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地缘政治学基本派别及评价--网友影响中国--全国最大社区媒体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一章第三节
西方地缘政治学基本派别及评价
在精神分析学中存在着一条法则：精神分析学家首先必须接受分析。这条法则在地缘政治学中可以转换成这样一条法则：对地缘政治学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必须进行地缘分析。地缘政治学家们政治思想的受制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一点，人们早已指出过。这里要补充的是：地缘政治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受制于自己国家的地理位势。
大凡“心脏地带”或受心脏地带牵引力重的国家的地缘政治学家，都推崇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相信心脏地带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因为心脏地带是一个不为历史事变所改变并且已经被指明了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理概念，所以这些地缘政治学家又都相信地理环境对政治具有决定作用，因而其哲学思想属于唯物主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简称“决定论”。
大凡位于心脏地带外围的“岛状的新月形地区”的国家的地缘政治学家，都推崇“起主动作用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这句被麦金德勉强拿来作消毒剂以对“决定论”进行“消毒”的话；又因为“人类的主动作用”是一个在地缘大本处未被指证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历史变数，它因而似乎全出于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这些地缘政治学家的哲学思想，属于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派。
“决定论”派以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为代表。本来，从陆地面积最大的亚洲角度看，整个欧洲都只是个半岛，甚至离大西洋最远的东欧国家都是海洋性国家，位处中欧的德国就更不用说了。但事物都是相对的，在欧洲内部，德国的地缘位势是这样的：它位于中欧，除北方濒临波罗的海外，其余东西南三面都与其他国家在陆地上接壤，而北方海岸线又大约只占全部国境线的四分之一。尤其是它的西部和南部，受荷兰和法国控扼，北方虽有出海口，但自由也只限于波罗的海这一封闭性很强而且阳光不足的内海，一旦要越海外出经大西洋奔向“阳光下的地盘”，就受到英国的遏制。因此，在哥伦布以来冒出的葡、西、荷、英、法、德等欧洲列强中，德国就成了与海洋缘分最小的国家，自认为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当然代表。这样的自我定位再加上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崛起得之于李斯特的“大陆经济学”和俾斯麦的“大陆政策”等成功经验，使得德国人的大陆意识过了度，以为大部位于俄国境内的心脏地带与自己“原来是本家”，自己有权利用或分享它的霸权资源。
不过，对于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著称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来说，无论他们的大陆意识过度到什么程度，地缘政治作为一门科学的严肃性还是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恶劣的气候使得心脏地区的天然主人只能是在这种气候中生出并且对这种气候最适应的俄罗斯国家，德国“命定的空间”顶多只在欧洲、西亚和非洲，因而没有理由也无能力在心脏地带取俄罗斯而代之，顶多只能与俄罗斯合作，共同分享这一地区的霸权资源。这一认识，鲜明地记录在豪斯霍费尔1941年于德国进攻苏联前设计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泛区”图中（见图2）。
图2  “德国地缘政治学泛区”图
豪斯霍费尔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学术声誉和他所代表着的决定论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声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党人不明不白的合作关系而在战后大受损害，他本人也因此在战争结束不久的1946年3月13日自杀身亡。然而，这种合作关系，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这一点，英国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杰弗里·帕克的评价是中肯的。关于这种“似是而非”的合作关系中的“似是”方面，帕克解释说：
第三帝国建立以来，地缘政治学家们不得不容忍他们的政治领袖们真正喜欢的那些学识，而且经过这么多年，大多数地缘政治学家似乎已发现要采取一种实用方式并不困难。无论如何，两者之间总是存在一片灰色区域。有些地缘政治学者自己就是种族主义者，而有些——但不多的——纳粹分子也愿意承认环境的重要性。结果，在地缘政治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受法律约束的、科学的环境决定论”和“浪漫的、主观主义的、对民族牧人般的狂热”之间，出现了“某种融合”。其程度可以从种族理论发展成了地缘政治学说的一个范畴这一方面看出来。民族和空间的概念明确地统一起来，而且从强调土地的自然环境转而强调由人类所创造、遍布人类痕迹的文化景观。这一点包含在鲜血和土壤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它宣称是民族命运中的种族和空间联系起来和理论。【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至于这种“似是而非”的合作关系的“而非”方面，帕克写道：
地缘政治思想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环境决定论。作为土地和命定的空间等概念内在的基础含义是：一个民族的命运表现在其自然环境中。本质上而言是空间而不是人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及大国的兴衰。这种环境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同纳粹种族主义者的计划相冲突。【同上第48页】
尽管豪斯霍费尔极力鼓吹德国的东方命运，但他并不因此认为同俄国开战是东方政策的必然或不可避免的结果。相反，他认为同苏联合作是德国应该采取的最佳战略……。他的这种认识使他更倾向于……1939年《苏德协定》中的政策而不是1941年的“巴巴罗萨计划”。他必然会设想一个由强大的德国领导的延伸至东欧纵深的更庞大的中欧，但他并不认为这必定实施一项庞大的军事征服计划。【同上第49-50页】
纳粹分子的信仰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优等民族，斯拉夫民族是劣等民族，同时他们还有着了魔般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倾向；而地缘政治学则信奉的是环境主义者的哲学，强调空间在国家命运中的重要性。因此，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样，随着1941年后斗争的加剧，源于契伦、拉策尔和麦金德并被豪斯霍费尔重构的地缘政治理论，就被其强大而恐怖的政治对手所粉碎和改变。而“不变的”地缘政治学则被纳粹视为以牺牲种族为代价过于重视空间和环境，因而绝对不能接受。【同上第51页】
可见，尊崇自然的决定论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就其思想理论说，与人对自己作自我崇拜的纳粹种族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各自的主张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地缘政治思想绝对不是二战期间许多西方政治地理学家所认定的纳粹主义的地理学。”【同上第48页】
因此，如果说“理性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受法律约束的、科学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属于唯物主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话，那么，“浪漫的、主观主义的、对民族牧人般的狂热”的纳粹种族主义，就属于唯心主义自由意志论。亦因此，说到纳粹的思想，与其说它“正常”地与德国地缘政治学是一家，不如说它“反认他乡是故乡”地与位于“岛状的新月形地区”的英美地缘政治学是一家，因为二者推崇的都是人的主动性而不是自然。
的确，要找地缘政治学中的自由意志派，主要还得到英美两国去。
早在1904年，后来成为英国海军大臣和主管印度事务国务大臣的艾默里就如此反驳过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在大陆中心还是在岛屿上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哪个民族拥有工业的力量，发明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它就能打败其他所有的民族。”【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第11-12页】至于这些力量的来源，既然艾默里先生从根本上否认了它们的地缘基础，那么就只有一个，就是“自由意志”。而到了20世纪40代，美国的埃德蒙德·沃尔什更发展到了要推崇一种“精神”的地缘政治学的地步，声称：除非将精神价值考虑在内，否则“将只会制造另一次伪地缘政治学瘟疫。”【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61页】 甚至到了21世纪初，曾给德国地缘政治学以公正评价的英国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杰弗里·帕克还这样写道：“地缘政治学的主观对象并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东西，而只不过是一个人类的创造物而已。”【同上第210页】
当然，在大量的英美地缘政治学家中，也不乏诸多具有唯物论倾向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唯物论，只是自发的、点点滴滴的经验的汇编。正如青年麦金德曾经正确指出过的那样，这类玩艺儿，“必然只能是一组提供备忘的孤立数据。”
不过，英美自由意志地缘政治学派毕竟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系统性理论，其中最有名、对战后美国政府的世界战略影响最大的是由活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期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该校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尼古拉·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说（又称“陆缘说”）。所谓“边缘地带”，就是欧亚大陆边缘的濒海地区，即麦金德说的与“心脏地区”接壤的“内新月形地区”。该学说的核心，可用斯氏本人一句从麦金德那里转换来的名言概括：
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着欧亚大陆；
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支持这一论点的事实根据是：(1) 心脏地区的实力弱于边缘地区；(2) 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都在边缘地区，这一地区，局势动荡；在世界政治格局中，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受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左右夹击，危机感更重，心理更不平衡，更具扩张性和危险性；(3) 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都在边缘地区，战争双方的战略目的都是争夺对边缘地区的控制权。
然而，这些事实根据，都只适用于两次世界大战，在更大的时间范围内，它就说不过去了。为此，斯氏又发明了这样的理论：地缘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转引自董庆良《战略地理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可以说，斯氏的全部学说，就建立在这一因时而变或“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上。当然，在这一理论基础的下面，又是一个唯心主义自由意志论。对此，分说如下：
第一，地是静的，人是动的，因而当斯氏说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势”的时候，就等于说：就像火箭专家只观察火箭的运动轨迹而不研究地心引力和空气摩擦力一样，地缘政治学只研究人在空间中的运动轨迹，而不研究空间条件对人的运动轨迹的制约。然而，这不是地缘政治学，而是挂流水账的历史备忘录；当然，更不是理性的科学，而是现在有用现在是真理的“跟着感觉（形势）走”的动物感觉心理活动。
第二，动物是动的，人也是动的，但斯氏研究的肯定不是动物的“动的形势”，而是人的“动的形势”。为此，就要研究人之动与动物之动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人们早已看出了，这就是：动物的动是无意识的动，人的动是在意识支配下的动。或者说，意识是人的动因。但意识的动因又是什么？根据斯氏的说法，当然是不断改变着的“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这里又要问：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是自动改变（自变量）还是受动改变（因变量）？如果说是自动改变，就等于说，世界上无始以来就不仅存在着一台技术永动机，甚至存在着一台政治永动机，是很荒谬的。因此，正确的回答只能是：是受动改变。受谁的动呢？当然是受人的动，而人的动又受意识支配。于是问题兜了一个圈，什么也没回答，回到原来位置。这是理论吗？非也，是自由意志的概念游戏。这种概念游戏“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大大地犯过的旧的逻辑上的错误：地站在什么上面？在鲸鱼上面。鲸鱼呢？在水上面。水呢？在地上面。地呢？在鲸鱼上面。——如此等等，就这样令人奇怪地循环下去。”【普列汉诺夫《论艺术》 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0页】
第三，表面看，斯氏的边缘地带说像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一样，也有自己的一个“历史的地理枢纽”，但麦氏的心脏地带，是一个不因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而改变的历史常数（除非技术条件不受价值规律左右地大力用于该地区的自然保护和改造），斯氏的边缘地带，则是一个为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而改变的历史变数；前者的动因在自然条件，后者的动因在人的自由意志；前者尊重的是质朴的自然，后者推崇的是虚骄的人；前者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人道性，后者既无科学性也无人道性。因为从前者那里，人们会很自然地引伸出这样一个不仅科学而且人道的问题和结论：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为什么自古以来就如此残酷好战？用不着多深的学问，只要直观地看看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答案就有了：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或者说地理环境太残酷了；地理环境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因而这一地区的人，不能不残酷。因此，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与其说他们是邪恶野蛮的，不如说他们是可怜不幸的；理性的人们对待他们，与其说要打压，不如说要帮助，即帮助他们改造恶劣的地理环境。这样的帮助，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只要他们的生存条件不改变，那么，无论外部世界的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改变到什么程度，他们都不会停止战斗。反过来说，世界要安宁，就得给这一地区的人们以良好的生存条件。这正是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中包含着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当然，这一点，麦氏本人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是，真正科学的东西必然内含积极的、可持续研究的有价值的深层内容，这还用说吗？然而，在斯氏的边缘地带说中，历史的焦点或国际社会的视线从荒凉贫穷的心脏地带转移到了滋润富裕的边缘地区，结果是地缘政治学从对穷人的可能的关注变为对富人的现实的喝彩，地缘政治学家的眼光从科学的本质问题投向时尚的热点问题，变得更短浅、更无人性了，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动荡不安了！
第四，人们知道，科学关注的是本质而不是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是科学的基本方法。人们还知道，本质是稳定的，现象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当斯皮克曼把人们的视线从问题总是很稳定的心脏地带转移到问题总是不稳定的边缘地区的时候，他就犯了重现象不重本质的常识性的科学方法论错误，这样的错误使得斯氏的理论成了一种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的理论。
当然，这一评价要能成立，还取决于这样两个相关问题的回答：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战乱，是自生的，还是因受心脏地带问题的制约而生的？心脏地带蛮力问题的根本解决，能否导致边缘地区的长久和平？对此，这里的回答是：
无论是心脏地区自身的蛮力，还是边缘地区的战乱，根源都在心脏地区生存环境的严酷，因而心脏地区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善，不仅会使它自身的蛮力问题得以解决，而且还将使边缘地区的长久和平得以保证。这个论点的理论根据是：社会问题的下面是自然问题，政治问题的背后是经济问题，因而边缘地区地缘政治性的战乱问题，根源于心脏地区地缘经济性的生态问题；正如潮汐运动的背后是月亮在起作用一样，边缘地区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背后那个巨大幽灵正是心脏地区。至于这个论点的事实根据，可从北美大陆与欧亚大陆的事实比较中看出：同属北方大陆的北美大陆与欧亚大陆，前者之所以和平安宁，后者之所以战乱不断，原因就在前者无论内陆边缘，风水都是良好均一的，人均自然资源尤其是其中的水资源丰富，后者则太不平衡，内陆风水恶劣，边缘风水良好，人均自然资源尤其内陆即心脏地区的水资源太少，而内陆地区的面积又大大超过边缘地区，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怎能不争挤、争战于面积狭小但水资源相对丰富的边缘地区呢？反过来说，如果心脏地带的自然条件得到根本改善，边缘地区的压力就会大大减小，安全系数就会大大增加。此理，还用多说吗？
因此，当斯氏把国际地缘政治的重心从心脏地带位移到边缘地带的时候，事实上就犯了见现象不见本质、以政治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治标不治本结果不仅“本”不得治而且“标”的问题更趋严重的错误。这样的错误，与经济学中先把价格与价值等同起来，后又见价格总在波动，就因此而否认稳定的价值规律的存在的错误相同。或者说，用边缘地带取代心脏地带的斯皮克曼，很像这样一位气象学中的台风预报员：他对台风的走向预报，目光不是对准风力不大的台风中心，而是对准暴风骤雨大肆逞威的热带海洋气旋的边缘。
第五，当斯皮克曼把“静的”大地母亲排除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之外的时候，在他的学说中，就只剩下了“动的”人的自由意志的为所欲为。他的边缘地带说，是这种为所欲为的自由意志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由此开始，什么争夺北极制空权的空权论、太空防御系统、星球大战防御系统等等半认真半玩笑的“地缘战略”在美国纷纷出笼，世界成了一个被吹得从地表向太空无限膨胀去因而爆炸的可能性和危害性越来越大的气泡。这些战略，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大地母亲不屑一顾，不会用个正常人的脑子稍微想一想，地球生态环境和由此决定的地球上的人类，承受得了这些战略的实施吗？
不错，斯氏的理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反法西斯的积极作用，但这个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决定了在战胜法西斯之后，遵循这一理论的美国政府还要犯法西斯式的唯心主义错误，即超越自己“命定的空间”，试图在他人命定的空间为所欲为。正因为战后的美国政府思想上从未从这样的唯心主义错误中醒悟过来，因而不仅朝鲜战争的僵局不能使它改变超越自己的“命定空间”的干涉战略，甚至“我们错了”的越南战争及其失败也不能使它对这样的战略有所收敛，而“我们错了”的话也等于白说，君不见：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失败后是80年代的星球大战防御系统，紧接着又是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和海湾战争，新世纪伊始，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突破，变本加厉地忙着对伊斯兰世界作外科手术式的政治改造。
当然，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有人有不同的评价，认为美国是世界警察，而世界是少不了世界警察的，因而美国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总的说来是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是世界和平的保证。然而，事实明摆着：世界战乱的原因一是贫富悬殊加剧，二是由消费主义而来的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两个原因的背后，又是重人不重地的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那里牵引诱惑着。
当然，“他人的命定空间”，“自己”并非绝对不能染指，但问题在于：美国似的崇拜制度、崇拜武力，只相信政治军事手段，不从经济尤其环境问题入手，问题能解决吗？
第六，斯皮克曼的学说，集中在一本题为《和平地理学》的书中。然而，本书讲的不是什么“静的”地理，而是“动的”各种地缘政治势力在边缘地带如何争权夺利；它所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大地母亲的关系。然而，当今时代，任何方案的人际关系，如果不建立在人与大地母亲关系的基础上，都只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其结果不是什么和平，而是战争。因此，20世纪70年代涌现的法国批判的地缘政治学家拉考斯特说的“地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动战争”这句评语，对《和平地理学》的作者，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