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背后的社会隐患-曲阿-搜狐博客

第三产业的发展既要有利、有理，同时要有节

--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背后的社会隐患

朱富强

内容提要：近年来，国内学者和地方官员常常基于西方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来鼓吹第三产业的发展，乃至将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视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志。实际上，当前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本质上与收入分配的急速拉大有密切联系，这些服务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稀缺性劳动资源的无效配置和浪费，从而必然会制约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西方社会中高比重的第三产业也主要是享乐主义盛行引发的后果，这种现状不仅不是合理的，反而是社会经济衰退的征兆。因此，我们必须要防止西方社会的经济困境在国内重演，而这又需要采取适当措施来缓和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状以及抑制由此所滋生出来的享乐主义风气。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业取得了快速增长，相伴随的也出现了第三产业尤其是低层次的服务业的畸形繁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从事制造业工作，而是热衷于投入到那些只需提供简单劳力的低层次服务行业中。据相关资料显示，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有2/3之多进入了第三产业部门，尤其是低层次的劳动服务业。而且，这种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在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某些城市非常明显：例如，2009年广东省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广州市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则超过了60%，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接近了50%。[1]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种现象合理吗？其实，第三产业不成比例的膨胀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一者，收入的不平衡有助于消费的多层次化，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二者，部分穷人为了生存下去可能将其劳动集中投入到某些特定服务领域，从而导致这些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然而，尽管由收入分配不均衡带来的第三产业发展有助于人类日益上升的精神需求之满足，也有助于社会分工网络的扩展；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那么就会阻碍社会发展的平稳性，甚至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中断。究其原因，部分穷人为了生存下去往往会诉诸其他可以使用的力量，从而可能对社会安全造成危害，最终又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积极性；有学者写道：“决不能让人们贫困到被迫犯罪或危害社会的底部。按照这种贫困观，贫困不仅使穷人的不幸和苦难，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导致了社会不安并增加了社会成本。之所以存在贫困问题，是因为低收入者会为高收入者带来麻烦”。[2]

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要有利、有理，同时也要有节：有利是指第三产业的发展要有利于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理是指第三产业的发展要有利于人们合理需求的满足，有节则是指第三产业的发展要有所节制而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否则就会导致劳动配置的无效率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不幸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和官员往往只看到第三产业发展的积极意义，却看不到第三产业的畸形繁荣中所潜伏的危机；于是，每每看到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了就欢呼“产业结构获得了优化”，而一旦发现第三产业比重下降了就惊呼“狼来了”。在很大程度上讲，我们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认识思维出现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跳跃和转化：以前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从劳动价值角度把第三产业是为无法带来价值增值的劳动投入，从而应该加以抑制；而现在是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从生产总值角度把第三产业的发展视为提高GDP总值的基本引擎，从而极力加以发展。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呢？是以本文首先从国内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分析其成因，并从理论上对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剖析，再以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其困境为例作一说明，从而由此对广东、广州以及珠三角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可能潜伏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一些警示。

二、国内第三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原因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显著事实是，大量的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女孩涌入沿海城市并进入了低层次的服务业，从而导致了的低层次服务业快速膨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地基于供求分析框架进行解释：一者，农业和工业等物质生产性行业的工资较低、工作环境差，同时，享乐主义的盛行使得现代青年人越来越不愿意从事这些枯燥的生产、制造工作；二者，生产性行业的需求不足的同时低层次的服务业却存在畸形的高需求，同时，相对轻松和多样化的工作环境对现代青年人更具吸引力。问题是，在对现状作出解释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在提问：这种现象合理吗？如果不合理，那么，为何又会形成这种现象呢？显然，这就需要对供求的背后因素进行剖析。譬如，就低层次服务业的需求而言，为什么这些低层次服务业在当前社会中会存在如此高额的畸形需求呢？在很大程度上讲，这种需求主要源于一批暴富的群体。进一步地，为什么人均收入还很低的当前社会却存在如此庞大的暴富群体呢？从根本上讲，在于当前的收入分配是极端不公正的，这导致了收入结构的急剧两极化。

同时，尽管如此多的年轻人热衷于那些低层次的服务业，但由于受制造业低工资的影响，服务业的工资也并不高。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那么这个社会的必需品价格就会越低。这可从两方面来加以解释：一者，在两极化的社会中，由于收入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就会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对该类必须品的消费量；二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主要是由穷人购买力及其效用决定，而奢侈高档品的价格则主要是由穷人购买力及其效用决定。显然，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悬殊，国内食品、蔬菜等生活用品的价格就往往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而电子、通讯、汽车以及香水等奢侈品的价格则往往要比发达国家高。同样的道理，国内那些消费性的低层次服务，也由于收入的不平等而价格低廉；在这种情形下，少数暴富阶层只要付出比市场价格稍高一点的价格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直接性的劳力服务，从而以低廉的成本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劳动。

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内收入分配极不平衡典型地体现在悬殊的行业收入差距：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企业主和雇员之间、金融业者和制造业者之间、娱乐明星和研究学者之间、垄断企业员工和农民工之间往往存在高达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收入差距。事实上，诸如家政服务、保洁卫生、休闲按摩等服务行业的工资时如此之低，以致一个月薪1万元的小白领甚至就可以雇用数位保姆为他服务。于是，那些暴富阶层就可以用很少的货币消费了大量的服务劳动，从而刺激了低层次服务业无厘头式的畸形繁荣。与国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很多欧洲发达国家，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远不如当前国内这么大，甚至可以说，工薪阶层之间的收入平均得令人惊奇，如清洁、保姆等的工资与其他行业的工资就差不了多少。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上班族往往下班后就忙于家务：接送小孩、搞卫生，甚至砍柴、剪草、铲雪、理发乃至修理坏的器具都是自己解决；如果实在忙不过来，夫妻两人当中也往往是一个选择不再上班而专职于家务，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工薪者如果聘请保姆的话往往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准比保姆还低。

可见，第三产业尤其是低层次服务业的过度发展与收入差距的两极化紧密相关的：当收入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时，社会需求的结构也主要由他们的需求决定；显然，尽管这些富裕阶层的需求很高，但物质性需求却存在一定的限度，而精神性需求却相对无限，从而导致了第三产业尤其是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事实上，有研究就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就可以分成三个世界：属于第一世界的那些高等收入群体已经进入了自我享受型的需求阶段，享受精英化、数字化的日常生活；属于第二世界的工薪阶层收入群体尽管已超越衣食之忧，却依然没有达到满足；而属于第三世界的人则还在温饱线上挣扎，面临着“想买却没有钱”的困境。正因为国内行业之间和层级之间的收入分配是如此的悬殊，以致游历过西方诸国的中国人往往会发出感叹：西方国家的人工太贵了。不过，这句话显然只对了一半，因为西方国家不是人工太贵了，而是所有行业的人工太平均了；相反，国内也不是人工太便宜了，而是所有行业的人工太不平均了：低层的人工是如此低廉，而高层的人工又是如此高昂。同时，那些游历过西方诸国的中国人还会接着发出由衷感叹：还是国内的生活好。不过，这句话显然又只对了一半，因为不是国内的生活好，而是部分人在国内的生活好，试想，国内农民和一般工人的生活好吗？其实，那些曾游历欧美诸国的人，在国内大多属于人工高昂的那一簇，试想，自己拿着高昂的工资，而由另一群低廉的人工为之服务，生活能够不惬意吗？

三、产业结构的评估标准之反思

不可否认，第三产业往往具有吸收就业的较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扩大就业这一目的，当前很多学者都极力鼓吹发展第三产业，并以第三产业的高就业弹性为由来为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辩护。例如，国内学者往往热衷于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来度量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合理状况，而产业结构偏离度有两种表示法：1.某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某产业增加值比重-某产业的就业比重；2.某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某产业增加值比重/某产业的就业比重-1。按照这种观点，当某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越接近于零，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就越合理；当该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大于零时，该产业的就业比重小于其产值增加值比重，该产业劳动率较高，此时就应该且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使产业的发展与就业吸纳能力保持一致；当该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小于零时，该产业的就业比重大于其产值增加值比重，该产业劳动率较低，此时应该且可以退出过剩的隐性失业劳动力。于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一些学者就对当前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实证研究而得出了这样一系列的结论和政策主张：1.近年来中国社会中的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是负值，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都大于零，因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应该继续吸纳第一产业中过剩的劳动力；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都在下降，这又表明，这两类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正在合理化。

然而，上述分析显然存在明显缺陷。一者，由西方学者发明的这两种产业结构偏离度是以同质化的劳动力和完全流动的市场为前提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劳动力是异质化的，每个人所内含的人力资本是不同的。一般地，由于异质化的个体所创造的产业增加值是不同，而不同产业中的劳动者拥有异质化的人力资本，因此，不同产业中的“产业增加值比重/产业的就业比重”本身应该是不一样的。正因如此，简单地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根本无法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合理程度。二者，一般地，高层次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者往往需要具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因为服务者是直接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来为社会提供服务，而不是像第二产业中的劳动者那样可以借助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和物质资本；正因如此，第三产业中的“产业增加值比重/产业的就业比重”本身就应该比其他两大产业为高。显然，当前的各种实证却表明，国内第三产业中的“产业增加值比重/产业的就业比重”及其劳动生产率比第二产业还低，这恰恰反映出，国内第三产业本身的内部结构出了问题，它还处于低层次的发展阶段。正因如此，在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学生就业比蓝领工人更为困难的情景。

同时，产业结构转换和高级化往往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当前绝大多数学者都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由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辩护。特别是，这些学者往往以发达国家中产业结构的发展轨迹为由，把第三产业的发展或比重提高视为提高GDP的根本途径，以致即使那些本来就是以农工为主的乡镇也在为自己第三产业“偏低”而担忧，并在各类“专家”的建议下大肆作向第三产业发展的结构转型。例如，东莞一些镇的第三产业已经超过了50%，而第一产业却在5%乃至1%以下，但这些乡镇领导却还在大肆鼓吹发展第三产业，试图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化。再如，宜都市市委书记宋文豹在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更是明目张胆地宣称，洗脚也是一种文化，因而积极鼓励市民走出家门通过去洗脚房洗脚、健身等来刺激消费进而拉动内需；而且，面对这种“政见”引发的种种社会争议，其下级竟然称其领导是解放思想。然而，姑且不说，这种扭曲的产业结构发展是否真的能够提高那种展示其政绩的GDP数字，即使它真能够提高GDP数据，那么这种政策就一定合理吗？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本上在于提高人们的福利（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GDP——本身就无法全面衡量人的福利问题。首先，GDP是个市场价值概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化的程度，却无法精确反映经济增长状况，更无法考虑人们的闲暇福利。试想：原本各自做饭、洗衣服的两个家庭现在开始互相为对象做饭、洗衣服，这种行为方式的状便明显提高了社会的GDP，但这对他们福利的提高有意义吗？其次，GDP数值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内生性收入，尽管这种收入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却往往是源于非必要性的服务。例如，原本可以自我服务的改成相互服务以及过度的市场交易带来了没完没了的诉讼，尽管这些活动都提升了GDP数字但却没有提高人们的实际福利。其三、GDP数值中包含了大量的生活成本，尽管这种生活成本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必可少的支出，但人们却希望它越少越好。例如，从个人角度而言，装防盗铃、防盗窗、防盗门乃至闭路电视摄像机等都是有用的，可以通过防止犯罪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但是，正是由于每个家庭的这种活动导致了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不断增加；事实上，这类成本的支出是与社会犯罪率成正向关系的，而犯罪现象的上升显然不意味着福利的改善。其四，GDP数值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性浪费，尽管市场化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这种制度性费用增加，但这种浪费根本上是非生产性的，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无效使用。[3]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一半转化成了收入，但中国只有10％左右，最高时也只是17％；而且，改革开放28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上升，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速。因此，任何经济政策的推行应该着眼于人类社会的长期进步、社会结构的实质优化和社会福利的切实提高，而不能简单地追求GDP数字，更不能追求短期的GDP数据。[4]

四、第三产业发展的合理性探究

不可否认，社会生产力是在迂回生产中得以提高的，它依赖于各类劳动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显然，很多的劳动服务都是人类迂回生产中的一个分工环节，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流通是有利的。问题在于，有效的分工与协作本身就涉及到社会劳动的有效配置问题，显然，如果将大量的劳动投入在服务业尤其是低层次的服务业上，这就如同以前将几乎所有劳动都投入在物质生产领域一样，同样对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是有害的。那么，如何界定这种劳动投入的利与弊呢？这就涉及到服务业劳动投入的“度”的问题，而这个“度”又与社会的需求状况有关。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主要劳动首先都应该是投入在社会大众的必需品方面，如果绝大多数百姓连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而大量的社会劳动却被投入在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方面，那么，这就是对稀缺性劳动的浪费和无效配置，这也是失范社会中常常出现的现象。对此，斯密曾作了先驱性的研究，在他看来，只有从事必需品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并且，以十八世纪法国大多数人民正在追求生存所必须的东西为根据，斯密把必需品与物质生产联系起来，从而把生产性劳动限定在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上。斯密之所以把必需品与物质生产联系起来，一者，是如马歇尔指出的，斯密受到了重农学派理论的影响，以十八世纪法国大多数人民正在追求生存所必须的东西为根据；二者，更重要的是，这与斯密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事实上，正如左大培指出的，如果每个人都必须为所享受到的“纯服务”付出等量的劳动，那就只有当每人平均消费的物质产品达到很高的数量之后，社会上才可以消费较多的“纯服务”。[5]但是，在斯密那个时代，由于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极不平等，富人可以用自己极少部分的收入雇用许多不得不作“纯服务”的穷人，而这些富人为得到他们所支出的这部分收入，只须付出极少的“劳动”，甚至根本不需付出任何劳动。因此，当时的“纯服务”劳动者的数量比按合理标准推出的数量要大得多，这实际上导致了社会劳动的无效配置。根据有效价值理论，这些劳动对价值创造的有效性相当低，甚至由于误导了劳动的配置而成为“负劳动”。[6]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中从事“纯服务”的劳动者多，所创造的价值总量越低，也意味着整个国家中的穷人越多以及整个国家越贫穷；显然，这也正是斯密把所有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都与“纯服务”的劳动一样看成是“非生产劳动”的深层原因。

当然，必需品本身不是一个生理性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性概念。斯密就强调，在一个社会中什么算是“必需品”决定于什么是提供某种最低限度的自由所必须的，例如不带羞耻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或参与社群生活的能力。斯密写道：“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级的人们，亦觉有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例如，严格来说，麻衬衫并不算是生活上的必要。据我推向，希腊人罗马人虽然没有亚麻，它们还是生活得非常舒服。但是，到现在，欧洲大部分，哪怕一个日工，没有穿上麻衬衫，亦是羞于走到人前去的。……同样的，习俗使皮鞋成为英格兰生活的必需品，哪怕最穷的体面男人和女人，没有穿上皮鞋，他或她是不肯出去献丑的。……所以，在必需品种，我的解释，不但包括那些大自然使其成为最低阶级人们所必需的物品，而且包括那些有关面子的习俗，使其成为最低阶级人们所必须得物品。此外，一切其他物品，我叫做奢侈品。不过，称之为奢侈品并不是对其适度的使用有所非难。比如，在应该，啤酒麦酒，甚至在葡萄酒产国，葡萄酒，我都叫做奢侈品。不论哪一个阶级的人，他如果完全禁绝这些饮料，决不致受人非难”。[7]同样，按照马歇尔的看法，必需品是“限于足以使劳动者大体上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那些东西”，[8]但随着气候的不同和风俗的不同，这些必需品的内容也是不同的；所以斯密认为，惯常的高雅实在也是必须的东西。因此，在斯密之后，由于社会大众需求的范围进一步拓宽，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劳动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斯密局限于直接物质生产劳动推广到穆勒的间接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精神生产活动，更为广泛地是推延到萨伊的效用生产和巴斯夏的服务创造。不过，不管如何变化，生产劳动的外延扩展还是存在一个逻辑基础：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不是满足所有需求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而是要看是否能够满足促进社会财富进一步增长的那些需求。

因此，尽管奢侈性的劳动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需求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奢侈性服务业中的劳动在一个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决不能太高；正因如此，人类历史上往往对奢侈性的劳动需求进行贬而不是褒。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众多学者如孔子、老子、墨子、杨朱等都已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如墨子就认为，用于奢侈品生产的人力、物力是不创造财富的，而如将这些人力、物力投入到必需品的生产中就可以使财富成倍增长。他当时对必需品的基本标准是：饮食方面“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墨子.节用中》）；衣服方面“适身体，和肌肤”、“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墨子.节用上》）；居住方面“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交通工具则是“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墨子.辞过》）。但显然，墨子的思想仅仅是反映当时生产力低下，财富不丰富的情况下，维持全社会成员基本生理需要的一个财富分配；但是，这种思想也一直为后世思想家所继承，如东汉的王符就是如此。王符认为，正是当时的奢侈之风造成生产的衰落，如当时贵族崇尚厚葬的棺材“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他把从事奢侈品生产、经营的活动称为“奸工”是“浮末”，认为“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潜伏论.奢侈》）使得大量的生产劳动力变成非生产性的，从而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形态，它反映了人类需求不断上升的需要，也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和扩展的结果；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像整体马克思经济学那样将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视为非生产性的，而是要充分认识到第三产业是人类整体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正确认识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第三产业不能脱离其他产业而存在，在任何时期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必须具有一定的限度，必须是为了满足社会生产和人们需求的正常需要，必须符合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一者，尽管金融信息等高级第三产业是现代经济生产和流通所必需的，但也必须有一个度，否则反而会对生产和流通产生反作用；[9]事实上，大量鼓励超前消费、透支消费的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最终反而使得生产基金积累不足，从而引发经济的动荡和衰退。[10]试想：西方大量发展的金融产业果真是没有问题吗？二者，尽管诸如桑拿、洗脚、按摩、KTV等低级第三产业也有助于心理和体力的恢复，但也必须有一个度，否则反而对劳动资源配置产生负作用；事实上，任何社会都首先要促进人类必需品的发展，需要把劳动力合理地配置在这些必需品的生产上。显然，如果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本质意义及其必要限度缺乏正确的认识，那么就很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早期极力抑制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如今却放任它的泛滥。试想：当前国内那些低层次第三产业的畸形繁荣果真是健康的吗？这只要审视一下：当前人们的必需品主要是什么？生产哪些东西更符合社会大众的需求？

五、当前西方社会的产业结构之反思

其实，国内一些“主流”学者之所以如此卖力地鼓吹第三产业的发展、甚至将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等同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且极力为当前这种畸形的低层次服务业之繁荣进行辩护；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往往“唯欧美是瞻”，把发达国家的一切经历和现状都设想为美好的，都是值得仿效的。例如，从历史上看，奢侈曾经是早期经济冲动力的源泉，并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于是，国内一些经济学人极力推崇欧美的生活方式，甚至还进一步将奢侈视为促进生产和繁荣的必然之路，从而为当前国内那些奢靡者唱赞歌。同样，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现行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往往较高，如2003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巴西、墨西哥和印度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75.3%、68.3%、69.4%、72.8%、72.4%、69.5%、63.8%、62.2%、75.1％、69.6％和51.2%，而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直到2005年还仅为39.9%；于是，国内一些经济学人也以此来印证当前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和第三产业的滞后，以致学术界充满了鼓吹发展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声音。问题在于，尽管数字看似“客观”的，但如何解释却充满了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大多数经济学人的认识往往都只是停留在这些数字上，却没有进一步剖析这些数字背后那些被隐藏的东西。

首先，这些学者没有深入思考这些数字背后的产业内部结构问题及其成因：（1）三大产业结构的划分是非常粗略的，更重要的是看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上的差异，而笼统的数据并没有显示出来；（2）发达国家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并非是主动进行的，而是发展中国家竞争力提高所逼迫的结果；（3）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层次不断提高而优化了交易成本，而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主要以低层次为主，反而使得劳动配置不断恶化；（4）发达国家因提供海外服务而赚取了大发展中国家的利润收益，这对经济发展是实在性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则主要在国人之间，这种经济增长是虚无的；（5）在相似经济发展水平上，大凡社会两极分化越严重，该国家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就越高；（6）中国第三产业的数字本身是很不准确的，在法制化不健全的社会中，不但服务业本身就是最容易逃避政府统计的行业而往往没有被统计进GDP之中，而且当前急速发展的那些服务业中的一大部分本身就因其“合法”、“合情”、“合理”性受到置疑而成为地下经济。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那些数字作为发展国内第三产业的依据，而是要真正地理解第三产业的作用。

其次，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描述了事实，却没有告诉我们是否合理，没有指明“应然”是什么。事实上，即使在这些发达国家，其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存在偏高的问题，这也正是导致这些国家近年来经济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美国GDP中第三产业占了70%-80%，而第三产业所贡献的价值本身就是虚拟的：一者，如果第三产业所贡献的GDP源自国内公民的相互需求，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并不会带来财富的积累,相反会因助长享乐主义的滋生而最终降低了生产力水平；二者，如果第三产业所贡献的GDP源自向国外公民提供相应服务所获得的报酬，那么依赖这种方式的财富积累也随时可能消失，因为服务业的需求本身就存在一个就近原则，除非能够保持这种巨大差距的服务水平。譬如，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其他一些英语国家的教育产业贡献了很大一部分GDP，这在美英主导的学术语言和学术规则的当下社会确实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作用；问题是是，若干年以后，随着其他国家的教育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并逐渐接近国际水平，那么还会有多少学子会花费数倍成本地远渡重洋来求学呢？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讲，欧美诸国之所以会形成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现行产业结构，主要是由于这样两大原因：一者，享乐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从事相对枯燥的制造业；二者，社会制度的相对完善和管理技术的相对成熟使之能够把自己打造成全球的服务中心。1.就后者而言，管理技术的成熟本身是相对的，况且管理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和时代性，因而这种管理优势无法维持长久；同样，社会制度的优势也是晚近确立的，而且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加以仿效这种相对完善的制度，因而这种制度优势也无法长期维持。显然，如果这些优势不再了，那么西方社会所打造的服务产业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从而也就不可能得以持续发展。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仅凭借第三产业而获得长期而持续的发展，除非它有独特的地理、人文和资源优势；这可以从西方社会现在面临的经济困境中窥见一斑：美国的制造业产值目前已经比中国高不了多少，而一直以第三产业立国的瑞士等的社会经济也出现了全面性的急剧衰退。2.就前者而言，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本上在与满足衣、食、住、行这四方面的生理需求以及人性完善、社会和谐、天人合和这三方面的社会需求：生理需求的四方面本质上就是制造业的内容，而精神方面的需求则体现了信息的获得、教育的提高、伦理的培育以及制度的完善；而其他逐新猎奇的畸形需求则只会造成社会的焦虑和紧张，并不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相反会快速地耗费人类所积累的财富，造成整个社会的异化。正因如此，享乐主义的盛行并不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标志，相反却是“盛极而衰”的明显征兆。

六、享乐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

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需求的不断上升也是引导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普遍或过度的享乐主义却不能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而会耗竭有限的资源。正因如此，大凡一个国家或社会开始滋生出普遍的享乐主义文化，那么，它的衰落也就为期不远了；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现实情形就可以知道：由于享乐文化的诱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人不愿意从事制造业工作，这些工作往往只能通过从其他国家输入劳力。例如，小布什2004年就曾颁布临时工计划，不仅允许墨西哥等拉美国家1千多万非法移民从事那些低工资、高强度、较危险而“美国人不愿意干的工作”，而且，还有计划地每年从这些国家引入劳力以引进弥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空缺。问题是，尽管这些外来移民开始会从事诸如清洁等低层次服务业，但是，这些拉美劳力一旦适应了美国社会之后，又开始不愿从事制造业，最终结果就是美国企业不得不转移到国外。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短工计划”（Bracero），如二战期间美国为应付劳力短缺1942年就和墨西哥政府签定协议以“短工”（Bracero）方式从墨西哥引进劳力，这个短工计划一直实行到1964年，但是，迄今为止这个劳力短缺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反倒刺激了大量的非法移民。以北卡罗来纳州为例，该州的东南部集中了全国最多的肉类和禽类加工厂，这些工厂是随着西班牙语裔人的进入而发达起来的；但是，现在的那些工厂老板却抱怨说，“我们也想找本土人，但找不到，美国人变懒了，如果西班牙语裔人都离开了，我们只有关闭工厂了，因为没有人手”。[11]

正因如此，多年前，笔者曾在一个批注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凡尚武之人易于适世，因其易获取于世也；然此非意味尚武之人贡献于世为多，而乃掠取于世为重也。事实上，尚武之人亦常为好动之人，其皆喜夸于人前并乐于纵横社会，而不喜生产制造或技术创造；好静之人则不若是，其安于一隅，毕其生于一页，虽无成而有功于社会焉。故一国若多尚武之人，则相争必烈，而国必乱矣。今观夫殴美社会热衷于尚武和娱乐，则其民俗浮矣，长此而往则其生产竞争之力必衰矣，此徵实已现矣；然国人不察，而凡事欲追慕欧美，大倡奢侈和享乐之风，实乃舍本逐末矣”。事实上，即使当前的社会无论是在物质、经济以及技术上都远高于中国，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和生活现状就是合理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欧美国家之所以还能如此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并非是他们做出了相对称的价值和贡献，而主要是由特定的国际分配体制决定的。即使如此，欧美国家现在也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以从欧美的制造业不断解体中窥见一斑；截止到2009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份额达到15.6%，仅次于美国的19%份额，[12]相信中国最终取代美国的时间也不会很久。因此，2005年在美国访学期间，我就曾直接地告诉美国学人：美国自此将越来越无法与中国竞争，即使美国通过资本输出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自身的生产力却因此而急速丧失；相反，通过资本和产业的转移，这些资本为发展中国家培育了生产力，训练了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尽管由此而失去了暂时的财富。正为如此，西方社会看似获得了暂时的利益，从而得以维持虚华的生活，但长期来看，这种情形却是弊远大于利，这从当前世界的经济竞争形势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了。

其实，西方社会的衰落以及中西方竞争地位的变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从当前国际人口的流向中窥见一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及其他东方人进入北美或欧洲诸国，从而越来越了解西方社会的制度规章、风俗人情以及行为方式；与此相反，来中国以其他东方诸国的西方人相对来说却越来越少，以致西方人士越来越不了解东方社会的制度规章、风俗人情以及行为方式，从而往往有种将东方社会神秘化的倾向。显然，这种情形与200多年前西方社会崛起之初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大量的西方人在传教士的引领下来到了东方诸国，从而开始了对另一类社会的制度规章、风俗人情以及行为方式之了解；相反，当时能够去西方诸国的中国人或其他东方人士却非常罕见，以致东方社会很难了解西方社会的制度规章、风俗人情以及行为方式，从而往往会将西方社会乃至西方人神秘化。正因如此，中、西方两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在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也将会出现明显的不同：人类历史正在重新进行反转。一者，200多年前，由于西方人士进入的是依然强大却已在急速衰落的中国或其他东方诸国，因而他们首先是抱着新奇和仰慕的心态；但是，当后来逐渐了解了东方社会后，西方人士就开始探究并最终发现了可以战胜东方社会（文明）的途径，从而变得越来越自信而不再仰视东方甚至将东方视为落后的社会形态了。与此相反，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其他东方人士依然以老大帝国的心态自居，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士看成既神秘又落后的；但是，在不久的后来被西方社会打败后，东方人士的心态就出现了极大的跳跃：从对西方社会（文明及人士）的鄙夷转变成了对西方（文明及人士）的迷信。二者，20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依然保持优势，因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及其他东方人还抱着朝圣的心态跋涉到西方；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越来越发现西方社会潜存的缺陷，而开始变得日益自信，从而将会不再将西方社会的文明、制度以及生活视为更为先进并值得照搬的。与此相反，很多西方人士依然将东方文明及相应制度看成是落后的，依然将东方人士及风俗人情视为神秘的，依然蔑视东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惯；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西方人士就会为这种偏见付出代价，将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东方人士的竞争对手。

当然，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赶超欧美国家，还有赖于其它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这里择两要者述之。一者，取决于中国勤劳生产和节约消费的传统能否长期维持。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并不是没有出现享乐主义，恰恰相反，西方的生活方式正快速侵蚀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由于收入分配的急速拉大，那些一小撮富人的畸形消费使得享乐文化正在快速滋生暗长。不过，毕竟中国社会还存在一大批非常贫苦的劳动人民，特别是，传统儒家的社会责任观促使他们为自己和子孙的将来而任劳任怨地劳作，从而在未来几十年内可以继续维持目前这种经济持续增长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普通大众的勤劳支撑着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尽管在当前这种分配体制下他们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太少。二者，取决于社会制度能否不断完善和成熟以维护人民应得权利与财富增长的同向乃至同比例发展。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并不是没有中断的可能，恰恰相反，如果人们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剥夺了，就会心生不满而不愿长期维持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投入；尤其是，由于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会激发社会大众的普遍不满，这种不满的爆发进而会导致社会动荡，从而使得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不过，毕竟当前中国社会还处于经济上升的大周期中，物质生活的提升使得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舒缓和推迟；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全球经济大环境支撑着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尽管这种大环境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综上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普通大众的劳动投入，但是，如果人们因收入与贡献不成比例等因素而开始失去了继续维持高额劳动投入的动力，那么，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就会陷入中断。从这个意义上讲，收入分配状况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如果这一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种经济崩溃的危机就一直潜伏着。

七、简短结语

第三产业的发展乃至所占比重的逐步提高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者，它与人们不断提升的社会需求相适应，体现了社会必需品的层次提升；二者，它与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和不断深化的社会分工相适应，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属于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些环节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当然，第三产业的发展本身是出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满足人们需要的目的，因而它的合理限度也应以这两目的的实现程度来衡量。不幸的是，在现实社会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往往脱离了这两个基本目的的束缚而出现了畸形繁荣。一般地，第三产业尤其是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发展主要有两个基本渊源：一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它使得在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物质必需品还没有得到满足之前，另一部分人却在大肆追求那种耗费大量社会劳动的精神服务；二是享乐主义的偏盛，它使得整个社会热衷于消费而非生产，从而导致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放缓乃至出现负积累。同时，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与享乐主义的偏盛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正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使得一部分人可以穷奢极欲地追求享乐，并且通过示范效应而扩展到整个社会。正因如此，在有利、有理地发展第三产业以促进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任何社会的第三产业发展也必须有所节制，尤其是要防止低层次第三产业的畸形化发展。

显然，当前国内低层次的服务业之所以获得如此畸形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收入分配是极不平均的，收入分配极不平均导致了两极化的社会发展以及两极化的社会需求；这种情形导致投入在低层次服务行业并为一小撮富人服务的社会劳动获得了畸形膨胀，以提供直接体力劳动的低层次第三产业获得畸形繁荣。显然，当前国内所呈现出的第三产业繁荣具有强烈的畸形和非理性的特征，主要体现为那些以直接劳力服务形式存在的低层次第三产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在国人的物质需要还远未得到充分满足的当前社会中，这显然体现了社会劳动的配置失调，它造成劳动的巨大浪费，从而必然会制约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又如何解决第三产业过度发展尤其是低层次服务业畸形繁荣这一问题呢？显然，这就需要从产生这一供求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着手。一者，要抑制对这些畸形服务的高居不下的社会需求，而高额需求又来自收入分配极度分化所产生的一批暴富群体，因而根本上是要缓和收入分配体制不公正以及收入分配两极化的状况；二者，要抑制对这些畸形服务的高居不下的社会供给，而高额供给主要在于生产制造业低廉的工资水平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因而需要大力提高生产制造业的工人工资和改善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

事实上，正是由于低廉的工资水平和恶劣的工作环境，造成了当前社会严重的民工荒现象；也正是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政府2007年就开始着手制定了《劳动合同法》。不幸的是，这个仅仅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并且在任何现代社会国家都会制定的《劳动合同法》，在国内却遭到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如张五常、刘吉、厉以宁、张维迎等的大肆抨击：一者，他们批评以不符合自由雇工的市场经济规律，二者，他们还将因恰巧遭遇的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工厂困境归咎于《劳动合同法》。结果，本来也只是为那些可怜的弱势工人们之应得权利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法律保障的《劳动合同法》在现实中也就被束之高阁了：于是，生产制造工人的生活依旧悲惨、社会收入分配继续拉大，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却在持续壮大。显然，这种政策导向只会激励更多的青年劳力加快从制造业向低层次的服务业转移，从而必然会导致民工荒周期性地出现甚至会愈演愈烈，这些现象实际上已经在珠三角地区多次出现了，目前甚至有蔓延到全国的趋势。可见，正是基于理论和现实这两方面，本文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合理取向和现实问题加以剖析，并由此探索了解决当前社会经济困境的“治本”思维；显然，本文所分析的现象在广东、珠三角地区以及广州市表现的非常明显，因而本文的分析可以为理解和规划广东、珠三角地区以及广州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启迪或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