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的杀戮—波尔布特所推行的共产主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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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尔布特在夺取政权之前曾几度秘密访问北京,因周恩来病重,波氏最重要的那次朝觐是直接和毛泽东谈的。不消说,毛对他来说是一尊超神。波尔布特毕恭毕敬地汇报本国的革命形势,谓称:我们不象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柬共准备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差别,全国实行供给制,以物品券取代货币……他敬请中国协助未来的“民主柬埔寨共和国”起草宪法。
  波尔布特这套构想从何而来呢?按说他通读四卷雄文,晓得“新民主主义阶段”之重要,岂敢当面去捋毛的虎须?原来,真正领悟毛泽东思想精义的,还真非波氏莫属!其时,张春桥、姚文元于1974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奇文,深得毛的欣赏,并译成多种文字,毛泽东早先已向访华的英萨利推荐过。
  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晓得,张春桥所以从较低级别的干部而平地青云、荣宠有加,就是他发表于五十年代的一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文被毛的青眼看中。
  毛泽东很喜欢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供给制,讨厌二十四级工资制,所以人民公社与后来的“五七干校”都是毛式大同思想的产物,但即使以毛的威权仍不足以在庞大的中国彻底实行之,故此毛经常嘲弄道:“资产阶级法权象块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意在抨击那些抱着现行体制不放的同僚。张春桥、姚文元的“全面专政”论,正是毛泽东思想辉煌的延伸。而波尔布特作为一个外国人,居然能咂品出其中真髓来,真是难为他了。
  总之,毛闻言抚掌称善,慨叹:吾道不孤也!据悉,柬埔寨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就开始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这正圆了波尔布特“全国军事化”理想。至于以后的情节,奥斯卡金奖巨片《杀戮场》(又译《战火屠城》)已有形象的描述。
  高棉民族的命途从此进入了一条最黑暗的时光隧道。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结果柬埔寨没有象波尔布特追求那样成为“人类社会的天堂”,而是把柬埔寨的富人消灭了,统统都变成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拿起锄头种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无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的对象,烧掉,砸掉;黄金白银、美金钞票,成了粪土,失去价值。机器也是奢侈品、丢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关闭学校、庙宇,强制推行农业主义,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驱赶到乡下种地;知识越多,头脑就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举凡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柬埔寨遂成为“战火屠城”。4年时间,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二百多万)被处死。而当时的柬埔寨只有500万人,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
  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后来左到认为,人一天吃三顿饭是多余的,两顿就够;婚姻不必自由恋爱,由“组织”当月老,指定配对就好;如果体弱“偷懒”,挨不住饿偷捕鱼虾或摘果子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由于波尔布特的这种思想与理论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扼杀了人的积极性,经济的竞争活力,所以它严重地破坏了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机构,造成国家经济崩溃,生产力直线下降,结果一向以鱼米之乡著称的柬埔寨,在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中,饿死了无数人。所以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波尔布特还热衷于搞内部清洗,仅仅在执政的三年间,就搞了大规模的清洗四、五次,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清除,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法国留学生出身的干部也清除掉。常言道:“水至清则无鱼”,直到把亲密战友宋成一家杀害,最后落到楚霸王的下场。
  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其恐怖行径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红色高棉的嗜杀嗜血,从“民主柬埔寨”的国歌中可见一斑,攻下金边的四月十七日被定为新高棉日历的“元年一日”,国歌歌词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你听过这样句句沥血、字字见红的“国歌”吗?其大凶之象跃然其间--果然,就在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仍在进行之际,另一股血潮又漫过了高棉国土。
  ⊙狂魔末路
  波尔布特执政后,已和邻国越南开启战端,在边界打打停停,大有“积小胜为大胜”的意思。殊难料到,越共早就厉兵秣马,以期“毕其功于一役”了。1978年底,越军海路空三路全面入侵,闪电般叩关金边。红色高棉仓皇弃城西去,掩护柬共中央和庞大的中国使馆、援柬专家团夺路狂奔,一直流蹿到泰柬边境才逃过一劫。
  高棉人民已经破碎的心又被撕成了几片,有的人憎恨越南人,却不反对他们开过来铲除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有的人辗转反侧,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先把异族侵略者逐出国门,再料理家事。无论站在哪一边,这仗打起来就有年头了。
  因红色高棉及波尔布特在国际国内恶名昭彰,柬共于1979年在豆蔻山根据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解散共产党、废除社会主义宪法,前“民主柬埔寨”总理与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的头衔自然不复存在,他只保留了赤柬游击队总司令之职。
  随着抗越同盟战线的扩大,西哈努克系游击队(由王子那拉烈率领)和前首相宋双领导的游击队都不可能接受波尔布特的名字,于是波氏连总司令的头衔都让给了乔森潘。然而只有红色高棉核心圈子的人才晓得波尔布特的控制欲是何等强大,无论是赤柬的盟友抑或是敌人,都不相信波尔布特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中国不惜工本的支持,以及西方暨东盟对越南的强力遏制,越军无法绥靖高棉全境,各系抗越游击队又无法在雨季之外有什么作为,总之来回拉锯,柬埔寨已是山河破碎,碧血斑斑。直熬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先从在阿富汗抽身退步,继而停止为越南支付侵柬的军费。越共内部也经历一连串震荡,被压制的南方系开始抬头,终于在党代会上将黎笋挤掉,并就他那个时期对外政策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这么一来,仗是打不下去了。越南开始撤军,高棉各方又扭打成一团。民族和解的症结在于红色高棉的未来定位很难摆平,乔森潘曾代表赤柬到金边谈判,会议未开,他们已被暴怒的老百姓打的鼻青脸肿,不得不抱头鼠窜。
  等到那拉烈与洪森的“双头”联合政府成立,中国对豢养多年的红色高棉已生倦意,援助连年递减。而象柬共这样一个声名狼籍的团伙,它能生存下来,一是靠强大的外部压力维持自己内部的团结,二是凭借后台靠山取之不竭的援助。现在强敌已去,外援不来,他们之间就嫌隙骤生了。各部赤柬游击队分据山区不同地带,为生存而自祈多福,英萨利一部守住了肥缺,是出产宝石的矿脉,他们早就垄断了泰柬边界的宝石走私与木材贩卖生意。英萨利与波尔布特原是过命的交情,两家又是姻亲,波尔布特指派他占据那块洞天福地,自是信得过他。然而英萨利绝非善良之悲,在当初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中,他起的作为极坏,故被金边政府列为第二号“人民公敌”。没想到英萨利突然拥兵反水,背叛波尔布特,宣布向政府投诚。
  势单力薄的第一总理那拉烈王子立刻接受,敦促父王西哈努克予以特赦,有意收为己用。波尔布特那边则通过电台揭露英萨利侵吞了属于全党全军的财产,这恐怕不会假到哪里去。但波尔布特已系人皆曰杀的恶魔,追随着他又有何盼头?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英萨利系甫去,其他各部军心浮动,波尔布特暴怒难已,经下令杀害铁杆战友宋成全家,灭门之后还要用卡车来回碾压尸体,观者为之发指。不旋踵,各营相继倒戈,并漫山遍野追缉波尔布特及其最后几个亲信喽罗,终于将其一网成擒。
  ⊙千夫所指
  柬埔寨民众对波尔布特恨不得食肉寝皮,国际社会早就有公审之议。这回连双方关系势同冰炭的那拉烈和洪森都联名致函联合国,吁请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公审波尔布特。联合国首席法官当即表态,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有权设立国际法庭,去审判波尔布特统治柬埔寨时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当时正在美国丹佛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也表态赞成此议。
  这是有先例的,联合国曾先后设立国际法庭审理过卢旺达以及波斯尼亚的种族屠杀罪行。没想到,中国力排众议,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姿态,强硬反对国际公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崔天凯说: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的问题是柬国内政,中国反对将波尔布特及其他柬共领袖交由国际法庭审判。
  这时,人们便可发现,中国虽停止了对赤柬的大规模援助,但其影响力仍是不可磨灭,北京放了话,那些对波尔布特恨得牙痒痒的红色将士,忽而转了口风,无意将波氏交给政府了。他们在丛林里开了党内军内的公审会,波氏确实为恶太多,光是控诉他如何残害战友,就可枪毙他十回了。中国只是不愿在国际法庭上被牵扯出跟自己有关的头绪来,却对波尔布特的生死荣辱并不介怀,如果判他个斩立决,岂不更干净利索!
  于是,外间都以为波尔布特在被控诉清算之后,其肉身已被挫骨扬灰,万劫不复。没想到,前不久又有一位深入山区腹地的记者见到波尔布特,他象一条被遗弃的丧家犬,衰颓苍老,形单影只地在泥尘中踯躅。
  目睹此情此景,便可推知,曾有过中国秘密收容波尔布特传闻,是永无可能的了。中国是否肯收留他且莫论,只怕首先是波尔布特自己是断断不敢前去投靠的了,因为他不是愚人蠢伯,晓得最想要他闭嘴断气的是哪一家。
  追想当年,中国停止了对缅甸共产党的支援,缅共游击队即沦为种毒贩毒的山寇,而且很快就开始出现内讧,你攻我伐,所走过的覆亡之路与今日的红色高棉极为相似。只不过,缅共的反水部队突袭党中央,活捉德钦巴登顶主席是在1989年,他们也开了斗争会,控诉一通之后,也没兴致取去他颈上的人头,而是用刺刀将他押过界河,将他扔给中国这边处理,恍如从缅甸的历史上抹去了一个冗长的梦魇。
  德钦巴登顶最终仍得以流寓中国,为诞生于这块土地上的光辉理想而全忠全节,末了还能赔上这把骨头为昔日的革命导师殉葬。而真正把毛主义付诸实践的波尔布特,反而失落了终老于中国这个精神家园的荣幸。他已经沦落成为“人渣”,世人皆曰杀,却谁也不愿弄脏了自己的手。
  于是,他只好永远在野村里如行尸走肉一般流浪,如同一个活标本,让人清晰逼真地看到那个逝去了的时代。
  1998年4月16日深夜11点15分在柬埔寨北部边境,红色高棉丛林战士最后基地安隆汶,已被叛变部下软禁了的73岁的波尔布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一个杀人魔王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红色高棉的恐怖:戴眼镜的全消灭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e2e4aa0100dpcn.html) - 红色高棉的杀戮—波尔布特所推行的共产主义(转)_齐天大舜_新浪博客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2007年11月20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开始审理此前被逮捕的5名前红色高棉高官。为医治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留下的创伤,此次审判之前,联合国已经在这个国家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昂贵,也是耗时最长的维和工作。
  这个人口不足1000万的小国,本来仅是国际后殖民地独立运动和国际共运里的“小龙套”角色,但却因为惨烈的屠杀和长年的动荡,促使国际社会第一次开了为了维护人权而“干涉他国内政”的先例。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共运领导人
  柬埔寨曾长期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后,诺罗敦·西哈努克是法国人选定的柬埔寨王室继承人———尽管日本人在1940年就已经占领柬埔寨,但王室一直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流亡海外。
  二战结束后,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西哈努克也回到了他的祖国,并很快继承了王位这一年。他年仅18岁。与此前的傀儡国王不同,年轻的西哈努克聪明而傲慢,雄心勃勃而又长于谋略。1953年,在平息了新国王班底内部的矛盾之后,西哈努克开始谋求彻底的独立。
  与此同时一群年轻的柬埔寨人正在法国留学。和所有殖民地前往宗主国留学的年轻人一样,这些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往往出身中上层阶级的富裕家庭,其中包括胡宁、英萨利、乔森潘、切春,以及萨罗沙———也就是后来的红色高棉头号人物波尔布特。
  这群年轻人后来成为亚洲共运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领导人———其中最杰出的“大脑”乔森潘拥有巴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胡宁则于1965年获得金边大学的法学博士。很难相信,这些出身上层的知识精英们后来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自我屠杀。
  “安卡”时代
  西方媒体习惯称红色高棉掌权的1975-1979年为“波尔布特时代”,而柬埔寨人则更愿意称之为“安卡”时代———波尔布特对自己的身份极为保密,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
  波尔布特在1977年的一次讲话中声称,革命之前,柬埔寨存在着五大阶级: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于红色高棉跳过了一切过渡措施,新的柬埔寨只有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红色高棉把那些金边解放以前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称为“旧人”,而那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们则是“新人”,或称“4月17日人”,需要到值得信赖的“旧人”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金边成为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被送往集体农庄。
  红色高棉废除了货币,废除了私有制,废除了家庭,废除了婚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所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在集体农庄中,“新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以完成每日的工作量,食物配给则往往少于“旧人”———“安卡”的同志们则获得更多的配给,国家甚至专门为“安卡”的同志们沿着河边修建别墅以让他们更安心于每日繁重的工作。
  波尔布特等领导人的“伟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一个人的伟大往往代表着他的家庭的出类拔萃。波尔布特的妻子乔藩娜莉是柬埔寨全国妇联的领导人,她的妹妹乔蒂迪则是社会运动部部长,乔蒂迪后来嫁给了英萨利,改名为英蒂迪。而这对姐妹同时也是乔森潘的表亲。英萨利的女儿担任柬埔寨最先进的一家医院的院长———她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有谁听到“新人”哭
  “‘新人’们毫无价值,失去他们我们毫无损失。”英萨利在他起草的一份文件中这样表示。无数的人因为生病而要求得到医疗和食物,这就是“资本家的反攻倒算”。
  “安卡”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清洗不纯洁的“新人”。会说法语当然是死罪,识字的,即使是柬埔寨文字,也难逃后脑勺上一铁锹,戴眼镜的更应该彻底消灭。曾有西方留学经历者,最后只有15人幸存。
  除了劳动以外,所有的“新人”和“旧人”都必须参加长时间的政治学习,这被称为“生活会”。在这些生活会上,干部们鼓励“新人”忏悔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有些“新人”们这么做了,他们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声和鼓励。当天晚上,他们就消失了。
  为彻底切断对下一代的恶劣影响,“安卡”决定消灭“家庭”这一概念。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体农庄里,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里,而孩子们则以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为工作。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安卡”。于是,父母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
  到了1977年和1978年,红色高棉增加了对各个集体农庄的粮食征收额度。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而体力劳动则越发繁重———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新人”开始自制一些较为复杂的农具,“安卡”制止了这一资产阶级的腐蚀伎俩,那些想偷懒的“新人”则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则尝试着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虫,他们也被拖走,打死。悲伤的情绪是对党的路线的不满,要被消灭;高兴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也要被消灭……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S21集中营
  当上百万柬埔寨人在集体农庄里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被贴上“政治犯”的标签,在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里面临更为直接的恐怖。所有这些审查中心中,最著名的被称为“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战士被逮捕,然后送往S21,其中包括红色高棉的一些最忠实的高级干部,如外务部副部长胡宁、信息部部长沃维。据战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总共有约2万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后进入这片建筑,他们大多是红色高棉自己的同志,仅有6人活着从里面走出来。
  大部分进入S21的人实际上都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S21的运作逻辑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同志也会最终承认他们为CIA做间谍,当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对中央,甚至是强奸幼女。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党,然后他们就被杀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
  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在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后宣布破获了越南、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台湾国民党4个特务系统。
  与历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对象可以使用“全称判断”,即清洗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譬如1978年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半年内处决了10万人。
  刽子手的黄昏
  在摧毁了自己的国家,杀光了自己的同志之后,红色高棉日薄西山———而刚刚实现南北统一的越南则蒸蒸日上。尽管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民族传统仇恨似乎更占上风。
  1977年9月,波尔布特第一次拿起国家广播电台的麦克风,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演讲,主题思想是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柬埔寨国民,包括许多红色高棉的中高级干部,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领袖的声音,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之前,他们只知道统治者是“安卡”。
  1978年5月,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被镇压后,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12月25日,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占金边。2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过期失效,2月17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被称为第三次印支战争。尘埃落定,红色高棉退回山区继续打游击,越南人在金边建立了新的政府———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人一起回来的韩桑林受到热烈欢迎。那些传说中红色高棉对自己人民犯下的暴行的证据,很快在各地发现,越南人将所有证据公之于众。
  为缓解国际压力,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在80年代中期纷纷表示退隐,尽管有国际观察人士认为,这些“退隐”的人物实际上依然控制着红色高棉的运作。1989年,越南占领军撤出柬埔寨,1991年,柬埔寨冲突各方签订了和平协定,但红色高棉此后宣布抵制大选结果,再次向政府军发起进攻,但这已是回光返照。
  1995年前后,红色高棉爆发内讧,波尔布特于1997年被自己的同志们逮捕、审判,1998年4月16日,波尔布特被他的同志宣布死于心脏病,但其尸体照片上颈部的痕迹,似乎印证了其被战友吊死的说法并非虚言。“二号大哥”乔森潘1998年向政府投降,随后,英萨利、切春、农谢等人也在得到政府的安全保障后纷纷投降。他们都对大屠杀表示道歉,但都坚称自己“毫不知情,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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