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诚勇毅干革命

一九一九年八月，董必武离开上海回到武汉，同张国恩住在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内。在上海时，以为办报纸要容易些，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大些，便拟出报社名称（定为《汉口新报》）、宗旨、宣言、组织法和集股章程，并得到孙中山的资助，印刷了宣言、章程、股票。当时，董必武认识的一位孝感人表示愿意出资。为早日出报，决定詹大悲到闽粤革命军中去募报纸基金，董必武、张国恩回武汉着手筹备报社。董必武向四川方面募款，姚汝婴已无能为力；找以前愿意出资办报的孝感人商量，他也缩手不干了。詹大悲在潮汕、广州方面，开始募股稍有头绪，夏述唐在福州遇害，政局一变，款子无法募集到手。因此，办报计划遂成泡影。
接着，董必武和张国恩就积极倡办学校，拟从办中学开始，再徐图扩充。他们一住进教育会，就看到守旧派谢石钦把持着教育会而视新思潮为洪水猛兽，因而曾致函李汉俊，谈到“湖北的教育会弄得糟”，要加以改造。同年十月六日，李汉俊复信表明自己“不信局部的改良”，指出要救中国就要破除“违反自然法则”的社会制度，要“大破坏”、“大创造”、“大建设”。董必武虽同意这种观点，但仍然主张应从点滴做起，认为目前能做到的还是办学校。但要白手办起一所中学，在当时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他们先后联络了罗田的江文波（楚清）、黄安的倪季端（测天）、沔阳的刘鼎三、汉川的李缄三、汉口的刘质如、蒲圻的雷大同等同乡或同学，共同努力，逐步解决了校址、校舍、基金、开办费、董事长、教职员、立案诸问题。武汉中学的开办经费全在创办人中募集。董必武因手中无积蓄，便将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当去，又写信向在山西当排长的表弟张醉华借了一点钱，共捐赠二十元（当时湖北省官价每元为湖北官钱局票一千二百文）。立案基金由董必武、张国恩找在汉口大蔡家巷开设合太正山货行的黄安同乡张平楷出具存款二万元的条子，报湖北省教育厅备案。校址则选定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的前清支郡师范甲丙堂旧址，将现成的黑板、课桌、家具加以整修。由于董必武、张国恩为著名革命党人，为了便于立案，特意物色政治色彩不浓，原在中华大学任教的刘觉民（树仁）任校长，公推竹山人、湖北省议会议员、著名教育家郭肇明（炯堂）为董事长，增聘陈潭秋、曾雨村、熊连城等任教员。所有创办人均为校董事会董事，并兼任教职员。董事会按部定章程呈报省教育厅，迅速获得批准立案，定名为私立武汉中学。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划，到一九二○年三月，学校在一片欢庆声中正式招生授课。
“金石长不朽，丹青本无双”。这副对联的横幅写着四个大字：“朴诚勇毅”。为了以革命精神培养训练学生，董必武提出这四个字作为校训。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他为一九六五年重建的武汉中学题了“朴诚勇毅干革命”七个大字，并对武汉中学的代表作了具体解释：“武汉中学过去的校训是朴、诚、勇、毅。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这次我给你们加了三个字——'干革命'。”董必武当年以此教人，也以此律己。他创办武汉中学的过程，就充分体现了“朴诚勇毅干革命”的精神。
由于办学的宗旨是为了革命，这所中学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董必武团结所有进步教师，大胆创新，用革命的方法组织教学。收学生的报考费和学费低，便于贫苦子弟入学；教职员支低薪或尽义务；教课认真负责；招考准用白话文，国文课实行白话、文言兼用；男女同班；学生组织学生会，可向学校董事会提意见，各班级主任指导班会；帮助学生课外阅读报纸书刊；通过国文教学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注重启发教育，没有开除过学生；勉励学生思想好，课业也好。这就是武汉中学的十大特点。为了克服学校经费上的困难，董必武带头不支薪，其他教职员也都是低薪或不支薪。全校只用校工一人，由董必武的外甥张培鑫担任，既是文书，又是收发员、事务员。许多校务劳动，师生一齐动手。这些做法，在思想上是新文化运动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的产物，它成为湖北历史上教育改革的先驱。这所新型的学校吸引了湖北的黄安、麻城、黄冈、咸宁，河南的新县，湖南的华容等县的工农子弟和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培养出了一批革命人才。董必武还领导、支持、推动开办了启明工读学校（附设印刷社、粉笔墨汁制造社、牙粉鞋粉制造社，印刷社后扩充为江汉印刷社）和时中小学（设在武昌文昌门外，后改为建国小学）等，以推行新教育。
董必武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担任武汉中学第一届甲、乙两班国文课教授任务时，自编了一套白话文教材，在古代诗歌散文教材中选讲了《离骚》、《苛政猛于虎》、《河伯娶妇》、《孔雀东南飞》、《木兰辞》、《论衡》、《陈涉世家》等，在外国文学方面介绍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先驱山川均的文章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本。这些讲授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学生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他强调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鼓励学生自选题作文，同时又注意引导学生。如一次命题作文，董必武出的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命题的含义很明确，强调“器识”的重要，“器识”和“文艺”的关系，也就是说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艺作品。另一次自选题目，一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内容是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董必武看后，给它加上题目《孟子造成的婚姻泪》，并推荐在校刊上发表。寓思想工作于讲读、写作等教学活动之中，是董必武教学工作的一大特点，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即“借教育接近群众”，“用国文……教育学生”。
一九二四年，武汉中学的第一批毕业生有四名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后改为武汉大学)。当时，武昌师范大学招生很严格，湖北的许多中学常有一年未被录取一名。武汉中学一期就被录取四名，教学质量在湖北中学教育工作中要算是第一流的。
同时，他指导学生课外阅读也不遗余力。对学生的就教，不能见面晤谈，就亲笔函复，既谦恭，又具体。一九二三年，他主持武汉中学第二部时，曾给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冶学生皮象休写了一封回信，可资佐证：
示悉。练习白话，任取何种形式，均无不可。旧日小说，以《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三种为最好。近来新出版的有《呐喊》、《隔膜》、《爱罗先阿童话集》，都是短篇，《小物件》是长篇，可以购来看一下。
校阅过久，抱歉得很。威白
董必武不仅为这位学生修改了白话文，还向他指出了古今中外的那些较好的白话文作品，而且如朋友般对待一位青年学子，这样的老师怎不让学生对其倍加敬爱呢！这位学生由于深受董必武的影响，积极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后在黄冈地区的工农武装斗争中英勇献身。
武汉中学的一系列改革和师生的进步活动，受到守旧分子和反动分子的仇视。湖北省教育会会长谢石钦（原为革命党人，董必武在文普通中学堂的同学，后成为推行封建****教育的代表）勾结武昌警察第四署，派出十几个警察，气势汹汹地到武汉中学，说武汉中学强占了省教育会的房子，不好好教学，专门宣传扰乱社会秩序的言论，扬言要封学校的大门。董必武和校董事长当场予以驳斥，把警察赶跑了。这件事更加暴露了谢石钦控制的省教育会的腐朽、反动，不跟它斗争，学校教育就冲破不了封建****教育的牢笼。董必武认为这种腐朽的教育会应该取消。他便和武汉中学一批教职员串连一些学校的教职员召开会议，决定对湖北省教育会进行改组。一九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由董必武等八十余人发起，在武昌召开了有一百三十二人参加的教育工作者大会。谢石钦等慑于董必武在教育界的威望和教育界同人对教育会的公愤，不敢前来参加会议，竟暗地派人先将会场的大门锁了，妄图阻挠会议召开。董必武带头把大门打开，按时召开了大会。会上不仅揭露了旧教育会的种种弊端和谢石钦冒充会长、吞蚀公款的非法行为，而且决定：第一，不承认谢石钦的省教育会，所发的一切文告、传单等均无效，要教育会交出印信裁角作废，并组织专人清查谢石钦的账目；第二，以旧日的府制为单位，每府推代表一人负责筹备改组事宜，由董必武等五人筹备此项改选工作；第三，向全国教育界说明谢石钦的湖北省教育会破坏教育的情况，应取消其名义；第四，呈报省政当局，声明开会的结果。这次会议给旧御用道学统治的教育界，第一次吹进了自由、新鲜的空气。会后，通电全国，申讨谢石钦假借名义之罪。
谢石钦恼羞成怒，恶人先告状，指使其弟谢仲奇以“诬蔑名誉、妨害秩序”为由，向武昌地检厅控告董必武、张国恩、黄翼生、刘树仁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庭预审，地检厅长首问被告：“谢之控诉是否属实？”董必武当即作答：“谢石钦无恶不作，谅贵厅长亦有所闻。吾鄂教育界有此污点，必武等亦不忍说了。谢之冒充会长，有全省学界之通电及官厅种种之不承认谢氏为会长之证据（当由张国恩呈验）。谢恨学界同人追究太力，遂迁怒于必武等，并扬言将向官厅起诉，有谢氏之通告书可证。至于谢仲奇为何许人，本人实不得而知。”谢仲奇涨红着脸，辩道：“我系教育会文牍……”一言未了，地检厅长即严加制止：“不要你讲，此案原委本厅已调查清晰。董必武等确系学界好人，焉有妨害秩序之事？你可将原案自行撤销，否则本厅将查究冒充和诬告等罪。”并劝告董必武等不必与之计较。谢仲奇只落得面如土色，连声道“是”而退。
法庭这一仗，董必武等旗开得胜，使教育界的进步势力受到莫大的鼓舞。但谢石钦不甘失败，继而飞短流长，肆意作恶，更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冒充湖北省教育界代表赴京请愿。同月十七日，董必武等一百零七人又以湖北省各学校职教员的名义再次发出通电，一面请省长、教育界向其追缴关防，实行法庭起诉，一面请政府秉公屏绝，湖北旅京同乡会主持公论，使湖北之新教育会得以顺利产生。同年十月，五十多个公立和私立的大中小学校组成了湖北省教职员联合会，以代替旧教育会职权。由于坚持开展反对教育界保守、反动势力的斗争，终于在这一年年底把代表旧势力的省教育厅长赶下了台，从组织上给旧教育会以沉重打击。后来，鉴于湖北省教育会继续拼命扼杀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点点新的改革，推行复古教育，帮助军阀镇压学生进步活动的严重情况，董必武决心搬去这块绊脚石。他联络湖北教育界知名人士，于一九二三年秋召开了教育界师生代表大会，向政府提出改组湖北省教育会。后推选出吴德峰（士崇）等十余人为委员，组成湖北新教育会，使湖北教育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向政府提出了改革教育事业的方案，以反对旧教育，发展新教育。
董必武参与领导的湖北省反对旧教育的斗争不断以新的形式进行着。一九二四年，湖北省议会反对武汉中学男女学生兼收，并为此专门召开会议，作出了倒行逆施的决议，提出要省教育厅切实查禁武汉中学，还以取消补助费相威胁。董必武领导武汉中学师生，坚决顶住这种压力，继续走自己的路。直到一九二八年，因遭******反动派的强令封闭，这所新型学校才被迫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