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报告总结了14年的伟大实践和经验，说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基本路线，也是邓小平同志在今年年初视察南方时重要讲话的基本精神。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基本政策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十四大贯彻了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强调党的基本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变。
那么，党的基本路线能不能坚持，会不会变？大家知道，这条基本路线的取得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是花了许多代价才取得的。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1956年八大时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但并不是很明确的。以后20年，实际上把中心转到阶级斗争上去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才将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进行了改革开放。14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个基本路线是正确的，确实使中国得到很大发展。既然如此，好像应该说我们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因为实践证明不这样做不行。但是，是不是有动摇的危险？鉴于十四大报告和邓小平同志讲话那么严肃地提出坚持不变，就应该看到，动摇的危险不是完全没有的。只有克服动摇的危险，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坚持下去。从历史上看，比如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抗战到底”，就是说要坚持抗战。其所以要提出这口号，首先就因为有中途妥协的危险。众所周知，蒋介石对抗战是三心二意的，不坚持抗战，转过来反共。我们要拉住他抗战到底，就要克服他的动摇。坚持抗战这个口号，对我们党自己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抗日战争要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遇到各种风波、各种问题；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要动摇这个基本的看法，即民族矛盾超过国内的阶级矛盾。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不要为任何情况所动摇。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我们和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了，搞得比较好。1938年以后，国民党开始搞反共活动，制造摩擦，但是我们稳住阵脚，坚持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就是处理皖南事变这样的事情，仍然坚持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要服从于民族矛盾这个根本原则。这样，抗日战争虽然发生许多风波，但是我们确实坚持抗战到底了，而且把蒋介石也拉住一起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个经验值得汲取。抗日战争说长期，也才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可真是长期了。过去往往把社会主义估计得时间过短，现在我们说初级阶段是个长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是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大体算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在这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坚持现行的党的基本路线。
为什么会有动摇的危险呢？在这么长的时期中，客观上会发生一些事情冲击我们，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好像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是中心，但是有时候会受到一些事情的冲击，国内的阶级矛盾冲击了民族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也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89年发生了一场动乱，这就是个冲击。如果全世界都太太平平，国内也太太平平，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能毫无阻难地一直执行下去。但国际国内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来冲击我们。发生冲击就是考验，考验我们能不能坚持住。当然，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外敌侵略那样的情况，那就只好暂时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把敌人打出去。除了发生这种情况，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所以要坚持几十年并不容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容易，还因为要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很好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下去。改革开放是新的事情，在改革开放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强国之路，必须走这条路。但是，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再好的事情也有弊病，会有副产品，有时出些毛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病，可能使我们对坚持基本路线发生动摇，这是必须预计到的。总之，必须估计到会发生各种可以想象或者想象不到的事情来冲击我们，也要设想到改革开放中间会遇到许多困难，出现某些弊病，动摇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有客观根据的。首先就是，我们要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主要矛盾就表现在我们生产力很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这是个主要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有没有？有的。国内在一定范围内有阶级矛盾，甚至在某种条件下会激化；国际间也存在着阶级矛盾，只要世界上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存在着我们和帝国主义的矛盾。阶级矛盾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主要矛盾。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十四大报告，在许多文件中我们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抓住主要矛盾。还有一条，就是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要成功，就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然不会老不变，是要变化的。有变化就是要改革。但是，现在说的改革，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改革。简言之，就是要改掉那种只靠计划经济的模式，改掉一切都由国家统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必须向世界开放，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先进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吸收这些东西就无法存在并发展起来。客观上存在着坚持基本路线的根据，但同时也存在发生某些事情冲击基本路线的可能。所以关键在于我们主观方面，是否真正看清楚客观形势，始终坚持这个基本路线。
事实上，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是发生过动摇的。1956年党的八大时，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但1957年以后20年，我们离开了这个中心，走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路上去，结果错过了时机，丧失了时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经验，看到首先必须把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国家工作重心的根本性的转变。正像江泽民同志报告说的，14年来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我们都没有动摇这个中心。就是说，如果我们因处理不好这些重大事件而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方面，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会动摇。但是，我们没有发生动摇。这14年里，我们走过的路是不平坦的。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十三届四中全会改组了中央的领导机构。当时新的党中央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基本路线要不要变？江泽民同志报告里说，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是正确的，绝不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新的党中央仍然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没有因为出现这场风波而动摇。
回顾近三四年，我们确是遇到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一些足以影响我们坚持基本路线的观念的事情。什么事情？一个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一个是苏联东欧的剧变，一个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制裁”。这三个的确是客观事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从中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如果对这些事情不能正确对待，处理不当，就会对基本路线产生动摇。
对这几件事情是需要好好想一想的。1989年动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一个后果，有中央领导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个事情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是，在这里不能把阶级分析任意地扩大，好像那次动乱标志着中国有一个反对我们党的阶级兴起了，认为中国十几年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它正在向我们挑战。这样一种结论，完全不符合事实。恰恰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经过这十几年间的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明显地改善，大家得到了实惠，我们才能够顶得住这场风波。中国这样一个有10亿人口的大国，有一些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人，这并不奇怪，他们遇到某种机会就会起来捣乱。但是，从这里就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显然是简单的、错误的。
苏联东欧剧变确实是世界史上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有人得出结论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种右倾势力。这固然是事实。但是，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仅仅是因为有一个右倾势力起来了么？为什么右倾势力会起来呢？为什么一起来就能够把党和国家的面貌都改变了呢？看来根本问题还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没搞上去，经济停滞，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差距继续不断地扩大。当然，再加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经济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死守着原来苏联那种经济模式，一切都由国家统一计划管起来。这种模式把经济搞僵死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势力一下子就起来了，起来就得手了。所以参考苏东剧变得出结论，不是说现在就要倾全力去反对右的势力，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经济体制要改革，而且要改好。
如何看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制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我们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制裁”我们。我们当然要顶住。中国人是有民族气节的，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不怕什么“制裁”，不允许别国在我们头上挥舞大棒。去年，我们的报纸刊物上比较着重讲和平演变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帝国主义现在不能设想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就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这本来是事实。当然不能说，不应该讲反和平演变。江泽民同志的这个报告中在《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部分里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说，反和平演变这根弦在我们头脑里是不能丢掉的。但是，我们不能拿反和平演变来代替改革开放的方针，不能把反和平演变当做对外政策的总题目。如果把反和平演变当作是第一位的问题，说因为帝国主义国家要通过和我们来往，通过经济、技术、文化各种交流，来实行和平演变，所以我们就把门关起来，不跟它们接触；因为多一个外资企业就是多一个和平演变的渠道，所以我们把渠道都塞住，也不要派留学生出国……。这样当然不行。当年毛主席和尼克松打交道，他不知道尼克松心里想什么？当然知道。早在60年代初，我们的报纸就讲帝国主义要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尼克松跑到中国来搞关系正常化，为了什么？他的目的中就有和平演变这一点。毛主席的政策不是你搞和平演变，我就不跟你来往；而是：你利用我，我也利用你。那时还有一个和苏联对抗的问题，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对外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为服从这个主要矛盾，我也要和你打交道。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建设就要开放，要尽可能利用外资，尽可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各种经验，这些都是必须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利用你要搞和平演变，就和你来往。但是，我们头脑要很清楚，要抵制和平演变。美国的统治集团里无非两种人，一种人想用断然的办法来扼杀中国，还有一种人说这样不行，得慢慢地来，还得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各种来往，不能和它断绝关系，在来往中进行和平演变。美国有没有人真心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富强起来，大概也有，但他们不是当权的势力。对上述两种人，我们和哪一种人打交道是很明显的。当然我们不要让它和平演变。它要演变，我们不演变，这事在我们。还可以用当年的抗日战争为例。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了10年内战，消灭不了共产党，然后他改变了办法，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和共产党合作，目的其实是要“溶共”，用和平办法来消灭共产党。是内战好呢，还是后者好呢？我们说还是后者好一点。我们就利用这点跟蒋合作，来共同抗日，先解决抗日问题。虽然我们懂得，蒋介石同我们合作不怀好意，是要消灭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跟他合作，不跟他建立统一战线。恰恰相反，我们要利用这点。从苏东剧变来看，如果简单说，就因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苏联东欧就变化了，这也不妥当。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它内部有弱点，所以会和平演变。帝国主义除了用武力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搞和平演变。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清醒头脑，抵制和反对和平演变。但我们反和平演变，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它和我们来往是有和平演变的用心，所以我们反对和平演变就不跟它作生意，不要它的投资，不跟它来往，那是个愚蠢的政策。
从过去的经验和近几年的经验来说，我们在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后，除了客观上会发生一些干扰我们的情况外，主观上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干扰党的路线的思想，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什么提出主要防“左”？就是因为主要是“左”的东西可以干扰我们的思想。这个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在江泽民报告里也强调了这个问题。报告中说，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中间主要的问题是防止“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开辟新的道路，摆脱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得出这个结论，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现在的确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可以造成我们在主观上“左”的偏向。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阶级斗争问题。应该承认，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要革命，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党长期在阶级社会中，经历了残酷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呢？还有国内国外的阶级斗争，忽视这些阶级斗争也是不对的。既然在现实生活中还有阶级斗争，所以我们的同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带来的阶级斗争观念决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适应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来运用阶级斗争观念，决不能滑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吃这个苦头太大了。十四大报告里说到，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很危险的事情。这就是说，要承认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决不能把阶级斗争摆在主要的位置上，必须把它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和平演变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也必须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社会主义如何理解。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一些错误的传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一切事情、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计划来安排，一切都由国家统起来。这种办法在一定时期虽然起了作用，但是从长远说，这个办法不能使经济迅速发展。经验证明，所有采取这种办法的国家只能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显示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所以我们必须打破对社会主义的这种错误的传统观念。过去我们对苏联的模式有种迷信。毛主席最早企图打破这种对苏联模式的迷信。1956年他就说苏联的模式不行。他说的有些问题是说到点子上的。但苏联毕竟在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时期还是发展起来了，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使人觉得它的模式好像也还有点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一直向前发展，而它固守中央计划的模式，赫鲁晓夫不能改掉它，勃列日涅夫也不能改掉它，结果经济越来越处于停滞状态。所以苏联的瓦解、崩溃也有一个好处，确实证明了它这套行不通。
我们要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来一个大的转变。市场问题的提出，是很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念。因为我们过去都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这是教条主义的观点。现在西方国家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家有些观点，和这种教条主义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你既然不搞一切由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如果我们不能摆脱各种错误的传统思想，就很容易走到“左”的道路上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带来的一些传统观念。中国近代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通过这段历史经验，人们对于民族受损害、受侮辱非常敏感，要求民族独立的观念十分强烈。这种观念是极好的，应该发扬光大。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新中国的历史条件已和旧中国完全不同，某些事情好像类似，但有不同的意义，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观念来看待今天的事情。例如，教科书上说，鸦片战争时的“五口通商”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而现在我们主动开了许多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如果我们混淆时代的区别，就会产生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还是有好处的，它不是帮我们开放了吗？另一种说，五口通商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那我们现在怎么又开了那么多口子？其实这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两回事情，两种通商的性质完全不同。我们从半殖民地社会来，历尽民族被压迫的痛苦。那时的“租界”是压迫中国，通商是压迫中国，外国资本到中国来是剥削中国，外国银行到中国来是经济侵略。我们现在还要为保持国家的独立和自主而斗争，但不能用在半殖民地时代的观念来理解对外开放，否则就会发生怀疑和疑虑。
总之，阶级斗争为纲对我们还有较深的影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束缚着我们的思想，不加分析地沿用半殖民地时代留下的一些观念也会给我们不好的影响，因此“左”的东西在我们干部中间还可能有一定的市场。由此可见，说主要是防“左”，是有道理的。那么，说警惕右，主要防“左”，是不是说在任何时候主要都是反“左”，在一定情况下是不是要反右？我看也不能排除。我们说整个时期主要防“左”，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主要是反右。在1989年动乱时说主要是反“左”，当然不行。但是，经验又说明，反对右的时候，我们仍必须注意长期主要是防“左”。这是因为，反右搞得不好就会出来“左”的东西。
再说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和反对“左”的东西？首先一条，就是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把反“左”也搞成阶级斗争。我们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有一个概念，我们讲主要危险是“左”，但是我们不是像以前的传统观念那样，说“左”是小资产阶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就讲，“左”的东西有认识根源，也有阶级根源，阶级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但就是那时这样讲，也不那么准确。恐怕并不能说小资产阶级一定产生“左”，或者说“左”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时期，更不能见到“左”就说这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就要展开阶级斗争，这不行。所以防止“左”，还是前边说的，重要的是要澄清这样那样的思想认识问题。所以，防止“左”，要讲道理，要搞清思想，提高认识。我们反对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反对“左”，我们主张要认真地根据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说清楚许多问题。
1992年10月28日在全国中共党史讲习班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