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党治国：出走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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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表時間：3/3/2007
文章摘要: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定量”。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定量”。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但是偏偏在这严峻的时刻，我却走上了从清华园出走这一条人们百思不解的不归路。
导火索是由一双“差巴乎”鞋引起的，根本原因却是我心中郁勃积久的压抑、厌恶情绪。
对于“反右斗争”的严酷后果，当初一切善良的人们是根本想象不到的。1958年2月，北京高校的一批右派师生，被送到北京矿务局“劳动考查”。我被分配到离北京最远的木城涧煤矿，总共四名教师，五名学生，分属五所高校。虽然我和陆功一（石油学院大三学生）、李都华（矿业学院助教）经常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诗句：“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望你们保持着骄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绝不会就那样消亡”，但在井下劳动两年期间的最大希望，却是尽快离开煤矿，回到学校的工作、学习岗位上。当时我们都天真地认为，一旦“考查”期满，就会理所当然地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不再被视为“敌我矛盾”而终止歧视孤立。不仅我们这些右派们这样想，就是和我们一个班组的工人师傅甚至矿上的干部们，也都这样想。由于有这个期望，大家对我们都很友好、客气，心里总以为，“人家不过就是来锻炼锻炼那么几天。”
1959年10月1日是国庆十周年，前几个月，我们就盼望着“大赦”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宽松，然而盼来的却只是对于部分“战犯”的“特赦”。我们这些右派的命运，却没有一丝动静。
希望遥遥无期，前途暗淡悲观的气氛，在每个人的心里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我们相互之间甚至做着这样的假设：如果摘掉右派帽子，给一个六级工，再让我娶自己公然扬言喜爱的那个小寡妇“阿克西尼亚”(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女主角)，在矿上干一辈子，将会如何？……但这年的12月中旬，忽然接到通知，让我回学校报到。
虽然只是我一个人的变化，却使大家忽地萌生了希望。于是纷纷向我表示祝贺，笔记本上题词留念，赠送纪念小礼物，抓紧时间说一些知心的话语。将近两年时间，和工人是工友，和右派师生是“难友”，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仿佛家人。现在突然要分离，反而依依不舍起来。特别是那个李都华，用他秀美的行书，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数页深情感人的临别赠言。我们俩的感情至为深挚，笔记本上留下了他的泪痕。最难忘的是他的最后一句赠言：“祝愿你能遇到自己的‘简’！”
我虽然即兴写了二十几行自由体的惜别诗《我爱木城涧》，但我的心更多地已遐想着回到学校的生活。离开学校时我正读大四，现在回到学校，59级的同学都已经毕业，我应当跟着61级上课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而且年龄都比我小。但那有什么，自己学习自己的就是了。想到这些，都很朦胧，但总的来说，似乎应该是美好的。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矿上的两年，回忆起来是多么漫长啊。虽然不无值得回忆的地方，但总的色调是灰暗的。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复员军人张连城，有一句典型语言：“我一听到拉笛声（准备上班的电笛声）就头痛！”工人们对矿工的生活总结为“上班干活，挣钱吃饭”八个字，就这么单调乏味。一个月四五天“轮休”的日子，是和妻子团聚的最大期盼和幸福。上班时的基本心愿是能安全下班。上班时间过半，眼前的最大盼望就是下班。我所在的高守义班，最使大家兴奋且具表现力的语言是“八搅木”（俄语“回家”的转音）。这样的生活，我就要永别了。而我一生中经历的每一次“永别”，内里都包含着特别的苦愁。
回到清华大学，到“工字厅”的人事处报到。我最为关心的“摘帽子”问题，得到的答复却是：暂不摘掉右派帽子，在学校继续接受“考查”。这个消息对于我，真如五雷轰顶，使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党对我们这些人的政策是“孤立右派”，到矿上劳动前，我已经领教了“孤立”的滋味。和工人在一起，都是劳动的弟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不存在谁孤立谁的事情。现在我又要陷落到被人故意“孤立”的环境中，忽然一种下地狱的恶劣心情涌上心头。我宁愿回到矿上继续“改造思想”，而不愿回到由一张张冷漠的面孔组成的人群沙漠中。我当即提出要求，希望回到矿上继续劳动考查，直到“改造好”，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一天。我的要求也当即遭到那位人事干部的教训，他说：你要服从组织的分配，接受组织的考验，在哪里都是改造思想。既然如此，就硬着头皮继续我未竟的学业吧。但当我问到我上哪个班级时，却听到他回答说：“根据工作需要，你现在参加工作了，到水利系当一名实验员。”这个回答，对我是第二个打击。我考清华大学，就是奔水利系来的，一心想到艰苦的水利工地大干一场。现在却让我去当一名实验员。当时清华大学的实验员，都是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来的，属简单劳动。1958年，清华大学把打成右派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下放到普通物理实验室当实验员，报纸上还登文章嘲笑他：“这个顶着科学家头衔的资产阶级教授，竟然不会做普通物理实验”。我当然不畏惧实验员的工作，但觉得这个工作对于我，既没意思，也不来劲，无论从体力还是从脑力，都太“屈才”了。但矿上的经验又使我想到，当一名掘进工，我尚且可以干得很出色，何况一个实验员！一个人的成就不应被他的职业所限。于是我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和考验，到水利施工实验室报到了。
水利施工实验室属于水利施工教研室，讲师以下有四五个教师。其中一个王桂仙，南方人，是我们水59级的男同学。1954年入学报到时，恰巧他与我一起来到报名处。听他说出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报完名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们到哪里吃饭？”这使我这个从农村来的青年很惊骇，无论如何，我没有勇气等闲便提出吃饭这个“俗问题”。后来分系分专业，他和我都分配到水利系。我是水94班，他是水95班。由于不一个班，平时很少说话。但见面都认识。现在他作为毕业生，分配到了水利施工教研室当助教，见了我，却如同根本不认识一样。至于其他几个教师，由于相处时间很短，现在连姓名都记不起来了。
和我一起回到学校的，还有一个同学沈尔桔，水利系60级的，原在北京矿务局西山平峒劳动，回校后分配在水力学实验室当实验员。我们俩临时住在一个工人宿舍，四个人四张单人床，屋子中间燃烧着一个煤球炉子。几天以后，相处渐熟，沈尔桔却搬到水利系的集体宿舍去了。我拖着不愿搬，情愿和谁也不认识谁的工人住在一起。
当时水利施工实验室没有什么实验任务，就让我抄写实验室资料的编目。工作量不是很大，于是我很认真地抄写，工整干净，自己也觉着满意。只要不和人打交道，物我两忘，倒也能静下心来。下班后，兴致勃勃地读托尔斯泰和杰克·伦敦的小说。
1959年底，清华大学正在热烈开展“教育革命”，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由学生自己编写教材，删繁就简，表示离开“资产阶级教授”，大学照样办；一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食堂参加的一次会议。一个青年教师作典型发言说：“过去推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原则。现在认识到，这种说法其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为人人’的前提是‘人人为我’。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就应当抛弃‘人人为我’的思想，让单纯的‘我为人人’占据我们的头脑，成为自己全部生活的内容。”这个发言使我非常震惊。我想，难道说这话的人不食人间烟火吗？摒弃‘人人为我’，莫非他的衣食日用都要亲自生产制造出来？这显然是虚伪的空话、谎话，却得到主持会议者的大力肯定。这使我感受到一种公然的厚颜无耻，一种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我没有想到，反右派运动两年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灵，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我一面听着这些无边无际的大话，一面回忆矿工们那质朴的语言和生活态度。我的师傅高守义，因为是七级大工，又是一个月拿4元津贴的班长，他就认真地负起自己的责任，最危险的地方他自己上，最重的活他带头干，对工友要求严格而又关心随和，批评别人时，他自己的脸孔先红了,替受批评者害羞。他干活不是出于什么“好思想”，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拿的这几个钱。”如果不给他“这几个钱”，天塌下来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管不着。但既然他拿了七级工的工资和班长津贴，就不能回避安全和生产的责任。他从不夸夸其谈“我为人人”，只知道上班要恪守班长的职责，完成段长交付的任务；他也从不奢求“人人为我”，只要求矿上按月按量支付给他和工友们应得的工资和劳保。两相对比，我感到周围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
1960年1月初，发年终奖了。水利施工教研室开会宣布奖励，每人也就是二十几元，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宣布完毕，让大家表态。由于我刚来，与此事无关，就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那些发言的人，个个低声下气，而又掩饰不住内心的窃喜。发言的内容都相似，无非是说：“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有许多不足，距离党和组织的要求差距很大。但是党和组织还是对自己发给这么多奖金。拿这些奖金自己确实感到惭愧。只有把这些奖金看作党和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和鼓励，新的一年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不辜负党和组织的期望。”我在矿上劳动两年，洗刷了身上的书生气，性格变得豪迈粗犷，今天听到这许多言不由衷的表态，心里确实不是滋味，竟至暗暗对这些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某种轻蔑。在煤矿，工人们也常常领取奖金。他们面对奖金固然都心里喜悦，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低声下气的态度，认为应该感谢党和矿上的领导。
北京1月份的天气是最冷的。这天，飞飞扬扬下起了雪。当我回到宿舍时，一双棉鞋已经湿透了。我换上单鞋，把棉鞋放在凳子上，移近煤球火炉烘烤。前一天接到在甘肃盐锅峡水库劳动的徐启明同学的信，要求给他买一些食物寄去，他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活很重，吃不饱，急需食物。徐启明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我关系最好，也被划成右派。那时北京商店的食物已经日见其少，但还能买到，比较容易买的零食就是江米球，不需要粮票。这天因为下班早，我给他买了二斤江米球，到海淀邮局寄出后，到旧货商店转悠，想买一双旧皮鞋。在旧货商店，我看中了一双翻毛旧皮鞋，明码标价十元。但我当时口袋里只剩下十几元，犹豫再三，终于下不了决心。赶回到宿舍，看见我烤鞋的凳子已经移开，一只棉鞋完全烤焦了。那个工友说：“多亏我回来得早，要不，连凳子也烧着了，那可要出大事！”
第二天接到通知，要我次日去王家园水库报到。我脚上只有一双单鞋，而王家园水库比北京更寒冷，条件也差。我急需一双棉皮鞋，于是又到旧货商店徜徉半晌，终因囊中羞涩，怀着遗憾的心情回到宿舍。如果我当时口袋里能有20元，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出走”的事情了。但是，好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由于买不起这双旧翻毛皮鞋，竟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穿着母亲为我做的单鞋，背着薄薄的被褥，里面包了那一只棉鞋，到王家园水利工地报到了。在工地见到了水91班的同学何慧贞。她反右时是水59级的党支部书记，1949年以前就“参加革命”的“调干生”；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由各级党组织主持的，给同学戴右派帽子，她有很大的决定权。过去我曾是水94班的团支书，她和我联系较多。但现在我是右派了，她见我就板起面孔，爱理不理的。她问我住哪里，我说在一个民工的油毛毡工棚里。
我的任务是负责混凝土的配料和质量检验。我的直接“上级”则是一个姓刘的实验员。不知怎地，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对我有一股敌意。
我和打混凝土的民工们关系很好，除了指挥配料，还和他们一起打夯。其中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姓徐的民工，打夯的姿势特别优美，号子也喊得激扬悦耳，散发着男子汉的雄美气息。一个夯八条绳子，由老徐扶夯，喊着号子。节奏和力量的起伏，使我感受到一股快活涌流的青春活力和体力劳动的美好。煤矿上和工人一起劳动的感觉又回来了，而由于是在自然环境中，那感觉就更美好。
每次浇灌完混凝土，我都要做一个试块，等到第七天，拿到清华大学去做强度试验。回到学校，还可以抽空洗个澡，轻松半天。
（下）發表時間：3/5/2007
文章摘要: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二月份的王家园水库上，忽然涌来了寒流，狂风怒号，我的双脚都冻肿了。于是想起了枕头下还压着一只棉鞋。能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在这个很自然的想法支配下，我也就很自然地右脚穿着棉鞋，左脚穿着单鞋，我们家乡称作“差巴乎鞋”，旁若无人地继续自己配料和制作试块的工作。民工们没有人注意我的穿着，他们一般都穿得单薄，有人腰间系一根草绳，有人用水泥袋子的牛皮纸塞在鞋子里御寒。喊号子的老徐，穿一件小棉袄，除了打夯、搅拌混凝土，总是一刻不歇地一会干干这，一会干干那，从不休息。当我劝他烤烤火休息一下时，他说：“一停下来身上就冷，不如干着活还暖和一些。”我才明白了他采用的是活动取暖的方法。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这一句话把我噎了回去，我无言以对，忍气对他怒目而视。他说：“你还不服气？”我说什么呢？只能一腔委屈往肚子里咽。
刘先生却还不依不饶，他认为我顶撞了他，竟敢于对他怒目而视，他要找一个比他更有力的后台。于是他向何慧贞做了汇报。何慧贞找我谈话了。
何慧贞看着我的鞋说：“刘某某批评你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他批评得没错呀。”我说：“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冻坏两只脚要好。”她问：“你为什么不买一双棉皮鞋呢？”我说：“我倒是想买一双旧棉鞋，可是我的钱不够。”她说：“那你也不能一只脚穿棉鞋，一只脚穿单鞋。刘某某批评你歪风邪气，我认为批评得对。可是你对人家的态度还不好。”
我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于是向何慧贞正式提出我考虑很久的想法说：“我刚回到学校那天，就向组织提出，既然我还没有改造好，就让我回到煤矿上继续改造。我现在通过你，再次向组织提出要求，我希望回到煤矿上去。”何慧贞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盯着我看了半晌，说：“党治国，你现在的态度还是不老实。你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还想要和党较量。1957年你们和党较量，党对你实行了宽大处理。你现在继续和党较量，可是没有好下场的。你好好想一想，下去写一份检讨书，看你的态度再做决定。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刚转过身，她又把我叫回来说：“你搬过来住吧，和学校的人住到一起，接受群众的监督。今天就搬。”我说：“下午我要回学校测试块强度去。”她说：“回来后立即搬过来。”
没有退路了！
我当时正在读两本小说，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当安娜和沃伦斯基的爱情已经弄得沸沸扬扬，迫使她必须在旧生活和新生活，也就是在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沃伦斯基中间做出抉择时，卡列宁向安娜表示出了自己的宽大：只要她回到家里，就仍然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安娜知道，回到原地的路是用奴隶的锁链铺成的。一旦接受了丈夫的宽大，安娜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丈夫的奴隶。她过去的“错误”将变成一条狠毒的鞭子，会被用来严酷地从心灵上惩罚她任何越界的行为；而丈夫对她的宽大，则使她在道义上永远蛰居下风。我已经接受了“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一卡列宁式的恩典，以后就必须永远服服帖帖，不但不能有任何出轨的行为，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否则，就是“继续和党较量”，就是“恩将仇报”，道德上、精神上、心灵上，永远应受地狱之火的熬炼。如果我确实错了，我决心通过吃苦受罪，奉还这一宗恩典，就像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那样。
《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写一个美国社会下层的青年工人，如何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通过自我奋斗，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跻身于上层社会。从底层奋斗出来的高尔基和杰克·伦敦，是我敬佩和效法的榜样。我如今败落到了比他们还要深的社会底层，如不靠自己艰苦奋斗，自爱自怜、自暴自弃，只能是慢性自杀，是断无出路的。我想，高尔基也好，杰克·伦敦也好，他们能做到的，我党治国也应该能做到。几年前我就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身体，培养意志性格，现在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处在地狱的入口处，需要记住但丁的诗句：“在这里必须抛弃一切的犹豫，在这里任何的怯懦都将无济于事。”
在出走之前，我去了一趟木城涧煤矿，看看李都华、陆功一等右派朋友们，也和我的师傅作一个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的悲惨的告别。我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陆功一，他听后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说：“我虽然比你只小一岁，但我老认为你比我成熟得多。我不能对你的决定做出判断，不过我想，你既然这么决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只能给你说一句话：前途保重！如果世上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你！”李都华正在住院，我和陆功一去看他。他穿着病号的衣服，看上去很瘦弱。他患肺结核，还有其他疾病。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打算，只说是抽空来看看他。但李都华的心思何等缜密，而我又是一个不善于隐藏自己情绪和想法的人，他似乎看出来一些什么，却没有过多地追问，彼此之间的强笑都化作苦笑，就这样含糊过去。岂知这一次见面，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临别时，单纯的陆功一告诉我郑州几个他亲戚的地址，嘱咐我万一需要时可以去找他们。在这个至亲都卑怯地与右派“划清界线”的时候，我连自己的亲戚也不会去找，更不必说朋友的亲戚了。但我仍然感谢他的一片苦心。陆功一含泪向我挥手告别。
我再没有回学校，直接到永定门车站买了去西安的慢车票。火车开动，一阵恐惧袭来，我觉得“他们”会来追捕我。于是我在石家庄下车，改乘经太原的火车。到了潼关，下车步行到黄河边，坐看滔滔河水向东流去。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想要在黄河的浪涛里结束这屈辱的生命。我给在西安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以决绝的口气说明了我的想法。我在黄河边逡巡了两天，困扰于“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千古的难题。鲁迅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主要指的是物质的困苦和生命的没有保障。但我独自坐在黄河边，对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却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奴隶是一种身份，但不是奴隶主的敌人，更不是社会公敌。而身为右派，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关于敌人，“无产阶级文豪”高尔基说过一句话：“假如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右派的命运，就是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欺凌和消灭的对象；而所谓“投降”，就是要你污秽自己的心灵，精神上完全接受奴役的宿命。身为“敌人”，才真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啊！
人在生死的分界线上，独能勘透许多世俗的事情，一些长期捆绑心灵的复杂关系，也都容易理清了。1959年春节，我接到邮电所一个汇款通知。到邮电所，收到一张父亲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2元。两块钱也值得一汇吗？我感到丢人，没有给任何朋友说起。此刻忽然想起这件事，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极端的可耻。李商隐诗曰：“贫贱夫妻百事哀”。普遍的事实却是：“贫贱家庭百事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悲剧不只是一个穷字。中国人素有“贫且益坚”、“穷则思变”的传统。最可怕的是这个“贱”字了得，压垮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唐太宗李世民说：“吾欲富贵吾民。”但是过了1400年，邓小平先生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一个“贵”字丢到了东洋大海。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对于社会来说，波澜不兴，微尘不起，最伤心的却是自己的父母。父亲1955年肃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一年后平反。母亲年轻时曾患淋巴结核，近年来又患肺结核。他们的生活固然贫穷，仍然想着矿井中更加贫穷的儿子。春节寄我的两元钱，是从他们的牙缝里抠出来的。他们接到我一心想要自杀的信，不知会如何难过？而远在家乡韩城，更有皤然白发的外婆，说什么也不相信她的外孙会“反对八路军”。听到外孙的噩耗，她不知会怎样伤心呢！我这不是正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吗？于是恍然大悟，矍然而起，大踏步地向火车站走去！
回到西安市许士庙街15号父母那简陋的居室，叫一声爸、妈。父亲突然紧抱我，失声痛哭起来，一面还在问：“这不是做梦吧？”母亲已经难受得卧床不起，眼泪流湿了半条枕巾。她见是我，只说了一句话：“载渭，你的心怎么这么硬呢？”接着泪水又像小溪一样流在枕头上。
从此，我离开了体制，下沉到了社会的底层，开始了艰难困苦但却思虑无碍的别样人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刘力群先生是西安人。有一次，他对我的学生李智英说：“党先生是体制内的不同政见者。”李智英反驳说：“党老师从来都在体制外。”其实他们二人说得都不对。第一，我不是一个“不同政见者”，而仅仅是一个独立思想者。第二，我也不是从来都在体制外。但是不论在体制外或者体制内，也不论我的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从来既不迎合、也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者体制的权威，当然更不会专门和体制作对。就我个人而言，出走清华园这艰难的一步，完成了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虽然付出了艰苦生活和厄运重重的代价，却获得了一颗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许多错事，经历了许多事后懊悔的事情，独有出走清华园这一件事，可以说是九死无悔。正是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为我自己。
余 韵
回到西安后不久，接到陆功一的信，说李都华知道了我出走的事情后，很不以为然。李都华的意见，我早就预料到了。但我既不能向他说明白，自然更不反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只能向陆功一写信说：“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但自私的我这时只想到自己，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危险正在一步步向李都华逼来。两年以后，我重返北京，见到了陆功一，那时他已经回石油学院继续自己的学业了。使我惊骇莫名的消息，是李都华返校后，于1961年冬季跳北海自杀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23岁时，他的一篇关于煤矿采空区水力冲填的论文，就被翻译到波兰的一个学报上。他比我长三岁，却与我最为莫逆，相知最深。我能理解他回到学校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嫉妒，比我更深，也更不堪，但他的身体瘦弱，作不出我那样决绝的选择。在体制内，他遇到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于是他别无选择，只剩下自戕一条路。人常说：“除了死路，剩下的都是活路。”但对于都华，除了死路，剩下的活路一条也没有。他是南方人，水性很好。听说会水的人投水自杀是很痛苦的，但他竟然选择了这一条路。
我找到都华的家，见到了他的母亲，一位六十来岁的孤寡老人。我说我是都华最要好的朋友，从西安来，专门看望她老人家，顺便问一问都华的情况。都华的妹妹们显然没有对老人说起哥哥的噩耗，只告诉她，都华被送到东北某地“劳教”去了。这个假消息，她们要瞒她一辈子。我能对这位母亲说什么呢？在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像她一样善良而可怜的母亲，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却还不知道何等悲惨的命运已经如何降临到她们母子的身上。甘肃省夹边沟劳教农场，三千名右派，此时已经饿死了两千人。但他们的母亲们却还望眼欲穿地倚门等待着儿子们的归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99.99%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但“反右运动”本身据说还是正确的。我们水94班的同学，大都对何慧贞他们几个党支部成员啧有烦言，把过错推到个人身上。因为我这多年有了更多的体验和思考，重视体制方面的问题，对有关个人并不坚持什么成见。1980年，我到上海出差，给何慧贞打了个电话，约时间去看她。距相见的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在外滩闲逛，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党治国！”我想不到在上海这个地方会有人叫我，没有回头，也没有答应。但接着又听到一声更响亮的喊叫：“党治国！”我回头一看，不由得叫了起来：“何慧贞！”多么奇怪，在这数百万人的大上海，我竟会“碰”到她，特别是相别20年后，她竟能从背后认出我来。我说离相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准备逛逛街，再到她家里去。她说，她正上街买菜，既然碰见了，就和她一块回去。她爱人可以陪我说说话。
相别20载，我们多了共同的语言，原来她的丈夫在“文革”中也挨了整。何慧贞亲自做了丰盛的饭菜，我们彼此之间谈了许多，就是没有说王家园水库那一段往事。我想，对她来说，那一切都是无意的，甚至是自然的，并非刻意要伤害于我。伤害人的是我们这个体制、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而这些才是最可怕的。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无意之间不经意地就对别人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不自知，最终也使自己受到伤害。“相见一笑泯恩仇”，我和何慧贞他们倒是消除了心中的龃龉，但是，这个利益分立的体制和专制文化的毒素，却会使下一代把上一代的错误和悲剧复制下去。
以后我和何慧贞在校庆时还见过几次面，但再没有深谈过。我一直在继续着自己的思考，和同学们可以交谈的却越来越少。大部分同学都已进入老年的退休的状态，不再关心世事。独有我，还像一个愣头青年，向着人生和社会的深处掘进着。
我在《外婆》里写的那个刘景坤，1957年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公安部工作。他给我写信，约我到公安部找他。在我的非右派同学中，他是惟一的不把我当作右派，却又不回避右派话题的兄长和朋友。
在“孤立右派”的学校环境中，没有人和我说话，更不用说交谈了。景坤那里成为我周末惟一的去处。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和我无所不谈。有时晚上我就住在公安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说：“有人希望你灰溜溜，抬不起头。你偏不那样。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还要干得更好。你不要在乎别人怎样说你，怎样看你。你如此这般，就把他们的肚子气破。”和景坤的交往，成为我当时惟一的力量源泉。
1987年，当我那用共有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理论观点，获得全国的名声时，在家乡见到了景坤。他感慨地说：“看来，那一年离开清华大学，是你人生最关键也最正确的一步啊！”景坤从头到尾，都对我最了解，我一直尊他为我的良师益友和兄长。
在“孤立右派”的声浪中，始终不服从这项权力命令的，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何天恩。他能写一笔好字，比我长一岁，却低两级，1956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北医和清华相距不远，我们经常来往。打成右派后，他照样时常到学校看我，我也抽空到他那里去。我们之间说的话都很平淡，但是却很亲切。
我到矿上劳动考查时，他的来信是父母和徐启明之外惟一的来信。逢年过节，照例都要来信说一些问候话和他的情况。
我回到西安，他的信也寄到西安；1960年底我回到农村，他的信又写到农村。照例是逢年过节的问候，没有任何出格的议论和骇世的观点。1963年我到铜川煤矿当工人，他的信也跟到煤矿。但我入狱后，就再没有接到他的信。他不知道我进了监狱。
70年代他到坦桑尼亚参加“援外”，给我寄了一本英文本的鲁迅的《野草》，并附了一封信说：“好久没有治国的消息。在书店看到一本鲁迅英文版的《野草》，给治国买了一本。我知道，治国一向最爱读鲁迅的作品。”从语气看，他似乎已经觉察到我遭遇了不测，但未必知道详情。1985年，我打听到他在合阳县医院当医生，见了一面。他的女儿何霞，也在医院工作，她的名字还是我1956年给取的，却一直使用至今。但等不到我们相约的第二次见面，他就病逝了，可叹天不假年。何天恩是一位忠厚长者，从来没有人云亦云地把我当作右派。他虽然离开我已经20多年，却是我心中永远的朋友。
2007-2-10—12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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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定量”。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定量”。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但是偏偏在这严峻的时刻，我却走上了从清华园出走这一条人们百思不解的不归路。
导火索是由一双“差巴乎”鞋引起的，根本原因却是我心中郁勃积久的压抑、厌恶情绪。
对于“反右斗争”的严酷后果，当初一切善良的人们是根本想象不到的。1958年2月，北京高校的一批右派师生，被送到北京矿务局“劳动考查”。我被分配到离北京最远的木城涧煤矿，总共四名教师，五名学生，分属五所高校。虽然我和陆功一（石油学院大三学生）、李都华（矿业学院助教）经常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诗句：“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望你们保持着骄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绝不会就那样消亡”，但在井下劳动两年期间的最大希望，却是尽快离开煤矿，回到学校的工作、学习岗位上。当时我们都天真地认为，一旦“考查”期满，就会理所当然地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不再被视为“敌我矛盾”而终止歧视孤立。不仅我们这些右派们这样想，就是和我们一个班组的工人师傅甚至矿上的干部们，也都这样想。由于有这个期望，大家对我们都很友好、客气，心里总以为，“人家不过就是来锻炼锻炼那么几天。”
1959年10月1日是国庆十周年，前几个月，我们就盼望着“大赦”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宽松，然而盼来的却只是对于部分“战犯”的“特赦”。我们这些右派的命运，却没有一丝动静。
希望遥遥无期，前途暗淡悲观的气氛，在每个人的心里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我们相互之间甚至做着这样的假设：如果摘掉右派帽子，给一个六级工，再让我娶自己公然扬言喜爱的那个小寡妇“阿克西尼亚”(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女主角)，在矿上干一辈子，将会如何？……但这年的12月中旬，忽然接到通知，让我回学校报到。
虽然只是我一个人的变化，却使大家忽地萌生了希望。于是纷纷向我表示祝贺，笔记本上题词留念，赠送纪念小礼物，抓紧时间说一些知心的话语。将近两年时间，和工人是工友，和右派师生是“难友”，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仿佛家人。现在突然要分离，反而依依不舍起来。特别是那个李都华，用他秀美的行书，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数页深情感人的临别赠言。我们俩的感情至为深挚，笔记本上留下了他的泪痕。最难忘的是他的最后一句赠言：“祝愿你能遇到自己的‘简’！”
我虽然即兴写了二十几行自由体的惜别诗《我爱木城涧》，但我的心更多地已遐想着回到学校的生活。离开学校时我正读大四，现在回到学校，59级的同学都已经毕业，我应当跟着61级上课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而且年龄都比我小。但那有什么，自己学习自己的就是了。想到这些，都很朦胧，但总的来说，似乎应该是美好的。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矿上的两年，回忆起来是多么漫长啊。虽然不无值得回忆的地方，但总的色调是灰暗的。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复员军人张连城，有一句典型语言：“我一听到拉笛声（准备上班的电笛声）就头痛！”工人们对矿工的生活总结为“上班干活，挣钱吃饭”八个字，就这么单调乏味。一个月四五天“轮休”的日子，是和妻子团聚的最大期盼和幸福。上班时的基本心愿是能安全下班。上班时间过半，眼前的最大盼望就是下班。我所在的高守义班，最使大家兴奋且具表现力的语言是“八搅木”（俄语“回家”的转音）。这样的生活，我就要永别了。而我一生中经历的每一次“永别”，内里都包含着特别的苦愁。
回到清华大学，到“工字厅”的人事处报到。我最为关心的“摘帽子”问题，得到的答复却是：暂不摘掉右派帽子，在学校继续接受“考查”。这个消息对于我，真如五雷轰顶，使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党对我们这些人的政策是“孤立右派”，到矿上劳动前，我已经领教了“孤立”的滋味。和工人在一起，都是劳动的弟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不存在谁孤立谁的事情。现在我又要陷落到被人故意“孤立”的环境中，忽然一种下地狱的恶劣心情涌上心头。我宁愿回到矿上继续“改造思想”，而不愿回到由一张张冷漠的面孔组成的人群沙漠中。我当即提出要求，希望回到矿上继续劳动考查，直到“改造好”，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一天。我的要求也当即遭到那位人事干部的教训，他说：你要服从组织的分配，接受组织的考验，在哪里都是改造思想。既然如此，就硬着头皮继续我未竟的学业吧。但当我问到我上哪个班级时，却听到他回答说：“根据工作需要，你现在参加工作了，到水利系当一名实验员。”这个回答，对我是第二个打击。我考清华大学，就是奔水利系来的，一心想到艰苦的水利工地大干一场。现在却让我去当一名实验员。当时清华大学的实验员，都是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来的，属简单劳动。1958年，清华大学把打成右派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下放到普通物理实验室当实验员，报纸上还登文章嘲笑他：“这个顶着科学家头衔的资产阶级教授，竟然不会做普通物理实验”。我当然不畏惧实验员的工作，但觉得这个工作对于我，既没意思，也不来劲，无论从体力还是从脑力，都太“屈才”了。但矿上的经验又使我想到，当一名掘进工，我尚且可以干得很出色，何况一个实验员！一个人的成就不应被他的职业所限。于是我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和考验，到水利施工实验室报到了。
水利施工实验室属于水利施工教研室，讲师以下有四五个教师。其中一个王桂仙，南方人，是我们水59级的男同学。1954年入学报到时，恰巧他与我一起来到报名处。听他说出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报完名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们到哪里吃饭？”这使我这个从农村来的青年很惊骇，无论如何，我没有勇气等闲便提出吃饭这个“俗问题”。后来分系分专业，他和我都分配到水利系。我是水94班，他是水95班。由于不一个班，平时很少说话。但见面都认识。现在他作为毕业生，分配到了水利施工教研室当助教，见了我，却如同根本不认识一样。至于其他几个教师，由于相处时间很短，现在连姓名都记不起来了。
和我一起回到学校的，还有一个同学沈尔桔，水利系60级的，原在北京矿务局西山平峒劳动，回校后分配在水力学实验室当实验员。我们俩临时住在一个工人宿舍，四个人四张单人床，屋子中间燃烧着一个煤球炉子。几天以后，相处渐熟，沈尔桔却搬到水利系的集体宿舍去了。我拖着不愿搬，情愿和谁也不认识谁的工人住在一起。
当时水利施工实验室没有什么实验任务，就让我抄写实验室资料的编目。工作量不是很大，于是我很认真地抄写，工整干净，自己也觉着满意。只要不和人打交道，物我两忘，倒也能静下心来。下班后，兴致勃勃地读托尔斯泰和杰克·伦敦的小说。
1959年底，清华大学正在热烈开展“教育革命”，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由学生自己编写教材，删繁就简，表示离开“资产阶级教授”，大学照样办；一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食堂参加的一次会议。一个青年教师作典型发言说：“过去推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原则。现在认识到，这种说法其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为人人’的前提是‘人人为我’。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就应当抛弃‘人人为我’的思想，让单纯的‘我为人人’占据我们的头脑，成为自己全部生活的内容。”这个发言使我非常震惊。我想，难道说这话的人不食人间烟火吗？摒弃‘人人为我’，莫非他的衣食日用都要亲自生产制造出来？这显然是虚伪的空话、谎话，却得到主持会议者的大力肯定。这使我感受到一种公然的厚颜无耻，一种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我没有想到，反右派运动两年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灵，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我一面听着这些无边无际的大话，一面回忆矿工们那质朴的语言和生活态度。我的师傅高守义，因为是七级大工，又是一个月拿4元津贴的班长，他就认真地负起自己的责任，最危险的地方他自己上，最重的活他带头干，对工友要求严格而又关心随和，批评别人时，他自己的脸孔先红了,替受批评者害羞。他干活不是出于什么“好思想”，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拿的这几个钱。”如果不给他“这几个钱”，天塌下来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管不着。但既然他拿了七级工的工资和班长津贴，就不能回避安全和生产的责任。他从不夸夸其谈“我为人人”，只知道上班要恪守班长的职责，完成段长交付的任务；他也从不奢求“人人为我”，只要求矿上按月按量支付给他和工友们应得的工资和劳保。两相对比，我感到周围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
1960年1月初，发年终奖了。水利施工教研室开会宣布奖励，每人也就是二十几元，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宣布完毕，让大家表态。由于我刚来，与此事无关，就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那些发言的人，个个低声下气，而又掩饰不住内心的窃喜。发言的内容都相似，无非是说：“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有许多不足，距离党和组织的要求差距很大。但是党和组织还是对自己发给这么多奖金。拿这些奖金自己确实感到惭愧。只有把这些奖金看作党和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和鼓励，新的一年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不辜负党和组织的期望。”我在矿上劳动两年，洗刷了身上的书生气，性格变得豪迈粗犷，今天听到这许多言不由衷的表态，心里确实不是滋味，竟至暗暗对这些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某种轻蔑。在煤矿，工人们也常常领取奖金。他们面对奖金固然都心里喜悦，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低声下气的态度，认为应该感谢党和矿上的领导。
北京1月份的天气是最冷的。这天，飞飞扬扬下起了雪。当我回到宿舍时，一双棉鞋已经湿透了。我换上单鞋，把棉鞋放在凳子上，移近煤球火炉烘烤。前一天接到在甘肃盐锅峡水库劳动的徐启明同学的信，要求给他买一些食物寄去，他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活很重，吃不饱，急需食物。徐启明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我关系最好，也被划成右派。那时北京商店的食物已经日见其少，但还能买到，比较容易买的零食就是江米球，不需要粮票。这天因为下班早，我给他买了二斤江米球，到海淀邮局寄出后，到旧货商店转悠，想买一双旧皮鞋。在旧货商店，我看中了一双翻毛旧皮鞋，明码标价十元。但我当时口袋里只剩下十几元，犹豫再三，终于下不了决心。赶回到宿舍，看见我烤鞋的凳子已经移开，一只棉鞋完全烤焦了。那个工友说：“多亏我回来得早，要不，连凳子也烧着了，那可要出大事！”
第二天接到通知，要我次日去王家园水库报到。我脚上只有一双单鞋，而王家园水库比北京更寒冷，条件也差。我急需一双棉皮鞋，于是又到旧货商店徜徉半晌，终因囊中羞涩，怀着遗憾的心情回到宿舍。如果我当时口袋里能有20元，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出走”的事情了。但是，好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由于买不起这双旧翻毛皮鞋，竟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穿着母亲为我做的单鞋，背着薄薄的被褥，里面包了那一只棉鞋，到王家园水利工地报到了。在工地见到了水91班的同学何慧贞。她反右时是水59级的党支部书记，1949年以前就“参加革命”的“调干生”；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由各级党组织主持的，给同学戴右派帽子，她有很大的决定权。过去我曾是水94班的团支书，她和我联系较多。但现在我是右派了，她见我就板起面孔，爱理不理的。她问我住哪里，我说在一个民工的油毛毡工棚里。
我的任务是负责混凝土的配料和质量检验。我的直接“上级”则是一个姓刘的实验员。不知怎地，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对我有一股敌意。
我和打混凝土的民工们关系很好，除了指挥配料，还和他们一起打夯。其中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姓徐的民工，打夯的姿势特别优美，号子也喊得激扬悦耳，散发着男子汉的雄美气息。一个夯八条绳子，由老徐扶夯，喊着号子。节奏和力量的起伏，使我感受到一股快活涌流的青春活力和体力劳动的美好。煤矿上和工人一起劳动的感觉又回来了，而由于是在自然环境中，那感觉就更美好。
每次浇灌完混凝土，我都要做一个试块，等到第七天，拿到清华大学去做强度试验。回到学校，还可以抽空洗个澡，轻松半天。
（下）發表時間：3/5/2007
文章摘要: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二月份的王家园水库上，忽然涌来了寒流，狂风怒号，我的双脚都冻肿了。于是想起了枕头下还压着一只棉鞋。能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在这个很自然的想法支配下，我也就很自然地右脚穿着棉鞋，左脚穿着单鞋，我们家乡称作“差巴乎鞋”，旁若无人地继续自己配料和制作试块的工作。民工们没有人注意我的穿着，他们一般都穿得单薄，有人腰间系一根草绳，有人用水泥袋子的牛皮纸塞在鞋子里御寒。喊号子的老徐，穿一件小棉袄，除了打夯、搅拌混凝土，总是一刻不歇地一会干干这，一会干干那，从不休息。当我劝他烤烤火休息一下时，他说：“一停下来身上就冷，不如干着活还暖和一些。”我才明白了他采用的是活动取暖的方法。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这一句话把我噎了回去，我无言以对，忍气对他怒目而视。他说：“你还不服气？”我说什么呢？只能一腔委屈往肚子里咽。
刘先生却还不依不饶，他认为我顶撞了他，竟敢于对他怒目而视，他要找一个比他更有力的后台。于是他向何慧贞做了汇报。何慧贞找我谈话了。
何慧贞看着我的鞋说：“刘某某批评你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他批评得没错呀。”我说：“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冻坏两只脚要好。”她问：“你为什么不买一双棉皮鞋呢？”我说：“我倒是想买一双旧棉鞋，可是我的钱不够。”她说：“那你也不能一只脚穿棉鞋，一只脚穿单鞋。刘某某批评你歪风邪气，我认为批评得对。可是你对人家的态度还不好。”
我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于是向何慧贞正式提出我考虑很久的想法说：“我刚回到学校那天，就向组织提出，既然我还没有改造好，就让我回到煤矿上继续改造。我现在通过你，再次向组织提出要求，我希望回到煤矿上去。”何慧贞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盯着我看了半晌，说：“党治国，你现在的态度还是不老实。你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还想要和党较量。1957年你们和党较量，党对你实行了宽大处理。你现在继续和党较量，可是没有好下场的。你好好想一想，下去写一份检讨书，看你的态度再做决定。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刚转过身，她又把我叫回来说：“你搬过来住吧，和学校的人住到一起，接受群众的监督。今天就搬。”我说：“下午我要回学校测试块强度去。”她说：“回来后立即搬过来。”
没有退路了！
我当时正在读两本小说，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当安娜和沃伦斯基的爱情已经弄得沸沸扬扬，迫使她必须在旧生活和新生活，也就是在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沃伦斯基中间做出抉择时，卡列宁向安娜表示出了自己的宽大：只要她回到家里，就仍然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安娜知道，回到原地的路是用奴隶的锁链铺成的。一旦接受了丈夫的宽大，安娜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丈夫的奴隶。她过去的“错误”将变成一条狠毒的鞭子，会被用来严酷地从心灵上惩罚她任何越界的行为；而丈夫对她的宽大，则使她在道义上永远蛰居下风。我已经接受了“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一卡列宁式的恩典，以后就必须永远服服帖帖，不但不能有任何出轨的行为，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否则，就是“继续和党较量”，就是“恩将仇报”，道德上、精神上、心灵上，永远应受地狱之火的熬炼。如果我确实错了，我决心通过吃苦受罪，奉还这一宗恩典，就像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那样。
《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写一个美国社会下层的青年工人，如何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通过自我奋斗，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跻身于上层社会。从底层奋斗出来的高尔基和杰克·伦敦，是我敬佩和效法的榜样。我如今败落到了比他们还要深的社会底层，如不靠自己艰苦奋斗，自爱自怜、自暴自弃，只能是慢性自杀，是断无出路的。我想，高尔基也好，杰克·伦敦也好，他们能做到的，我党治国也应该能做到。几年前我就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身体，培养意志性格，现在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处在地狱的入口处，需要记住但丁的诗句：“在这里必须抛弃一切的犹豫，在这里任何的怯懦都将无济于事。”
在出走之前，我去了一趟木城涧煤矿，看看李都华、陆功一等右派朋友们，也和我的师傅作一个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的悲惨的告别。我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陆功一，他听后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说：“我虽然比你只小一岁，但我老认为你比我成熟得多。我不能对你的决定做出判断，不过我想，你既然这么决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只能给你说一句话：前途保重！如果世上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你！”李都华正在住院，我和陆功一去看他。他穿着病号的衣服，看上去很瘦弱。他患肺结核，还有其他疾病。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打算，只说是抽空来看看他。但李都华的心思何等缜密，而我又是一个不善于隐藏自己情绪和想法的人，他似乎看出来一些什么，却没有过多地追问，彼此之间的强笑都化作苦笑，就这样含糊过去。岂知这一次见面，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临别时，单纯的陆功一告诉我郑州几个他亲戚的地址，嘱咐我万一需要时可以去找他们。在这个至亲都卑怯地与右派“划清界线”的时候，我连自己的亲戚也不会去找，更不必说朋友的亲戚了。但我仍然感谢他的一片苦心。陆功一含泪向我挥手告别。
我再没有回学校，直接到永定门车站买了去西安的慢车票。火车开动，一阵恐惧袭来，我觉得“他们”会来追捕我。于是我在石家庄下车，改乘经太原的火车。到了潼关，下车步行到黄河边，坐看滔滔河水向东流去。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想要在黄河的浪涛里结束这屈辱的生命。我给在西安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以决绝的口气说明了我的想法。我在黄河边逡巡了两天，困扰于“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千古的难题。鲁迅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主要指的是物质的困苦和生命的没有保障。但我独自坐在黄河边，对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却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奴隶是一种身份，但不是奴隶主的敌人，更不是社会公敌。而身为右派，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关于敌人，“无产阶级文豪”高尔基说过一句话：“假如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右派的命运，就是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欺凌和消灭的对象；而所谓“投降”，就是要你污秽自己的心灵，精神上完全接受奴役的宿命。身为“敌人”，才真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啊！
人在生死的分界线上，独能勘透许多世俗的事情，一些长期捆绑心灵的复杂关系，也都容易理清了。1959年春节，我接到邮电所一个汇款通知。到邮电所，收到一张父亲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2元。两块钱也值得一汇吗？我感到丢人，没有给任何朋友说起。此刻忽然想起这件事，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极端的可耻。李商隐诗曰：“贫贱夫妻百事哀”。普遍的事实却是：“贫贱家庭百事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悲剧不只是一个穷字。中国人素有“贫且益坚”、“穷则思变”的传统。最可怕的是这个“贱”字了得，压垮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唐太宗李世民说：“吾欲富贵吾民。”但是过了1400年，邓小平先生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一个“贵”字丢到了东洋大海。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对于社会来说，波澜不兴，微尘不起，最伤心的却是自己的父母。父亲1955年肃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一年后平反。母亲年轻时曾患淋巴结核，近年来又患肺结核。他们的生活固然贫穷，仍然想着矿井中更加贫穷的儿子。春节寄我的两元钱，是从他们的牙缝里抠出来的。他们接到我一心想要自杀的信，不知会如何难过？而远在家乡韩城，更有皤然白发的外婆，说什么也不相信她的外孙会“反对八路军”。听到外孙的噩耗，她不知会怎样伤心呢！我这不是正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吗？于是恍然大悟，矍然而起，大踏步地向火车站走去！
回到西安市许士庙街15号父母那简陋的居室，叫一声爸、妈。父亲突然紧抱我，失声痛哭起来，一面还在问：“这不是做梦吧？”母亲已经难受得卧床不起，眼泪流湿了半条枕巾。她见是我，只说了一句话：“载渭，你的心怎么这么硬呢？”接着泪水又像小溪一样流在枕头上。
从此，我离开了体制，下沉到了社会的底层，开始了艰难困苦但却思虑无碍的别样人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刘力群先生是西安人。有一次，他对我的学生李智英说：“党先生是体制内的不同政见者。”李智英反驳说：“党老师从来都在体制外。”其实他们二人说得都不对。第一，我不是一个“不同政见者”，而仅仅是一个独立思想者。第二，我也不是从来都在体制外。但是不论在体制外或者体制内，也不论我的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从来既不迎合、也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者体制的权威，当然更不会专门和体制作对。就我个人而言，出走清华园这艰难的一步，完成了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虽然付出了艰苦生活和厄运重重的代价，却获得了一颗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许多错事，经历了许多事后懊悔的事情，独有出走清华园这一件事，可以说是九死无悔。正是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为我自己。
余 韵
回到西安后不久，接到陆功一的信，说李都华知道了我出走的事情后，很不以为然。李都华的意见，我早就预料到了。但我既不能向他说明白，自然更不反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只能向陆功一写信说：“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但自私的我这时只想到自己，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危险正在一步步向李都华逼来。两年以后，我重返北京，见到了陆功一，那时他已经回石油学院继续自己的学业了。使我惊骇莫名的消息，是李都华返校后，于1961年冬季跳北海自杀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23岁时，他的一篇关于煤矿采空区水力冲填的论文，就被翻译到波兰的一个学报上。他比我长三岁，却与我最为莫逆，相知最深。我能理解他回到学校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嫉妒，比我更深，也更不堪，但他的身体瘦弱，作不出我那样决绝的选择。在体制内，他遇到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于是他别无选择，只剩下自戕一条路。人常说：“除了死路，剩下的都是活路。”但对于都华，除了死路，剩下的活路一条也没有。他是南方人，水性很好。听说会水的人投水自杀是很痛苦的，但他竟然选择了这一条路。
我找到都华的家，见到了他的母亲，一位六十来岁的孤寡老人。我说我是都华最要好的朋友，从西安来，专门看望她老人家，顺便问一问都华的情况。都华的妹妹们显然没有对老人说起哥哥的噩耗，只告诉她，都华被送到东北某地“劳教”去了。这个假消息，她们要瞒她一辈子。我能对这位母亲说什么呢？在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像她一样善良而可怜的母亲，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却还不知道何等悲惨的命运已经如何降临到她们母子的身上。甘肃省夹边沟劳教农场，三千名右派，此时已经饿死了两千人。但他们的母亲们却还望眼欲穿地倚门等待着儿子们的归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99.99%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但“反右运动”本身据说还是正确的。我们水94班的同学，大都对何慧贞他们几个党支部成员啧有烦言，把过错推到个人身上。因为我这多年有了更多的体验和思考，重视体制方面的问题，对有关个人并不坚持什么成见。1980年，我到上海出差，给何慧贞打了个电话，约时间去看她。距相见的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在外滩闲逛，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党治国！”我想不到在上海这个地方会有人叫我，没有回头，也没有答应。但接着又听到一声更响亮的喊叫：“党治国！”我回头一看，不由得叫了起来：“何慧贞！”多么奇怪，在这数百万人的大上海，我竟会“碰”到她，特别是相别20年后，她竟能从背后认出我来。我说离相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准备逛逛街，再到她家里去。她说，她正上街买菜，既然碰见了，就和她一块回去。她爱人可以陪我说说话。
相别20载，我们多了共同的语言，原来她的丈夫在“文革”中也挨了整。何慧贞亲自做了丰盛的饭菜，我们彼此之间谈了许多，就是没有说王家园水库那一段往事。我想，对她来说，那一切都是无意的，甚至是自然的，并非刻意要伤害于我。伤害人的是我们这个体制、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而这些才是最可怕的。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无意之间不经意地就对别人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不自知，最终也使自己受到伤害。“相见一笑泯恩仇”，我和何慧贞他们倒是消除了心中的龃龉，但是，这个利益分立的体制和专制文化的毒素，却会使下一代把上一代的错误和悲剧复制下去。
以后我和何慧贞在校庆时还见过几次面，但再没有深谈过。我一直在继续着自己的思考，和同学们可以交谈的却越来越少。大部分同学都已进入老年的退休的状态，不再关心世事。独有我，还像一个愣头青年，向着人生和社会的深处掘进着。
我在《外婆》里写的那个刘景坤，1957年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公安部工作。他给我写信，约我到公安部找他。在我的非右派同学中，他是惟一的不把我当作右派，却又不回避右派话题的兄长和朋友。
在“孤立右派”的学校环境中，没有人和我说话，更不用说交谈了。景坤那里成为我周末惟一的去处。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和我无所不谈。有时晚上我就住在公安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说：“有人希望你灰溜溜，抬不起头。你偏不那样。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还要干得更好。你不要在乎别人怎样说你，怎样看你。你如此这般，就把他们的肚子气破。”和景坤的交往，成为我当时惟一的力量源泉。
1987年，当我那用共有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理论观点，获得全国的名声时，在家乡见到了景坤。他感慨地说：“看来，那一年离开清华大学，是你人生最关键也最正确的一步啊！”景坤从头到尾，都对我最了解，我一直尊他为我的良师益友和兄长。
在“孤立右派”的声浪中，始终不服从这项权力命令的，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何天恩。他能写一笔好字，比我长一岁，却低两级，1956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北医和清华相距不远，我们经常来往。打成右派后，他照样时常到学校看我，我也抽空到他那里去。我们之间说的话都很平淡，但是却很亲切。
我到矿上劳动考查时，他的来信是父母和徐启明之外惟一的来信。逢年过节，照例都要来信说一些问候话和他的情况。
我回到西安，他的信也寄到西安；1960年底我回到农村，他的信又写到农村。照例是逢年过节的问候，没有任何出格的议论和骇世的观点。1963年我到铜川煤矿当工人，他的信也跟到煤矿。但我入狱后，就再没有接到他的信。他不知道我进了监狱。
70年代他到坦桑尼亚参加“援外”，给我寄了一本英文本的鲁迅的《野草》，并附了一封信说：“好久没有治国的消息。在书店看到一本鲁迅英文版的《野草》，给治国买了一本。我知道，治国一向最爱读鲁迅的作品。”从语气看，他似乎已经觉察到我遭遇了不测，但未必知道详情。1985年，我打听到他在合阳县医院当医生，见了一面。他的女儿何霞，也在医院工作，她的名字还是我1956年给取的，却一直使用至今。但等不到我们相约的第二次见面，他就病逝了，可叹天不假年。何天恩是一位忠厚长者，从来没有人云亦云地把我当作右派。他虽然离开我已经20多年，却是我心中永远的朋友。
2007-2-10—12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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