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与反腐思路

    首先，考察动机体系。动机体系大致包括致动因、动因、动机、目标等要素。在这里，我们采取倒溯法来考察腐败行为的动机体系。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很多，但是比较集中和严重的是贪污和受贿。两种形式的行为目的都是金钱（其他腐败行为形式也都和金钱的谋取和使用有密切关系）。动机是在致动因和动因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意向。致动因是指行为主体受到的外界刺激体、接受到的信息和心理环境等。动因则是行为主题的内在要求，即需要和愿望。

    构成腐败动机的致动因主要是：①社会在让一部分人在先富起来的同时，原来政府控制收入分配  机制明显弱化以至失灵，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党政机关干部的收入跌到社会收入的谷底，成为低薪阶层。②现实生活不断传来富豪们一掷千金摆大款的信息，低薪阶层愈觉囊中羞涩,心理严重失衡。③社会出现许多不正常的心理氛围，如：“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捞白不捞，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等等。

    在这些致动因的作用下，加上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绪体验，低薪阶层不仅是干部队伍对增加收入的需要和愿望变得异常强烈，这是动因，致动因和动因的相互作用，自然促使低薪阶层形成谋求工资收入以外的金钱的动机。但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外界刺激和情绪体验，有些人形成道德的动机（如想通过“第二职业”增加收入），有些人却形成不道德的动机呢？这里除了职业条件外，主要取决于人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产生腐败动机的主体，同样要经过一番不同动机的权衡。“不幸”的是，权衡的结果是拜金主义“战胜”了道德主义，不道德的动机被“选定”为需要强度最高的动机，并进而引发行动。

    其次，考察行动体系。行动体系是行为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子系统，它包括计划、准备、实施三要素，形成了行动过程的三个阶段。但其中是有本质的决定意义的是手段。腐败行为主体是如何计划、准备并采用何种手段实施其行动以达到目标的？恕我不才，无能揭秘。这里要考察的是腐败行为主体具备实施行动的条件，因为行为路线自始自终受到社会条件和行为规范及其制约机制的影响。腐败行为主体之所以能够把动机付诸行动，首先在于他具备付诸行动的条件。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长张思卿有准确的概括，即贪污的多是管钱的，受贿的多是掌握人财物权力的，特别是直接掌管某项具体权力的。但这仅仅是职业条件，是小条件，关键还有整个社会的大条件：

    ①商品经济仍旧沿着权力流向走。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旧体制下形成的物质匮乏、供应紧张、资金短缺状况仍然十分严重。为了使有限的物资和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国家不得不指定一些部门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和资金实行垄断性经营。这样，客观上使商品经济不仅难以沿着市场的流向走，反而容易沿着权力的流向走。当物资和资金在国家调拨和市场交换中不能满足时，一些个人和单位就通过请客、送礼和贿赂手段来“收购”权力，借助权力去获取通过市场无法得到的物资和资金。这种倾向又进一步助长了那些垄断性行业或部门的干部的特权思想，致使一些人把物质和资金的管理权、审批权以及分配权当克扣、勒索用户的手段，从中谋取私利。两种倾向互相联系、互相推动，打通了腐败的行为路线并形成回路。

    ②“硬”制约机制出现真空或半真空状态。由于权力的下放和分散，原有的约束行政权力的规章制度和约束经济权力的财经制度显得过时，逐渐失效，而新的制度和制约机制一时难以配套建立和健全，有许多正在探索之中。在政府方面，缺乏一套严密的制约行政权力的行政法规和公开的办事制度；在市场方面，缺乏一套严密的制约经济权力的经济法规；企业的内部改革和制度的建立也仍不配套。这样，使一些本该受到约束的权力处于真空或半真空状态，为某些握有人财物控制权的人滥用权力非法谋取金钱留下缺口。

    ③“软”制约机制失灵。随着商品经济冲击波的扩大，原先的“软”制约机制有的被放弃（如群众运动），有的适应不了新情况（如思想政治教育），有的与某些舆论导向出现惊人的矛盾（如道德规范）等等。面对这般情况，有些单位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干脆放松或放弃这方面的工作，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这样，不能不使腐败行为主体减弱以至丧失道德感和负罪感，对实施腐败行动更加有恃无恐。

    最后，考察结果体系。行为的结果包括结果和影响两个因素。结果是行为的直接后果，影响是由结果产生的超出事物本身范围的状态和趋向。腐败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一得一失，腐败行为主体实现了动机指向的目标，同时造成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损失：①造成更大的社会分配不公，严重打击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②干扰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望，严重破坏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③产生“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的效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这些影响反过来又成为产生新的腐败动机的刺激因素，当反腐力度不够时就会出现恶性循环。

    从腐败的行为结构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产生腐败原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原因之间是密切相关、互相推动的。就单个个体腐败行为而言，无论是其行为结构的哪个体系中设置“障碍”，都可能中断其行为路线。但就整个社会来说，事情就不如此简单，忽视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让行为路线接通。所以，要有效地反腐败，就不能只在腐败行为结构的一个体系中设置“障碍”，必须把三个体系综合起来动运。限于篇幅和笔者学识，这里只提出粗略的思路：

    就短期效果而言，重点仍要放在腐败行为结果的处理上。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还要加大力度，给腐败分子以强大的威慑力，给人民群众以充分的信心，以消除不良的致动因。

    就长期效果而言，必须加快针对腐败行为结构的前两个体系的政策、措施的研究和出台。在抑制动机因素方面：①尽快建立收入分配的调控制度，改变社会分配不公状况。②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提高干部的薪水，逐步向“高薪制”过渡，“以俸养廉。”③坚持不懈地抓好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纪律建设。

    在消除和制约行动条件方面：①加紧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推动改革的配套发展。减少和弥补管理制度上的漏洞。②尽量减少垄断性经营，对不得不实行垄断性经营的行业和部门，要实行强有力的专控制度，对专控单位实行强有力的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个别人手中。③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监督机构，把监督机构从受同级党委、行政机关和上级监督机关的双重领导变为直属上级监督机关领导（可以借鉴香港廉政公署和新加坡贪污行为调查局的设置）。建立和完善各项监督法规，实现监督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④加强立法工作，健全廉政法律、法规体系，并切实改善执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⑤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建立和完善民主选举和罢免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强化群众监督，堵塞官官相护的路口，防止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僚链”死灰复燃。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探索一套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社会行为规范的软控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