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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主编回忆当年的历史 时间：2010/06/22 出处： 南周主编回忆当年的历史
from 郭国松·为权利而斗争 by 郭国松
在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之际，应内部刊物《马后炮》编辑之约，南方周末原主编游雁凌先生撰写此文，但编辑可能担心文中涉及老南周的人事是非，故未能发表，游先生将文章转给我学习。我跟他没有共事经历，我 1996年7月份进入南周时，他已经离开，回了南方日报，在他离开南方报业集团多年后，我们成了好朋友。这么多年来，他虽然生活得很光鲜，但我很清楚，让他始终无法割舍的仍是在南方周末的经历。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老南周的历史，本博客特转发此文（未征得他同意）。
南周主编回忆当年的历史
游雁凌（原《南方周末》主编，现任某中央企业集团二级公司总经理）
一、离开前的故事很精彩
1997年4月25日，上午9时20分，我站在南方日报大门前深深一躬，离开这广州大道289号，至今13年了，离开南方周末已是14年了。
尽管在24日晚上，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范以锦、总经理钟广明等人代表南方日报社委会为我饯行时，老范说，游雁凌，南方日报的大门对你始终是敞开的，你什么时候愿意回来都可以。老范是好人，我很敬重的一位好领导，仁义厚道，我相信他是真诚的。可惜那时老范还不是寨主。山门敞开是真的，但不是为我。那时的我，有如被逐的鲁智深下山，身后山门紧闭，再无归径。因为徜若真的山门对我敞开，就不会有东窗设计，相煎何急了。
对我来说，离开南方周末就意味着离开南方日报，虽然我离开周末后，仍“贵为”南方日报社副总经理。我在周末创刊20周年的访谈中说，我离开南方周末是无奈的，离开南方日报也是无奈的。为什么无奈？近日得读朱德付在《马后炮》所撰，他说：“但说起南方周末的历史，还有一个人物不可或缺，他就是游雁凌。……只是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大家都选择性地遗忘了他而已。”对这个特殊原因，朱德付没说，只说是“知情者往往三缄其口”。他好象意犹未尽，再来一句“郭国松之后的周末人，有几人知道南方周末历史上曾经有个主编叫游雁凌，又有几人关心游雁凌在南方周末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朱老弟到底是在江湖上混成景观了，这番实话实说的诘问，虽属“马后炮”，却端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也不怕有人揪心。至于现在周末有没有人知不知道、关不关心游雁凌，对游雁凌来说并不重要了，游雁凌早已不需这种“薄幸名”；如果谁再回首往事，只须凭良心给老游一个清白和公道，就够了。老游当初“新鲜热辣”、一气呵成数十万字回忆录，图的就是还周末的历史一个真实，兼还我一个清白和公道。
周末之于我，就象一个怪异的磁场。把我推上事业颠峰的是周末，最终把我抛离新闻舞台的也是周末。幸也不幸，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当初并不是我哭着闹着要进周末的，那时7岁多的周末还在“襁褓”中。1991年6月8日，经吴彩章提名、刘陶拍板把我从深圳记者站调回周末当副主编时，好象冥冥中已对我有所警示，我找当时的“一哥”刘陶讲价，不肯去周末，甘愿在深圳当我的记者。因为那时的周末，在我们眼中就是一张对开4版的娱乐小报，对于一心一意要当省报名记者、 “大记者”的我来讲，是很不屑的。但最终当然是“拧不过大腿”，而且老刘也答应我“文件已经发了，总不能朝令夕改。这样吧，你先回来，干上一年半载，到时候你如果还想回去，再让你回去。我说话算数”。就这样，我在任职文件下达近两个月后，才跚跚来到周末报到。
为什么要离开周末？不是我要离开，而是需要我离开，而且必须离开。当时李孟昱社长给迷途中的我指明了4个方向：日报副总经理；海外市场报主编；周末第二主编；自找门路、离开南方日报。看来社长与记者真的不同，记者把最重要的写在前面，是为导语；社长则把最重要的放到后面，想不服都不行。李社长指明的4个方向，当时在我看来有如曹植被限呤七步诗的典故的新版演绎。据说这源于有“教父”献策：老游找不到比南方日报更好的单位。弦外之音当然是任可恣意煎之。蛙见差矣！天之大地之广，走出289号之后，倍觉海阔天空。如今放眼已离开周末的衮衮诸公，谁活得都不比在周末差。否则，《马后炮》设置这个“离开周末的日子”，就是恶心别人，“晒”人尴尬了。
其时，我年方39，壮心不已，亦心存幻想。当了14个月的日报副总经理后，大梦方觉，大彻大悟。有一天在报社餐厅，刚退下几个月的原社长刘陶，端着饭碗坐到我身边：“听说你要走？……”然后，竟柔声的说：“要走，也要找一个合适的岗位，千万不要贱卖了自己。”当时我听着就想掉泪。这就象一位当家的，自已养不起了，却又心痛孩子卖给穷人家。是为孩子心痛和担忧呢，抑或是自家孩子贱卖了，怕丢了自个“大户人家”的脸面？或许两者都有吧。但我认同老刘是在心痛我。因为我在周末几年，老刘是我的坚定的最高支持者，几乎所求必应，所请必予，没有当时这位“一哥”的信任和支持，周末和我个人，将一事无成。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当我奉命在深圳“养病”和“休息”时，他携夫人朱阿姨专程来深圳看我。我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到这一节的（这里做了删节）：
（1995年）9月30日早上8时，李通波先生给我家中打电话，说刘陶伉俪今天要从广州来深圳看我，问我在不在家？
我当即往广州给刘陶家中打电话，请他们别来了，心意我领了。
刘陶说：“肯定要去的，我怎么能不去呢？你住院这么久了，朱阿姨都讲了几次了，要去看看你。但我一直都忙。今天开始国庆放假，所以一定要去看你。朱阿姨也要去……”当时，他的夫人朱阿姨也是做完一个较大的手术，刚出院。
下午3时，刘陶伉俪来到我家；5时半以后才走，回去广州。
……
在我的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候，身为全国记协副主席、广东省记协主席、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南方日报社长的刘陶及夫人，坚持要专程从广州来深圳看我，我并不理解为只是来“探病”，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对个别卑鄙小人的种种卑鄙做法的反感和无声抗议，以及对我的同情与抚慰！
老刘当时虽然仍是社长，但此时他已“超龄服役”，属强弩之末。我的命运他已不便主宰。因此，我只能开始策划“离开”，回深圳去。
但离开深圳6年，人面已非，且已“人满为患”，想找一个“合适”的岗位谈何容易。
曾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时任深圳市政协主席的林祖基先生对我说：“现在的领导，是不了解你的。但我是了解你的……”他让我还是搞新闻、办报纸去：“你不要丢了新闻，丢了可惜……”
因此，他对我的工作，有一个他和我都认为很理想的安排。他作了书面批示，也多次催促；当时包括市委副书记黄丽满在内的3位市委常委以上的领导，都批示或过问过此事。只可惜，由于种种微妙、复杂的江湖原因，一直未能落实……
后来，当林祖基主席得知我调回深圳后不再从事新闻工作时，几次惋惜地对我说：“对你的人品文章，能力素质，我是了解的。你不去搞新闻、办报纸，我始终认为是资源的一种浪费。”
命运注定了我在南方日报的戏剧性。
1996年初，李孟昱副社长给我指明了4个方向。1997年4月初，当我真要离开报社时，已去掉“副”字的李社长，却又不让我走，一再挽留，至诚感人。我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这里做了删节）：
值得庆幸的是，幸运之神尚未完全遗弃我。返回深圳之门终于向我启开。
1997年4月7日下午，一个来自深圳的电话把我召回去。一位曾在省里工作过的、颇具影响力的老领导伉俪，带着我和我的妻子，连夜与一位在我国某个领域中极负盛名的老专家、副部级领导伉俪见面，面谈一个多小时后，他对我的工作安排当场拍板……
特别具有戏剧性的是，当我第二天上午冒雨赶回广州，下午正要去找李孟昱社长申请调走时，下午4时，李孟昱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谈话。他说：“想再调整一下你的工作。还是要发挥你的专长，让你搞回采编工作。”
原来，当时的《南方都市报》主编关健，要求调去人民日报华南版工作。李孟昱说，他已与总编辑范以锦、总经理钟广明商量过，准备同意关健调走，让我去都市报接任主编。
他说：“对你的才干和能力，我历来都是很看重的，过去是这样看，现在还是这样看。南方都市报是一份很有发展前途的报纸，报社内外期望值都很高。但是关健没有搞好。你去了，肯定比他干得好，肯定能把局面打开。”
……
我说：“非常感谢领导的信任和重用。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我以解决夫妻分居为由，向他提出了调离报社的要求……
李社长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在此时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明显的楞住了。
在尴尬中沉默了一会，他说：“他妈的游雁凌，我知道你想回南方周末；但是，从各方面考虑，你还是不要回周末了吧！都市报目前是困难一些，但这份报纸是有前途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很强的、有开拓精神、能打开局面的人。现在看来看去，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他妈的，你还是把老婆调回广州吧！房子就按原来说过的，给你安排……”
我非常婉转地一再谢绝了李社长的好意。
无奈，他问：“到什么单位，干什么去？能不能透露一下？”
我说：“到企业去。打杂吧。”
谈到最后，他说：“我劝你不要急于做决定，再认真地考虑一下，怎样对你个人的发展更有利？你搞了那么多年的新闻采编，现在丢了，去搞别的，这对你自己今后事业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
李孟昱社长离开我的办公室后，马上把总编辑范以锦、总经理钟广明两人找去讲了此事，说是现在用人之际，人才不能再流失，并要钟出面尽力挽留我。
……
4月9日早上，我找了总编辑范以锦先生。他也劝我不要走，说：“本来，这次是想让你到南方都市报的……当然，找一个能扶着过的人，还是有的。但要找一个比较强的、能开拓、能打开局面的人，的确没有几个……”但我还是婉谢了，坚持要走。
4月10日上午，我再次找了近两天将要出国访问的李孟昱社长。当我说经过反复考虑，还是要回深圳时，他黑着脸说：“他妈的，还是交情为重吧！我知道，你这一年来心情很不愉快；但我对你的才干和能力，始终是看重的。而且我也一直都在考虑，怎样更好地发挥你的作用。原来我跟钟广明讲过，想让你兼任发行处长、发行总公司的总经理；因为南方日报要搞自办发行了，没有强有力的人来干不行。但现在关健要走，我们让他走，南方都市报也是很重要的一摊，正好让你到那里去施展，把局面打开……我劝你不要走，咱们还是交情为重。而且，让不让你走，还得社委会讨论……”
我一再坚持要走。最后，他无奈地说：“那你先写一份报告吧，先让钟广明批上他的意见……”
我立即写了报告交给钟广明，请他从老朋友的角度，极力促成此事。他在我的请调报告上批上：“虽经尽力挽留，但雁凌同志去意已笃。既然如此，也应成人之美。”
一切都是命。幸好我当年不再天真，不再轻信，没去《南方都市报》。否则，后来坐牢的，很可能是我。何况我的命宫中注定招忌，易招小人，容易惹祸。
人与人真的要有缘份，不论善缘或孽缘，皆由天成。4月24日下午，我在报社大院内徜徉徘徊。明天就要离开了，驻足凝望，抬头看天，低头看地，思绪万千，近乎“农夫心内如汤煮”。这时，没想到久未谋面的我的前任主编左方先生，恰从大门走进报社。他抬头望见我，稍作犹豫后，不知何故，蹒蹒跚跚地走着“S”型的路迹，直到我面前，嗫嚅了一句：“听说你要走？”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是的。我走了。你要多多保重，因为周末更离不开你了。”他嚅嚅着低头离去。这是我 “离开”前，终于有缘与左方先生作最后一面告别。
二、离开后的故事很平淡
离开周末后做的第一件与周末有关的事，是写了一部回忆录，33万字。我调离周末的文件是1996年3月5日发的，但我的回忆录早在1月10日就已开始动笔，至当年12月18日完稿，主要是在南方日报社副总经理任内的业余时间写成的，其中还间间断断了4个月。很小的朋友圈中知道有此书稿，不知怎的传到江湖，北京有两家出版社先后来要过，答应按最高标准付酬，但我至今没给，存于匣中。我在扉页是这样写的：
权力具有鸦片般神奇而可怕的魔力。它可以让懦怯者胆大妄为，自卑者飞扬跋扈，强梁者不可一世，营私者为所欲为……
人，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便会产生权力瘾。这种‘权力瘾’，表现为对已有权力的企图永久占有和滥用，以及对更大权力的疯狂攫取。人格的高尚与卑鄙，人性的美丽与丑恶，在权力的诱惑面前清晰凸现，在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展露无遗。
拥有权力和金钱而还能保持一分清醒，是最完美的人生。
----光看这扉页，就够狰狞的了，飘着一股不浓不淡的血腥味。前几天周末内刊编辑陈军吉来电为《马后炮》约稿，我中午把周末20年时写的一篇访谈给了她，她下午回电说：“粗看了两遍，惊心动魄”。哈，如果那篇访谈已“惊心动魄”的话，要是看了我的回忆录，岂不“丢魂丧魄”了。她这一句话，更坚固了我对自己33万字的无比信心。
前半生在新闻界厮混了18年零80天，不敢奢谈什么成就，却不幸留下许多江湖传说。孟浩然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表达了我的坚决“归隐”之心。从此，传媒江湖铁马金戈、挥师冲杀的战阵中，不再需要老游曾经矫健的身影。人生40，被迫在不惑之年，仓惶踏入另一条从头起步的前景未卜的新的人生驿道……
1997“离开”之后直至2004的7年里，道上的朋友并没有完全忘记我，曾有多人、多报、多次邀我出山，重返江湖。先是北京某部门某报，邀我赴京任总编。后来是浙江某民营上市集团，欲进军媒体，拟收购国家某部的报纸，改办经济类日报，合同已签订，但因找不到合适的总编人选而搁置。江湖上有我的一位旧部听说后，向对方推荐了我。据说董事长兄弟双双要飞深圳来找我，当时开出的条件是“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办报所在地（北京或上海）给一套房、一辆车，年薪 40万，未包括“经营提成”和拥有报社“几个点的干股”。但我自觉“薄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还是“应守寂寞”，“掩故园扉”。
到了2000年3月，深圳特区报社长吴松营先生，有意让我出任其旗下香港商报的第一副总编，社长是他兼，总编是深圳特区报总编陈锡添先生兼。老吴说，你当过周末主编，当过南方日报副总经理，办过报，管过经营，是多面手，广东情况、珠三角情况你都熟，你来了，有望能改变香港商报的亏损局面。这就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了，我认真思虑再三，“只应守寂寞”，不敢轻接这面令旗。
又到了2004年之夏，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先生，约我在深圳的“新梅园”，举杯把盏，邀我再出江湖。因当时有香港商报的一名班子成员在场，第二天他让人给我传话，还是香港商报，有意让我出任总编。但结果，我“还掩故园扉”，辜负了京生兄的一番美意。从此，也就彻底堵上了“重返江湖”的身后山门。
2006年9月某一天，我到省政府办完事后，回到相隔几年的报社看看，见到了当时的社长范以锦、总编辑杨兴锋、总经理钟广明“三巨头”，承蒙各位老领导盛情款待。其中，兴锋兄对我说：“雁凌，回来吧，别在外面晃了！”说了两遍。虽然我明白，这只是兴锋兄表达他对我的一点客气和关注，不宜当真；但在久离家园的游子般的我听来，恍如老家亲人的呼唤，倍感亲切和温馨。
“离开”之时，我正人生40，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高科技领域，一切从头来过，重新开始下半生的学习、求生和拼搏。
感谢上苍，如无意外，将来如能“安全着陆”，那么，我的这一生，前20年搞文字，后20年搞企业。而且无论南方日报、南方周末，或是我现在从业的某中央企业集团，均为同行中之佼佼者。这是我的幸运，也是上天对我的怜悯、呵护和关爱。
“离开”后这13年，我为新的岗位职责工作着，奔劳着，忠诚于企业，忠诚于人格，忠诚于生活，忠诚于生命。今年的某一天，郭国松到深圳，说要来看我，自是洗杯以待，再次聆听他构想他心中波澜壮阔、气势恢宏、英才辈出的“周末史”。酒后意兴正酣，他屈驾到了我家。离开时，他谆谆教导我说：“离开周末，你可能视为事业之殇。但现在你完全可以释怀了，老游。你现在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更宽广的领域和天地，应该为之庆幸和祝福。”
郭国松说得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不谢幕的权力舞台。没有永不没落的王朝。
13年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但南方日报，始终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南方周末，始终是我心中一面骄傲的旗帜。
现在的我说：“千山万水从容走过，是非恩怨任人评说。”
（2010年6月8日19时----9日凌晨1时，急就）
from 郭国松·为权利而斗争 by 郭国松
在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之际，应内部刊物《马后炮》编辑之约，南方周末原主编游雁凌先生撰写此文，但编辑可能担心文中涉及老南周的人事是非，故未能发表，游先生将文章转给我学习。我跟他没有共事经历，我 1996年7月份进入南周时，他已经离开，回了南方日报，在他离开南方报业集团多年后，我们成了好朋友。这么多年来，他虽然生活得很光鲜，但我很清楚，让他始终无法割舍的仍是在南方周末的经历。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老南周的历史，本博客特转发此文（未征得他同意）。
南周主编回忆当年的历史
游雁凌（原《南方周末》主编，现任某中央企业集团二级公司总经理）
一、离开前的故事很精彩
1997年4月25日，上午9时20分，我站在南方日报大门前深深一躬，离开这广州大道289号，至今13年了，离开南方周末已是14年了。
尽管在24日晚上，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范以锦、总经理钟广明等人代表南方日报社委会为我饯行时，老范说，游雁凌，南方日报的大门对你始终是敞开的，你什么时候愿意回来都可以。老范是好人，我很敬重的一位好领导，仁义厚道，我相信他是真诚的。可惜那时老范还不是寨主。山门敞开是真的，但不是为我。那时的我，有如被逐的鲁智深下山，身后山门紧闭，再无归径。因为徜若真的山门对我敞开，就不会有东窗设计，相煎何急了。
对我来说，离开南方周末就意味着离开南方日报，虽然我离开周末后，仍“贵为”南方日报社副总经理。我在周末创刊20周年的访谈中说，我离开南方周末是无奈的，离开南方日报也是无奈的。为什么无奈？近日得读朱德付在《马后炮》所撰，他说：“但说起南方周末的历史，还有一个人物不可或缺，他就是游雁凌。……只是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大家都选择性地遗忘了他而已。”对这个特殊原因，朱德付没说，只说是“知情者往往三缄其口”。他好象意犹未尽，再来一句“郭国松之后的周末人，有几人知道南方周末历史上曾经有个主编叫游雁凌，又有几人关心游雁凌在南方周末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朱老弟到底是在江湖上混成景观了，这番实话实说的诘问，虽属“马后炮”，却端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也不怕有人揪心。至于现在周末有没有人知不知道、关不关心游雁凌，对游雁凌来说并不重要了，游雁凌早已不需这种“薄幸名”；如果谁再回首往事，只须凭良心给老游一个清白和公道，就够了。老游当初“新鲜热辣”、一气呵成数十万字回忆录，图的就是还周末的历史一个真实，兼还我一个清白和公道。
周末之于我，就象一个怪异的磁场。把我推上事业颠峰的是周末，最终把我抛离新闻舞台的也是周末。幸也不幸，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当初并不是我哭着闹着要进周末的，那时7岁多的周末还在“襁褓”中。1991年6月8日，经吴彩章提名、刘陶拍板把我从深圳记者站调回周末当副主编时，好象冥冥中已对我有所警示，我找当时的“一哥”刘陶讲价，不肯去周末，甘愿在深圳当我的记者。因为那时的周末，在我们眼中就是一张对开4版的娱乐小报，对于一心一意要当省报名记者、 “大记者”的我来讲，是很不屑的。但最终当然是“拧不过大腿”，而且老刘也答应我“文件已经发了，总不能朝令夕改。这样吧，你先回来，干上一年半载，到时候你如果还想回去，再让你回去。我说话算数”。就这样，我在任职文件下达近两个月后，才跚跚来到周末报到。
为什么要离开周末？不是我要离开，而是需要我离开，而且必须离开。当时李孟昱社长给迷途中的我指明了4个方向：日报副总经理；海外市场报主编；周末第二主编；自找门路、离开南方日报。看来社长与记者真的不同，记者把最重要的写在前面，是为导语；社长则把最重要的放到后面，想不服都不行。李社长指明的4个方向，当时在我看来有如曹植被限呤七步诗的典故的新版演绎。据说这源于有“教父”献策：老游找不到比南方日报更好的单位。弦外之音当然是任可恣意煎之。蛙见差矣！天之大地之广，走出289号之后，倍觉海阔天空。如今放眼已离开周末的衮衮诸公，谁活得都不比在周末差。否则，《马后炮》设置这个“离开周末的日子”，就是恶心别人，“晒”人尴尬了。
其时，我年方39，壮心不已，亦心存幻想。当了14个月的日报副总经理后，大梦方觉，大彻大悟。有一天在报社餐厅，刚退下几个月的原社长刘陶，端着饭碗坐到我身边：“听说你要走？……”然后，竟柔声的说：“要走，也要找一个合适的岗位，千万不要贱卖了自己。”当时我听着就想掉泪。这就象一位当家的，自已养不起了，却又心痛孩子卖给穷人家。是为孩子心痛和担忧呢，抑或是自家孩子贱卖了，怕丢了自个“大户人家”的脸面？或许两者都有吧。但我认同老刘是在心痛我。因为我在周末几年，老刘是我的坚定的最高支持者，几乎所求必应，所请必予，没有当时这位“一哥”的信任和支持，周末和我个人，将一事无成。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当我奉命在深圳“养病”和“休息”时，他携夫人朱阿姨专程来深圳看我。我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到这一节的（这里做了删节）：
（1995年）9月30日早上8时，李通波先生给我家中打电话，说刘陶伉俪今天要从广州来深圳看我，问我在不在家？
我当即往广州给刘陶家中打电话，请他们别来了，心意我领了。
刘陶说：“肯定要去的，我怎么能不去呢？你住院这么久了，朱阿姨都讲了几次了，要去看看你。但我一直都忙。今天开始国庆放假，所以一定要去看你。朱阿姨也要去……”当时，他的夫人朱阿姨也是做完一个较大的手术，刚出院。
下午3时，刘陶伉俪来到我家；5时半以后才走，回去广州。
……
在我的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候，身为全国记协副主席、广东省记协主席、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南方日报社长的刘陶及夫人，坚持要专程从广州来深圳看我，我并不理解为只是来“探病”，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对个别卑鄙小人的种种卑鄙做法的反感和无声抗议，以及对我的同情与抚慰！
老刘当时虽然仍是社长，但此时他已“超龄服役”，属强弩之末。我的命运他已不便主宰。因此，我只能开始策划“离开”，回深圳去。
但离开深圳6年，人面已非，且已“人满为患”，想找一个“合适”的岗位谈何容易。
曾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时任深圳市政协主席的林祖基先生对我说：“现在的领导，是不了解你的。但我是了解你的……”他让我还是搞新闻、办报纸去：“你不要丢了新闻，丢了可惜……”
因此，他对我的工作，有一个他和我都认为很理想的安排。他作了书面批示，也多次催促；当时包括市委副书记黄丽满在内的3位市委常委以上的领导，都批示或过问过此事。只可惜，由于种种微妙、复杂的江湖原因，一直未能落实……
后来，当林祖基主席得知我调回深圳后不再从事新闻工作时，几次惋惜地对我说：“对你的人品文章，能力素质，我是了解的。你不去搞新闻、办报纸，我始终认为是资源的一种浪费。”
命运注定了我在南方日报的戏剧性。
1996年初，李孟昱副社长给我指明了4个方向。1997年4月初，当我真要离开报社时，已去掉“副”字的李社长，却又不让我走，一再挽留，至诚感人。我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这里做了删节）：
值得庆幸的是，幸运之神尚未完全遗弃我。返回深圳之门终于向我启开。
1997年4月7日下午，一个来自深圳的电话把我召回去。一位曾在省里工作过的、颇具影响力的老领导伉俪，带着我和我的妻子，连夜与一位在我国某个领域中极负盛名的老专家、副部级领导伉俪见面，面谈一个多小时后，他对我的工作安排当场拍板……
特别具有戏剧性的是，当我第二天上午冒雨赶回广州，下午正要去找李孟昱社长申请调走时，下午4时，李孟昱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谈话。他说：“想再调整一下你的工作。还是要发挥你的专长，让你搞回采编工作。”
原来，当时的《南方都市报》主编关健，要求调去人民日报华南版工作。李孟昱说，他已与总编辑范以锦、总经理钟广明商量过，准备同意关健调走，让我去都市报接任主编。
他说：“对你的才干和能力，我历来都是很看重的，过去是这样看，现在还是这样看。南方都市报是一份很有发展前途的报纸，报社内外期望值都很高。但是关健没有搞好。你去了，肯定比他干得好，肯定能把局面打开。”
……
我说：“非常感谢领导的信任和重用。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我以解决夫妻分居为由，向他提出了调离报社的要求……
李社长绝对不会想到，我会在此时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明显的楞住了。
在尴尬中沉默了一会，他说：“他妈的游雁凌，我知道你想回南方周末；但是，从各方面考虑，你还是不要回周末了吧！都市报目前是困难一些，但这份报纸是有前途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很强的、有开拓精神、能打开局面的人。现在看来看去，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他妈的，你还是把老婆调回广州吧！房子就按原来说过的，给你安排……”
我非常婉转地一再谢绝了李社长的好意。
无奈，他问：“到什么单位，干什么去？能不能透露一下？”
我说：“到企业去。打杂吧。”
谈到最后，他说：“我劝你不要急于做决定，再认真地考虑一下，怎样对你个人的发展更有利？你搞了那么多年的新闻采编，现在丢了，去搞别的，这对你自己今后事业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
李孟昱社长离开我的办公室后，马上把总编辑范以锦、总经理钟广明两人找去讲了此事，说是现在用人之际，人才不能再流失，并要钟出面尽力挽留我。
……
4月9日早上，我找了总编辑范以锦先生。他也劝我不要走，说：“本来，这次是想让你到南方都市报的……当然，找一个能扶着过的人，还是有的。但要找一个比较强的、能开拓、能打开局面的人，的确没有几个……”但我还是婉谢了，坚持要走。
4月10日上午，我再次找了近两天将要出国访问的李孟昱社长。当我说经过反复考虑，还是要回深圳时，他黑着脸说：“他妈的，还是交情为重吧！我知道，你这一年来心情很不愉快；但我对你的才干和能力，始终是看重的。而且我也一直都在考虑，怎样更好地发挥你的作用。原来我跟钟广明讲过，想让你兼任发行处长、发行总公司的总经理；因为南方日报要搞自办发行了，没有强有力的人来干不行。但现在关健要走，我们让他走，南方都市报也是很重要的一摊，正好让你到那里去施展，把局面打开……我劝你不要走，咱们还是交情为重。而且，让不让你走，还得社委会讨论……”
我一再坚持要走。最后，他无奈地说：“那你先写一份报告吧，先让钟广明批上他的意见……”
我立即写了报告交给钟广明，请他从老朋友的角度，极力促成此事。他在我的请调报告上批上：“虽经尽力挽留，但雁凌同志去意已笃。既然如此，也应成人之美。”
一切都是命。幸好我当年不再天真，不再轻信，没去《南方都市报》。否则，后来坐牢的，很可能是我。何况我的命宫中注定招忌，易招小人，容易惹祸。
人与人真的要有缘份，不论善缘或孽缘，皆由天成。4月24日下午，我在报社大院内徜徉徘徊。明天就要离开了，驻足凝望，抬头看天，低头看地，思绪万千，近乎“农夫心内如汤煮”。这时，没想到久未谋面的我的前任主编左方先生，恰从大门走进报社。他抬头望见我，稍作犹豫后，不知何故，蹒蹒跚跚地走着“S”型的路迹，直到我面前，嗫嚅了一句：“听说你要走？”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是的。我走了。你要多多保重，因为周末更离不开你了。”他嚅嚅着低头离去。这是我 “离开”前，终于有缘与左方先生作最后一面告别。
二、离开后的故事很平淡
离开周末后做的第一件与周末有关的事，是写了一部回忆录，33万字。我调离周末的文件是1996年3月5日发的，但我的回忆录早在1月10日就已开始动笔，至当年12月18日完稿，主要是在南方日报社副总经理任内的业余时间写成的，其中还间间断断了4个月。很小的朋友圈中知道有此书稿，不知怎的传到江湖，北京有两家出版社先后来要过，答应按最高标准付酬，但我至今没给，存于匣中。我在扉页是这样写的：
权力具有鸦片般神奇而可怕的魔力。它可以让懦怯者胆大妄为，自卑者飞扬跋扈，强梁者不可一世，营私者为所欲为……
人，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便会产生权力瘾。这种‘权力瘾’，表现为对已有权力的企图永久占有和滥用，以及对更大权力的疯狂攫取。人格的高尚与卑鄙，人性的美丽与丑恶，在权力的诱惑面前清晰凸现，在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展露无遗。
拥有权力和金钱而还能保持一分清醒，是最完美的人生。
----光看这扉页，就够狰狞的了，飘着一股不浓不淡的血腥味。前几天周末内刊编辑陈军吉来电为《马后炮》约稿，我中午把周末20年时写的一篇访谈给了她，她下午回电说：“粗看了两遍，惊心动魄”。哈，如果那篇访谈已“惊心动魄”的话，要是看了我的回忆录，岂不“丢魂丧魄”了。她这一句话，更坚固了我对自己33万字的无比信心。
前半生在新闻界厮混了18年零80天，不敢奢谈什么成就，却不幸留下许多江湖传说。孟浩然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表达了我的坚决“归隐”之心。从此，传媒江湖铁马金戈、挥师冲杀的战阵中，不再需要老游曾经矫健的身影。人生40，被迫在不惑之年，仓惶踏入另一条从头起步的前景未卜的新的人生驿道……
1997“离开”之后直至2004的7年里，道上的朋友并没有完全忘记我，曾有多人、多报、多次邀我出山，重返江湖。先是北京某部门某报，邀我赴京任总编。后来是浙江某民营上市集团，欲进军媒体，拟收购国家某部的报纸，改办经济类日报，合同已签订，但因找不到合适的总编人选而搁置。江湖上有我的一位旧部听说后，向对方推荐了我。据说董事长兄弟双双要飞深圳来找我，当时开出的条件是“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办报所在地（北京或上海）给一套房、一辆车，年薪 40万，未包括“经营提成”和拥有报社“几个点的干股”。但我自觉“薄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还是“应守寂寞”，“掩故园扉”。
到了2000年3月，深圳特区报社长吴松营先生，有意让我出任其旗下香港商报的第一副总编，社长是他兼，总编是深圳特区报总编陈锡添先生兼。老吴说，你当过周末主编，当过南方日报副总经理，办过报，管过经营，是多面手，广东情况、珠三角情况你都熟，你来了，有望能改变香港商报的亏损局面。这就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了，我认真思虑再三，“只应守寂寞”，不敢轻接这面令旗。
又到了2004年之夏，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先生，约我在深圳的“新梅园”，举杯把盏，邀我再出江湖。因当时有香港商报的一名班子成员在场，第二天他让人给我传话，还是香港商报，有意让我出任总编。但结果，我“还掩故园扉”，辜负了京生兄的一番美意。从此，也就彻底堵上了“重返江湖”的身后山门。
2006年9月某一天，我到省政府办完事后，回到相隔几年的报社看看，见到了当时的社长范以锦、总编辑杨兴锋、总经理钟广明“三巨头”，承蒙各位老领导盛情款待。其中，兴锋兄对我说：“雁凌，回来吧，别在外面晃了！”说了两遍。虽然我明白，这只是兴锋兄表达他对我的一点客气和关注，不宜当真；但在久离家园的游子般的我听来，恍如老家亲人的呼唤，倍感亲切和温馨。
“离开”之时，我正人生40，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高科技领域，一切从头来过，重新开始下半生的学习、求生和拼搏。
感谢上苍，如无意外，将来如能“安全着陆”，那么，我的这一生，前20年搞文字，后20年搞企业。而且无论南方日报、南方周末，或是我现在从业的某中央企业集团，均为同行中之佼佼者。这是我的幸运，也是上天对我的怜悯、呵护和关爱。
“离开”后这13年，我为新的岗位职责工作着，奔劳着，忠诚于企业，忠诚于人格，忠诚于生活，忠诚于生命。今年的某一天，郭国松到深圳，说要来看我，自是洗杯以待，再次聆听他构想他心中波澜壮阔、气势恢宏、英才辈出的“周末史”。酒后意兴正酣，他屈驾到了我家。离开时，他谆谆教导我说：“离开周末，你可能视为事业之殇。但现在你完全可以释怀了，老游。你现在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更宽广的领域和天地，应该为之庆幸和祝福。”
郭国松说得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不谢幕的权力舞台。没有永不没落的王朝。
13年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但南方日报，始终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南方周末，始终是我心中一面骄傲的旗帜。
现在的我说：“千山万水从容走过，是非恩怨任人评说。”
（2010年6月8日19时----9日凌晨1时，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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