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版电影《青春之歌》诞生内幕

电影《青春之歌》海报。

　　《文史精华》杂志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被誉为一个突起的奇峰，《青春之歌》就是其中佳作之一。它是根据当时已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摄制而成，通过对主人公林道静个人命运变化和思想性格发展的深入刻画，生动再现了从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中，青年知识分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该片的价值不仅因其所洋溢的汹涌革命激情和对英雄人物的礼赞，至今仍有打动人心的效果，而且在于编、导、演等方面所作的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为文学名著搬上银幕树立了又一成功范例。尤为令人瞩目的是，在它的诞生过程中，正值“左”倾文艺思潮流行，加之各种特殊的背景因素，各种各样的纷争伴随始终，因而在“难忘的１９５９星空”中殊显难得。

　　京沪争相改编组织裁决了断

　　《青春之歌》原是女作家杨沫苦心创作多年、历经坎坷才得以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１９５８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书，《北京日报》同时开始连载。由于所描写的抗日救亡生活人们并不陌生，作品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故事情节丰富感人，特别是在当时以工农兵为主角已成为文艺作品的潮流之时，它别开生面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全书充满清新秀气，犹如鹤立鸡群般与众不同，立刻引起了广泛注意，获得各方面的好评。运用其他文艺形式再现小说的努力，也相继随之而来，北京人艺首先与《北京日报》取得联系，认为这部小说很不错，想把它改编成话剧，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小白玉霜则亲自上门找到作者本人，表示要把《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

　　其实，最早看上《青春之歌》并提出改编的是电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蒋君超。他从３０年代当演员开始进入电影圈，建国后改任导演，因与白杨的夫妻关系，而与作为白杨之姐的杨沫熟识，他早在３年前接触到小说《青春之歌》，就表示很喜欢，并提出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不过那时小说的出版还遥遥无期，杨沫也默默无闻，她虽然身为北影厂的编剧，却压根儿没有想到把它变成电影，所以爽快地同意了妹夫的要求。只是蒋君超的改编工作进展甚慢，又加上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一直拖过１９５８年３月才终于完成剧本。杨沫阅后提了意见，蒋君超又着手进行修改。

　　尽管将《青春之歌》搬上银幕，上影方面的剧本改编先行了一步，却未料到这一机遇后来还是得而复失。随着小说出版后社会反响与日俱增，杨沫愈加受到有关方面重视，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她被列入以茅盾、周扬为正副团长，由一批著名作家组成的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其中女作家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３人。就在这次出访途中，周扬曾问起杨沫，你现在写什么东西？杨沫说，回国后准备下农村，写个反映农村大跃进的剧本。周扬随即说，你应当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嘛！杨沫遂告知上海的导演蒋君超己经改编了，当时周扬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结束塔什干之行回到北京，蒋君超寄来修改后的剧本打印稿，杨沫看后交由电影局领导审阅。就在这时，北影厂长汪洋找到了杨沫，要她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杨沫没有同意，其理由是厂里原来交给她的任务，只是写一个反映农村大跃进的剧本，而且妹夫蒋君超己经把剧本改编了出来。汪洋听后显得不悦，说你是北影的编剧，应该为北影改编自已的小说，怎么能让上影搞呢？杨沫在说明蒋君超前些年就着手改编的情况后，仍然表示不能否定妹夫已改定的剧本，由自己单独再干。

　　事情并未告罢，汪洋向电影局作了汇报，不久即由副局长陈荒煤亲自出面，把杨沫找到自己家中，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仍是希望她来改编，并说了许多由北影厂来拍摄此片的理由。这时杨沫才知道，周扬在塔什干交谈中得知蒋君超改编该剧，虽然当场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并不认可，回京后即批评了北影厂，提出《青春之歌》应当叫杨沫本人来改编，其理由是杨沫有生活，对自己的小说熟悉。陈荒煤在谈话中也明确表示，同意周扬的意见，还十分坦率地说，蒋君超没有生活，改的那个本子要不得，还是由你自己改编好。

　　这一来倒使杨沫忐忑不安起来，既然领导反复出面劝说，再不服从显然不妥，只好给蒋君超写信，告知这一情况。蒋君超闻讯十分着急，因为上影方面己将《青春之歌》列入当年拍摄计划，由沈浮任导演，连演员都作出安排，岂能说改就改？况且小说己产生巨大影响，显而易见谁拍摄谁成功，凭着白杨与杨沫的姐妹关系，上影方面志在必得。于是蒋君超受命赴京活动，与杨沫一起找到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杨沫还再次去找了陈荒煤，请求维持自己与蒋君超原来的协议，甚至提出与蒋君超两人合作改编。无奈北影厂态度异常坚决，认为《青春之歌》是写北京地下工作的，作者又是北影的，应该由北影厂拍摄，编、导、演全部由北影厂独揽，不容外人插手。

　　京、沪方面因争拍该片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后还是由电影局领导出面作出裁决，以否定上影拍摄、否定蒋君超担任编剧而了断。蒋君超因此对杨沫有了意见，认为最初既同意让他改编剧本，就应该信守诺言，不能因为后来小说轰动了又违背诺言，借口领导反对而抢回改编权。而杨沫则以为，汪洋和陈荒煤都是顶头上司，自己是党员，不能不尊重组织的意见，是组织否决了蒋君超的参与，要求由自己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