林彪也很生气，但是这是四野的虎将，林彪护犊之心，怒其不明就里。在旁边的肖华立刻下令，逮捕了钟伟。1985年8月12日，肖华将军辞世。而陈光，这个名字，莫名其妙变得陌生。 　　33
　　         万家岭战役，使得冈村宁次在春风得意组建了日本陆军第十一军之后尝到了第一个败绩。一个整编师团，仅仅逃出一千多人。国民政府总结了以往的作战失误，在《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指导部队指挥官：国军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
　　         从上到下，整个指挥系统迅速改变战略，战役开始即清醒地认识到战役结束时要达成的目的，这是蒋委员长痛定思痛的结果。
　　         叶挺将军评价万家岭大捷说：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说完了正面战场，改说说华北战场了。从1937年7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组织的民间抗日力量发展得如火如荼。战后，有一些青年学者认为：中共是在日本人的默许抑或相对静止的攻势中壮大发展起来的。蒋委员长的御用笔杆子也说：中共是游而不击。
　　这话说出去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巍巍太行，坦荡冀中，葱郁沂蒙，纵横水乡，处处都有中共军队同日军作战的真实记录。至于说在日军的间接庇佑下茁壮成长，这样的话最多也就是在论坛里开开玩笑，真正的政治军事斗争，是不允许这种交易的。日本人要后方，要补给，共产党也要根据地，也要补给。虽然在党的高层领袖眼里，利用蒋委员长对华北的控制力相对薄弱，利用日军对华北地区的占领还局限在交通线上的主要城市，完全可以利用广大农村发展自己。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可能不懂打仗，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乡镇企业做生意。好端端一个乡镇企业，一直被城里的国企竞争挤压着。乡镇企业也想过做点大液晶电视、背投什么的面对城里的市场，无奈国企一边降价一边返点促销，实在竞争不过。这时候SONY来了，各种高科技背投、液晶电视把城里的国企打得一塌糊涂。国企奄奄一息了，乡镇企业想明白了，还是做点低端电视，面向贫困的农村比较靠谱。于是乡镇企业和平发展了几年。乡镇企业知道，SONY要想垄断市场是不可能的了，首先他没兴趣开拓一个没有多大利润空间的市场，其次SONY也没能力把维修点普及到村，再次，SONY还要在全国其他城市和国企好好竞争高端市场。但是，丑媳妇早晚见公婆，乡镇企业不能靠做黑白电视混一辈子，他早晚要有那么一天是要和SONY较量一番的。 
　　原因很简单，乡镇企业的理想，不是在农村窝一辈子，他要上市。 　　34
　　         我们今天谈到冈村宁次，往往只记得“三光政策”，1941年，还是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村宁次对待中国问题还是有军人的荣誉感的，他在1938年7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
　　         作为职业军人的冈村宁次，对待华北“治安”有着他独到的见解：大街上见不到中国姑娘，治安不好；大街上见到日本兵先发愣几秒钟，有点好奇的人站那，治安凑合；大街上见到大量的中国姑娘自由自在地行走，治安非常好。以此为标准，严厉管理属下。
　　         在家里有女待嫁的沦陷区家长看来，他简直是活菩萨。可是先别着急笑，老先生一旦发现有通共嫌疑的家庭，一旦发现有人给八路运粮食，活菩萨马上就变成霹雳金刚了。
　　         冈村宁次仅仅是希望用约束士兵的手段来保留沦陷区亡国奴的一点点尊严。他是一个战略家，他的目的仅仅是利益，这一点在几年前的山东他的一言一行就完全表露了。五卅运动，本来是外国资本都有份的事，他却挑动英国人先动手开枪镇压中国工人罢工。然后他再花钱资助罢工工会，得了便宜卖乖，两面装好人。五卅运动，香港都成了臭港的那几个月，日本对华贸易顺差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和南京那几个屠夫比，冈村宁次可以和石原莞尔站在一个领奖台上了。
 　　可是战争打到1944年，冈村宁次成为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那时候西南太平洋日本人损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地毯式轰炸，什么叫爆炒式轰炸，什么叫乱炖式轰炸的日本人很难在战场上清晰地听到“咻……”拉长音的单个炮弹划破长空的声音了。战斗一开始，“咻咻咻……”，上千个火线喷薄而出砸到自己头上，短短两年多，一百五十多万日本军人在太平洋战场死亡，等到战争结束，将近两百万日本军人命丧黄泉。冈村宁次面对的压力太大了，他选择了一个他最不愿意的方式来了结他和八路军在华北的博弈，从1942年开始，他开始命令部队，消灭八路军可以依靠的所有人力、物力资源。而那时候，他渐渐发现，失败不远了。 　　35         1938年10月，广州。连日的轰炸，市民纷纷坐船回乡或到港澳各埠。从此到沦陷前，沿江的码头站满了人，轮渡尚未泊位，人们争先恐后，冒险登船，瞬间客满。后来者仍如潮至，各轮渡迫不得已，立即驶离码头。急于下船者又乘小艇在河面拦截登船，小艇无不抬高价格，每人索取数额不等。铁路通宵加班运送，车厢仍爆满。但广州平民或因生活关系，或因经济原因，不能离开者仍占多数，遂无时不在恐怖中生活，特别是居住在老城区的，每日遭敌机轰炸数次，戚友之间，上午还一起饮茶，下午则是幽明异路，有幸存者，却是家居被毁，财物全空。市内各中小学校因警报频仍，考虑到学生的安全大多停课；酒楼食肆除西关、河南部分照常开业的，多数关门，平时早上饮茶者，只好帮衬街边粥品糕饼的小贩。市民出逃，人口每天数以万计。
　　         当时广州地区爱国志士组织献金运动，组织者还编了一首歌。和今天的流行歌曲《世界第一等》一样，这首歌唱起来，北方民众应该也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着这些乍看起来语法组织超乎北方方言的范畴，甚至都有点像日语的歌词的时候，不难感慨，华夏大地，纵横万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民族，甚至文字也不是完全相同，仅仅因为血脉是几千年来水乳交融，所有的歌曲就都注入了同一个民族的感情：
　　         君啊，你献咗金未？未就好献出嚟，为人救国，岂肯愿低威，你快的输财，来杀吓个啲矮仔。捐资踊跃，都要尽力而为，凡属我地人民，须要把国卫。富商巨贾，更要献出个啲老西，爱国岂敢后人，出钱要巨伟，咪话有财唔愿出，就会国势垂危。倘若国破家亡，个阵人财都俱毁，钱恨难翻，你话几惨凄。今日努力献金，效等沙场将国卫。君啊！你为人豪爽，断估冇问题，救国捐财，要努力继。若果人人係咁，一定好光辉。风雨同舟，须要共济，应勉励。但得你精诚助国，我就恨无遗。 
　　东北抗联唱着抽完这一口关东烟，老少爷们打鬼子。
 　　山东婆娘唱一首人说沂蒙好风光。
  　　山西小伙唱一首小调告别了媳妇投八路。
 　    四川汉子告别了相亲奔前线。
 　　还有嘴里念叨着“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湘娃子。
 　　当然还有前面那些口音鸟语花香但是情真意切的广东同胞。
 　　有时候我们经常讨论民族的劣根性，讨论那一百多万伪军的户籍，讨论中华民族在抗击外辱的时候为什么总会有那么多为敌人身先士卒、生死置之度外的汉奸走狗。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更何况，这个林子里的鸟太多了，虫子不够分。日本人又何尝不是？1945年后，日本被盟军占领。日本政府在战争中动员本国女性，说美国人的生殖器状如蝎螯，蜇人一下必死无疑。美军一进驻，日本妇女就特别紧张，政府为了维护治安，动员风尘女子接待美国大兵，各地的老鸨偷偷地问警察：是不是可以行动了？所谓行动，就是战争中说的，一旦亡国，日本妇女必须假装顺从美国人，劈开腿成事之后，用刀了结了正在办事的美国大兵。日本警察哭笑不得，称这是上面的命令，没有新的作战计划了，战争结束了。开始还战战兢兢的日本人，一看开放贸易了，顿时，万分可恶的美国人也就变得和蔼可亲了。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光光发生在小范围里，也发生在一个国家民族之中。
 　　电影《钢琴师》里还有那个即使纳粹手枪子弹打完了还呆在原处等待纳粹装好下一梭子子弹补上一枪的犹太人呢，和今天的强国以色列能同日而语么？历史在变，人也在变。
 　　10月8日，1938年的中秋佳节。日本飞机在广州上空连续轰炸，甚至使用了燃烧弹。山河瓯缺，皓月空圆。
 　　10月21日，广州沦陷。当时人口130万的广州城仅仅剩下40万人。当时大量商人逃亡香港，可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又逃回广州。伪政府建立起来，商会建立起来，日本商人也投资广东，建立工厂。广州在抗战后期畸形繁荣。蒋委员长的后人拍了一个好像对英国人、美国人一点好感都没有，一句先欧后亚就把所有的好都抹杀了。蒋委员长固然心有不爽，但是他知道，在抗战那种情况下，在丘吉尔自身难保，罗斯福无法说服国会的情况下，在中国大多数工业、商业城市都已经沦为沦陷区的情况下，在中国的海岸线完全被封锁的情况下，中国的法币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市值和信誉度，可以在国际市场通用，那种通用能力和2010年的人民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汇率一直挺高，各国列强并没有趁机踩上一脚，而是能帮多少帮多少，继续承认你的金融实力，保护你的国家信誉，先帮你后方经济别挤兑塌了，前方军事那就靠你自己死扛了，等我忙完了，再过来帮你们家打扫院子。 
　　中国人得学会替自己的恩人多想想，多一点理解，才少一点聒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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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翻开1937年的年谱，会发现这一年中，有很多事情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后的世界格局。后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呱呱坠地，全面抗战爆发。后来致力于中日友好，精通剑道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也在这一年诞生。远在万里之外，伊拉克的提克里特，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的木板房里，一个叫萨达姆的男婴降世，几十年后，他将成为中东一个铁腕领袖，参加了中东几乎每次战争，并在最近的一次战争中被俘，绞刑身亡。而达斯汀·霍夫曼、杰克、尼克尔森两位影星也在美国刚刚上映彩色动画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1937年来到这个动荡的世界。达斯汀·霍夫曼后来参演了电影《毕业生》，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一代年轻人。而尼克尔森则用其代表作《飞越疯人院》表达了对所有压抑个性体制的不满。
　　          在我们的思维里，这场战争改变了世界。可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在欧美人的思维模式里，如果抛开巨大的死亡数字，这仅仅是一个二流国家对一个三流国家的侵略而已。按今天天朝的思维，就跟越南打了柬埔寨是一样的。世界并没有因此发生什么改变，美国民众还是会带着孩子们去电影院看《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那才是大洋彼岸人们的生活。
　　         1938年已经过去大半了，中国的抗战也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这一年多蒋委员长殚精竭虑，但是他也偶尔坏笑。比如4月初，李宗仁正在徐州和日本人周旋，河南前线还很吃紧的时候，军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张国焘到武汉了，而且是私自潜逃，投奔党国。蒋委员长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高兴的。 
　　下面请大家看一下张国焘的履历表：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上栗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6年后，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执行妥协退让政策。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7月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除去1926年的所谓妥协（当然这种妥协也是苏联党中央的命令，更是鸡蛋对石头的理智，也是残酷现实对当权者的要求），张先生的职务不可谓不高，潜力不可谓不大。但是张国焘和王明不同，他的心里缺少一种真正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同志曾经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少琢磨人，多琢磨事。这句话在张国焘乃至整个革命史都是一句金玉良言。张先生一直在琢磨人的道路上青云直上，在他的枪下牺牲的自己人不比他消灭的敌人少多少。
  　　远在天边的斯大林似乎就喜欢张先生这种看起来很铁腕的人。 在长征中妄图另立中央的张国焘，碰了南墙终于回头，回到延安，屁股还没坐热乎，又糊里糊涂背了西路军失败的黑锅，虽然挂了一个陕甘宁边区代主席的职务，但是兵权、政权都不在手中，张主席顿时觉得寂寞了。中共的政府首脑叛逃武汉！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却不是最后一次。正在武汉的周恩来震怒了。
 　　周恩来可以在很多事情上一让再让，可以在很多立场上能忍则忍，但是在他看来，涉及到忠诚、操守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周恩来的脾气也是不小的。
 　　37
　　　　张国焘是叛徒，这是连戴笠戴雨浓先生这样的撒谎不眨眼的老特工都直言不讳的事实。可是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促成了张国焘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下定决心要走了呢？他张国焘犯的错误是很多，但是多半都是执行了苏联的命令，在四方面军杀了几千人，连怀孕的孕妇都被秘密处决，连四方面军指挥官徐向前都噤若寒蝉，这些他都不怕。反托，这一个政治靠山就够了。还有一个肃反，这是苏联老大哥的私房菜，我给偷学来了，你们不怕？莫斯科的神经末梢，到延安这，张国焘就是神经元。他本应该不会害怕的。 　　前文也已经提到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还没喊出来，张主席万岁的口号早就听得张国焘耳朵都腻了。论资历，论和莫斯科的关系，论他手底下的四方面军的战斗力，他即使犯了些错，政治局会议上受了点批评，也应该岿然不动的。
　　　　为什么突然叛逃？
　　　　原来张国焘刚回到延安，王明就过来通知一个消息：你的老部下李特、黄超，经组织审定，属于托派，已经被枪决了。长征时候，李特和黄超就跟着张国焘。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李特用皮鞭子抽打部下：北上是机会主义，南下吃大米去。
　　　　这话说出去，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彭德怀骂，和刘伯承吵，连已经被毛泽东说服了的顾问李德都听不下去李特的话了，两个人用俄语对骂了半天才被大家劝开。
　　　　今天，居然是托派的罪名，处决了。
　　　　张国焘晴天霹雳。扪心自问：怎么可能，这两个哥们当年一直是以别人是托派然后抓人枪决别人的啊？我们原来都是反托的啊，这事斯大林知道啊，你说这话不就等于说蛇鼠一窝么？
　　　　失败的西路军零零散散都回延安了，超过一定时间限制的还要组织审核，超过一年的还要隔离审查。1937年11月，在天山山脉打游击坚持了大半年的李先念也回来了。王明也从乌鲁木齐和盛世才洽谈完毕，交接好了西路军打散人员回归事宜回到延安了，本想着两个老部下重新回归帐下，接到的却是已经被处决的消息。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经过红军老区的时候，一个老妇白发苍苍蹲在路边，举着一块白布，上面写道：徐克勋吾儿归来。这个徐克勋，就是李特的原名。刘伯承、邓小平面对老妇，久久不能平静，不知如何作答。
　　 　　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李特平反，追认原西路军总参谋长李特为革命烈士。
　　　　下令枪决李特的人，到底是谁？这一直是个谜。但是这恐怕也不是一个多难的谜，处理李特的人，是邓发。
　　　　邓发，这个人物大家可能会特别陌生。但是他是中华苏维埃保卫局的第一任局长，他的手下，包括李克农、钱壮飞、潘汉年。邓发在遵义会议上就强烈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一直是毛在政治上的最重要的伙伴。处理李、黄二人，也是他当时负责新疆党务的分内之事。1946年，他和叶挺将军一起乘坐飞机失事，牺牲。
 　　
　　这才是事情的谜底。张国焘知道了，王明已经失去力量了，康生也已经学会低调了。周恩来低头做事，在外联络抗战。现在刺儿头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张国焘想：下一个会不会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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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当然会是张国焘，毛泽东再也不想天天被万里之外不知所云的俄文电报呼来喝去，一不小心就成了斗争对象了。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太上皇，更不是一个万里之外不知道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导师。战略问题本土化，战术问题民主化，这才是毛泽东要追求的结果。斯大林要求中共像十年前那样和蒋委员长亲如一家，这未免让刚刚擦干血迹轻装上路的毛泽东有点尴尬。
 　　于是他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这篇文章中说：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做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做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段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陈独秀是投降主义者么？这一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用一句话似乎很难把知识分子陈独秀内心的复杂表达清楚。传达共产主义到中国时，陈独秀是激情澎湃的，岂止陈独秀，连孙中山都认为来自北方的大国是“平等待我之民族”。1927年，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党中央的两封电报分歧明显，让陈独秀看出这场革命竟然成了莫斯科两个争权夺利者的成绩单。上万的共产党人被杀，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在中国革命者眼里是黑还是白的生死抉择，但是在莫斯科，这些流血事件仅仅是比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谁更英明神武的天平上的砝码，两个人相互攻击的素材。
 　　张学良和苏军的中东铁路之战，陈独秀顿时醒悟了。所谓革命，无民族观点的话，一切皆空。他淡出党派，退居山林。
 　　那么在1938年，毛泽东为什么还把陈独秀拉上，一口一个投降主义叫着呢？他心里就不明镜似的吗？他当然知道，对于一个没有政治前途的前任领导人，一切失误往他身上泼，总比往自己身上揽要好得多，更比向莫斯科发牢骚有意义得多。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那么多敌人，斯大林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不用讲太多道理。借用陈独秀，毛泽东就想说明一个事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帽子在十年前就把中国共产党压得喘不过气来过。 　　那么不经过统一战线，如何把事情做好呢？毛泽东接着说：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的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例如召开边区议会。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
　　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话明显是说给王明听的，说这话的时候，抗日战争仅仅过去一年零三个月。
 　　连王明都低头了，这让张国焘不寒而栗，莫斯科的声音逐渐衰微了，他自己也如寒号鸟一般凄凄惨惨戚戚。像陈独秀那样归隐山林？他做不到，他似乎还有着飞黄腾达的梦想。4月4日，国共双方一起祭拜了黄帝陵，张国焘作为边区政府首脑参加。每年清明祭拜黄帝陵是当地一个重要的传统，国难当头，国共两党领导人一起祭拜黄帝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联袂。几十年后，国民党主席连战莅临大陆，清明选择的祭拜地点就是黄帝陵。这是有政治分歧的华夏子孙最合适的祭拜地点，寻根访祖。不拜黄帝陵拜哪？八宝山？
　　         当时张国焘参与祭拜，国民党方面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警卫说要去西安办点事，带了一个警卫员就上了国民党官员的车直奔西安。到了西安，张国焘径直住进了西京招待所，国民党军统马上层层保护。蒋鼎文狂嫖恶赌，一身的性病，贪污受贿霸占民女无恶不作，只不过因为西安事变的时候左右招呼，为领袖安全殚精竭虑，蒋委员长也一直不好意思动他，心想谁没点缺点，别闹出大事就行了。遇着张国焘，蒋鼎文突然觉得升官的机会又来了，马上着手准备。7日，去武汉的行程已经安排妥当，张国焘给在西安的林伯渠打了一个电话，说马上要去武汉了，临走想和你谈谈。见了面，张国焘把所有苦水都倒了一遍。林伯渠很平静，说：可以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商量，你这么一走，责任谁负？
　　         张国焘当然不会再回到八路军办事处了，李特、黄超在乌鲁木齐都可以被处决，那么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就不能执行家法吗？
　　         前脚张国焘登上了火车，后脚林伯渠马上致电中央和在武汉的长江局，张国焘私自去武汉，有叛变迹象。马上，长江局接到了电报。周恩来在和长江局的几个首脑确认了消息之后，立刻命令李克农带人去火车站等，一定要把张国焘带到长江局办事处来。
　　         一连三天，李克农等在火车站，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却都没有下落。一直到11日，特勤人员在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上找到了两个军统护送的张国焘。李克农很客气，走上前去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
　　         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后面也带了人，没敢动手。连拉带请，把张国焘拉上了车，张国焘却说什么也不住长江局。他太害怕了，周恩来知道，这是武汉，蒋委员长正笑吟吟地看着整个长江局。一个张国焘，他的军事意义几乎为零，但是他的政治意义是不能放弃的。一个叛徒，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都是无意义的，但是一个被杀的领导人，却是有着可以开发利用的政治价值。李克农安排了一个旅馆，并留下了警卫。当天夜里，南方局领导悉数到场，和张国焘连夜长谈。好说歹说，张国焘就是不认错，最后周恩来说，你给中央发电认错也好。张国焘随便写了几笔电文：毛、洛（张闻天）：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周恩来看着这几笔，冷冷地说：你既然来到武汉，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隔天，周恩来照发了电文，中共中央很快回电：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发了这份电报，张国焘还是不为所动。李克农直接把张国焘塞进了汽车后座，带回了长江局。没几天，张国焘要求向蒋委员长汇报工作，共产党的地方首脑向国民党的领袖汇报工作，这是蒋介石都没听说过的新鲜事。通知出去了，拦也拦不住，周恩来就陪着张国焘见蒋委员长。刚一见面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刻回应：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委员长一阵讪笑，但是他心里是不满意的。张国焘作为一个叛徒的身份出现，对于政治本身，意义已经不大了。
　　          到了17日，张国焘和长江局已经玩了好几轮的七擒孟获的把戏。今天出去逛街，晚上就赖在外面不回来了。好容易塞到后备箱里拉回来，明天又要出去散心，又赖在什么地方不回来了。到了这一天，张国焘学聪明了，虽然被安排了一个副官监视，张国焘聪明，就跟电影《谍影重重》里的男主角一样，我上地铁，在地铁开车之前我再下地铁。张国焘坐的是船。
　　          这次摆脱了副官，直接杀到了一家宾馆，马上打电话给戴笠让其接应。戴笠的特务上来就把监视张国焘的副官抱住，另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扬长而去。
　　         副官回到张国焘的房间，看到桌子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蒋委员长清醒地知道这个人对于他来说什么意义都没有，当时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台儿庄，是徐州，是黄河花园口。哪有心思在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叛徒身上关注太多。
　　         戴笠不这么想，张国焘刚刚投入怀抱，军统就接纳了他。好吃好喝，有房有车，在川北折腾了好几年的张国焘觉得这就是出人头地的生活了。于是也跟着壮志雄心，提出了第一个计划就是策反一二九师，原因很简单，四方面军的老班底，我的人，我的部队。
　　         结果，派出去了五个特派员，没一个回来。光环散去，戴笠也不给他好脸了，指着鼻子骂完了，就让他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后来张国焘被分配到了江西，可也巧了，当年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王陵基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王先生本也是平步青云的，就因为败给了四方面军，结果页发配到这。冤家路窄，到我手底下了，能不好好收拾收拾你么？这一通挤兑，张国焘度日如年。由此可见，人品不好，到哪都受挤兑，比如张国焘。人品好了，到哪都受待见，比如张自忠。         再后来，张国焘一直贫穷走背字，靠写回忆录和给中情局一点红色中国领导人的资料过活。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去世，临死前，给蒋经国发电说家有三子，都无力支付丧葬费。12月5日，张国焘下葬，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发来了一张3500美元的汇票，最为张国焘最后的抚恤。 　　39
 　　1938年底，汪精卫逃离了重庆，前往河内。得到消息的蒋介石无奈地笑了。作为收拾了党内一个又一个对手的的蒋委员长，现在突然有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就好比郭靖从一个小不点一路成长成郭大侠，华山论剑要争一个天下第一的时候，欧阳锋疯了。外在内在形象都万分良好的汪精卫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日本人，无异于优等生突然辍学了。
　　         在蒋委员长面前，曾经倒下的胡汉民、邹鲁、陈济棠、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不被他放在眼里，只有这个汪精卫，心腹大患。到如今，棋王突然给自己做了一个棋眼，反将了。蒋委员长就这么想的。
　　         汪精卫转道去了日本，隔年，南京政府成立。还是好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左上角多了一个反共救国的黄旗角。不能否认，刚当上汉奸一把手的汪主席还是干了不少好事的。要不然陈寅恪老先生也不能在给他的评价里左右为难。沦陷区的老百姓在经历了短暂的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生活相对步入正轨。我们今天谈论沦陷区的伪政府，总喜欢带着有色眼镜。如果我们置身1938年，好好想一想，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生产力低下，政权四分五裂，各地军阀明着承认中央，实际上各自为政的环境中，会有多少人像蒋委员长和毛泽东这样有先见之明，苦撑待变的呢？从1840年开始就一直失败，没有一场对外战争胜利过。哦，对了，在我们的高中历史教材中还说过一次中法战争，说是战胜了。在陆上作战血拼得胜，海军全军覆没，台湾海峡被封锁，北海被封锁，珠江出海口被封锁。这场战争是如何计算胜利的呢？斩首人数？杀敌斩首数千，这种军功明朝后期就只作为底层军官晋升的标准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如何可以这么草率？诚实点吧，还是败了。还有那个廊坊大捷，义和团和清军一起杀了多少多少八国联军，到今天历史书上还有廊坊大捷的油画，可是认真的人去看看伤亡数字，就知道，鸡血狗屎是不能打过马克沁机枪的。国人的信念衰微了，就跟中国足球一样，输的太多了，球迷都失望了，甚至都不看球了，谁会期待中国队主场打巴西会赢呢？汪先生也是这么想的。即使是主场，那也是天方夜谭。
　　         广州沦陷之后，一个高挑孤傲的中国小姑娘坐船到达了香港。她本已经接到了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却因为战争激烈，无法去英国。在香港大学读中文的她，参加了一个杂志的征文，她的文章，得了第三名，她的名字叫张爱玲。她获奖的文章标题是《我的天才梦》，她说：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
　　          这是一个活在自己小情境里的任性的女子，我们大可不必为她的逻辑感觉荒谬然后诋毁她的才华。时间让她背负了太多的颠沛流离，也让她获取了少有的袒护珍惜，更让她明白了太多的世态炎凉。
　　         1943年，在上海的一家你侬我侬的杂志上，张爱玲连载了她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她的情感故事成为了她一生的污点，汪伪政权的笔杆子胡兰成的情人，这时候选择了她所有朋友不希望的抉择。
　　         光复以后，张爱玲失去了爱情。有轨电车上，一个曾经被她从日本宪兵队里救出来的年轻人对她在公交车里性骚扰，用腿狠狠夹着张爱玲的大腿。很多张爱玲研究学者认为，《小团圆》里那位爷，就是后来的作家柯灵。当然，笔者认为，柯灵老爷子是不会这么干的，那只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胡乱猜的。
　　         只不过，在电车上的张爱玲，一言不发，扭头下了车，抚了抚被那个男人大腿夹皱了的旗袍，暗自里对自己说：汉奸妻，人可欺。建国以后，明显感觉到政治气氛不对，也不沉没于蓝色中山装海洋之中的张爱玲离开大陆。1984年11月22日，作家柯灵给《收获》杂志写了一篇《遥寄张爱玲》，开篇便是：不见爱玲三十年了。结尾又说：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1995年中秋节，张爱玲孤独地在洛杉矶去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仅仅是一个自私一点，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小女人。
 　　她，留下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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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战争仅仅是政治的表象，那么政治恐怕也仅仅是思想的表象。无论是汪精卫的自私夹杂着野心，以欺世盗名的名义妄图混淆视听，再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口号收买人心，再以收拾旧山河的形象出现，还人民民生的实际行动，都不能掩饰的是，他投敌了。
　　         当汉奸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却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毛泽东也说，战争就是赌博，几十万几百万的部队就是身家性命，压在锦州，压在徐州，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单单因为沦陷区老百姓的民生改善，就判定他的动机，那就太狭隘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汉奸，汪精卫毕竟道德没有沦丧到顶点。战争结束的时候，沦陷区使用的货币中储券居然比法币还要坚挺，这不能不说明，汪精卫并不是无立场地帮助日本人盘剥中国人民。可是另一个矛盾是他的手下李士群、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克敏等罪大恶极的汉奸，默许和能者多劳的原则是汪精卫死心塌地的铁证。         尤其是李士群，老上海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名字。抗战开始之后，本是中统潜伏下来的特务，很快就被日本人发现，大特务川岛芳子负责策反，连威胁再情色，床笫之间翻了几个空翻，就把没见过女人世面的李士群搞定了。当了日本人的特务，还很有责任心，组织了一个特务组织直属日本特高科，总部就设在霞飞路76号。这个建筑本来据说是一个很幽静的，具有西洋风情的别墅，后来国共内战，损毁严重，也就拆除了。现在的原址上，则是淮海中路的金钟大厦。李士群在76号，呼风唤雨，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进去，都得扒了三层皮。1942年之后，情况就有些变化了，有些知识储备比较健全的汉奸突然发现，和美国作对的日本主子，也开始疲于应付了，人要给自己多准备后路，别一根筋。
　　         李士群是一个很有宏观思维的汉奸，他清楚地认识到，要打败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只要把他在租界的几个国有银行收拾了，就等于在经济上断了他一大块财路。打仗不能没钱，在上海租界的银行也可以国际间贷款套现，发展沦陷区老百姓的储蓄金融生意，甚至也可以做一点中储券的生意，当然目的只有一个，通过国际金融商人，把钱用日本人无法干涉的方式，赚到手里，发到国外，买来物资，送到重庆。沦陷区老百姓也分好几种，心想：用法币是违法的，但是把法币换成中储券又保不齐日本人哪天走了，中央又回头收拾汉奸了，我的钱可怎么办。想来想去，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存到重庆方面的银行。于是，在上海沦陷的头几年里，上海中国银行，上海江苏银行成为了在敌占区汪洋大海中的租界孤岛中，中国的象征。李士群当然不能允许，日本人的政策都太明白了，全面侵略是什么意思？杀你的人，烧你的房子，那仅仅是一个方面。在烧杀你的同时，逼着你买他的国债，逼着你的货币成为军用通货，逼着你的沦陷区成为了他的战备经济区，然后拿你的钱去国际市场买枪买炮，再来杀一轮。那些所谓满洲兴业银行、中央储备银行、蒙疆银行，更是认购日本国债，强制公民储蓄，用尽手段压榨。你辛辛苦苦劳动所得，每个月要有百分之三十八要存到银行里，未来的利息遥远不可及，钉死的日期不可更改。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使用更少的钱，阉割你的购买力，来满足战略物资的储备。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了，拿枪的汉奸不可怕，大不了一枪就给办了。拿钱喊着和平民生的汉奸最可怕，他用钱和金融手段，把沦陷区上亿的人民绑架起来，捆绑到他的战车上去，让同一个民族，在两个政权下相互碾压。
　　         可以负责地说，侵华日军之所以把战争支撑那么久，恐怕，也和汪先生那勇敢地一跳，帮着日本人稳定了局势，恢复了生产，建立了银行，开始了盘剥有着莫大的关系。李士群明白他需要为主子分忧了，立刻派出了几十个特务，专门找交通银行的雇员下手，枪杀、暗杀、截杀，几个月内，就有几十位员工牺牲。交通银行的雇员，为了后方的经济稳定，为了四万万民众的自由独立，坚守在特高科特务横行的公共租界区，坚守在对日本人默许不敢过问的法租界，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结束。
 　　一共有五十二位交通银行的雇员牺牲在李士群枪下。这时候，有一个人愤怒了。八一三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在群众的献金大会上就高呼：血在沸腾，心在亢奋，耳听着隆隆的炮声，眼看到熊熊的火焰，全面抗战御侮的战争开始了。这正是我们毁家拼命，为国牺牲的时候。亲爱的同胞们，再不要迟疑，肩负起筹募救国捐，接济前方忠勇战士的伟大光荣的责任来！
 　　说这话的人，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演讲家，更不是政客，而是恒社大哥——杜月笙。试想一下，如果让《建国大业》里扮演杜月笙的冯小刚导演念这几句台词，会出来什么效果？上海沦陷时，杜月笙已经带领上海商界认购了七千五百万的国债，凿沉了自己轮船公司的所有船只堵塞长江航道，日军进入上海市区后，他才抛下所有家人，和宋子文乘船离开上海。但是他的手下几乎都留在上海，听从军统上海站指挥锄奸行动。后来，杜月笙在重庆开设物资公司，从上海等沦陷区进口棉纱等物资，运入国统区。这件事在我党建国以后普遍被认为是卖国并且发国难财，是蒋委员长授意下的卖国铁证。大家都忘了，那时候的重庆，物资紧缺到了什么程度。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弄到急用物资，就是抗战军民眼中的英雄，杜月笙当之无愧。
  　　现在，李士群这个太平年月里不显山不露水的小人物突然出现了，杜月笙是不会给他好脸子的，戴老板自然也是不会有什么好态度的。于是双方在上海街面上的暗杀、反暗杀，忙活了好一阵子，一批批的汉奸，死了不下几十个人。
 　　但是，李士群是可以在整个上海地面上混的，重庆特务出了租界就干瞪眼，很快，李士群就占了上风，整个上海军统、中统系统被全盘端，数百位特工因为不愿意跟从李士群成为汉奸而被杀害。
         戴老板暴跳如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比李士群更有战略眼光的人一直都是脚踏两只船。重庆的戴老板来电，对这个不识时务的铁杆汉奸，也得来点强制手段。
　　         以下部分就是野史了，因为特务活动，各个人嘴里说出来的东西，都没几句靠得住的真话。一个版本是日本人觉得李士群太抢风头，过于跋扈了，毒死了。另一个版本是汉奸周佛海迷途知返，接到指示之后利用李士群和日本人的矛盾，利用日本人的手把李士群毒死。但事情的结尾，是肯定的，李士群是日本人弄死的。
　　         至于杜月笙，我们最新的记忆应该就是《建国大业》里的那句：大老虎，你打得了么？
 　　解放上海之前，杜月笙离开大陆来到香港，1951年，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