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光明磊落：瞿秋白“三个不得不”属实吗？

核心提示:1943年5月，正是延安整风紧张进行时，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当时，蒋介石借整风和党内历史问题，大肆挑拨、蛊惑，甚至胡说中共也要解散等。博古当时处境并不好，党内上层整风，他是重点，但就在此时，他写了《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斗！》一文，登在《解放日报》上，文中历数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长城、国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批驳了所谓“共产国际解散后，共产党内部必将分裂”的胡言，旗帜鲜明地说:“22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提高了责任感，更提高了这种团结，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决非任何造谣能伤害其毫发的。”博古就是这样正直无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党性。不必再多举例，这些已足以说明博古不是一个在革命队伍中搞宗派或有意暗害人的人。
2008年7月1日，《作家文摘》报在头版摘登了南京《钟山》杂志刊登的王彬彬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简称《三个不得不》），该文主要内容是把1935年5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后被蒋介石杀害，归罪于为革命鞠躬尽瘁、以身殉职的博古。
瞿秋白就义后，人们用多种方式来纪念他，研究他的文章，歌颂他的品质，抗议蒋介石的残暴。在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病把他的遗作编成《海上述林》在日本出版，鲁迅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已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鲁迅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纪念瞿秋白并抗议国民党政府杀害瞿秋白的。该文作者却把矛头从蒋介石移开，转向革命烈士博古。
一
所谓“不得不走”，《三个不得不》的作者王彬彬认为是瞿秋白被害的原因之一，是博古要他到瑞金，调他的目的是对他“进行监管”，并不让他在上海养病。事实果真如此吗？
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兼管教育部所管的艺术局，还领导《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早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下设人民委员会，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只是当时瞿秋白身在上海未能到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瞿秋白离沪赴中央苏区的决定，可以说委以重任，中央苏区的教育、宣传、文艺全部由他一人统领。
瞿秋白这时在上海，物质条件比瑞金好，但处境是很危险的，他是蒋介石密令抓捕的重点人物。据杨之华回忆:在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们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址，党组织经常送来警报，一接到警报，他们马上就得走，他们曾四次到鲁迅家避难。1934年1月初，瞿秋白去中央苏区之前，要和茅盾、鲁迅告别。杨之华知道敌人正在大搜捕，但还是同意他去，并再三叮嘱他路上千万小心。杨之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从1933年5月至1934年6月，有四届江苏省委书记先后被捕；1934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以李竹声为首的上海中央局及上海、江苏党组织工作人员17人被捕；到了1934年9月，上海各区委又遭到连续破坏，只剩下三个区委；1935年夏秋，党组织再次受到大破坏。此后的两年内，上海的重要党组织机构都未能完全恢复起来。
当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要他去中央苏区来电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说:秋白这时是兴奋的。瞿秋白到瑞金任职后，在教育、文艺、办报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分明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对瞿秋白的关怀并委以重任。而该文作者却认为把瞿秋白调到苏区是加害于他，显然是是非不分。
再说，瞿秋白是博古的老师，是他的领路人。1923年7月，瞿秋白与邓中夏等一起受党组织委派加入上海大学，培养革命骨干，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上海大学成了革命青年的摇篮，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博古在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博古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分析透辟，深深吸引了学生。博古和同学不仅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而且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浓厚的兴趣。在瞿秋白等人的教育和影响下，11月博古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海大学党组织决定派博古去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瞿秋白和上海的革命先驱可谓是博古的老师和革命领路人，博古对他们十分尊敬。同时，博古对瞿秋白的马列主义水平及教学经验、办学能力十分了解，这正是博古请瞿秋白赴苏区主管教育、办报、文艺的主要原因，哪里是要加害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