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湖北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董必武于1920年秋天加人中国共产党，到1975年去世，有党龄55年。他既是最早的共产党员，也是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之一。1921年7月，他与陈潭秋作为湖北地区的党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参加“一大”的13名代表中，在革命的征途中，有的人为革命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党，有的甚至当了叛徒、汉奸，始终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反动派、建设新中国，而且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除了毛泽东外，就只有董必武。董必武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多方面的贡献。其早年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湖北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湖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结合，为推进湖北的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实现思想大转变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贤琮、用威，字洁畲，号璧伍，曾化名碧吾，湖北黄安（今红安）城关人。他少年时才思敏捷，1903年仅17岁就考中秀才。为了追求新知识，他于1905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这里，他读到了许多在家乡见不到的新书和报刊，眼界为之大开。当时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成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为了救亡，他开初崇信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的维新改良。后来读了革命派批评改良、鼓吹排满革命的书报，认识到改良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很快走上革命的道路，参加革命派的活动。1908年在文普通中学堂毕业后，他回到黄州府（今黄冈）中学任教，继续参与一些爱国革命活动，关注时势发展。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董必武在黄州闻讯，即于第三天与好友张国恩（眉宣）连夜赶到汉口，参加汉口军政府军需处工作，负责革命民军的粮食与武器供应。汉口失守后，他退到武昌，先后担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的秘书和总务科长，共计一年多。在此期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且参与同盟会鄂支部的组建工作，被举为评议员。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派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又于1914年和张国恩结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法律。学习期间，经居正介绍，曾与张国恩一起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勉励他们，“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干下去，……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孙中山的一番话，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心，不久即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5月，袁世凯不顾国家利益和全国人民反对，为争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接受了日本图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立刻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激烈反抗。6月，为了推翻袁世凯的卖国统治，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与张国恩在武昌府院街3号设立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职业作为掩护，秘密策动军队倒袁。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兴起，董必武赴四川继续从事军队策反工作。1918年，他应鄂西护法军（当时称靖国军）总司令的邀请，出任秘书长，为护法献计献策。
1919年，对于董必武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找到新的革命道路，实现思想大转变的一年，也为他后来推进湖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大战也已结束，巴黎和会正在举行。世界形势的大变，激起正在寻找新出路的爱国人士新的思考。这年1月，董必武为了汇报鄂西军事情况，从湖北来到上海，和张国恩住在法租界渔阳里孙中山租用的房子里。那时孙中山因受西南地方军阀排挤，潜居上海，闭门撰著《孙文学说》。对于护法，由于孙中山自身缺乏实力，一筹莫展。而董必武的住地，正好与李汉俊、詹大悲为邻。他们由于都是湖北同乡，而且旅沪学生成立的善后协会的办事机关也设在这里，并由董张负责，因而彼此来往甚密。李汉俊刚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回国。他在日本深受河上肇的影响，读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也了解很多。董必武从闭塞的鄂西来到上海，不但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即使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也知之甚少。李汉俊向他介绍马克思学说和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使他眼界大开。在年龄上，李汉俊虽然比董少4岁，董却尊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当时，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带动下，各种发表新思潮的刊物纷纷创办。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出版新潮丛书；北京大学学生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等创办《国民》杂志；李大钊、王光祈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发行少年中国丛书。此外，李汉俊还给他们介绍了几本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等。这些杂志有的谈文艺，有的讲哲学，有的介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也有各种各样：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讲共产主义，有的谈行会主义。董必武当时“都是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特别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如《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等，他读了之后深受鼓舞。从这些文章里，他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对于新的思潮，只能顺迎，不可抗拒。由此开始认识到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李汉俊当年发表90多篇文章和译文，还翻译了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对于帮助董必武掌握马克思主义也起了重大作用。
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屡遭挫折的中国革命者来说，在脑海深处也激起重大的震荡。董必武说：“我们革命的先进国——苏俄，仗它民众的努力与他们的领袖——列宁先生的指导，居然把个庞大的俄罗斯帝国颠覆了，好像一声春雷，把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从麻痹昏睡中唤醒。……从此全世界有了六分之一的土地脱离了帝国主义的领域，有了十分之一的被压迫民众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这当然给帝国主义以一个最巨大的创伤，同时却予各国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以求自由解放的指南针，尤其给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通过十月革命，董必武同时认识到中国过去革命屡遭失败，在于“忽视民众的组织”，今后要得自由解放，“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了。所以十月革命，在方向上，在方法上，都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特别是这年5月，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震荡全国，由学生运动发展为全民性的爱国运动，使他更深切体会到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联想自己追随孙中山搞了多年革命，因为不依靠人民，成效甚少。两相对比，更体会到发动工农、依靠群众的无比重要性。从此，他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决心走俄国人的路，遵照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推进中国革命。
二、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为推进共产主义运动奠定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其第一步是1920年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有些地方称支部，后来才通称共产主义小组）。第二步才是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约在1920年7、8月间，陈独秀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召开会议，与会者一致通过成立中国共产党，推选陈独秀为党的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
上海发起组建立后，其成员李汉俊写信给时在武汉的董必武，嘱托他在武汉筹建党组织。差不多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鄂州人刘伯垂，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过几次，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委托他回湖北筹建湖北的地方党组织。刘伯垂回到武汉，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包惠僧进行了多次交谈，于当年9月（或作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也是张国恩律师事务所）召开会议。会上宣读了刘伯垂由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及有关文件，大家表示赞同，并且愿意加入。推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常驻机关部工作，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至此，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正式成立。会后，在武昌阅马场多公祠5号设立党的支部机关，外面挂牌叫“刘芬律师事务所”。支部成立一个月后，可能是由董必武介绍，发展了学生赵子健入党，另由郑凯卿介绍，发展了一个当兵的赵子骏入党。党支部每星期开会一次，有时在董必武的寓所，有时在多公祠5号。“规定每次会是要做工作报告或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是做为教育同志的一个基层组织，但执行时并没有完全做到。”据包惠僧回忆：“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有坚定信念，他虽然搞律师、教员的工作很忙，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他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我们每逢召开党的会议，他从没有缺过席，并在会上积极发言。”这表明从入党开始，董必武就表现了一个忠诚共产党员的风范。
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建立不久，又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党是完全秘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吸收，是通过各个党员个别联系发展的。比如陈潭秋是国立武昌高师（今武汉大学）毕业，就由他吸收武昌高师方面的进步学生，包惠僧是一师毕业，就负责吸收一师方面的进步学生，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中学、女师等校任教，就由他们负责吸收武汉中学、女师等校进步学生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以武汉中学及第一师范最多。青年团每个星期开一次会，每次开会都有宣传作用的报告，有详细记录。记录报告中央，并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地的青年团互通情报，交流经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开得比较少，每次开会多由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做报告或发给宣传品，如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等各种小册子。开会的地点都是在多公祠5号。
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发展，为在湖北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董必武为扩展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做了很多工作，亲自介绍了许多优秀人才入党。如一生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做过武汉市市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吴德峰、著名学者钱亦石等，都是由董必武和陈潭秋介绍入党的。
三、创办武汉中学，培育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英才
董必武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认识到“国民党一套旧的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怎样才能唤醒群众呢？他和张国恩、李汉俊、詹大悲等人商议，认为目前能做的：一是办报纸，二是办学校。在上海时，以为办报纸容易，拟订了办报宗旨和集股章程。当时有位孝感人表示愿意出资。但当他和张国恩于1919年秋末回到武汉着手筹办时，原来愿意出资的人缩手不干了。办报的事化为泡影。不过，办报不成，倡议办学却得到热心友人响应。因为当时高中等学校毕业的学生难于找到工作，聘请教师不难；私立中学不多，招生也比较容易。经过商议，决定先从办中学开始，徐图扩充。再与一些友好人士商量，找到了湖北教育会西北角有一所办过学校的旧房可以借用，校舍问题也得以顺利解决。最困难的是资金，办学基金要两万元怎么办？董必武找到在汉口开设合大正山货行的张平阶，请他出具一张存款2万元的条子，办学基金算是打个马虎眼应付了。可是办学经费怎么办？就只有靠创办人募捐了。当时商定每人出资20元。董必武当时手头拮据，为了凑足20元，除找到一个在西安军队中工作的亲戚借了些钱，还不够，只得又把自己的皮袍拿去卖了才凑足。幸好，他有一位文普通学堂同学雷大同，刚从广东大元帅府回家，路过武昌，愿意出资120元，列名创办人，开办费用才算得以解决。
办学申报手续于1919年冬至1920年初办妥后，1920年3月就招了两班学生，各门课的教学由董事分担，董必武不支薪金，教甲乙两班国文，李缄三、江文波教历史，倪季端教英文，刘质如、崔琴甫教数学，还请陈潭秋教英文兼乙班班主任等。职教员的配备相当齐全，但都是低薪或不支薪水。
当武汉中学开办时，武汉的共产党支部尚未建立，还没有考虑与党的工作挂钩，只考虑向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到了1920年秋天，共产党和青年团相继建立，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外，开始在学生中发展青年团组织。由于董必武教甲乙两个班的国文，在校时间很多，和学生经常在一起，参加各种校务活动。职教员对董必武都很尊重。陈潭秋由于教英文又兼班主任，而且住在校内，也和学生经常在一起。他们和师生员工均有良好关系。在校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党团组织，都没有受到阻碍。武汉中学因此很自然成了中共武汉支部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据点。与此同时，武汉各学校各工厂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建立了一些组织。1922年，武汉中学因为每年招收两班，校址不够用，又找到武昌武胜门彭杨公祠，于是把这里改为学校二部，可以供4班学生上课与住宿。那时二部没有聘到职员，董必武乃不要名义，搬到二部同学生一起生活。为了募集二部的扩建基金，董必武曾赴鄂西参加了一个短期的革命军事活动，募了六七百元，二部的房屋修建才得顺利完成。董必武为办好武汉中学，真是费尽了心血。
武汉中学师生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不少。随着革命的深入，师生也起了分化，多数跟着国民党跑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则坚持继续革命。“这些革命同志绝大多数在土地革命中牺牲了。武汉中学有一位职员张培鑫，聪明好学，进步很快，中共中央迁到汉口后，调他到中央机关工作，主持一个党的印刷机关。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机关被破坏，他也被国民党杀害了。”
四、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工农运动
董必武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总结国内外革命的经验教训，真切认识到欲求革命成功，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必须深入到工农中去，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农，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结合。因此，在党团组织建立后，就“领导学生办平民夜校、办识字班，于寒暑假期中回家时去做农村调查工作，接近农民，帮助农民识字、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有的后来发展为农民协会。”
武汉中学二部彭杨公祠北边不远有几个纺织厂，是武昌纺织工人的中心。二部建立以后，为学生接近工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的党团组织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领导学生访问职工家庭，组织夜校教育工人子女，和工人联欢。这样，学生和工人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为在工人中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基地。
中共武汉支部成立后，发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到工人中去，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中建立工会组织。因此，1921年到1923年间，武汉工人就掀起了罢工高潮。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中盛赞：“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1921年冬，粤汉铁路和人力车工人的两次罢工，便预报潮汛之将至。到1922年下半年，罢工运动澎湃一时。1922年7月有汉阳钢铁厂罢工，接着是8月13日汉阳兵工厂的罢工，然后是9月23日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10月19日英美烟厂的罢工。1923年1月13日汉口花厂的罢工，最后是2月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了声援铁路工人罢工，武汉全市掀起总同盟罢工。邓中夏最后强调指出：“武汉方面所有的罢工，几乎全为当地共产党所领导，未遇见任何竞争者。”
进步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调查农民情况，帮助农民识字，提高农民思想觉悟，不仅有力地推进了农民运动，而且对本人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陈潭秋有个弟弟叫陈荫林，北京大学英文班结业生，陈潭秋调离武汉中学专搞党的工作后，由他来校接替教英文。他原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只想搞个职业，挣钱还债。后来在一个暑假，带领一批学生到农村去工作，了解农民生活实情。他终于觉悟了，“认为中国农民非革命不能翻身，农民革命一定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组织起来才能翻身。”后来他不但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成了湖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在1927年春湖北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在会上作的《会务报告》中说，当时湖北正式成立农协的有22个县，正在组织中的农协有40多县。会员在北伐军初到时仅3万多人．1926年腊月发展到28万多人，现已有80多万人，足见湖北农运发展异常迅猛。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后，陈荫林随军南下，途中患病，死于瑞金。这个例子表明：农村是一个革命大熔炉。陈荫林正是在这个大熔炉里，由一个自由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