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中郫县放水稻高产卫星的内幕

2007-8-1 来源：郫县网管
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8年，郫县放出了水稻亩产达45217斤的“高产卫星”，就是“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一例。
一、全国各地刮起的农业“高产纪录”风吹到了郫县亩产万斤试验田，首先放出了一颗亩产稻谷15361斤的早稻高产“卫星”。此后，各种大小不同的“卫星”陆续升起。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主席在山东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丰产田时，听到该社50亩高额丰产田，计划亩产两万斤，争取亩产四万斤后，高兴地表扬该社社主任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同日《人民日报》还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溪河乡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海星社亩产花生10353斤。并发表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提出了“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的口号。自此以后，腾空而起的“高产卫星”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大。是年8月1日至9月5日，见于《人民日报》的各种高产“卫星”共34个。
浮夸虚报之风吹到川西平原后，在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郫县不甘示弱。全县响亮地提出“学麻城，赶孝感”的口号，不但在大面积丰产上要“元帅升帐”，而且在发射高产“卫星”中也要在全省领先。从收早稻开始，与相邻的新繁县你追我赶，发射了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在县内为了开展发射水稻“卫星”的竞赛，专门在城关北街十字口竖立一个长十几米，宽数米的“卫星发射台”。每发一颗高产“卫星”，使用一个装饰性的彩色水稻牌悬挂在“卫星台”上，象征“卫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随着产量的高低而异。随道时间的推移，“卫星台”上的水稻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年，全县共发射水稻“卫星”41个。
在收获早稻阶段，全县各地放出的高产“卫星”，亩产稻谷多为3000—4000斤，最大的“卫星”亩产量为5421斤。与湖北、安徽、福建、湖南等省发射的早稻“卫星”比较，均相形见绌。与麻城建国一社“天下第一田”的产量相比，更是望尘莫及。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视察山东历城县农业社的消息和《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后，使郫县从事高产“卫星”发射工作的人们深受启示，茅塞顿开，决心“不干就不干，要干就干大的”。于是全县提出“不怕产不到，只怕想不到”和“莫道千斤世间少，一万两万有何难”的口号，鼓励各社发射更大的高产“卫星”。
二、发射四万斤大卫星的始末
1958年8月13日，犀浦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二队，选择了一个面积为1.001亩的稻田，作为发射“卫星”的高产田。调集男女劳动力100多个，将附近32亩即将成熟的半吊黄中稻连篼拨起，用箩筐、竹篮、抬筛等工具运至高产“卫星”田里，抱开“卫星”田间穴处的泥土，将运来的中稻一篼紧挨一篼地栽进泥土中。经过两天两夜的紧张劳动，移栽于“卫星”田内的水稻如同平地凸起的台地，水稻株穗之间密不透风，不仅能负荷鸡蛋卵石不落地，还能负荷儿童和成年人。8月26日，郫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出现亩产稻谷4万多斤“大卫星”的消息，逐级上报到温江地委、四川省委，并迅速传遍温江地区各县、成都市和省级机关单位以及学校、厂矿。27日，怀着好奇心的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工人和农民纷至沓来，参观者数以万计。参观者所乘的大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停放在万福仓库至犀浦镇长达4公里的成灌公路上，和犀浦镇至犀浦一社长2公里的乡村道路上。当天上午，高产“卫星”田处于群众参观的高潮之中，有的参观者甚至登上海绵似的谷穗堆上摄影留念。
8月27日下午，开始收打高产“卫星”田的稻谷，省委、地委和县委派员联合组成三级验收团，验收“卫星”田的稻谷产量。验收团确定了专人司秤、监秤、划码。当天晚上在“卫星”田周围临时安装上电灯，夜以继日地冒雨收割和验收。
按当时当地水稻的正常产量（平均每亩500多斤）计算，该“卫星”田只能收稻谷16000—18000斤。最后验收上报的总产量为45262.8斤，平均亩产45217斤，超过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的水稻大“卫星”2187斤，超过实收总产量26000—27000斤，超过当地水稻正常单位面积产量的77—88倍。发射这颗大“卫星”的浮夸虚报办法有以下三条：
1、把移栽日期虚报为7月13日，比实际移栽期提早一个月，隐瞒了移栽下田的水稻已半吊黄熟这一重要情节。
2、把从其他田收打进仓的黄谷秘密运到验收现场，冒充“卫星”田稻谷过秤。
3、用“转转秤”的办法重复过秤，即一箩谷重复称一次、二次甚至三次。
上述二、三项弄虚作假的办法，是在晚上田间灯光较弱，人多手多，校收人员难于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
三、严重后果
发射四万斤高产“卫星”，使犀浦一社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除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外，在移栽和收获中抛撒浪费的稻谷及淋雨生芽霉变的稻谷达2000—3000斤。更为严重的是：
犀浦一社亩产四万斤的大“卫星”发射以后，郫县其他从事高产“卫星”发射工作的人们的胆量更大，浮夸虚报之风在全县愈刮愈烈。友爱乡用同样方法，在该乡九社调动310个社员连续劳动两昼夜，将35.7亩已灌浆结实的中稻共764000多窝，合并移栽到一块面积为1.08亩的中稻田里，于9月7日发射一颗亩产干谷82525斤的大“卫星”载于9月12日《四川日报》上。它超过犀浦一社大“卫星”37308斤，在郫县的卫星发射台上“独占鳌头”，还超过广东省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60437斤的水稻高产“卫星”，在全省和全国发射的水稻“卫星”中名列前茅。
清河乡仿照犀浦的并秧方法，把该乡二联社30—40亩含苞孕穗的水稻移栽到一块面积为1亩的中稻田里，试图发射一颗更大的“卫星”。结果，水稻的谷秆和叶子全部沤坏，颗粒无收。
大跃进运动中，郫县发射水稻高产“卫星”一事，在今天看来实在好笑。但是，我们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这件事产生的原因。它反映了曾经长期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在站起来之后急于求强求富的强烈愿望，由于文化贫乏，不懂事物发展规律，仅凭主观愿望，因此煞费苦心地干出一番傻事。历史是一面镜子，看看这件事对今天的某些干部“大搞政绩工程”、“大抓面子工程”，乐于虚报浮夸的人来说，也许还有一定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