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方亮：张悟本谎言所耗费的社会成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4 01:10:12
2010年06月02日08:46上海商报方亮我要评论(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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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亮 北京媒体人
提要 张悟本的骗术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并且迅速发迹、走红，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众部门的集体失语和不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责任意识的集体沦丧。
谎言止于智者，但就怕智者装聋作哑。用这句话来评论当下闹得沸沸扬扬的“张悟本事件”最贴切不过。凭借“酸奶会让血液变稠”、“绿豆治大病”这样的怪论便可行骗两年多，这不是张悟本的本事，而是社会的悲哀。
从2008年开始，张悟本就接受媒体访问，并将访问内容做成光盘在一些电视节目中播出。而到其节目停播、图书下架、张悟本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早已赚了盆满钵满的时候，一切才被叫停，留下那些因服用绿豆过量去医院就诊的患者。这些都让人忍不住问一句，早干什么了？
在一个看不起病的社会中，人们轻易地陷入对“神医”和“偏方”的迷信中也情有可原。固然可以追问人们为什么不擦亮眼睛，为什么如此盲从，但相比之下，缺少专业知识的民众显然是应该被追责的“第二对象”，排在他们前面的是在两年中一直保持沉默的专家、学者、管理部门。
这些人对张悟本的骗子身份想必是最清楚的，毕竟都是专业人士。如果说连他们都蒙在鼓里，恐怕没人相信。但也正是他们在张悟本招摇撞骗之时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澄清真相，尽管他们于理于责都难脱干系。也许不能武断地判定两年期间没有任何人曾试图揭示真相，但这种结果已足够对专家和管理部门进行道德上的谴责甚至法律上的追问。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他们选择了沉默，选择了不去“点醒”受害的普通百姓。很难说清楚的是，如果他们作出相反的选择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也许真的会有什么问题，也许不过是一种惯性思维在促使他们选择“闭眼”。此刻，笔者反倒希望真的有什么问题在威胁着他们，因为思想和道德上的麻木是更加可怕的事情。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止这些专家，这是许多人在面对与自身利益关联不大的事情的时候会作的选择。但在作出此种选择时，公共事务也就等于是“无主事务”。因为与每一个人都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务必是公共事务，越是公共就越需要全体人民从自己做起，否则所有标有“公共”标签的事务除了“沦陷”便别无它样结局。
美国学者雅各布斯曾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在他居住的一个美国街区中，一个成年男子在粗暴地拖拽着一个小女孩。结果，还没等雅各布斯作出反应，临街的商贩、路人、邻居都聚拢了上来，声讨男子的粗暴。尽管最后证明那个成年男子是女孩的父亲，但人们的举动仍被雅各布斯看作是降低“社会成本”的重要因素。
所谓“社会成本”，指的是社会在运转过程中所要消耗的资源。这种运转也许是社会正常的新陈代谢，也许是应对某种挑战。在雅各布斯看来，“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商贩、路人、邻居们的出现使得事态迅速得以平息，避免出现女孩被伤或进一步的混乱。无论对这几位中的任何一位来说，此事都是“别人瓦上霜”，但他们的“聚拢”和“谴责”预防了可能出现的对社会医疗、警力资源的动用。
这便是社会成本的降低，当社会达到此种状态时甚至可以实现“无政府运转”，因为社会运转成本极低，甚至已无需政府来支付。比利时曾经出现的“百日无政府状态”就是这种社会的典型。
《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在另一部著作《大分裂》中曾介绍称，诸如“你认为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可以信赖吗？”“你认为在社会中怎么小心都不过分吗？”这样的问题可以用来衡量社会成本的高低。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这两个问题扪心自问。
成本极低的社会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成员们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且相互之间高度互信。相信这才是公民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当劳资纠纷事件层出不穷时，“成本”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知有多少人意识到，中国真正可以节约的成本正是每一个人是否还在“自扫门前雪”。
从这个角度来讲，“张悟本事件”是对中国社会的一次试炼，测试中国社会在面临一个骗子时可以使用多少社会成本即可将其拿下。至于我们交上了怎样一份答卷，各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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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亮 北京媒体人
提要 张悟本的骗术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并且迅速发迹、走红，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众部门的集体失语和不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责任意识的集体沦丧。
谎言止于智者，但就怕智者装聋作哑。用这句话来评论当下闹得沸沸扬扬的“张悟本事件”最贴切不过。凭借“酸奶会让血液变稠”、“绿豆治大病”这样的怪论便可行骗两年多，这不是张悟本的本事，而是社会的悲哀。
从2008年开始，张悟本就接受媒体访问，并将访问内容做成光盘在一些电视节目中播出。而到其节目停播、图书下架、张悟本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早已赚了盆满钵满的时候，一切才被叫停，留下那些因服用绿豆过量去医院就诊的患者。这些都让人忍不住问一句，早干什么了？
在一个看不起病的社会中，人们轻易地陷入对“神医”和“偏方”的迷信中也情有可原。固然可以追问人们为什么不擦亮眼睛，为什么如此盲从，但相比之下，缺少专业知识的民众显然是应该被追责的“第二对象”，排在他们前面的是在两年中一直保持沉默的专家、学者、管理部门。
这些人对张悟本的骗子身份想必是最清楚的，毕竟都是专业人士。如果说连他们都蒙在鼓里，恐怕没人相信。但也正是他们在张悟本招摇撞骗之时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澄清真相，尽管他们于理于责都难脱干系。也许不能武断地判定两年期间没有任何人曾试图揭示真相，但这种结果已足够对专家和管理部门进行道德上的谴责甚至法律上的追问。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他们选择了沉默，选择了不去“点醒”受害的普通百姓。很难说清楚的是，如果他们作出相反的选择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也许真的会有什么问题，也许不过是一种惯性思维在促使他们选择“闭眼”。此刻，笔者反倒希望真的有什么问题在威胁着他们，因为思想和道德上的麻木是更加可怕的事情。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止这些专家，这是许多人在面对与自身利益关联不大的事情的时候会作的选择。但在作出此种选择时，公共事务也就等于是“无主事务”。因为与每一个人都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务必是公共事务，越是公共就越需要全体人民从自己做起，否则所有标有“公共”标签的事务除了“沦陷”便别无它样结局。
美国学者雅各布斯曾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在他居住的一个美国街区中，一个成年男子在粗暴地拖拽着一个小女孩。结果，还没等雅各布斯作出反应，临街的商贩、路人、邻居都聚拢了上来，声讨男子的粗暴。尽管最后证明那个成年男子是女孩的父亲，但人们的举动仍被雅各布斯看作是降低“社会成本”的重要因素。
所谓“社会成本”，指的是社会在运转过程中所要消耗的资源。这种运转也许是社会正常的新陈代谢，也许是应对某种挑战。在雅各布斯看来，“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商贩、路人、邻居们的出现使得事态迅速得以平息，避免出现女孩被伤或进一步的混乱。无论对这几位中的任何一位来说，此事都是“别人瓦上霜”，但他们的“聚拢”和“谴责”预防了可能出现的对社会医疗、警力资源的动用。
这便是社会成本的降低，当社会达到此种状态时甚至可以实现“无政府运转”，因为社会运转成本极低，甚至已无需政府来支付。比利时曾经出现的“百日无政府状态”就是这种社会的典型。
《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在另一部著作《大分裂》中曾介绍称，诸如“你认为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可以信赖吗？”“你认为在社会中怎么小心都不过分吗？”这样的问题可以用来衡量社会成本的高低。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这两个问题扪心自问。
成本极低的社会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成员们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且相互之间高度互信。相信这才是公民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当劳资纠纷事件层出不穷时，“成本”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知有多少人意识到，中国真正可以节约的成本正是每一个人是否还在“自扫门前雪”。
从这个角度来讲，“张悟本事件”是对中国社会的一次试炼，测试中国社会在面临一个骗子时可以使用多少社会成本即可将其拿下。至于我们交上了怎样一份答卷，各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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