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一

　　紧接着，下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最要命的那块，倒下了：
　　10月10日，武昌新军趁着端方大人出征的机会，发动首义，朝着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打响了决定性的第一枪。不管在整个过程中有多少形同儿戏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在此后的岁月里闲嗑牙，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终究是不容置疑的。

     到这个时候，色厉内荏的朝廷终于撑不住了，它忽然变得温和起来，端方大人也在四川颁布安民告示，答应释放被捕人等，并允诺撤查赵尔丰等人。但此时老百姓们所要的，已经不再是这些个了。
　　有乱党分子在端方大人颁布的安民告示上，每句添了两个字，表明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尝）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房龙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当人们吵嚷着要得到‘A’时，国王指责他们，什么也不给。接着王宫被一群叫嚷的穷人包围，国王屈服了，答应给子民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到此时，人们要的已经是‘A+B’了。当国王在谕旨上签字，给他亲爱的子民‘A’和‘B’时，他们要求得到的，则是‘A+B+C’了，否则他们就要清洗整个王室。他就这样顺着字母表走下去，一直走上断头台。”
　　辛亥年的大清朝，也就是这样走上灭亡的，所不同的是，这个一直以征服者自居的朝廷，对它的子民们绝对谈不上什么“亲爱”。它之所以愿意妥协，也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暴力实在不趁手罢了。它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而它的人民么，也很清楚这一点。
　　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乱党分子，当然就更清楚这一点了。
  四川最早独立的大城市，是川东的重庆府。
　　话说当年中山先生在国内屡战屡败，只好退避日本寻求政治避难的那一段儿，也并没有闲着。他开始把目光转向内地，打算在大清帝国的腹地也放放火，所以极力结好四川袍哥，像重庆仁字袍哥张树三、川南义字袍哥佘竟成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所以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最终促成满清崩溃之势，实在少不了这些受了中山先生教诲的四川袍哥煽风点火的功劳。
　　但不管中山先生如何礼贤下士，肯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和四川袍哥们套交情，但偏偏就有一位在日的四川袍哥大爷，死活不肯卖他的帐。

    这位老兄是谁呢？他叫唐廉江，巴县人，《革命军》作者邹容同志的老乡，旧知识分子出身，袍哥中难得的读书人。那年头到处都重视读过几本破书的臭知识分子，所以这位老兄即便是嗨袍哥，也很受大哥们重视，二十六岁就当上了重庆袍哥首领。

    1900年，嗯，这一年是庚子年，唐大爷因为在重庆率兄弟伙打了教堂里的洋司铎，闹成了教案——那一年可不是到处都在闹教案来着？比起山西、直隶那些屠及妇孺的教堂血案，唐大爷才不过是打了个把人，本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后来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吓着了老佛爷，于是朝廷只得顺着洋人的意思重办这一系列教案中的肇事分子，唐大爷也遭到巴县衙门的通缉，为了不给衙门里的兄弟伙添麻烦，他也只好跑码头避避风头。
　　他这一跑，就去了趟日本，在那里学习蚕桑和理化，不过身为袍哥大爷，单单学习养蚕种桑这样和气生财的牟利技术，终究是要被兄弟伙们笑话的，所以唐大爷也偷空学了点实用技术，比如说制造黑火药和硝化棉炸药。
　　虽然喜欢玩炸药，但唐大爷其实是个很谨慎的人，他顶瞧不起那些成天喊打喊杀，鼓动青年学生耍炸弹，玩手枪搞暗杀活动的家伙们。嗯，唐大爷后来还说了，他还顶反对在沿江沿海繁华都市搞几十百把个人的武装暴动，那简直就是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冒险么！在唐大爷看来，这种拿兄弟伙的性命不当回事儿的家伙，简直不配做大哥。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唐大爷瞧不起那个孙大炮了吧？所以他不去参加热血青年扎堆的同盟会，却去偏偏参加了会党分子组织的共进会，专门和前者唱对台戏。他还在日本主持开设了号称“神州山海国堂”的袍哥公口，还到处宣传说：内地各处都有袍哥，袍哥中亡命徒最多，只要能好好调度，就会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而且倡言清政府在内地力量薄弱，清兵中也多是袍哥，所以在内地发动革命，再加以里应外合，是最容易成功的。
　　唉，说到底这唐大爷他也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中山先生革命的方略来着。他瞧不起这种胡乱凑满几十个人十来条枪，就随便找个闹市口干一榔头买卖树名头，然后到处去圈钱的做法。唐大爷是讲义气的大哥，可舍不得这样拿兄弟伙的性命去开玩笑——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明白，这帮秀才为什么偏就肯跟着孙大炮去玩命流血？那种鼓舞了一个时代的理想，终究是一个袍哥大爷无法真正理解的。
　　不过唐大爷虽然方略不错——后来的武昌首义，就应证了他内地造反更容易成功的预言——但到底是个老派的土包子，认识不到现代宣传手段和政党理论在蛊惑人心上的重要意义，他只知道拉用江湖结义那一套老掉牙的办法拉兄弟伙，所以在扩大组织上始终处于下风，他门下那些自认是比较有热血的兄弟伙，也纷纷投奔同盟会而去。唐大爷见事不济，只得仰天长叹，泛舟西归，回到重庆继续当他的袍哥大爷去了。
　　1910年，唐大爷接受另一位袍哥大爷，同时也是同盟会员的石青阳的邀请，去浮屠关蚕桑所当了一年的教员，便又辞职赋闲，这时候已经是那个著名的1911年，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辛亥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说这是“天翻地覆”，不仅仅是指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更是指那个时代的人们在个人心理上，在伦理道德上，在政治经验上，在对未来的预期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的事实，那些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交汇处的家伙们，英雄也罢，狗熊也罢，不管怀着怎样美好的理想与憧憬，都在那一瞬间，在现实的、激烈的社会震荡中，在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中，傻眼了。
　　正在唐大爷傻瞪着眼，不知道是不是该积极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中去的时候，一帮企图谋反的秀才也找上门来了，他们打算说服唐大爷与之同谋。

    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这些知书达理的秀才，也并不比袍哥们更明了未来，他们也没有少闹笑话。
　　话说当年朝廷办新学，于1903年废东川书院，就在书院的基础上，办起了重庆府中学堂（其位置就在今天重庆渝中区的洪崖洞，这里如今改建成了一个专门糊弄外地人的所谓古文化街，张培爵的纪念碑就树立在那儿）。在今天看来，这也就是个初高中程度的教育机构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这里却是新思想与旧思想成天打得头破血流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教学情况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时代有多少矛盾在积累孕育。
　　传统的国文教学自然是重点，但先生们讲授什么，却全然没有教纲可绳，完全靠个人即席发挥。于是有的先生讲大路货的桐城文章，有的先生讲晦涩诡谲的龚定庵，有的讲唐宋文，还互相指责对方瞎讲，莫衷一是。
　　如果说国文教学称之为混乱，那么数学课简直就是茫然了。当时的数学老师汪寿林先生，是老秀才出身，对西方数学知识素无所知，完全是靠自学成材，又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算术、代数也就罢了，讲到稍微复杂些的排列组合部分，便说不明白，只好整夜挑灯夜读钻磨眼，最后竟因积劳成疾而亡。最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后，川东师范学校的学生送来的挽联，上款称“先生”，下款居然称“学弟”——这到底算哪门子交情哪！于是这边重中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挽联退回去，问对方到底是教员送的，还是同学送的，不明确则不敢受礼。川师不肯认栽——说来也不奇怪，他们的教导主任可是革命党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爷朱之洪哪！师承若此，理故宜然——强词夺理，于是双方大辩论一番，不欢而散，从此便不通庆吊了。
　　理化课老师当时在国内很难找，于是校方只好从“一衣带水”那边的“友好”邻邦，高薪请来一个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课，藤川鬼子相当敬业也很能花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理化课上总有那么多试验要做呢？买实验仪器，化学试剂的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不懂汉语的藤川，讲堂课还要额外搭配个日语翻译呢！唉，单从当时中日两国理化人才的数量对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为什么会忙不迭地废科举，兴新学了。附带说一句，乱党分子们用来制造炸弹的甲苯、硝酸等化学试剂，也是杨沧白等人从学校的理化实验室里弄出来的。
    那年头的实验室，简直就是反清志士的兵工厂，天下皆然。连进士登科，堂堂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上海爱国女学校长蔡元培，也搞这些歪门邪道，居然偷偷领着几个懂化学的学生造毒药，还“惨无人道”地拿家猫做实验，硬给小动物灌氰酸——据说实验相当成功，那只倒霉的猫当场为国捐躯。唉，这也就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头罢，要放在今天，铁定又是一桩虐猫惨案了！先贤之所谓神圣，小子之所谓笑料，可以称之为悲剧。之所以出现样的悲剧，仅仅只是因为蔡、杨两校长生活的时代比我们早了一百年而已——凑巧在这一百年中天翻地覆，使我们落在了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道德体系中。
    所以我们不得不用怜悯与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不幸落在另一个世界的迷惘的魂灵。 

     当时考入府中的学生，大多收过相当程度的旧制教育，都有一定的古文底子，所以相当瞧不起那些虽有一技之长，但古文却不怎么地的先生们。比如说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这位曾先生，原来本是在重庆天上宫出家的小沙弥，法号果能。话说那清末办学，有一项相当得罪菩萨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庙产助学，果能庙里的主持舍不得捐款，干脆一咬牙自行出资送他去日本留学，于是果能和尚便将“僧”字改为“曾”字，从“僧果能”，变成了“曾果能”，就这样东渡日本求法去了。
　　无奈那年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势之下，果能和尚终究也把持不住了。他不好好挂单云游访寺寻僧，却偏跟着东洋鬼子学了一堆歪门邪道的自然科学。等到他终于学成从日本海归，便跑到重中讲植物学。不过他早年没有受过正规的古文教育，去日本后又学的是植物学，自然古文底子就欠佳，以至于编的讲义很不入学生们的法眼。比如说，曾老师想描述这样一个事实：知道菜花的人很多，但知道菜花蕊中有雄蕊柱头的人很少——他就这样很坦率地写道：“今人但知菜之花者多，而不知绿色之球者鲜矣。”这话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文言底子确实够呛，于是同学们大笑，认为果能和尚水平太差，便相约不去上他的课，生生地把他给气跑了。不过这位写不好文言文的果能和尚，居然也是个乱党分子，不信的可以去查查同盟会在日本的早期会员名单，就会发现这位果能和尚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英语教学上。最初重庆府中学堂缺乏像样的英语老师，于是只得去请邮局的职员来打零工讲课——那年头邮局都是外企，这帮人既然给洋鬼子打工，口语还是相当流利的，只是语法和中文程度么，就不敢恭维了。某次某先生给学生布置功课，学生抗议说太多了，这位老兄便掉了句书袋：“不为不多也！”学生狂笑，先生也知道自己搞错了，情急之下英文脱口而出：“Today’s lesson is not too much!”
　　这样的英语老师，学生当然要瞧不起，这些学生刚从旧时代走来，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连古文都用不好的家伙，大抵是没有才气的，进而便推论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这种化石般的语言，其实已经到了没落的前夜。所以他们更喜欢和崇拜的，是一位自学英文成材的秀才杨老师。这位杨老师，十五岁县考秀才便是“案首”，天资是没得说的，古文底子更是顶呱呱——说到师承，他可还是清末大名士王闿运的及门弟子呢——所以他来讲英文，每每将英文与古文参对，以便于这些重古文轻白话的学生们理解。
　　不过杨老师也有坏毛病，他不住校，所以上课每每迟到，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学生们颇有微词，于是一次便公推代表去请他以后准点。杨老师觉得学生不够恭敬，生气了，便跑到课堂上讲了一通师道尊严的话后，宣布罢教。这回学生们可傻眼了，最后派出代表去向他道了一歉，杨先生便又欣欣然地回来讲课了。
　　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秀才风气！他们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却又不愿意接受现实纪律的约束，还总爱意气用事耍小性子标榜自己永远正确——即便是那些自诩为新时代开拓者的家伙们，也仍然满身带着这些旧时代的疮疤！

　　而他们，又将开创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位杨老师是谁呢？他名庶堪，字沧白，重庆府中的第四任监督，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了。他是同盟会员，所以一当上监督后，便大肆引进自己的同志，比如说把张培爵请来当学监，也就是今天的教导主任，把但懋辛请来教体育等等——这些人，都将是民国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位教导主任张培爵先生，字列五，荣昌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师范科出身，是同盟会叛党中出名的积极分子。他老人家因为前几年在成都闹腾得太厉害，站不住脚，便转移到重庆府继续干革命，经杨沧白引进，入重庆府中学堂任教职。他颇喜任事，所以杨沧白曾开玩笑说，大家想知道什么叫做“朕即国家”吗？去看看张列五做事情就知道了。
　　一时间，重庆府中学堂，简直就成了同盟会乱党分子的大本营：同盟会重庆支部就设在府中学堂，主持一方造反大计的是大清朝秀才杨沧白，实际负责的，则是大清朝培养出来的师范生张培爵，连谋反用的大印，也是在学校里偷刻出来的。其它教育机构如川东师范学堂、巴县女子学堂、商业中学堂、体育学堂等等，也无一不是被同盟会乱党牢牢把持着的地方，连他们手里唯一算得上号的武装——几百条破枪，也是在朝廷的特意关怀下拨给学校用于军训的——唉，大家倒说说，这大清朝它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当时的大清朝重庆知府钮传善，对府中学堂里这帮穷酸秀才成天不务正业，却一门心思策划谋反的事情也有所耳闻，于是某日便代表朝廷找杨校长谈话。杨校长信誓旦旦地说：“重中的教师都是些文人秀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教师中保证没有革命党人，如果说有的话，那就只有我。”钮知府也是秀才出身，知道秀才们那点三脚猫的能耐，闻此也就一笑置之了。
    就在成都城大乱的时候，重庆城里的杨沧白、张列五等乱党分子，也积极策划准备响应。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群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以及用于学生军训的几百支旧式毛瑟枪而已——就用这点力量来和朝廷斗？连这些热血澎湃的书呆子也清楚地知道那只是个笑话。
　　实力不济的他们不得不到处找帮手。而那个时代最有势力的民间组织就是形同黑社会的袍哥，于是秀才们便直奔着袍哥头子唐廉江唐大爷家去了，但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如前所述，唐大爷虽然不反对造反，但也绝对瞧不上这帮同盟会的秀才。秀才们先是建议唐大爷屈尊加入同盟会，唐大爷想也没想就拒绝了；然后他们又打算收买唐大爷，想请他有偿服务，唐大爷便请他们先付一万元的安家费……就这样，最后这帮穷秀才再也不敢找唐大爷商量一块儿谋反的事儿了。
　　唐大爷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分析的：同盟会这帮秀才们，平时一个个不是长袍大褂，便是西装革履，过着寄生虫生活，大难来时，都是贪生怕死、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他们最可靠的武力，不过是体育学堂的学生军，百来条破枪，还没有实战经验，靠不靠得住还很难说。所以他打算再观望观望，要干就由袍哥兄弟们自己来干，完全没有必要去和本身毫无力量的秀才们合伙。
　　唐廉江虽然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但他仍然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他的拒绝也并不意味着整个袍哥组织都打算在这场革命中袖手旁观。袍哥组织身上那古老的血脉传承此刻发挥了作用，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任务，和两百多年来的亡国之痛，终于让大多数人急迫地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在那个质疑旧时代，盲从新思想的大背景下，人们连信仰了两千多年的皇帝都可以抛弃，区区一个袍哥大爷又算什么呢？在秀才们的说服下，最后负责袍哥组织对外交际的红旗大管事况春发况五爷，和另一位袍哥大爷田得胜，终于动摇了，他们决定无视门规，瞒着唐大爷帮助秀才们谋反。在袍哥组织的活动下，很快城里的各处驻军均表示愿意支持革命，并提供了各种方便——他们不但把大炮的撞针弄坏了，甚至还把巡防营里的枪械也借给了乱党们。

　　正巧当时驻龙泉驿的一部分新军起义，遭到官兵的追赶，他们便在总指挥夏之时的率领下漫无目的地向川东进发——于是重庆城里的乱党们，便和夏之时取得联系，请他进军重庆以为外援。

    就这样，重庆的乱党分子终于大起胆子来，决定造反了。他们给城里的川东道、重庆府、巴县这三大衙门的朝廷命官们发去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11月22日上午，到朝天观开会，否则后果自负。
　　这是一场意气昂扬的革命，然而许多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帮穷酸秀才和袍哥大爷们鼓着腮帮子使出吃奶的劲倒腾出来的革命时，难免要笑掉大牙。
　　那一天，唐大爷特意带着自己的马仔跑出来看热闹——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毕竟乱党分子里还有不少他的人，他不能不关心。平时不喝酒的唐大爷，特意在酒楼上找了个临街的座位，开始喝闷酒。不认识唐大爷的堂倌还特意跑来告诉他，现在大街上很危险的，大爷您慢慢吃，可千万别下楼去乱跑。
　　一杆绣着“汉”字与十八星纹的黄缎子大旗领着人群从街上涌动过来，掌旗的就是袍哥大爷田得胜。在他身后，是一群手拿春秋刀、羊角叉等各式兵器的袍哥队伍，再后面是手上抱着白毛巾包裹着的炸弹的炸弹队和敢死队，还有肩上扛着毛瑟枪的学生军，最后是挥舞着丈八蛇矛走在队后押阵的红旗大管事况五爷，大家意气昂扬，沿路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当重庆知府钮传善和巴县知县段崇嘉来到朝天观会场的时候（职务最高的川东道朱有基担心有生命危险，已经逃掉了），发现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朝天观门口，有二三十个学生，怀抱白布包裹的炸弹（事后查明其实都是罐头筒），后面一排人，头捆白布头巾，身穿青布打衣，有的怀抱大刀，有的手持梭镖，殿前一位穿短打装束英姿飒爽的大侠，正是握着手枪的红旗五爷况春发——况五爷这支手枪，事后证实，也属西贝货，乃是日本进口的玩具汽枪。

　　钮知府在“炸弹”的威胁下，终于毅然决定参与反清复明大业，他一边扭着杨沧白要他担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边嘀咕着：“兄弟么，有此意，有此意……”讪讪地交出了大印。为了让老爷们义无反顾，袍哥大爷田得胜还亲自给他们剪掉了大辫子。
　　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就这样成功了！看热闹的唐大爷追悔莫及，痛心地对自己的马仔说，老哥我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现在赶快去投况春发，还来得及……

　　唐大爷的话没有说错——尽管没有留下象沧白堂、沧白路这样的地理名词，也没有留下张培爵的纪念碑，但直到今天，所有研究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被历史的灰烬深深埋藏的况春发，才是这场革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但这场革命的成功却多仰仗于他所提供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盖住书呆子们的风头。
　　然而他终究只是个袍哥，说得难听点，就是个流氓头子，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相当高风亮节的人……他的作为让常人跌碎了一地的眼镜：他谢绝了军政府给他安排的位置，回到会仙楼继续经营他的“上青云”鞋庄，就连他倾家荡产组织几百人的队伍的花费，也分文不肯向军政府报销。从此民国史上就没有了这号人——他是历史的天空中的流星，虽然短暂，但却灿烂。他轻信了书呆子们所许诺的未来，也愿意用自己的牺牲去为新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但他没有想到，未来却完全不是憧憬中的那个样子！
    

象况春发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肉体更甭说名利权位这些身外之物，去换取人民的觉悟、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盛乃至于天下太平——修齐治平的古老理想，自朱家郭解以来的侠义精神，即便是在这个旧时代没落的前夜，也仍然在孕育着着圣洁高贵的灵魂。他们的风格不可谓不高尚，他们的理想不可谓不崇高，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什么呢？那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在诟病那些古老的思想，认为那就是让这个国家衰落的根源，所以要彻底地打倒她——但他们却从来不曾想起，那些让他们舍生取义，蹈死不顾，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理念，又何尝不是源于那些古老的思想呢？
　　他们简单地以一元化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以为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君子即小人，却忽略了充斥着这个时代的迷惘背景——旧时代的是非标准已经崩溃了，而新时代的是非标准却还没有建立起来，谁是谁非，谁是君子谁是小人，都暂时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对与不对，他们其实并没有清楚的概念。
　　就这样，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问题当然不在龙种，我们更应该去质问这块土地——因为，在充满愚昧的土壤上，无论你播撒什么，你所得到的果实都必将带着愚昧的影子。
　　
　　况春发们之所以能让旁观者眼镜跌落满地，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并不符合普通人的理念——也就是说，不符合这块土地上通常的行为逻辑。
　　通常的做法该是什么呢？另一位参加革命的大爷田得胜，给了我们一个绝妙的答案，就连当时的袍哥兄弟们自己，也为这个答案感到羞愧难堪——然而这就是现实，如果说田大爷做错了什么，那也只是他的方式太直白。
　　唉，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终究也只是个袍哥啊！
　　革命成功后，田大爷跑到军政府里，说他为了革命，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花了好几万块钱，还都是自己掏的腰包——现在革命总算成功了，他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指望着能把这笔糊涂帐给报了。如果军政府不给他报销的话，他一定会惨不忍睹的破产，说到伤心处竟然跪在地上向秀才们耍赖，据说当时就连以“三吵吵”出名的朱三爷也傻眼了……最后田大爷终于如愿以偿，从府库里拿走了两万块钱。
　　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时代，这就是那些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们向往着新时代的光明前景，于是嚷嚷着要埋葬这个可恶的旧时代——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身上那些旧时代的印记。
    颇有自知之明的袍哥们功成身退后，素来自以为是的秀才们瓜分了军政府里的大印——就象此时的袍哥大爷们完全不相信自己也可以管理国家一样，秀才们也完全不相信自己居然不会管理国家。
　　杨沧白不肯出任都督，把位置让给了张培爵——他和“三吵吵”朱三爷出任高级顾问，但又规定：凡军政府诸事，非经与两高级顾问咨商不得颁行；夏之时则出任副都督，主管军事。一个叫做“蜀军政府”的新政权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而朝廷派来镇压乱党分子的端方大人呢？他率领着那一个协的新军，走到成渝之间的资中，就再也走不动了——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得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也很清楚他们前方的成都、后方的重庆，都已经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如果他们还不表明态度，那他们就会进退两难。于是，在重庆革命党人的协助和鼓动下，新军将士杀掉了端方，并借道川东，返回湖北参加与清军的作战，此外还顺便替重庆的革命同党订了一票三万元的汉阳造军火——这批枪械，后来装备了熊克武的部队，熊部也因此成为蜀军政府系统的核心武力。

　　而成都的赵尔丰呢？他见外援无望，天下扰攘，也心灰意冷，召集成都士绅商议，最后把政权交给了乱党分子们，他们随即也建立了一个新政权。
　　这样一来，四川地面上就同时有了两个新政权，他们还都说自己就是代表民意的革命政府！

　　最后，经过多方协调，成渝两政府于次年2月合并，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并入成都的四川军政府，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赴成都任副都督，夏之时则找军政府要了三万块钱，放弃军职赴日本留学军事——属于他们的风云时代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在他们看来，天下大势已定，太平可期，还有什么必要恋栈不去呢？
　　可是他们都错了！乱世，到这个时候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乱世的王旗变幻

　　此刻在成都城里欢迎副都督张培爵的，是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

　　说到这位尹昌衡，在下实在有点难以启齿，因为该老兄实在是有点“那个”。咱们还是先看看该同志的履历再说话吧！

　　尹昌衡，四川彭县人，1884年5月生，父亲是教私塾先生，外公是个举人，所以从小受的都是旧式科举教育，颇称聪慧。到十七八岁上，本该考秀才谋个正经出身了吧，却又偏偏碰上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这帮坏蛋倒腾着要废科举，于是小尹无奈之下只好从军——若干年后，前清举人胡汉民先生，在和进士谭延闿、江霞公，秀才汪精卫同吃“太史蛇羹”时，于酒酣面热之际，对废科举事件作了一个相当精辟的评价：“若不是废科举，谁还来革命！”

　　这大概也正是小尹此刻的心境写照吧！

　　1902年，小尹考入四川总督岑春煊办的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又由岑大人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升入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毕业回国。回国后在京应留学生考试，赐步兵科举人出身，补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军衔），不过论实任么，只是个小小的司务长，管的事儿也和弼马温差不多少。尹司务长对此颇为不满，遂跑到广西去找老关系——岑春煊当年从四川总督位上离任后，转调两广总督，所以尹司务长有不少老熟人此刻正在广西做官——谋得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科长兼干部学校教官，但仍然不满，经常使酒骂座——不但众目睽睽之下骂大清朝简直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且还在一次酒宴上把广西提督龙济光给揍了。

　　龙济光这厮倒不是什么好人，此前孙中山先生就在镇南关革过他的命，被他撵跑了，以致走投无路，最后只得出洋逃难；将来护国军也要革他的命，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鼻子还挨过他一枪，抖掉了好几颗牙，直到抗战还在做手术，足见此人是革命党人的对头——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老早就蓄谋破坏抗战大业。现如今，尹科长打他一顿倒也是相当革命的行为——但问题是，尹科长您这动手也太早了点啊！辛亥年那还有一段呢……

　　因为以小小一个科长的身份打了身为军区司令兼一品大员的广西提督，所以尹科长不得不挥泪告别了他那些大有出息的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桂系军阀头头如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之辈了，重回四川混日子。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收留了他，委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官——辗转了几千里地，还打了一个提督大人，尹科长还是尹科长！尹科长这个不高兴啊，真是没法儿说了。

　　没办法，先混着吧！

　　    好不容易混到1910年，四川新军第十七镇成立，总督赵尔巽大人亲临现场给官兵训话，说今天新军成立，未来国防省防都有保障了，我为川人庆，为川人贺。这其实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客气话，相当于中药里的甘草陈皮，百病可用，但讲台下面就有人不乐意了。

　　为什么呢？因为当日组织大会的经办人员实在颟顸可恨，不巧把满肚子牢骚的尹科长也请来了。尹科长听见总督大人这话，当时就不高兴了，跳出来指着赵大人的鼻子就嚷嚷，您老这可不是瞎说么？咱这支部队用的都是日本人不要了才卖出来的旧枪械，带兵的又都是些不懂军事的笨蛋，将来不打仗则已，打仗一定倒霉——就这您还为川人庆贺？

　　赵大人堂堂一方封疆大吏，居然就给这么个小科长呛着了。好在赵大人知道自己未来要编《清史稿》的，文化人不得不有涵养，所以就很客气地问尹科长，那你说谁懂军事啊？尹科长斩钉截铁：“周道刚！”这位周先生是日本士官学校三期生，是不是很懂军事我们如今不好考证，但有一点很清楚，该老兄刚刚从赵大人麾下调走，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

　　于是赵大人干脆把人情做到底：“还有谁？”

　　尹科长昂然点点头，那就是在下我了。

　　赵大人继续问：“周道刚是哪个学堂毕业的？”

　　尹科长回答：“日本士官。”估计还有句想说，可是没好意思说出口的是——在下也是士官生呢！

　　赵大人乐了，咱们这里别的不好说，士官生还是有几个的。他指指旁边的十七镇程参谋官、施协统、吴总参议这几个人，问尹科长：“这些人又是哪里毕业的呢？”尹科长大言炎炎：“李纲以学士为宰相，秦桧亦以学士为宰相，顾其功业为何？”那意思很明白，虽然大家都是日本士官生，他们几个和我比还差些分量。

　　写到这里，在下敢说，就是整个民国时代够资格说这句话的人都不多。因为赵大人手指头所点的几位，别人也就罢了，程参谋官是谁呢？该人也是留日士官生，尹都督的同期同学，炮兵科毕业，湖南人……嗯，近代史上那位姓程，名潜，字颂云，自辛亥年起，护国护法北伐抗日剿共反蒋，打遍天下无役不与，人称程颂公的便是。此公可是民国史上响当当的著名角色啊！可惜赵大人历史虽然学得好，但卦数不精，算不到未来，所以此刻倒还真拿着这个胡搅蛮缠的小科长没辙。尹都督大概就是看到这位同期毕业的兄台站得比他高，所以才格外的不满吧？

　　他这话说得太冲，一时间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这时多亏旁边的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出来打圆场，说尹科长今天太高兴了多喝了两杯，言语唐突，请大帅原谅，便亲自出手把他给拖走了——不是去关禁闭，而直接把尹科长送回家里睡觉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么，咱们还真不能照着今天的逻辑去推理——要不然怎么说那是个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时代呢？

　　这赵尔巽给个小科长呛得半死，照理说不让这小子蜕几层皮也该把他打回去做弼马温吧？可咱们还真不能照着现在的逻辑去推理那个时代的人物，当时稀奇古怪的妙人儿就是多，尹科长是，赵大人也是。赵大人居然从此便觉得这个敢于大言炎炎的小科长大概是个人才，很想私访他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于是某日便从督署后门出来转进了督练公所——这两人上班的地方也真是相去不远，不然怎么说工作岗位离领导的后门近会有些额外的好处呢——又进了尹科长的办公室，恰好尹科长不在。于是赵大人拉开尹科长的抽屉，登时眼前一亮……

　　如果是今天某位领导拉开咱们的办公桌抽屉，那能看见的可就是五颜六色了，估计不健康的玩意儿也是常有的，这一点想来在那个颓废时代也差不多。不过当天尹科长运气很好，抽屉里既没有放写给浣花溪薛涛姐姐的肉麻情书，也没有放滇货行云土大甩卖的优惠卷，更没有放袍哥兄弟们反清复明的血书投名状……

　　所以赵大人打开抽屉的时候，就看到了尹科长用来糊抽屉底的一张字纸，上书对联一幅：“爱花爱酒爱苍生，名士皮毛，英雄肝胆；至大至刚至仁勇，圣贤学问，仙佛精神。”赵大人原是读旧书出身的，此时看到身为假洋鬼子的尹科长居然思想健康，胸怀远大，而且还有如此笔头，便颇为欣赏，认为此人大有抱负，又有学历，当是个可用之才。但赵大人最终还是强忍住了提拔尹科长当团长的冲动——这家伙大家也看到了，他缺的不是才华，而是太“那个”了。回头新军举行秋操演习，尹科长被派为东军裁判，他又大肆指责负责指挥的将官战术水平低，如果是正式作战一定要全军覆没云云……这让赵大人怎么好用他？

　　很快赵大人就被朝廷调到东北去当总督了，临走的时候，把提拔尹科长的重任就托付给了他兄弟小赵大人，也就是保路运动中焦头烂额的赵尔丰。

　　等到赵尔丰当四川总督的时候，成都已经乱得一团糟了。陆军小学的学生们也跟着瞎起哄，非要学校放暑假，当时的陆军小学校长是个东北人，脾气也比较火爆。话说这十七镇的统制朱庆澜，本人是浙江人，但原来是在东北混的，所以来四川就带了一帮东北人——无非就是什么姜登选、郭松龄之辈啦（这世界是小了点，刚说完李猛仔、小诸葛、程颂公，这奉军张大帅的部下又窜出来了）——这时候在陆军小学火冒三丈的，就是这个士官五期学工兵毕业的姜登选。姜校长坚决不同意给学生放假，于是学生便计划罢课，姜校长便亲自带了几个宪兵去抓人，学生则以牙还牙……最后姜校长军装被抢，只得蓬头垢面抱头鼠窜，学生还不依不饶，跑到成都将军玉坤那里告状，说学潮全系姜登选激成，最后姜校长被撤职了事——接下来，他就被派去追龙泉驿起义的夏之时去了。可他也是个乱党分子，原是不打算当真消灭夏之时的，但夏之时不明就里，胡乱杀了他派去接头的几个人，结果双方竟然大打出手，一度乱得一塌糊涂——唉，这帮七零八落无组织无纪律的革命党噢！

　　却说当时，赵尔丰把手下这帮人物一个个掂量掂量，最后想起这个尹昌衡不是成天嫌官小么，那就让他去当陆军小学校长吧！尹科长就这么成了尹校长，跑到学校去给学生训话，第一句是：“前总办（校长）因不准你们请求停课回家，因此酿成罢课，本总办这次来，还是不准你们回家。”见众人默然不语，尹校长继续讲：“现在时局动荡，道途不靖，你们都是国家的将才，是未来的大英雄，如果准许你们回家，在路上遇事，丧失了生命，这就是国家的大损失！”这话声情并茂，措辞动听，大家倒是不甚反感，又见放假反正是没戏了，于是便相约复课。

　　从此陆军小学就成了尹校长的地盘，同时尹校长还是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总舵把子，再加上他武备学堂的同学关系，士官学校的资历，爱出风头的秉性……因此他也成了在当时成都城里颇有名望的人物，新军中不少实权人物都是他囊袋里的筹码。

作者：见鬼说鬼话　回复日期：2008-6-13　19:46:30　

　　某人看着当年明月,那年明月,去年明月,小楼明月的成功,终于眼红手黑鸟!　　

　　1. 唉，说来惭愧，这帮乱党分子历来是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自己弄响的炸弹比砸到人的还多，所以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稀奇——于是就被闻讯赶来的捕快人等逮了个正着。　　　　

　　当清吏的戈什哈（捕役）与巡警来到小朝街八十五号之时，刘尧瀓从楼上摔下两个炸弹，不幸反而炸伤了自己的手，当场被捕。蒋翊武和其他几个人，从楼上跳到邻家的屋顶，由一个巷子走出来，仍被巡警围住，捉去。　　

　　 同时被捕的，共有二十余人，包括彭楚藩、龚霞初、梅宝玑、陈宏诰、牟鸿勋、张廷辅的太太和岳父、巡警学校的若干学生同志。　　

　　2.。“袍哥”这个称谓的来由有两说，一说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总把兄长刘备所赠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说则是源自明朝遗民顾炎武，传说他搞民间秘密组织，取义于《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称之为“袍哥”。无论这两说以那一说为是，袍哥组织初起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以忠义自诩，却是毋庸置疑的。　　

　　哥老会源于四川，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在四川的哥老会被称为袍哥。哥老会在湘军中影响巨大，对清朝末年的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详见辛亥革命条。

　　因为组织的秘密性，外人很难了解到实情，史料较少，目前史学界对哥老会的产生还有争论，一般有两种看法：

　　一、以官书、档案，依据这类史料的论著，多认为哥老会系由四川的啯噜演变而来。

　  二、以哥老会内部的传说史料、帮会中人著作为据．认定哥老会系由郑成功所创立。　　　　　　

   三、天地会的分支。

　　当重庆独立，端方被杀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困守成都的赵尔丰大人见援军无望，也只得屈服了。他向士绅们表示愿意把权力交出来，但希望对方能够保证他和其他外省同僚的生命安全，温和的“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接受了赵大人的要求——在这个保皇派头头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这位对军事一窍不通的蒲举人当选为都督，就把自称是很懂军事的尹校长请出来当了军政部长。

　　可是尹校长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个没有实权的军政部长，他想当的是有实权的统制，也就是师长。不过当时全四川也只有一个镇（师），统制（师长）就是前面把尹科长拉回去睡觉的朱庆澜，老朱人缘不错，既然他自己没有表示要让贤，那谁也不好意思就请尹科长出马的。

　　尹科长见当不成师长，老大的不高兴，便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堂而皇之地把他袍哥公口“大汉公”的招牌抬了出来过大哥瘾，而且还号召其他袍哥组织都把牌子挂出来热闹热闹。举人出身的蒲都督琢磨着自己大概得罪不起练武出身的尹部长，便也装着没有看见。黑社会组织公然挂牌营业，这可是够骇人听闻的！这也就为未来四川兵匪不分的混乱局面种下了祸因。

　　在这样的纵容下，一批着装古怪的古装英雄出现了！他们脚蹬线耳草鞋，头顶英雄结，腰缠湖绉飘带，成群结队，招摇过市，一幕幕武侠小说中才有的场面尽现于人们眼前——在他们看来，大概这才是所谓“汉家衣冠”，这才是所谓“革命”。

　　作为对这种蓄意抬高非主流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各地方独立政府纷纷将成都这个军政府称之为“袍哥政府”，拒绝加以承认，他们只愿意承认重庆的“蜀军政府”。

　　然而，这只是乱世的开始，在野心家的推动下，乱世还将继续，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

　　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了一场兵变。当天大都督蒲殿俊身着上将军服，在东较场登台阅兵，但台下的兵们忽然骚动起来，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蒲都督吓得目瞪口呆，最后在两个弁兵的搀扶下勉强逃脱。叛乱的士兵从较场中冲出来，大闹全城：手脚快的抢劫了藩库、盐库，将库存的六百万两银两劫掠一空，手脚慢的没有抢到银子，便把目标改为城里的当铺、商店、公馆甚至居民住宅。那些头挽英雄结的好汉们也趁机参与，脸上涂得五颜六色，手提马刀甚至是步枪，自称是“同志大王”的兵，他们人多势众，甚至连那些叛乱士兵手里的银子也敢抢……

　　蒲都督跑丢了，朱统制逃走了，于是军政部长尹昌衡只好挺身而出，跑到凤凰山军营找到他的铁哥们儿周骏周团长（士官六期），请他出兵平乱——一些未来的牛人，这时候正在周团长手下鬼混着呢！周团长怕自己的兵也跟着抢劫，不肯亲自下山，但又却不过尹部长一再要求，只得借了几百人交给他带下山去——无非就是些刘湘、杨森之辈了。于是当叛乱平息的时候，尹昌衡就成了最大英雄，被城里的士绅代表和军政府成员推举为都督。

　　这场叛乱，后来的人们大多归咎于赵尔丰的阴谋诡计，认为是他企图趁乱变天。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相当讲不通的：首先，赵尔丰既然有那么大力量去发动叛乱，那当初他又何必老老实实地交出政权呢？其次，在叛乱中，连尹昌衡带去平叛的士兵都叛变了将近四分之一，反倒是仍在赵尔丰统辖下部分巡防军和少城里驻扎的满蒙军队却毫无动静，既没有大规模参与抢劫，也没有趁乱夺回政权——赵大人的表现么，完全是在看热闹。所以，无论是从案发现场的行为看，还是从此案发生后的受益看，赵尔丰都不应该是那个策划叛乱的人。

　　如果我们把当时现场的情况和背后的人际关系联系一下，这个谜底就不难揭穿了：

　　叛乱当日，在东较场最先骚动并开枪的，是新军队官（连长）彭汉涛的部队，而积极配合他的那部分巡防军呢？其队官正是彭汉涛的族兄弟。而他们的大哥彭光烈，又正是尹部长囊袋中的人物……所以，如果要说这场叛乱背后有人指使，那么尹部长的嫌疑要远远大于落水狗赵尔丰。

　　可是落水狗就是落水狗，天下的罪恶都注定要归在他们身上了！现在是赵尔丰，将来则是袁世凯，而辛亥“元勋”则永远是光彩照人的——所以每当那些辛亥人物谈到这一段往事时，总爱用晦涩模糊的春秋笔法敷衍了事，因为这一段他们实在没法儿说。这不禁让人想起两千年前的子贡说的那句话：“纣之不善未必若是，而天下之恶归焉。故君子恶居下流。”唉，谁叫我们的历史就有成王败寇的传统呢？

　  兵变平息了，然而背信弃义的事情却还没有完。在勃勃的野心或是高尚的使命感的驱使下（至于这两者中哪一样更重些，我想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吧），那些晕了头的大英雄，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尹都督上任后，去拜访了一次已经落水，人人喊打，正处于惶恐中的赵大人。尹都督用传统的方式表示了他对于赵大人的感激和友好，他恭敬地递上一个手本，用的是“世再晚”的落款——这个落款表明，他虽然已经是堂堂的都督大人了，但没有因为赵大人的落水而忘怀赵家兄弟俩对他的知遇之恩，仍然很谦恭地以后进晚辈自居。

　　谦虚的后辈，当然是容易讨老前辈喜欢的，赵大人也因此觉得这个乱党头目大概还是友好的，便和他坦诚地攀谈起来。

　　在赵大人看来，这个又谦虚又有礼貌尹都督，对于当前的形势却是相当悲观的——他居然说民国是不是建得起来，大清朝是不是倒得下去，都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想和赵大人达成协议：如果民国果然成功，那么他尹昌衡就负责保赵大人的身家性命；如果大清朝赢了呢？那么也有请赵大人费心保全他的身家性命。惶恐中的落水狗赵大人，当然乐于接受这个协议，而且对尹都督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层。

　　接下来，尹都督谈到，赵大人虽然退位了，但手里还握有三千巡防军，这让曾经反对过大人的四川士绅人等很不安。因此他建议赵大人把军队交给军政府——当然，这只是名义上而已，事实上他会命令这些军队继续保卫赵大人，不会把它调走的。而且，在端正了名分之后，军政府也可以继续在饷项上予以关照。赵大人既然已经对这个乱党头目有如此好感了，面对这看起来是相当诚恳的建议，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在征得赵大人的同意后，尹都督又给全体官兵训了话，称赞他们对赵大人的忠心难能可贵，并且承诺发清积欠的饷项，还答应给每人额外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讲究实惠的大兵们，此刻自然也觉得尹都督是相当的不错了。

　　这天晚上，赵大人和他的兵们都睡得很好。然而黎明的时候，不祥的脚步声惊醒了这些可怜的笨蛋，他们这才发现自己被包围了，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他们！

　　除了赵大人在川边收的一个少数民族丫头因拼死保卫他而被杀外，其他人几乎没有抵抗——他们抵抗的意志在昨天就出现了裂痕，所以如今便轻易崩溃了。赵大人被人从床上逮起来，捆送到位于皇城内的军政府。那个昨天还自称“世再晚”的尹昌衡，现在又变回了都督的身份，他在全市群众面前慷慨激昂地宣布：“这个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赵屠夫。他前在永宁杀的人不知有多少，在川边更肆行杀戮，在成都对请愿的民众又杀死杀伤数百人。他恶贯满盈，今天被我们拿下了，请问大家该怎么办？”群众纷纷怒吼道：“该杀！”于是尹都督便当场宣布，将赵尔丰斩首。

　　赵的老家人为他准备了一床大红毡子，须发苍苍的他，便从容盘腿坐于其上，面不改色地对尹都督说：“尹娃娃！你装了老子的统子了（蜀地方言，意即欺骗）！”到这个时候，再笨的人也该知道自己是上当了。尹都督急令行刑，原赵大人的护卫，现在是尹都督警卫标统的陶泽坤亲自动手，用马刀砍下了这颗也曾经显赫一时的脑袋。尹都督取代了蒲举人，杀掉了赵尔丰，从此声名大振，群情慑服，同时他又掌握了旧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武力，因此川东重庆的蜀军政府终于不得不低头，同意合并。
　　从此，尹昌衡变成为了全四川的主人。他把自己武备学堂的老师，同时也是士官三期生的亲信胡景伊派到重庆坐镇，而将张培爵召到成都担任副都督。革命初起时那种天下为公的气氛开始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拉帮结派，彼此猜忌——新时代的确是到来了，然而统治这个时代的，却仍然是属于旧时代的头脑和传统！

　　正在尹昌衡积极整顿军备内政，准备大有所为的时候，从1912年6月起，川西便陆续传来了不妙的消息。
　　说来这都是英国鬼子干的好事儿。早在1904年，英国因为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争端，遂派荣赫鹏上校率兵自印度入侵西藏。藏军也曾经拼死抵抗，但旧时代的武力终究敌不过英国人的现代化装备，最终英国人这支远征的孤军竟然打进了拉萨城。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只得仓皇出逃——这一逃，就逃得远了，竟然跑到了蒙古的库仑地方。
　　而拉萨这边呢？还得请清朝政府出面来收拾烂摊子。中英双方的谈判代表从印度到北京来回跑，最后终于在1906年，在北京达成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不用说，自然又是“丧权辱国”了。可在那样的窘样下，咱们又能指望外交官们怎样？他们不是不肯拼命去争权益，而是他们身后的祖国实在太虚弱，让他们在谈判桌上无从强硬起来。
　　却说这十三世达赖，他别的地方都不肯去，却偏要跑库仑，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英俄两国分据印度和中亚，因此都指望染指西藏，时时明争暗斗。而达赖不巧听信了俄国人也信仰喇嘛教的传言——唉，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遂偏向俄国一方。故英国人愤而出兵，打算以武力迫使达赖屈服。达赖既然抵抗失败，自然第一念头便是去找“同宗”的俄国人寻求庇护了。
　　然而此刻的俄国人自己，也正在走霉运中。在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再加之1905年的革命，使得他们不得不大为收敛自己在东亚扩张的野心，自然也就顾不上“同一信仰”的达赖喇嘛了，不太肯为这场与自身利益相关不大的战争出死力。他们只是在1907年，为了自身在中亚的利益，才和英国人签订了关于在波斯阿富汗西藏扩张的谅解协议，相互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以免大家为了抢蛋糕而打破头。
　　既然英、俄相继收手，大清朝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便趁机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全力经营川藏之交的大金川、大小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五大流域之地。到1910年，来自中原王朝的兵威已经越过丹达山，直抵江达，这就形成了未来西康建省的基础——直到今天，川藏分界仍然还是以此为基础。
　　赵尔丰当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至少这个人的一生中，还有过这么一件象样的劳绩值得我们去回忆：正是他平定川边，奠定了未来的西康省域，从而维护了帝国疆域的完整——而那些砍掉他头颅的革命者，又将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回过头来再说在库仑作客的十三世达赖。
　　达赖这几年那叫一个郁闷啊！俄援不得要领自是不消说了，想要常住库仑吧，又和当地大活佛哲布尊丹巴积不相能，入觐清廷吧，又总觉得在礼仪上受了委屈……总之是看谁谁不顺眼。翻来覆去思想一番，还是觉着呆在自己家里最妥帖，于是便硬着头皮于1909年底回到了拉萨。一路上又因为不满意赵尔丰西进川边，到处闹别扭，犯了不少嗔戒。
　　回到家里一切总该好了吧？那可不然。这活佛还没进到拉萨城里呢，便又和人干上了。对方是谁呢？大清朝派来的驻藏大臣联豫，说来这位老兄也是有满肚子牢骚要发的。
　　本来联豫大人已经抹下面子，带着僚属们很客气地出城五里迎接活佛了，可偏偏碰上活佛心情不好，对欢迎队伍熟视无睹，理都不理。联豫大人那叫一个憋屈啊，咱怎么说也是号中央大员吧？于是当场便还以颜色，硬说活佛的行李里恐夹带有俄国军火，必须严格检查。结果把大小物件弄得乱七八糟，活佛因此相当的不高兴。一回头，活佛便四处散布流言，说朝廷要灭宗教，还唆使各地藏人进兵争夺川边。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立刻紧张起来。
　　说来这活佛也真是淘气。前几年吧，他看不惯英国人，于是大家打了一仗，死了不少人，还丢了拉萨；接下来俄国人不肯帮忙，他又恨死了俄国人和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连香火之谊也不管了，拔腿就跑；现在呢，他又觉着大清朝更讨厌了，于是又转回头来和英国人拉关系，要给联豫、赵尔丰们添堵。就这还不够，他还上书朝廷要求把西藏边境划到打箭炉以东的邛州大桥去……敢说松赞干布活过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口气。
　　既然是活佛要成心闹腾，那动静自然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于是整个藏区都扰动起来。大清帝国为镇定地方，遂派遣成都知府钟颖帅新军一标出征拉萨，共混编有步、骑、轻炮等多兵种两千余人，钟颖的参谋长，就是后来国民党在大陆被俘唯一的一位上将王陵基。
　　就在钟颖这支远征军进抵拉萨的当晚，活佛就带着心腹们逃到印度的噶伦堡去了。入藏新军分驻拉萨周边要地，很快平息了叛乱——然而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辛亥年的风波很快便波及于此。新军中也多有袍哥组织，故而士兵们也纷纷响应内地的号召，成立了革命政府。一时王纲解钮，混乱滋生，西藏局面由此大坏。
　　正巧此时俄国人也正一门心思地筹划着要煽动外蒙古独立呢，于是英国人便和俄国人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英国人不干涉俄国人在外蒙搞独立，俄国人也不干涉英国人在西藏的颠覆活动——旧帝国的崩溃，使得殖民者原已收敛的野心，又一次膨胀起来。
　　在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后，英国人便大着胆子拉拢西藏地方势力，出钱出枪，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新叛乱。而同时，新军自身又内斗频频，自相残杀，战斗力大为削弱。最要命的是，这帮袍哥出身的兵们纪律也相当的不像话，老百姓实在没法子喜欢他们。

　　最后，在内斗中失败的新军管带（营长）陈渠珍，带着一只百来人的小部队，穿越青藏高原无人区，自甘肃回归内地。那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支小小的汉人军队几乎在荒野里全军覆没。陈渠珍辗转回到老家湘西，也拉起队伍占山为王，成为当地最大的割据势力，号称“湘西王”——故后来的湘西土匪，都把陈渠珍奉为老祖宗，称之为“老统”。
　　而未来的四川军阀，国军上将潘文华呢？此刻还在当队官（连长），正带着一百多号人驻守在拉萨至亚东间的交通要点江孜。叛乱分子贸然进攻潘上将的队伍，吃了大亏。但潘上将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连祖国在哪里都是个问题……最后，他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英国人的调停，把枪械弹药作价卖给叛乱者，收了九千多块钱，然后率队经印度回国，到内战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去了。
　　无论是陈渠珍还是潘文华，不管他们未来走的是什么道路，在当时也都算得上是一时俊杰，他们并不缺乏勇敢与机智。但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曾经雄心万丈的年轻人不能把热血与勇气奉献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而只能在内战的磨盘上把自己搅得粉碎？这个倒霉的时代，当然应该为他们的悲剧负责，但该负责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个时代。
　　驻藏新军的崩溃，是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里，西藏地方势力开始割据称雄的标志。在英国人的指使和资助下，1912年6月间，达赖重新回到了西藏，命令叛军向川边发起猛攻。藏军挥舞着他们的雪山狮子旗涌向川藏边界，企图恢复吐蕃王朝时代的疆域，实现所谓“大西藏”的梦想。一时间，川藏边的昌都、贡觉、江卡、察木多、定乡、巴塘、里塘等地均趋紧张——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国道317、318线，在这两条自川入藏的要道上，处处风声鹤唳。
　　西藏方面此种形同趁火打劫的行为，立刻对西南局势造成了一系列影响。

　　早在1911年10月30日云南独立后，滇军便于当年11月14日和次年1月27日，分别以援蜀、北伐为名进入四川、贵州两省。援蜀军入川后，驻川南叙府一带，随即又消灭了自称川南都督的“同志军”首领周鸿勋的部队，进占自流井，掌握了这一当时四川最为重要的财富之地——此地区的盐税，历来是四川最为重要的赋税收入来源。以1911年的比重来看，盐税占全川常年赋税的三分一以上，而川南盐税又占了总盐税的近九成比例。
　　当时四川的成、渝两军政府，对滇军这一劫夺邻省财富之举皆相当不满，均要求滇军退出川南。坐镇成都的尹昌衡干脆就派出川军主力第一师向川南压迫入川滇军，双方战于距自流井三十里处的界牌场。
　　川军第一师，就是清末第十七镇的老底子，此时的师长就是尹都督的心腹，日本士官六期同学周骏，其装备、训练和军官素质都不错，战斗力较强。滇军虽然总体不弱于川军（说来川军军官还有不少是由云南讲武堂委培的呢），但毕竟是孤军作战，又缺乏补充，形势不利，滇军被迫撤回云南。
　　滇军临行前，也没忘了在驻地捞上一把。驻军自流井的第一梯团第三支队黄毓成部，向当地商会勒索了现洋五万元，滇军第二梯团更厉害，在合江袭击了“同志军”黄方的部队，劫夺盐款白银三十多万两。
　　讲到这里，不妨也讲讲那个时代里的两大货币单位，即“元”与“两”之争。当时中国还沿用明清以来的银本位制度，银两与银元处于混用状况，故常常“两”、“元”同见。银元每枚，通常是合库平银七钱二分，但也有重达一两的，和低于七钱二分的所谓“小洋”。“两”、“元”之争，贯穿清末民初的金融史，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通令废两改元，再到1935年通行纸币，“元”单位才终于胜出。

　　滇军入川，原是借援蜀独立之名，此时四川既已自行独立，则滇军援蜀之说就站不住脚了，最后只得悻悻地退出——事实上，这种假大义之名的暧昧威胁，倒确实是促成成渝两军政府迅速合并的重要外因。
　　然而滇方对四川的觊觎并没有就此打住。到1912年6月间，恰逢川藏间形势陡变，云南方面便又借机以协助平定藏事为由，企图再次“援”蜀——无奈云南方面想出来的题目虽好，可四川都督尹昌衡就是不肯买账，非要“藏事独任其难”，拒绝滇军借道四川入藏的建议——看看后来贵州民党的遭遇，我们还真不能不佩服尹都督的先见之明。
　　尹都督要“独任其难”，一来固是对云南存有戒心，深恐对方是“假途伐虢”之计；二来赵尔丰、钟颖抚平川边西藏的成功前例犹在，足见以一川之兵力、财富底定藏边，并不是什么的难以完成的任务。

　　下定决心后，尹都督便迅速动员部队，亲自出马西征川边。
　　都督出征，论理应该由副都督张培爵代理职务，但尹昌衡信不过出自蜀军政府系统的张培爵，非要把正坐镇重庆的亲信胡景伊调回成都代行都督职务。
　　尹昌衡身边的人，大都反对他在这政权尚未稳定的要命时刻亲征，更反对他把权力交给胡景伊代理，然而尹都督为了去战场上大出风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除了带上一个混成旅的军队，约三千人外，还筹集了一个庞大的幕僚班子，委实是群贤毕集，其中甚至还有位前清的状元公骆成骧先生——说来惭愧，这四川虽然自古号称文风鼎盛，但有清两百余年，还就出了这么一位神仙。

    骆先生是前清乙未科的状元，也就是康有为“公车上书”那届了。再往前数一年，就是大名鼎鼎的甲午年，西历的1894年，是年大清朝和日本鬼子在黄海里干了几仗，次次大败亏输，到次年又被人家抢走了所有的军用筏子，遂只好求和。于是就在骆状元们考进士的时候，李中堂跑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去签了大名鼎鼎的《马关条约》，中堂大人个人挨了一枪不说，还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一个台湾，大家才重归和平。
　　传说就因为大清朝吃了这场败仗，康南海先生很受了些刺激，便不务正业起来——他不肯好好温书应考，却到处煽风点火贴大字报，强烈反对对日妥协，主张“拒和、迁都、变法”，要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些纸上谈兵的嚷嚷，可让年轻的光绪皇帝很是热血沸腾了一把，所以在最后给进士们审卷子定名次的时候，他看到其中一篇有“殷忧启圣”、“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等语，便想当然地以为是康有为写的，便把它从翁太傅排的第十，一下子拎到了第一——孰知最后一出榜，眼镜跌落一地，状元是名不见经传的四川人骆成骧。好在是科康南海也中了进士，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戊戌变法”。
　　此外，怕寂寞的尹都督还带了一个戏班子，就这样兴冲冲地拍马西征去了。
　　对于士官高材生出身的尹都督，指挥川边的战事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川军迅速解了巴塘、昌都之围，并收复了理塘、贡觉、江卡等地，同时助战的滇军也攻占了川、滇、藏边的盐井。然而川、滇两军的平叛，也就到此为止了，袁世凯在英国人的强烈抗议下，严禁川、滇两军进入藏边。

　　战事方告一段落，尹都督便耐不住寂寞了。他在指挥若定之余，与当地人民大搞联欢活动，还亲自去跳锅庄舞，完全不象个率军打仗的大都督样。如果说这还可以勉强理解的话，那么当战士们在高原反应下头晕目眩时，尹都督却不断地和当地妇女传出种种绯闻就绝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问题了。

　　乱世的逻辑，就是那些大大咧咧，又不断地失去人心的家伙，一定会遭到惩罚。
　　就在尹都督西征的时候，坐镇成都的代理都督胡景伊，却悄悄地通过老关系，找到曾任四川武备学堂会办的陈宦将军，和北京城里的袁世凯袁大总统取得了联系。他表示愿意为袁大总统效忠——而作为交换，则希望袁大总统能够以中央的名义正式任命他为四川都督。袁大总统此刻正在为打不开西南的局面着急呢，对这样一个友好的请求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的命令很快便颁布了，而前都督尹昌衡呢？则被改任为川边经略使。
　　怒气冲冲的尹昌衡跑回成都讨说法，但胡景伊都督却对他避而不见，尹无可奈何——既不敢去都督府上班，也不甘心就这样回去，只得淹留成都。可接下来就不妙了，1913年7月，国民党系统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心不甘情不愿而是被下属所迫的福建都督孙道仁，集体通电反对袁世凯，这也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乃下决心以军事实力解决反对他的各路诸侯，北洋军各部纷纷南进。而在四川，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也参与了倒袁，尹昌衡手下的团长张煦也为响应熊克武而起兵。

　　张煦参与反袁的消息传来后，已在成都呆了许久的尹前都督，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川边去收拾残局。在回去的路上，正逢泸定桥整修，当地士绅请他写副对联，尹前都督挥笔立就：“劈开两岸奇峰，凭他飞起；锁定一江春水，迓我归来！”敢情还是那副臭脾气没改哪！
　　然而五都督反袁的事业并不成功——稍微通晓点近代史的就都知道，老袁这时候还是很有实力的，在北洋系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这帮“叛党”分子支撑不住，纷纷逃亡。回到任上的尹昌衡，虽然侥幸撵走了起义的张煦，但很快他的川边经略使职务也被裁撤——因为袁大总统认为，他终究是个危险人物。
　　这时候的尹昌衡真是百口莫辩——且不说他手下的团长确实参与了针对袁大总统的“叛乱”，就社会关系而论，他和乱党分子李烈钧还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的同学呢！老袁吃了这一惊，便不肯再玩绥靖，遂尽召危险人物入京述职——尹昌衡自然也得到了这么一份入京通知书。他琢磨琢磨，自己好歹还是个辛亥元勋呢，这次又没有公然造反，老袁多少也要留个情面，给个位置放着吧？

　　可一等尹昌衡入京，才知道事情完全不象他想的那样简单。他进京前，大概也没有查过赵尔丰大人的社会关系——这老赵家可还是袁大总统的儿女亲家呢！小媳妇儿跑到公公那里哭着鼻子求他为自家的长辈报仇，而对象又是个落了水的叛党嫌疑分子，你说老袁还会客气么？
　　于是尹昌衡立刻就被扣押起来，投入监狱，判刑九年——判刑的理由很有意思，据说是在四川都督任上帐务不清。尹昌衡那个冤枉啊，当时全四川都是俺的，俺还会贪污？这种理由也只有你袁世凯这样的大脑袋才想得出来的……于是尹昌衡只好很不老实地在牢里呆着——当然不会老实的，那还得有多少牢骚发啊！
　　可过不多久，居然有位专门烧冷灶的先生，一瘸一拐地跑来拜望他了，谁呢？袁大公子克定。老袁当了大总统，未来还要想当皇帝，这袁大公子自然就该是太子爷了，而大公子也确实一向都是以太子爷自居的。说实话，他可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段祺瑞、冯国璋啥的。
　　可袁大公子虽然不聪明——聪明他就不会鼓捣着老袁去当皇帝了——但也知道自己的老妈不得宠，兄弟又多（比如说袁老五就比他更得老爷子偏爱），本人不但骑术不佳摔瘸了腿，其他能力也相当的有限，到时候是不是真的当得上秦二世，还很是个问题。所以还是趁着老爷子还没有改变主意，偷偷地培养些属于自己的力量为好。

　　于是他就跑去拜望尹昌衡，希望借机拉拢这些地方上的豪杰。他和尹结为金兰之好，并答应关照正在苦闷中的尹前都督。后来他听说尹前都督很喜欢女人，便又特意花一万块钱买了位名妓良玉楼小姐送给他，总之是表现得相当的有诚意。
　　于是，这对“英雄美人”就成了北京城里著名的两对神仙人物中的一对——虽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但至少这金丝鸟笼还是相当精致的。比比同样被召入京，最后只好躲到天津靠织袜子过日子的张培爵，尹昌衡觉着这日子还是可以过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金丝鸟笼，比如说这两对“英雄美人”中的另一对就不大喜欢，成天都在仰望天空，挖空心思琢磨着该怎么逃出去。

　　那一对又是谁和谁呢？那女的很是出名，艺名叫做“小凤仙”。那男的名头还要大些，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前云南都督蔡锷。蔡锷，湖南人，梁启超的弟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生（实际上这个“第三期”，不是士官学校从建校以来的入学期数排行，而仅是指该校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期数，本书中所说到的其他中国士官留学生期数概与此同。中国留学生的期数和士官学校的日本学生期数也不是全然吻合，中国留学生的第三期，约相当于日本学生的第十六期）。说来第六期出身的尹前都督，在他面前正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蔡学长的——唉，就是叫一声蔡老师也是应该的。这可不是瞎扯淡，与蔡锷同届的那批日本学生毕业后，确实有好几位兄台带过尹昌衡这一届留学生，比如侵华日军的末代主帅冈村宁次先生就当过他们的区队长。因此和尹都督同期的士官学生，后来当过五省联军大帅的孙传芳，就很恭敬地管冈村叫“老师”来着。

　　蔡锷这位老兄在日本士官学校校史上也是相当出名的，因为他们即便是和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这么一帮牛人同学，可毕业时还是压过了人家一头……

　　这，就是传说中的牛人！
    蔡锷这一届学生，在1904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很是出了些风头。
　　他和浙江人蒋百里、同乡张孝准三个人联手抢走了这一期毕业生前五名中的三个席位，蒋第一，蔡第二，张第五。张那个第五，还有坊间传言说原本是第三，日本人觉得面子上实在过不去，硬给改成第五的。但不管怎么说，那一期毕业生的前五名中，中国人占了三个最有含金量的名次，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要知道，那可还是中日学生混在一块同排名次的时代啊——说来这也实在不能埋怨日本同学无能，其实这一期的日本牛人还是蛮多的，首相、大将、陆军大臣、殖民地总督也出了好几个，甚至还有改行当文部大臣、外交大臣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艺。就是后来的“二二六”、“九一八”什么的，也大都是这帮人闹腾出来的，这本事也实在不能算小——可谁叫他们偏偏碰上了蒋百里、蔡锷这样的牛人呢？这个拿了天皇御赐军刀的蒋百里得了便宜还卖乖，后来还在他的大作《日本人》中悲天悯人地写道：“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于日本人的！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更悲的悲剧，旁观者哪得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下一滴同情之泪呢？”这就很有些歧视落后同学的不厚道了，但谁叫人家是第一名，刚好够资格说这话呢？
　　再说那蔡锷，在出完风头回国之后，先后在江西、湖南等地编练新军，到1905年，又应清末名臣李经羲之邀，去了广西。
　　在广西，蔡锷先是当南宁讲武堂总办，后又调到广西陆军小学当总办（校长）。满清末年，各地大办新军，缺乏军事人才，为了培养中下级军官，各省都办起了陆军小学，另数省合办一所陆军中学，陆军中学生入伍见习后，其优秀者才得转入保定军官学堂。陆小的学生基本上都留在本省新军中充任下级官佐，所以陆小的校长如果做得好，无形中就在军队基层里具有了相当的号召力。

　　可是这个活并不好干，那些学生都不是省油的灯，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姜登选，就是一个倒霉的典型。这种事儿，说实话，是相当讲运气的，相信蔡将军对此一定有同感。为啥呢？因为像他那样的大英雄，也曾被人家赶过一回呢！
　　说来这全得怪地域之争。也真是惭愧，咱们的中华帝国在统一了两千多年后，大家伙儿居然还能把邻省人当成外国人。
　　本来按朝廷的打算，是要在广西建立一镇（师）另一协（旅）的新军，以防备占据安南的法国鬼子，于是便预先开办干部学堂，准备按此计划培养两百余名下级军官。但计划不如变化快，民穷财尽的朝廷很快就发现经费不足，于是便将计划更改为只编一个混成协。建军计划一下子缩减了三分之二，那么培养两百多号下级军官就显得太多了。正巧当时蔡锷还兼任着兵备处总办的头衔，于是他便决定举行甄别考试，以此成绩为标准淘汰多余人等——可要命的是，他明明培养的是新式军官，却偏偏要考进士一样以国文水平决定取舍！

　　说来蔡锷此举，实在难以逃脱假公济私，偏袒同乡之嫌。因为这帮学生中，湖南人不在少数，而众所周知的是：湖南籍学生的国文水平普遍较广西籍学生为高。所以这样一来，最后通过甄别考试留下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中，湖南人竟然占了九十多——这还算是广西的学堂么？于是桂人大哗。长期以来一直积累着的湖南人与广西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一场轰轰烈烈的“驱蔡运动”爆发了！
　　据后来的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忆：一时间，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陆军小学的学生也整队到抚台衙门前去请愿，而且声称不怕杀头。嗯，代总统说他本人也去了……其中闹腾得最积极的，居然还是那些和蔡锷同为乱党兄弟的同盟会分子！
　　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蔡锷只得离开广西，去了云南。
　　此刻的云贵总督，正是当年把蔡锷请到广西去的李经羲，他一向赏识蔡锷，便立刻委其为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辖下的两位标统（团长）是丁锦和罗佩金（士官六期），管带（营长）则是士官六期的唐继尧（士官六期）、刘存厚（士官六期）、雷飚、谢汝翼、刘云峰、韩凤楼（士官六期）、李鸿祥这些人——未来那些护国英雄和割据诸侯，此刻大多都在这里了。此时的云南陆军小学校长，便是未来反袁五都督之一的李烈钧（士官六期），执掌云南讲武堂的，则是后来做过陕西省长的李根源（士官六期）——李老太爷这辈子干的最出名的事，就是特批一名冒充云南蒙自籍，从而混入云南讲武堂的四川学生继续留校学习——没办法，谁叫这位学生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朱德”这样的鼎鼎大名呢？
　　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生，很值得提一提。因为这期的社会名流特别多，一是好出革命的乱党，二是好出割据的军阀——看看上面的括号就够让人眼花缭乱的了，可其他的知名同学如什么阎锡山阎老西，孙传芳孙大帅，尹昌衡尹都督咱们这还没算在内呢……还有些大人物更有意思，自称是士官六期毕业生，可这期名单上却死活找不到他的本名或是化名，（此处作一修订，因为找到唐继尧、赵恒惕的学籍记录鸟，人家确实是有户口的）如果只是个把不成气候的地方军阀，咱们就不用多提了，可偏偏某位民国期间名头最大的大人物也说他是六期的呢……

    唉，那年头没有文凭验证这么一说，所以有些只混到成城、振武、东斌这些预备校的兄台，回国后就鱼目混珠地自称是士官生（比如说只混过东斌学堂的王陵基，就有不少资料说他是士官毕业），后来一不小心地位显赫了，更不好意思说真话，于是便想方设法地搪塞——比如说前面说到的这位大人物，干脆就派副官送笔款子去同学会要求认亲。结果弄得四期的老大哥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同学卢香亭、杨文恺等人莫名其妙，质问收钱的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咱们哪里出来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却说，人家不是已经捐了五万块钱了么，又何必要深究呢？于是就此糊弄过去。

   不过看看这些有鱼目混珠之嫌的人物在民国史上的出息，咱们还真得承认那一条：富贵当思缘由，英雄莫问出处……
　　这闲话扯远了点。
　　就这么一大群乱党分子聚在一块儿，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于是，1911年10月30日，旧历的辛亥年重九日，云南便在蔡锷等人的倡导下起义，宣布独立，并推蔡锷为云南都督。对于屡次提携他的恩人李经羲，蔡锷也私恩公怨分明，恭恭敬敬地将其礼送出境。

　　蔡锷就任都督后，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派出谢汝翼、李鸿祥、刘存厚、黄毓成等人率军进入四川，唐继尧率军进入已经宣布独立的贵州。四川的事儿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那滇军这么急匆匆地进入同样已经脱离清政府统治的贵州，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说来还是因为吾国政治中的传统痼疾——党同伐异。
　　却说这贵州，向来有两路人马在明争暗斗，一路是以张百麟为首的革命党，一路则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保皇党人。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大受鼓舞，纷纷在各地掀起造反热潮，贵州的张百麟等人也发动新军，在农历九月十三日夜成功起义，撵跑了贵州巡抚沈大人，宣告独立。
　　这帮贵州乱党谋反，也和那些四川同行如出一辙，自己没有实力，于是只得请会党力量帮忙。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免不了要分一杯羹酬庸。故而独立之后的贵州，各种秘密的社会组织成员，便纷纷以革命功臣自居，光明正大地出头露面招摇过市，论股分红。在一个月内，新开袍哥公口竟达九十余处，甚至还有革命党人公然提出让政府拨税款充袍哥活动经费的——请黑社会分子吃皇粮？如果说这还不是开玩笑，那天下就没有玩笑可开了！革命党人这些幼稚的举措，使得那些原来的保皇分子，现在的制宪派，未来的进步党人，更加的不满意。
　　从名目上就看得出来，这帮大人先生们是不那么喜欢这种激进的革命的，他们虽然也同样不喜欢旧时代，但他们仍然希望这场必不可免的改朝换代，来得谦恭有礼些。

　　有皇帝的时候，他们希望皇帝自己觉悟，实行君主立宪和其他政治改革；实在没有皇帝了呢，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合乎传统伦理道德，同时又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温和政府来规范这个新时代。总之，他们所信奉的，是源自康有为，总大成于梁启超的制宪主义，即便最后迫不得已地参与革命了，他们也仍然是温和派，总想留下些坛坛罐罐，靠缓步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古老帝国的转型——而不是孙大炮们所提倡的那种用暴力在短时间内就推倒一切天翻地覆的革命。
　　
　　要改革还是要革命，这从来都是让那些生活在大变革时代的人们操碎心思的话题，所以这个时代的制宪派与革命党也未能免俗，很是吵了些架，大家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但这回革命党的拳头占了上风，还顺便捎带着一帮在传统上本该与国家政治绝缘的会党分子挤进了政治圈子，这就让制宪派的大人先生们很是生气。
　　虽然革命党也曾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出来一同参与全省政治，为民造福，但他们就是不肯领情——在他们看来，革命党和乱党就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祸乱天下的罪魁。

　　于是，为了照着他们的理想去建设一个大同世界，同时也为了拯救在乱党分子“祸害”下的广大贵州人民，这帮温和派终于也决定造反了——但他们是造革命党的反。
　　可是这帮义愤填膺的制宪派大人先生们，也并不比革命党能耐多少，他们也大多是些只会坐而论道的穷酸书生或土老财，并不具备动刀动枪造反的实力。于是，他们也只好到处找人助拳。

　　正在这时，从与黔省相邻的云南传来了独立的消息，而且传说中的云南都督蔡锷还是制宪派头头梁启超的得意弟子呢。制宪派们终于高兴了——这不正是最可靠又强有力的外援么？于是制宪党人便派出同为梁启超门下弟子，秀才出身，后又留日宏文学堂学师范的党人戴戡，代表全体贵州人民（唉，那年头谁都说自己就代表人民，可只有天知道他们到底能够代表多少人民），前往云南请命求援。
　　当时的人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典故来形容这次求援，叫做“申包胥哭秦庭”。这个典故出自春秋时代，当时吴国大军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出逃，楚国几近亡国。楚国大夫申包胥遂自告奋勇入秦求援，在秦庭痛哭七日七夜，泪尽，继之以血，最后秦王感动，允诺援助，楚国乃得以复国。

　　戴戡效申包胥哭秦庭入滇请命，果然说动了云南方面。于是蔡锷派出营长唐继尧，统帅四个营的兵力进入黔境，对外却诈称是响应湖北黎元洪副总统号召，借道北伐，前往武昌援助革命军。当时武昌革命军与清军战事正酣，起义的贵州新军大多已北上助战，一部前往武昌，一部前往四川，境内空虚。贵州代都督赵德全和枢密院长张百麟等人，以滇、黔两省同为反清同志，不虞有他，而且手头无兵，也无力阻止。故滇军遂得以兵不刃血，长驱直渡茅河口，逾打铁关，直叩贵阳城下。

    唐继尧帅滇军到达贵阳后，立即分兵占领贵阳城外各要点，并趁夜包围了黔军在南厂的驻军营地，天明即开炮攻击，将留在贵阳看家的黔军全部缴械，并悉数坑杀于螺丝山。贵州军政府首脑人物如代都督赵德全、巡防军统领黄复清等人都被杀害，枢密院长张百麟此时正率兵一营在贞丰巡视，也被响应滇军的地方团练刘显潜部击败，张百麟逃往广西。其他黔军在零星抵抗后，也纷纷被滇军消灭或撵走。援川黔军在鲁平舟的率领下回据遵义，也被刘显潜逼迫，只得退入四川，被同为革命党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收编。
　　滇军顺利占领贵州后，帅滇军入黔的营长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而立了大“功”的黔人戴戡则出任贵州巡按使。制宪派取代了革命党，与滇军合流，从而掌握了贵州地方政权。滇黔两省，一时尽入蔡锷之手。以昆明、贵阳为核心的西南地方势力雄踞天南，这就是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役的结果。
　　然而贵州人民，尤其是革命党人，对滇军的入侵和野蛮屠杀是极其抵触的，直呼其为“滇寇”。各地舆论也纷纷加以谴责，重庆刊布了《贵州各界泣告海内同胞书》，武昌出版了《黔人血泪》，北京发行了《贵州血腥录》，连著名的老好人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忍无可忍，通电要求唐继尧退出贵州，免为民国开一自相屠戮，彼此兼并的恶劣先例。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也曾以中央名义出面调停，但毫无成果。
　　老袁对西南这种自立雄长的割据局面相当忧虑，遂在平息五都督反袁之役的同时，挟得胜之威，于1913年9月25日下令调蔡锷入京，同时以贵州督军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而以掌握贵州团练的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又以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监督刘显世。
　　刘显世，系刘显潜之弟，其父刘统之以兴义团防起家，个人在政治上倾向于制宪派。此前在滇军入黔时，他曾积极协助滇军夺取贵阳，所以其所掌握的武力丝毫无损。在唐继尧帅滇军退回云南后，手握团防武力的兴义刘家就成了贵州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从此后，贵州就成为了兴义帮的地盘，此后虽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但继任的贵州统治者，也均出自这一系统或其旁支。

　　1913年10月10日，蔡锷离滇启程入京。老袁对蔡既欣赏又猜忌，极力羁縻，给了一堆头衔，而蔡也韬光养晦，双方遂相安无事，蔡锷在北京这一呆就是两年。到1915年8月后，袁大公子克定和杨度等一帮家伙力劝老袁称帝，一时恢复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最有意思的是，很有一帮满清的遗老遗少，比如说劳乃宣等人，对老袁这个恢复帝制活动极表支持。这帮自诩尽忠报国的笨蛋们，以己度人，满以为老袁如此大费周章，是要把他们的宣统皇帝重新捧上位呢！就凭着这帮笨到家了的忠臣，大清朝就绝没有不亡的道理。
　　到最后，杨度这帮急于想当佐命功臣的呆子们，竟然倒腾了一出众将军联名支持帝制的闹剧——据说当时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全部签了名，公然拒签的只有一个，就是后来把宣统皇帝撵出紫禁城的冯玉祥。蔡锷当时身在笼中，无可奈何，也只得签名了事，但他内心深处，却实在是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
　　1915年底，蔡锷终于在恩师梁启超的帮助下，寻机逃出北京，并于12月19日辗转回到昆明——关于这次出逃，有许多优美浪漫的传说流传在世间，已经为世人耳熟能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蔡锷回到云南后，立即在23日，以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人的名义致电北京，对袁下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刻取消帝制，并诛祸首杨度等十三人，限于24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否则云南便将于次日宣布独立。
　　按照老袁的计划，他原本打算在1916年1月1日登基称帝，并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此刻这通来自云南的通电，无异于给他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然而要他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心腹人等，老袁也是不肯爽快答应的。他让政事堂列举唐继尧此前历次劝进的电文，很幽默地回了一电：“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发扬鸵鸟精神，装着什么也没看到。
　　而这也正是蔡锷他们所希望的——如斯则云南出师有名。

　　于是，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宣告云南独立，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非但不再承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身份，而且宣布其为叛逆，出兵讨伐，历时达半年有余的护国战争自此爆发。
　　说来这世界上还真是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早些年这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人和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人，海外海内的你来我往口诛笔伐，每每打得不可开交，就是奋起老拳互殴弄得大家都鼻青脸肿的也有过那么几回，

    再加上辛亥革命之后又添了滇军侵黔屠杀张百麟的革命党，侵川打垮熊克武的革命军这么几段过节，所以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彼此都不搭理。但这时代不总是在发展的么？

    眼前这康、梁拆了伙，孙、黄也分了家，再碰上老袁这冤大头又非要帝制自为，双方总算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便又讪讪地走到一条道路上来了——先是孙大炮策动了失败的二次革命，被老袁撵到日本后又继续在国内策划新的革命哪、暗杀哪什么的，现在梁启超也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投名状，于是，双方终于可以握手言和了。

    通过蔡锷的士官同学张孝准的联络，国民党中的一批失意军人便与云南地方势力拉上了关系，李烈钧、熊克武、程潜等一批与云南及周边川、湘等省份有渊源的国民党人便纷纷潜入云南，开始和进步党魁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共同策划讨袁大计。
　　独立后，滇军随即改称护国军，分两路出师讨袁。
　　蔡锷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北进四川；李烈钧出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东征两广；唐继尧则兼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作为总预备队留守云南。
　　蔡锷的入川部队，以罗佩金为总参谋长，分为三个梯团，两路入川。第一梯团由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等部队，出云南会泽、昭通一路，攻四川叙府（今四川宜宾）；蔡锷本人则亲率第二梯团赵又新（士官六期）部、第三梯团顾品珍（士官六期）部，于1916年1月10日自昆明出发，经贵州毕节，攻叙永、泸州。刘云峰梯团入川后，首战即攻克叙府，揭开了护国战争的战幕。

这滇军入川这一路，人数虽然不多，声势却是不小，而且轻车熟路——因为这条路他们走的次数很是不少了。早在辛亥后不久，滇军便以援助四川独立为借口，在谢汝翼、李鸿祥的率领下首次入川，在富庶的自流井一带消灭了一帮同情革命军的会党土匪，又顺手抓了一把银子才回来——为这个，四川革命党很是耿耿于怀；随后，在五都督反袁之役中，滇军又响应袁世凯的号召，入川进攻占据重庆的川军第五师熊克武的反袁部队，协助川军王陵基等部打垮了革命党在四川唯一的一支像样的武装，撵走了熊克武、但懋辛、杨沧白等辛亥元老，还有未来的刘伯承元帅。当时腿部受伤的刘帅，在流亡途中饥寒交加，曾做七律诗一首以志之，名曰《出益州》：

　　微服孤行出益州，

　　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

　　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

　　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

　　独战饥寒又一秋。

此外，熊克武手下还有条大鱼没有跑掉，只得乖乖地做了滇军的俘虏，他的名字叫做杨森，在民国史上也算得一号大名鼎鼎的人物。

回过头再来看看四川方面的情况。前面说到胡景伊取代了尹昌衡而为四川都督，但这个不讲义气的家伙也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呆多久——因为老袁终究还是不肯信任这些非北洋系的地头蛇。

1914年12月，袁世凯便派当年替胡景伊走门路的老熟人，时任参谋次长的陈宦出任四川军务会办，率北洋军第四混成旅伍祥桢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这三个混成旅，分从湖南、湖北、陕西三路入川。待陈宦到达重庆后，老袁便霸王硬上弓，立即任命他为成武将军兼四川巡按使，并顺手将欲哭无泪的胡景伊调进北京城挂了起来。

而川军原有的五个师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川军第一师是原四川新军十七镇的老底子，第二师则是收编的“同志军”，第三师是收编的旧巡防军溃散部队，第四师是刘存厚所率的云南“援川”军的部分遗留部队，这四个师均是尹昌衡时代扩编的，从属于尹昌衡—胡景伊系统。只有第五师是个另类，这是原重庆蜀军政府的家底，政治上从属于国民党，但这个师已经在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中被打垮了。在陈宦主持四川后，其余四个师的旧川军部队也都或被分化或被瓦解，番号也作了调整，编为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此时在名义上均听命于袁世凯。其中第一师周骏部驻重庆、泸州，第二师刘存厚部驻永宁（今叙永）、成都，第一混成旅黄鹄举部（后并入第一师）驻江津，第二混成旅钟体道部驻顺庆（今南充）。

老袁接到云南独立，护国军入川的消息后，也于1916年1月5日发布动员令，派遣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入川。入川北洋军共计有曹锟的第三师吴佩孚旅，张敬尧的第七师全部，第八师王汝贤旅等部，再加上陈宦带入四川的冯玉祥等三个混成旅和其他一些零散部队，全军共计四万余人，已大大超过了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老袁部署停当，觉得相当满意，已经在北京做再次接见蔡锷的打算了。

这说起来倒是怨不得老袁大意，蔡锷一军虽然声势浩大，但其所带的人马确实少得可怜，对外号称是一路军，实际不过三千来人，仅仅一个加强团的规模。所携的军饷不足两个月，弹药也极其有限，在后来的作战中，不到一个月就即告罄。

可蔡锷敢于以这三千多人北伐，也还是有些底气的。首先，云南地势偏僻险要，纵使进不能攻，退亦可守，即不能逐鹿中原，也大可以割据称雄；其次，滇军论数量虽然只有两师一旅，加上警备队共四十营的兵力，但其部队素质，则远胜于急速扩充后的北洋军。其高级军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而中下级军官，也均是云南讲武堂毕业，学术优良，思想纯正，又具有革命精神，绝非北洋系那些老朽不堪的大烟鬼可比的——其中还很有些牛人，比如说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朱老总（这里顺便说句闲话，叶剑英元帅也是云南讲武堂出身，不过入校时间较晚，1917年夏才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没赶得上参加护国战争。叶帅毕业后留在本校当教官，到1924年才和王柏龄等人一块被借调到广东黄埔参加军校筹建工作，随即被任为教授部副主任，从此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云南对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号称民国军事家之一的杨杰，还有一大批民国时代的名将如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更甭说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本人了。再次，滇军所用的军械，也均是清末购自德国克虏伯厂的精良产品（唉，大清朝这个冤大头），这些装备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北洋系内部的分裂。此刻，老袁长期仰仗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均对老袁称帝有所不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看不惯袁大公子——要让老袁称帝，袁大公子成了太子爷，他们哥俩还能去哪儿混？事实上，老段这时候已经在北京坐上了冷板凳，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也明显感到了老袁对他的冷落，到处发牢骚说老袁不拿他当自己人。所以在护国战争中，段、冯两系的人马都一概地磨洋工，甚至还公然地与南方的各路叛党分子勾勾搭搭讲起价钱来。

旧官僚出身的老袁，所擅长的也是旧时代的手腕，他历来好以功名利禄驱策手下，然而这种手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功高不赏，这些人便怨尤立生，三心二意起来。段、冯二人的离心离德，正是这样的明证——可以说，老袁的失败，也正是这种旧式政治手腕的失败。

此刻不要说段、冯，就是正在蔡锷对面的北洋系军队，也正三心二意地各自打着算盘。

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是云南人，与滇军作战的意志并不强烈，所以与滇军一触即退。这个“一触即退”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咱们用作战时间来说明问题。第四混成旅面对的是刘云峰的第一梯团，刘部自昆明出发，二十六日内即攻占叙府——而昆明与叙府之间的路程，有大小二十四站，就是说光走路也要花上二十四天的时间。所以刘云峰这一路实际上并无什么战斗，直就是行行军而已。

伍祥桢的第四混成旅，这还是陈宦自称比较有把握的部队。其他部队就更糟糕，冯玉祥反对帝制，早就暗地里和蔡锷通上信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在战场上一概敷衍了事，朝天放枪不说，还把炮弹整箱地往山沟里倒。甚至在路上捡到的护国军伤病员，也和自己人一体对待。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原是蔡锷的旧部，此时也趁机率一个旅起义响应护国军。

说来这场仗打得也真是稀里糊涂，双方将帅官佐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交情颇深，怎么看都不象是真能拼命的样子。

北军方面，当年陈宦入川时带的几个幕僚中，居然还有三位先生是蔡锷介绍来的湖南老乡，现在一个在当军需科长，一个在当军务科长，都是事关紧要的人物。

还有一位湖南人雷飙先生更绝，居然混到川军第二师刘存厚的部队里当上了旅长！老袁几次要陈宦撤换军政机关里的蔡系人马，老陈就是不肯执行。结果最后刘存厚起义时，带来的就是雷飙这个旅。

　而护国军方面呢，也好不了多少，蔡锷的前敌司令韩凤楼，也曾是陈宦的得意门生。双方交情若此，陈宦和蔡锷又怎么能打得起来？

更重要的是，曹锟、张敬尧等手握重兵的袁氏心腹大将入川，也威胁到了陈宦自己的地位，因此陈宦对消灭蔡锷的热情并不高于撵走曹、张的热情。

所以四川战场上虽然满眼的兵荒马乱，但认真算来，其实也只有曹锟和张敬尧这两个二百五是完全看不清形势的——在北洋系中，曹素以老实听话出名，张则以骄横霸道著称——成天吵吵嚷嚷地要真打，所以蔡锷的主要对手，实际上只是这两支部队。可偏偏他们的部队纪律都不大好，因而当地老百姓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钻套子，吃暗亏，所以几乎不打胜仗。

比如说在纳溪棉花坡一战中，张敬尧难得地消息灵通了一回，居然侦知蔡锷的总司令部在安福街，遂派旅长吴新田亲率一个混成团自双合场渡河，打算绕道偷袭。孰料参谋本部配发的地图不准确，北军遂强拉一老百姓带路。

说到这里，不得不批评一下参谋本部的地图编辑工作。四川这地方丘陵山地密布，植被茂密，地形极其复杂，这就让那些习惯于平原野战的北方军队相当恼火，因此他们对地图的依赖程度也格外的高。

可是该死的参谋本部偏偏自己编不出四川地图，于是只好去买日本人的成品来配发部队，这些日造地图既极粗略，又不正确。早些时候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在绵阳以北的安县剿匪时，就因为地图不准确经常走错路。吃了不少苦头的冯旅长因而愤愤不平地猜测：“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冯旅长想在当地找代用地图，可他翻遍了全安县城，也找不到一张。最后经人点拨，他才在一所圣公会里，从一位英国牧师手里借到了两张中英文对照的地图。

英国人的地图，冯旅长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吃了一惊：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标注得极为详尽。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河流等项，也详加注明，一目了然。

 于是冯旅长终于忍不住骂娘道：“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邻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这回张敬尧，就是吃了这批劣质日本地图的亏。

由于其所部素称残暴，带路老百姓对他们极其憎恶，便故意将其引入一条长约三华里的峡谷内，其他老百姓则将此情报飞报蔡锷。护国军乃得及时调整兵力，痛歼这股北军，吴新田仅以身免。

就这样，张敬尧一个近万人的师，和护国军打了二十天，减员将近一半，不由得叫苦连天。曹锟也是仗着有吴佩孚这员猛将，才得以勉强支撑。

对这一系列战斗，蔡锷的评价是：“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

对于战场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陌生的战争。

这些在大刀弓箭的迷信中成长起来的军人们，不得不在血与火的真实冲撞中，对旧式的勇敢精神，战略战术，军力评估，后勤补给，部队管理，以及战斗开始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或是恐惧，重新加以定位和审视。

这些刚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前辈，足足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认识这场陌生的战争。在三个星期后，他们才各自意识到，自己先前的那些战略目标，都是有些问题的。

就北洋军而言，起初认为护国军兵力单薄，不堪一击的他们，终于认识到自身士气低落，不得民心，同时也不适应西南地区丘陵水系地带作战的劣势；而护国军也不得不承认自身补给不足，兵力有限的弱点，被迫满足于眼前有限的胜利，再也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唯兵力武器论失败了，唯士气民心论也失败了——单凭更多的毛瑟枪保卫不了帝制，可传说中的民主制度同样也不能用口水淹死野心家。清醒过来的双方都意识到，自己无法轻易吃掉对方，战事乃陷入相持阶段，两军遂沿叙府至泸州一线僵持起来。

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天下局势出现了巨变，胜负的天平开始向南方倾斜。

老袁不是一贯好以功名利禄诱人么？可是鱼儿们现在也不那么老实了，他们也大着胆子和老袁开玩笑：先把鱼饵吃掉，再把鱼钩囫囵地吐出来，说不定还附送泡泡两个。

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骗到了老袁汇来的三十万大洋的款项后，宣布独立，随即出师四川和湘西。

2月底，跟随袁世凯三十年的第七混成旅旅长唐天喜，主动请缨南下平“叛”。结果贪财的唐旅长一进湖南就被革命党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收买，转而偷袭北洋军第六师马继增的部队。北军兵溃，马继增愤而自杀，最后这路军队的统帅换成齐燮元，他一上任就磨蹭起来——他是江西将军李纯的部下，而李纯又是冯国璋的心腹爱将，冯不喊打，齐燮元怎么可能积极嘛？

3月中旬，进步党魁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自越南偷渡进入广西，连他也因为日本人的高效率和早有准备而大吃了一惊——事实上，唯恐中国不乱的日本人，对这种事情一向是“非常积极”和“早有准备”的。在整个反袁活动中，日本人的幕后身影处处可见。

没错，这些邻邦的“友人”们，的确是在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制，可他们所要颠覆的，难道仅仅只是老袁和他的“洪宪帝制”么？

政见之争中流淌的鲜血，糊住了人们的眼睛，也让这些暴怒的人儿失去了理智。但无论这场窝里斗的胜利者是谁，也无论他的胜利有多么辉煌，最终倒霉的，却注定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在远道而来的梁启超的劝说下，广西督军陆荣廷也在骗取了老袁五千支步枪和一百万大洋的军饷后，大着胆子宣布独立。他还顺手大义灭亲，把老袁派来借道广西以迂回云南的一支军队缴了械——尽管带兵的还是他的亲家翁龙觐光和亲女婿龙运乾。龙亲家足足带了一万人的枪械弹药，陆督军因此大发了一笔洋财，心情很好，于是便对瑟瑟发抖的俘虏大度地说：“亲戚还是亲戚嘛！”。此外，湖北的王占元，奉天的张作霖，也都野心勃勃，以或明或暗的手段撵走了老袁派去的地方长官张锡銮和段芝贵。老袁为了安定后方，并把这两部军队骗出去替他削平南方的叛党，也只能咬着牙默认了。

       然而马匪出身的张作霖也不傻，他很清楚老袁这只不过是一时鞭长莫及的权宜之计，一旦他缓过手来，自己就该倒霉了。于是假称愿意出兵，也在骗取了老袁一批饷械后，便翻脸不认人，鼓动东北各界成立了保安会，这实质上也就是变相的独立了。老袁无可奈何，只好咬着牙再补送他一顶“盛京将军”的帽子。

　　3月19日，老袁又接到他的心腹，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密报，称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串通了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等人，正在到处拉人准备发一个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通电。连冯国璋这样的北洋系核心人物都开始出手反他，老袁这下可是真的给吓着了！
　　他只得慌忙宣布取消帝制，但这时人民已经不肯原谅他了。在内外交困之下，他终于在1916年6月6日忧病而死，临终前相当落魄。如果不是傻乎乎地恢复帝制，这个人本该在中国历史上，享有与华盛顿一样崇高的地位——然而他终究没能抗拒住帝王宝座的诱惑。这也不奇怪，从那个帝王时代里走出来的旧人物，又有几个能抗拒那样的诱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