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靖玺: 南洋教育十年炼狱14

续：
教育思想问题
任靖玺
不是教育思想的问题
南洋教育十多年，就是起起伏伏、问题和困难不断的十多年，也是我天天忙于应付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十多年。我喜欢行动，喜欢直接解决问题，我并不善于抽象思考。我的习惯是见子打子，有了一个明确方向，确定了一个明确目标后，就努力争取去实现目标。如遇到问题，就迅速行动搞定问题。近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愈来愈多，我和同事们愈来愈累，愈来愈疲力奔命。南洋分布在全国10个省市，每个省市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我们能一一去搞定吗？教育部的各种变脸政策，被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层层放大和利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内外环境，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搞定呢？教育行政部门是我们的皇帝，他们的想法和政策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完全是不可抗力，决定着我们的兴衰存亡，我们只能逆来顺受，我们怎么去搞定呢？搞定把关设卡的大大小小的教育官员，要我们放弃人格尊严低声下气，要我们增加学校的经济成本，要我们增大学校规范管理的风险，即便如此，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有一丝丝努力的空间，但是，对那些由上压到下的教育法律和政策，我们没有参与和影响的权利。面对教育部门利益化，教育部门利益法制和政策化的整体趋向，我感到了个人的缈小和无能为力。我深深感到，我所习惯的这种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老办法，逐渐进入了困境。我们南洋的发展，已接近了中国教育制度所能容许的边界，要再突破发展，就与教育制度相撞了。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何况我们也许连卵那点微弱的力量都没有。
为什么会是这样？困境逼我去想一些过去不想的大问题，逼我去读一些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和不少学究气的文章。关于我们现行教育制度的思想背景，我大体归纳出三种看法：一是强调封建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观念决定着制度，制度决定着政策，政策决定着具体的管理实践。他们从今天的应试教育制度追到计划经济观念，再从计划经济观念追到古代的科举考试，从古代的科举制度追到秦始皇创立的君主官僚制度，最后追到春秋战国的儒家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思想传统之中去。二是强调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过去计划经济观念的遗毒，是计划经济思想还在控制着我们的教育事业。三是认为这是工厂化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是来自西方的工厂化统一标准制度影响的结果。就我自己判断看，这第三种强调工业化标准化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的工厂化水平和标准化程度肯定比我国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教育标准的一元化程度就比我们高。事实是，愈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教育愈是多元化和自主化。因此完全不能说我们的教育制度的一元化、统一化标准是工厂化标准的产物。按照学术界的观点，我将现行教育制度的思想背景归结为“科举考试+计划经济”。但仅仅这样归纳，似乎也只是现象的概括，没有说明原因。为什么“科举考试+计划经济”这样的形态如此顽固地存在并放大呢？我感到其实不是什么观念上的原因，不是什么教育思想的问题。
观念的力量是不是从来不存在呢？也不是。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观念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教育。毛泽东的行为很大程度是受理论和思想观念支配的，他个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确实对现实的政治和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他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搞政治挂帅，因此教育全部公立化，教育内容全面政治化；他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和工厂，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他强调教育要大众化、工农兵化，因此取消入学考试，搞推荐制，使许多工农兵出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们不用考试直接进入大学。毛泽东是有一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原则的人，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强行在教育领域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指导思想。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说，教育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要向世界开放。这就在教育思想领域打破了禁锢。现代化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概念，这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框子里塞进自己的想法，教育思想的边界被扩大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教育词汇都进入了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文件之中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法》第32条也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但你去问问高校校长，是这样吗？这些法律规定只是形同虚设，哄人的。与教育部门的官员们交流，有时是一件令人十分难堪的事，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懂，他们对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讲得比你还好。他们考察过全世界最先进的学校，讲起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时眉飞色舞，感叹不已。完了还会告诉你，他们的孩子在国外那所那所大学读书。但一说起国内教育的情况，他们就深有体会地说：“没办法。”从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必要将现在的问题追到孔夫子、秦始皇和科举制，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根本不是观念支配行为，而是利益支配行为，是屁股指挥脑袋。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是意识形态（某种政治理想）支配权力，而现在是部门垄断利益支配权力。只要是对教育官僚们的权力和利益有所帮助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还是现代西方的新玩意，他们都海纳百川一起接收。只要一涉及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进行约束，那就是“没办法。”不是没办法，而是不愿自己的权力和垄断利益的发展受到任何制约。所以，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什么抽象的教育思想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利益问题。所以，中国真正的教育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如何面对教育专制垄断利益集团的问题。如果我们容忍他们以权谋私、胡作非为，那责任在我们自己，那是我们何该被蹂躏，是我们自己的胆怯和懦弱造成了我们自己的苦难。
1980年5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第一次提出“四有”的培养目标，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有体力”，这对少年的成长，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但到1985年，这一表述被教育部门微妙地改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将“有体力”改为“有纪律”，这就是说，学生的身体好不好不重要，听不听话才重要。纪律的标准由谁来定呢？当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有纪律，听话，不仅是对少年的要求，也是对全国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要求。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就是纪律。理想是什么？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道德是什么？由教育部门来定。知识是什么？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听话，学习领会，这就是纪律。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者也是有孩子的人，他们会不知道孩子身体的重要吗？但为什么他们会把邓小平确定的“有体力”都改了呢？是权力欲望使然。当然，他们的孩子可能不用受中国教育体制的折磨，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国外去学习和训练体力。
中国教育的无数弊病，根子就在我们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中。但是，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容忍得下这样一个腐败的教育制度呢？教育涉及到我们每个人，教育暴露的问题如此明显，为什么如此多的家长、学生和教职工只能在私下发发牢骚，没有胆量来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呢？想想我自己，我自己也是逆行顺受这么多年，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人格低劣吗？这是几千年人格压抑的结果，这是多年来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压抑的结果。鲁迅先生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由于我们自己奴性太重，由于我们自己习惯于逆来顺受讨生活，所以高高在上的教育官僚们才如此的霸道骄横！也可以说，我们怪不得我们的教育官僚，我们只能怪我们自己，怪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力量太弱，怪我们自己太不明白自主和平等的人生价值，怪我们没有形成对不合理管制的强有力的抗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