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富士康带出三深层问题

大公报:富士康带出三深层问题

（香港）   (2010-06-09)

　　富士康的多起跳楼事件和本田工人的罢工事件，反映出中国在社会转型中的某些深层次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其一，在巨大的经济增长条件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所导致的生活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失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改革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其三，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工人普遍缺乏有意义的价值观共识。

　　最近几天中国内地的台资企业富士康和外资企业本田相继决定提高工人薪酬的新闻报道引起国外众多媒体的极大关注。有的称这标志着「中国劳工的新时代已来临」；有的说这是「中国的新工人革命」。一些新闻评论则进一步联想到中国工人罢工的权利、中国工会组织的作用，甚至还有的把这种联想延伸得更远也更丰富，索性认为这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成败得失等等。

　　收入悬殊颇为严重

　　其实，引起外媒「兴趣」的，与其说是工人加薪，不如说是工人加薪的过程，或者乾脆说就是这两家企业中劳资冲突的方式与内涵。事实上，罢工与谈判，在许多国家的劳资关系中都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因为这种劳资博弈在中国以往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常态，在新闻报道中也不多见，因此才引发如今外界的热议。特别是富士康的年轻职工以生命为代价的极端行动，更使这种劳资关系具有了令人心悚与震惊的色彩。尽管人们用「十二连环跳」这种词汇来加以形容，但任何人都不会感到轻松，而是感到了极度痛心与沉重。

　　笔者以为，由这种痛心与沉重引发的中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今日中国社会矛盾的思索，甚至已经超过了人们对富士康职工跳楼、本田工人罢工以及两企业相继提高工薪的关切程度。

　　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呼应，最近国务院正在加紧制定并准备尽快推出一系列关于提高各类职工薪酬的若干政策规定。同时，也在制定对某些垄断性企业最高工资限额的政策条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一个时期，最具官方权威色彩的《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也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对中国存在的颇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屡屡警告、频频建言。评论都反覆指出，城乡居民收入的悬殊状况已经到了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严重地步。所有这些，都在说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增加公众的财产性收入，建立和扩大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及其范围，缩小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已经是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笔者以为，除了用提高劳动报酬作为保持社会稳定、企业稳定的应急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外，富士康年轻职工的多起跳楼事件和本田工人的罢工事件还反映出中国在社会转型中的某些深层次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规律性，就意味着必然性。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带有某些规律性，所以尤其需要加以高度重视。而只有把握了规律，才有可能预见冲突、防范冲突和消弭冲突。

　　低成本优势正消失

　　那么，富士康职工的跳楼事件和本田工人的罢工事件究竟反映出哪些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呢？

　　首先是在巨大的经济增长条件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所导致的生活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失衡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富士康还是本田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来自本省和相邻省份的农村。农村生活水平的相对低下和城市企业生活的相对优越，给这些年轻的农村青年男女心理上造成了巨大落差和压力。留恋故乡却不愿意重返清贫的故土、羡慕城市却又被城市生活边缘化的尴尬，使他们在心理上成为「无根的一代」。显然，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的城乡差距是「无根一代」出现的基本原因。而这，也恰恰是他们对生活感到迷茫的成因。

　　其二，是中国改革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依靠外向型的进出口贸易。无论是改革初期的来料加工，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按照「走出去」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所谓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产品的低廉价格。而保持价格优势的重要原因是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世界金融海啸的出现，一方面迫使中国经济必须向扩大内需方向转型，另一方面又必须使原有的出口产品提高科技含量，使产业得以升级。这就需要大量吸收和培养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技术工人。如此一来，劳动力的价格就势必要有所提高，而中国改革的低成本时代也就走到了尽头。企业家仍然希望以低劳动力成本换取高额利润，自然成为引发劳资冲突的导火索。

　　精神自控能力衰减

　　其三，是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工人普遍缺乏有意义的价值观共识。如果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了。从社会消费的角度来看，这三分之一的世纪对中国公众来说，就是一场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消费革命」。移动电话、电脑、电视，甚至包括不同价位的私人小汽车，已经或正在成为这一代中国青年工人生活理念中的自然组成部分。他们从小接受的社会观念似乎就是赚钱和改善个人的生活。与这种强烈物质追求相对应的则是精神自控能力的衰减。其表现往往就是娇生惯养、内心脆弱、好逸恶劳。城乡青年虽然在这些方面有所区别，但对精神生活的毫无兴趣、对性生活的极度轻率和在婚姻家庭的不负责任，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也曲折地反映出这代青年工人在纯物质主义的影响下空虚的精神状态。

　　总之，中国在享有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历史馈赠的同时，也在「品尝」社会矛盾突显这一历史代价。好在人们的智慧和经验都是在付出代价之后才获得的。我们可以把富士康和本田两家企业的劳资纠纷视为一种缩小了的历史代价，而政府在其中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更确切地触摸到了社会矛盾的脉搏。

　　秦晓鹰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