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总能摸到石头？

　　■“逼迫”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力

　　■改革不是来自高层的“设计”，而是来自底层顽强的探索

　　■“从实际出发”就是把底层探索出来的好东西上升为法律和政策

　　■当前的经济形势又在“逼迫”更深层的改革

　　“逼迫”出来的改革

　　今天，我们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个蛮好的题目。当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看看过去，会帮助我们从被经验证明有效的办法中吸取力量。当今世界，中国需要这样，美国恐怕也需要这样。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改革开放，如果要问从哪里来的，它应该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逼”，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三十年前的中国，处在这个被“逼”的环境中：人口数量非常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屹立在世界，非常不容易；原来选定的体制困难重重。

　　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仅为134元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食物，剔除掉粮食和柴火，现金部分仅二三十块钱（依照统计年报，1978年，中国农民全年人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仅为74元——编者注）。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事实上，仅仅是贫穷，都不足以逼出一场改革。还有一些局部地区甚至全国较大范围的饥荒，才会逼出体制的变更。

　　包产到户是三十年前发生的改革。包产到户有个前身，就是允许农民有块自留地。自留地哪来的？就是饥荒逼出来的。

　　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天灾是三分，人祸是七分，是政策、体制、作风出了问题，导致了千万量计算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这当然威胁到了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稳定。这个灾害逼出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土地所有权是公家的，使用权交给农民。任何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呆过的人都会发现，农民在自留地劳动与他在集体土地劳动是不同的。

　　自留地制度要得到扩大，靠的也是逼。1978年，安徽、内蒙、贵州天气不好、面临饥荒威胁的时候，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就发生了。

　　仔细回想，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我们老能摸到石头？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而是因为底层总有变革的要求。收入提不高，不想办法吗？生活不能改善，会没有人想办法吗？中国底层总有人不罢休，总有人要试。

　　为什么1978年改革开放呢？一个是这个逼的力量，是底层自发的活动；一个是得到上层的承认，提供一个合法化的空间。

　　农村改革包产到户早就有了，1956年温州就发生了。但过去的情况经常是，底层应付困难的办法不容易得到国家上层结构的承认，不容易合法化。不合法化，就不能持久，就不能变成制度。

　　改革要触动传统的观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逼”的力量。中国所以有希望，就是基层总有厉害的人。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实你到温州去看，在计划体制下，就有人在搞所谓“地下工厂”，问题是那个时候没有合法地位，今天打一枪后天就被抓起来了。邓小平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国家遇到逼的环境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反应。这个反应，给它取个名字，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机器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光凭教条、书本，就以为可以把国家搞好。要在底层的实践活动中，去吸取力量。

　　从底层的探索到上层的承认

　　我自己很有幸，三十年前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于恢复高考，远在黑龙江下乡的我有机会可以进入北京的高等院校学习（1978年，周其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编者注）。到了北京，又遇到党内一位开明人士杜润生，他给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机会，于是我得以参与农村改革的调查（杜润生曾经领导过中南地区的土改，1979年后任当时的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是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周其仁等人还是在校学生时，即受到杜润生的重视，并在正式毕业前即分配至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受杜的领导——编者注）。

　　中国这么大，底层生活这么丰富，下去调查，把现实的东西拿来，互相比较、互相鉴别，发现里头的合理因素，先用短期政策承认，然后把这个政策长期化。发现效果好，上升为法律、国家制度。这就是我体会到的改革。

　　现在回头看，仅仅用这么一套朴素的办法，实际就是实事求是的办法，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就走出这么一条路了。原来在教条的想法下，都是不可以的。公社、公有制，那就是全盘公有，所有土地归公，越大越好。斯大林的体制，全社会成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组织生产。听起来是有道理，不要重复生产。可是一实践，发现有问题。信息成本太高，搞不清楚无数的消费者需要什么东西，激励机制不够，中央计划机关下的命令，什么时候传到底下去？一层一层怎么管好工作？超级国家公司的模式，对付战争很有效。今天还有一个“举国体制”，集中力量解决一个问题有效，但要应付和平时代千百万人的改善生活，这个体制就没效。

　　邓小平的厉害在什么地方？就是作为中央第一线领导人，运转了这个超级国家机器多年，，他知道信息成本有多高。北方过去冬天没有蔬菜吃，要储存大白菜，就这个事儿，年年都要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亲自批意见、亲自抓。没有高级领导人抓，这个机器就转不动。怎么走出来？就是要尊重底下的创造，开放。把其他企业放进来，这些企业用不着层层请示，厂长、经理有自主权。底下总有些厉害的人不罢休，说，把自主权给我。在东南沿海，由于靠近台湾，属于所谓“战争前线”，国家没有布多少企业的地方，总有一些厉害的人在工业、商业里打转、寻找机会，开始以“非法”的手段，就是不罢休，要改善生活、要创造市场、抓住机会。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从这里头发现的。

　　芜湖的“傻子瓜子”，炒得好，就起来了。《邓小平文选》三次提到“傻子瓜子”。当年邓小平就是不许党内左的力量去动它，不准随便动。现在回头看，中国从一个超级的国家公司解套出来，就是充分尊重地方、底层的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底层自发的努力，逐步得到国家上层结构的承认。

　　新的形势在逼迫中国进行更深入的改革

　　 今天，我们的经济有了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承认，但要看到，这个改革的进步是不平衡的。我们在别的领域，政治领域、行政体制领域，不那么配套。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没有均衡的推进，到一定时候就很难推下去。什么东西会把中国进一步往前推呢？最近大家都讨论困难，讨论威胁，讨论华尔街金融风暴。我今天不是要谈这些事情，而是要借助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题目，更抽象地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坏的时候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坏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逼”的力量。这几年，内需起不来，为什么起不来？居民家庭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50%。

　　1980年代改革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比例达到70%多，接近80%，老百姓有钱买东西，市场就活起来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经济涨得非常快，但税收涨得更快，相当一部分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上。而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最典型就是土地，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于是，从收入的角度看，国民收入就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集中在政府手里。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每个政府都想多做事情，比如解决民生困难，比如多创造政绩。这无可厚非。如果顺风顺水，问题就被规避了，一旦国民经济受到冲击，遇到困难，这个“逼”的力量就显现了。就当下而言，如果不做调整，我们的经济很难继续走下去：高度依赖出口，外销市场出了问题，大量的沿海生产力停止，农民工回乡下，这就可能酿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今年年底、明年初，看起来将是很难完全摆脱这个局面。

　　这当然是坏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回看三十年的角度看，这可能也是一个机会。正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形成一个合力，看怎么把收入分配结构进行一个大的调整。比如税收，能不能相应地减一减；比如说，政府控制的很多资源能更多地往市场上放。我们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中国已经尝到过逼迫下改革、改革加强了国力，尝到了这条道路的甜头。这个记忆犹在，这就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最近在土地问题上有些重要的推进呢？我的看法，还是要回到国民经济。有的时候遇到困难，就逼出一个合力，可能就会带来一些机会。中国不是日本，更不是欧美国家，中国要建设的地方很多，只要经济政策对头，中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中国衰退的可能性，我大胆地讲，等于零。

　　不像日本，日本的政策很难摆动，大小河道里都铺上水泥了，农村都建好了，路都非常漂亮。而中国，还早着呢。大家从城市圈往外走，中国需要建设、需要投资的领域，非常非常广泛。但制度不对头，谁好去投？谁有权投？谁有权转让这些资源？这些问题，我相信今天跟三十年前有共同之处。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三十年的实践，会让我们对困难、对所有的威胁，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因为现实的逼迫，然后调整我们的制度、调节我们的政府、企业、中央、地方、国有、民营利益板块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就在困难的情况下反而会逼出一条路。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表达这个想法：现在是很好的时候，去看看过去的三十年。“逼迫”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在中国，只要认真摸，你总会摸到石头，终会走出一条路来。

　　我们过去落后，老是要跟着别人走，这是对的，今后也要学别人。但1840年以来，中国向别人学习的问题上，屡屡有错。毛主席讲过，为什么先生老是打学生呢？1840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日本，日本侵略中国；学西方，西方侵略中国。建国以后，我们改革开放也是学啊。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学来学去把苏联学垮了，后来我们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被我们学得也不行了（众人笑）。后来我们发现，东亚模式好，学日本、学韩国，几乎要达成一致认识时，日本出问题了。然后说，学美国，现在把美国也学出问题了（众人大笑）。

　　你看这一次，美国的金融机构出了大问题。我见了国内很多大银行的行长，他们都说，这次出事的很多美国金融机构，我们都非常虔诚地组织队伍去参观、学习过，请他们上课，听他们讲怎么控制风险。现在教我们控制风险的老师，自己出问题了。老师都不行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靠自己了。这就是开始走向成熟了。我们再也不能将一个大的国家的现代化，简单地建在模仿这个模式或那个模式上。我们必须回到三十年前邓小平讲的话，所有的本本条条主义，都是错的。从实际出发这条路，才走得对——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人民，有它自己走过的路。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出了问题，是好事情。中国的机会来了。而且我们的心理更加成熟了，我们不会把自己国家的命运简单地说成是仿照这个还是仿照那个了。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与当年的饥荒、大量居民往香港逃，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大体正确的一条路，今天的中国人还在继续往前走。我相信，中国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该文系作者在“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论坛”上的演讲，论坛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于10月19日在上海举办。文章由本报记者陈涛根据演讲录音整理，题目以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