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权术阉割的《中国陶瓷全集》

被权术阉割的《中国陶瓷全集》

    洋洋15卷的《中国陶瓷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可谓是我国当今陶瓷专著中工程最为浩大、收录瓷器数量最多的一套中国陶瓷大系，有着非凡的历史文化意义，堪称是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陶瓷艺术的一部划时代的典籍。用利欲熏心的图书盗版商的话来说，这部《中国陶瓷全集》的皇皇巨著，可是大有来头，乃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投入了巨额编纂经费，声势和规模极为浩大，全国有114家重点文物单位参加了这项编纂工作，有200余位五星级的专家教授为此巨著撰文。在资料的占有方面，该书收录了多达3600余件传世经典器品，并撰有近百万字的巅峰论述，全面反映了中国陶瓷的出土、挖掘、研究和展示等波澜壮阔的艺术风貌，基本上囊括了全国陶瓷藏品的“家底”，绝对美不胜收。犹令人感荷的是，图书盗版商说，这部国家级的文化巨著，召集如此一大批专家教授，经历了长达9 年的辛勤编纂才终告完工，真乃费尽了心血，其收藏价值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从历史文化角度而言，这部浩瀚的《中国陶瓷全集》，收录的距今最久远的器品，是七千年前裴李岗文化的“陶小口折肩双耳壶”，最近的是清代宣统二年的“墨彩竹笋图瓶”，上下跨度达七千余年，历史深度无以伦比。在图书类的网页上，我看到爱好陶瓷文化的网友们也甚有激情，一些人也如图书盗版商说的差不多，言这部陶瓷文化巨著，绝对称得上是中国陶瓷艺术的终结之作，国内半个世纪来考古发现的陶瓷器的经典作品，大多都收集在这里了，漏网的很少。在得知并确信了这等珠玉满怀的大手笔和大气象后，我当然对这部巨著的问世甚为仰止和叹服，内心也甚为激动，如此丰厚的收录和著述，举世罕有，不愧是举国之力完成的一项文化盛事，其不独功在当世，也必将泽益万代后人。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该巨著的行世，是馈赠给我们伟大民族一份何等珍贵的文化财富啊！用佛教最尊贵的赞美来言，这一盛举，实乃功德无量！

    然而，令人万万没能想到的是，这部中国陶瓷史上首次动用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缔造出来的辉煌巨制，并不是那么严肃、认真和完美，因其在编纂到中国古陶瓷史的黄金时代宋代部分时，竟然突然出现了以个人的主观偏见去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的奇观，这情形就如享受一盘制作精美的大餐时，猛然看见一个浑身沾屎的绿豆苍蝇，令人大为扫兴。说实在的，我是难以理解，不知道这个号称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的鸿篇巨制，为何会如此恶搞，是为了标榜编纂者阉割历史的惊人手段？还是为了显示编纂者玩弄和强奸学术尊严的得意淫威？反正《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宋代部分）的主编李辉柄先生，凭借着自己终于拥有主编地位的权势，趁机设立极富个人创造性的“文化净身房”，意淫的刀子一挥，便将开创中国陶瓷制造官窑制度历史先河的、并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具有重要地位的北宋汴京官窑，从这部陶瓷大典中荒谬地阉割掉。该书不仅不收录北宋官瓷作品，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就连中国陶瓷史上关于北宋汴京官窑传承有序的学说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通通封杀，仿佛历史上真如他李辉柄先生意淫的那样，根本不应该有北宋汴京官窑。这等无视文献记载，无视实物流传有序的基本事实，只要有权便可以肆意阉割和歪曲历史、只要有权便可以将自己的意淫当作唯一“历史”的天真，如掩耳盗铃，令人可笑。这样做学问，即使不是为了侮辱200余位编辑同仁的辛勤劳动，也太有点侮辱读者的智商了吧。故而，基于用如此伪劣的权术去编辑学术著作的手法，我觉得，对这部辉煌的陶瓷巨典而言，如果说这样的玩法是“一泡老鼠屎搅坏一锅汤”还有点言重，那么，这种借用权力去构建伪学术的用心，乃至谁掌控话语权谁就可以一言堂地胡说八道的蛮横，至少要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因为李辉柄先生所炮制出来的残疾，已确实伤害了这部本可以真正成为中国陶瓷著作典范的作品！　

    其实，关于李辉柄先生否认北宋汴京官窑或称汝窑就是北宋官窑之争，确实已是老生常谈了，说来也乏味，已没什么新意了，好像只要不是三鹿奶粉吃多了，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学术吗，有些争鸣很正常，也更能引起人们对事物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不正常的是，明明知道自己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却偏要用经不起人们推敲的猜测去梦想颠覆客观事实，爱面子胜于爱真理，这种强拗死理的硬撑，当然已不可能是学术争鸣了，只能称作瞎球抬杠。更为甚者，如李辉柄先生这样，明知自己那两个否认北宋汴京官窑的破观点早被别人驳的体无完肤了，却在咬牙强撑之时，竟借助自己做主编的权势，一方面狐假虎威地封杀异议；另一方面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伪观点塞进这部举国之力编纂的陶瓷大典之中，试图拉虎皮作大旗，弄假成真，这怎不让人为之慨叹？这样玩学术，难道就真的能把自己的伪学术变成学术界唯一的观点了吗？去球吧！真好意思做的出来，我现在实为那些皓首穷经的老前辈们感到惋惜，大家耗费9年的心血，精益求精完成的这部著作中，却混入了一部残疾的赝品，实在是汗啊！我相信包括组织者在内的全部编纂人员，斥巨资、耗精力，绝对不是为了去追求李辉柄先生的残疾之作！

    说到这里，虽然是有点腻了，有点懒得说了，但若不把李辉柄先生在《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中快霉变的“唯一观点”拿出来晒晒，便显得有点空口无凭了。李辉柄先生关于“汝窑即汴京官窑”的高论，在该卷《宋代北方瓷业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的“总论”中，还是他个人臆想的那两条：一、“我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非指地名”；二、“从河南全省的古代瓷窑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今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的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说实在的，每念起李辉柄先生这两条否定北宋汴京官窑的理论，总让我感到其不应该是李辉柄先生的宝贵理论，这种低级的谬误实在和他的学识、学问乃至和他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研究员的身份无法相符，但事实又恰是如此，非顽童戏言，实实在在是李辉柄先生的高论。我有时对此也真搞不明白，这种显而易见的断章取义和胡思乱想，怎么敢拿出来大做文章呢？如若说这就是学术也太让人可笑了吧？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言：“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但凡有一点理智的读者，从宋人叶寘的这段记述中都可以看出，老人家所言定州、汝州以及河北唐、邓、耀州，乃至江南处州，无不是指的地名，何以顺到京师就成了朝廷的代名词而非地名了？究竟是叶寘的《坦斋笔衡》行文错乱颠倒，还是李先生在肆意割裂前呼后应的文义？答案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其次，“京师”在古代汉语中，虽偶有代指朝廷，但大多都是指地点而言，亦即首都的通称。先秦文献《公羊传•桓公九年》也专门对京师一词言道：“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我相信李先生读如此明白的解释，贯通文义，不会再认为这里的京师也是泛指朝廷吧？再者，叶寘《坦斋笔衡》其实说的已很明白了，从汝州窑受命造青窑器，到京师自置“官窑”烧造，汝州、京师，一“命”一“自”，很明显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点和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汝州绝非京师，“命”其烧制贡瓷也绝非“自置”官窑烧造，多么简单和明了的表述，怎么到李辉炳先生这里就混为一谈呢？话再说回来，若叶寘他老人家真如李辉炳先生妄断臆测的那样，分不清汝州和京师，是个弱智儿，那么，朝廷可能比弱智儿更痴呆，既然“汝窑”已是李辉炳先生推证的“官窑”了，朝廷对这一个窑口还玩什么既敕命又自置？这岂不是脱裤子放屁胡球折腾吗？实在是难以置信啊，这种荒谬绝伦的推论李辉炳先生怎么能做的出来？真是太惊世骇俗了！我所相信的是，叶寘他老人家还没有喝三鹿奶粉，脑子也没有结石，汝州非京师，汝窑非官窑，一点都不错，这在宋元以后明人的笔记中，也可找到印证，如曹昭（明仲）在他所著的《格古要论》中，将汝、官二窑予以相比后言道：“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王世懋在其《窥天外乘》中也道：“宋时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窑次之”。如果按李辉炳先生所认定的汝窑即是官窑，则曹昭和王世懋这两位明代大家也是呆子了，拿一个窑口当做两个窑口玩比较学，岂不有病？事实当然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或许除了李辉炳先生凤毛麟角，敢无视史实把两位著书立说的学者当傻子，天下人还有谁敢为之？

    关于李辉炳先生否定北宋汴京官窑的第二条理论，以荒诞的东、西方位来定论开封不适宜设窑，因此便没有北宋汴京官窑的主观偏见，更不值一驳，说的形象一点，这纯属是井蛙之见。虽然李先生为了表明自己论证的“科学和严谨”，还特意闭门造车绘制了两张示意图，一张为河南省煤系露头示意图；一张是标有京广铁路的古陶瓷窑分布图，也算做为他的一项所谓的“研究成果”，以为其演绎的汝窑就是北宋官窑的荒谬结论服务和佐证。对于李辉炳先生这套自鸣得意的把戏，源于他的结论归根到底是一伪命题，也就根本不值一提了，所以这里姑且不打他的兴头，不驳斥他的“联络图”是何等可笑的纸上谈兵，也不用论述当时北宋汴京作为首都的天时地利和水旱码头交通的发达，以及汴京富甲天下的财力去攻破他根本立不住脚的理论了，只须稍翻一下前人有关北宋汴京陶瓷的历史记述，就可让李先生费尽心血构建的谬论成为笑料，因为背离客观事实的臆测只能是臆测，狂想也终究只能是狂想，其不可能掩盖曾经发生的历史史实！

    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子”的北宋诗人张耒（1054—1114），曾有“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的著名诗句，赞叹北宋开封东窑瓷器的精美，其同时也说明了北宋官窑之前，开封已有窑口存在，此为开封东窑最早见于史料的记载。明代曹昭（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中，也有关于东窑的记述，称汴京东陈留镇有东窑，又名董窑，印证了张耒对东窑描述的诗句。清兰浦的《景德镇陶录》，对开封东窑的记载更为详尽，言：“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后人有‘东窑’为‘董窑’者，窑址迄今未被发现。到明清，景德镇曾仿制东青釉，清雍正的豆青釉也被称作东青。”不仅记述了开封东窑的大致概况，还特别提及了开封东窑的影响。

    至于宋代开封是否如李辉炳先生断言的那样，缺乏瓷土，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答案也是否定的，其妄断的主要原因，是李先生只是为了颠覆北宋汴京官窑，可能从没翻阅过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才轻易地狂下妄言。其实，明代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中，在记述中国瓷土产地时，早已将开封列入中国瓷土产地名录，其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徽郡、婺源、祁门”，可见古代开封不但产瓷土，且还是主要产地。此外，清光绪三十四年编篡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也涉及到开封的瓷土，其言：“官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造瓷。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陶炼极精”。现当代学者傅振伦先生所著《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也考证认为：“（官窑）其原料非常讲究，采自陈留、钧州等地”，如考究严谨的前贤志士一样，对古代开封产瓷土，予以肯定。不知李辉炳先生看到如上的史籍记载会做如何感想？其实，即使纵按李辉炳先生所论，京广线以东不产瓷土，能搬运南方花石在开封造“艮岳”之山的宋徽宗，在当时水运发达的状况下，运点区区的瓷土到开封，有何难哉？还不是手到擒来！而李辉炳先生不尊重客观史实，用自以为是地想象开封没有瓷土来否定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岂不是太过无知了？

    说的这里，似乎早已令人感到厌倦了，针对如此一个漏洞百出的虚假命题，再批驳下去不仅淡然无味，也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太无聊了。说实在的，我有时也真搞不明白，李辉炳先生何以这样热衷和执着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成立的谬论，且还不遗余力的四处去贩卖和宣扬？难道真是把造假当成一个了习惯，不，当成了事业，乃至搞到连他自己也深信不疑的程度了？此刻令我倍感遗憾的是，在一部工程如此浩大的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中，李辉炳先生当然可以保留自己视为至宝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在论述北宋官窑中，附上他个人对北宋官窑的见解和观点，但李辉炳先生根本没有把学术的公正当回事，他为己私欲，完全阉割和删除学术界关于北宋官窑传承有序的主流观点，借助《中国陶瓷全集》的权威性，将自己为天下笑的虚假理论，演变成当今学术界的唯一观点，这种极端自私的心态和行径，不仅侮辱了所有参与这项文化工程并为之付出巨大劳动和心血的专家学者，也侮辱了神圣的学术尊严，以至使这部文化巨著受到了不应有的侵害。其如此有持无恐地恶搞北宋官窑，我想，他大概是要以自己终于掌控话语权的私心狂念，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学术界现在是谁当家，谁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