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作者 ：徐庆全

虽然我对亲历者的回忆作了质疑，但是，至今仍为文坛所熟知的周扬与丁玲解不开的死结，的确是因为这次对丁陈的定案而形成的。因此，要描述丁陈冤案的成因，梳理一下周扬与丁玲的关系，为后面的叙述作一铺垫，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九十年代初，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消息：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初，有人到木樨地看望丁玲，见到丁玲后，发现她今天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当然，这篇文章名义上是答记者问，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文章的自我批评。注１　那时，正是中共党内对周扬的“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文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而就在１１月６日这一天，丁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是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的。讲话中，丁玲藉“清除精神污染”的东风，指责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存在着“散发着臭气，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的“支流”，她认为，这些支流“千万不能忽视”。为此，她警告说：“如果我们对这些支流不警惕，不及时防止，不打扫清除，任其泛滥，就会造成灾难，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痛苦。”为此，丁玲郑重地向文坛发出了“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注２
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恩恩怨怨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丁玲与周扬，本不该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作家李辉在谈到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时写道：“他们有那么多可以成为朋友的因素。同是湖南人，且家乡常德与益阳相邻；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于一个政党；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赏识……”
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合作过。
他们的分歧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丁玲被捕前，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被捕后，接任这一职务的恰恰是周扬。在“左联”的这一段时间，就现有的材料，我还没有发现周扬与丁玲在工作上有什么龌龊。尽管如此，据学者研究，此时周扬与丁玲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那么融洽了。
这里不能不提到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１９３２年，他将在上海寻求革命的周扬吸收进“左联”，并委以重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严重对立的状态。１９３３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１９３６年５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注３
而相比之下，冯雪峰和丁玲则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１９２７年，丁玲和同在北京的冯雪峰就相识了。尽管那时丁玲已与另一位后来牺牲的左翼作家胡也频是夫妻关系，但她仍然对冯雪峰产生了超乎朋友关系的感情。在后来的岁月中，丁玲对这一感情从来没有否认过。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丁玲认为，她与胡也频的爱是浪漫且带有孩子一般的游戏，而对冯雪峰的爱则是刻骨铭心的。之所以没有离开胡也频，是因为在丁玲看来，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如果冯雪峰有这样的勇气，他和丁玲的结合也就必然了注４　。不过，没有结合也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的沟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牵挂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由于与丁玲有这样的关系，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客观上也影响了丁玲对周扬的看法。
１９４２年４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肖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注５
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据此分析说：
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对周扬的这些坏印象，当然不自延安始，而是植根于三十年代，植根于周扬在领导“左联”时的所作所为，植根于“两个口号”论争。丁玲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个口号”论争等事她并未亲炙。然而，她１９３６年逃离南京后，曾在上海稍事逗留。营救她、接待她、安排她转赴延安的，正是冯雪峰。可以肯定，关于“左联”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丁玲和周扬在延安的历史碰撞，实际上，正是“左联”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注６
除了为学者所说的这一原因外，周扬和丁玲在“在延安的历史碰撞”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１９７８年春天，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访谈时，谈到了在延安与丁玲的分歧问题：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周扬与赵浩生的这个谈话，发表在１９７９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当时，丁玲刚刚结束流放生涯回到北京，正在为自己的平反四处奔波。此时，周扬虽然刚刚复出且与文艺界无缘，但他这番话自然引起丁玲的高度警惕的：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为自己的平反设置什么障碍。丁玲想到这一连串的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
因此，当丁玲勉强以党员的身份参加第四次文代大会时，即在一个有周扬在场——此时周扬已经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来——的会议上，对周扬的这种说法公开提出驳斥：
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那天艾青笑着说：“我是独立大队。”萧军，你们看得出来，那是个英雄，他能参加哪一派呀！他什么派也不会参加，他就是萧军派，他还能以我为首哇！哼？你算什么！……所以，我们很多人，大约并没有什么派，但是居然有人说他是派！他又是派的头子！又是以他为代表！这就是说，有派了！要没有，他能承认吗？注７
周扬的讲话，是从思想上归“派”——即“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而丁玲则回避了思想问题而从组织上归“派”，因而强调的是“宗派”问题。至于当年在延安是否有周扬所说的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的问题，丁玲则巧妙地回避了。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在写作手法上的所谓“歌颂”与“暴露”，是在３０年代左翼文论中初现的，而真正作为一种写作上的评判标准，恰恰是在４０年代初的延安正式形成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详细论述了应该“歌颂”而不应该“暴露”的问题，而且钦定了二者之间的界定标准（详见下文）。在新时期以前，准确地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写作手法上的争论，一直是困扰作家的理不清的问题，也是在“阶级斗争”这根弦下的一个严肃的、单调的政治音律，作品一旦跑调——擅长写所谓“暴露”的作品，作者不但不被视为人民的作家，反而有可能以文获罪。但是，在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已经完全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后，这一问题已不再是探讨的对象。——这一巨大的进步，是经历过在政治韵律下写作的作家感到巨大欣慰的，同时也是现今所谓的“新生代”作家所不能理解以至于漠视的。NextPage
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登上文坛并给读者带来深深震撼的丁玲，尽管在二十年代末就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当时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丁玲并未想到加入中共组织。“直到‘一·二八’之后，我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丁玲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觉得，光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只有参加党，才能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和敌人斗争。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很快被批准了。１９３２年３月间，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入党仪式。……我们每个人叙述个人入党的志愿。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说的主要意思是，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
在此之前，丁玲大致还是以一个作家的面目出现的。成为党的一员之后，丁玲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左联”党团书记，随即被自己的丈夫冯达出卖被国民党逮捕。直到１９３６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陕北。
比丁玲小四岁的周扬，１９２５年秋季考入上海南方大学，１９２６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非常醉心于尼采主义。周扬自述说：
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一九二七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注８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对共产党的向往。周扬自述说：
“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
那一年是１９２７年，正是中共党史书籍中所描述的给这个春天留下血腥记忆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四一二大屠杀”的恐怖时期。这一年，周扬１９岁。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年龄，这样一个举动，周扬对中共组织的狂热，不需着墨渲染已跃然纸上了。
此后，周扬到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１９３１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领导下的“剧联”，随后又转入“左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担任了“左联”《文学月报》的主编。而在丁玲被捕后的１９３３年５月，周扬则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
从时间上来推算，这一段时间，周扬与丁玲应该有所接触。但是，不管在丁玲留下的完整的回忆录中，还是周扬所留下的零零散散的回忆中，我们都看不到一丁点双方交往接触的记载。这或许说明，写小说的丁玲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周扬本身就没有沟通。
晚年的周扬，谈到三十年代的往事时说，自己那时是个“职业的革命家”。这表明，不管周扬当时加入党组织，还是进入“左联”，首先想到的是，为革命工作而不是去展露自己的某一方面才华。周扬的这一行为，颇符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常常是一手执笔、一手仗剑的文化巨人的描述：“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周扬恐怕也是在此目的下登上文坛的。同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一样，那时周扬登上文坛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是想成为作家、理论家，而是抱着改造社会、解放全人类的目的而选择的这一条道路。为人类最终的自由而战恐怕是他们所有人的初衷，在周扬最初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的自由的呼声。
尽管从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中，我们也同样能听到对自由的呐喊，但是，从两人对党组织的认识这一点来看，如果套用恩格斯的“执笔”与“仗剑”的说法来描述，周扬则是先“仗剑”而后“执笔”；而丁玲呢，则是先“执笔”而后“仗剑”。尽管都是为革命，但是其侧重点是不相同的。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周扬是首先作为一个革命者而进入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的，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丁玲在革命队伍当中则首先是一个作家，作家所拥有的创作的欲望，使她所能想到的首先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革命服务而不是放弃这种欲望来做职业的革命工作。用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话来讲是：“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注９　。而周扬恰恰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这一点，从他们各自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来看，是十分清晰的。而且，也对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有着深深的影响，并进而会发生“历史的碰撞”。
丁玲是在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１９３６年，丁玲初到保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毛泽东不但在“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而且在给丁玲的诗中称赞她是“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样的礼遇也超过后来任何一位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包括周扬。
从丁玲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丁玲与毛泽东私交甚好，在毛面前可以无拘无束放谈阔论，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当时毛泽东亲自过问丁玲工作的安排，她想要到军队，毛就亲自写委任状让她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但是，丁玲在这个职位上大约只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辞去了任职。“七七”事变，中央组织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报务团（简称西战团），丁玲被委任为团长，率团到山西战区。其后，丁玲在党校学习了一年的时间后，１９４０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后，丁玲担任副主任；稍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时，丁玲则担任这个分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
在这一职位上，丁玲工作的时间也不算长。在编第三期《文艺月报》时，丁玲即向张闻天表示要退出编委。她的理由：一是“工作中的困难”，二是“渴望写作的心愿”使然。注１０　这样１９４１年２月底或３月初，丁玲离开了文协。４月底，根据中宣部的安排，丁玲担任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到１９４２年３月离职，丁玲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其后，丁玲除了有“文协”或“文抗”副主任的职位之外，基本上是以作家的面目出现，写下了一系列杂文和小说。
周扬是在１９３７年９月来到延安的。作为党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扬曾与鲁迅等人产生过矛盾。关于这一点，尽管陕北与上海千山阻隔，但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是了解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不但没有丁玲那样风光，而且他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毛泽东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也许连职务都没有。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的职务。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３０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与丁玲相似的是，周扬也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私交。周扬后来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我到延安后，认识了毛主席，此后经过整风到解放之后，我写的文章基本上毛主席都看过、修改过。这不是工作上必须要审查的，而是由于个人的关系，也是一个领袖对工作人员的关系，我很怀念。当时，跟毛主席见面的时间不少。注１１
当然，周扬所回忆的只是与毛泽东交往的一个侧面。但是，这样一个侧面，则至少透露出两个事实：一，与丁玲回忆中喋喋不休地唠叨与毛的私人交往相比，周扬所看重的是与毛泽东志趣上的一致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二，周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文章送经毛泽东“看过”或“修改”，是组织上的观念：尽管不是“必须要审查的”，但周扬仍认为，经毛看过后修改的文章，才能体现党的文艺政策。
１９３８年４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周扬并担任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毛泽东对鲁艺非常重视，他不但亲自作为发起者之一，而且为这所学校题写了校训、校名，写了题词，并多次来到这里演讲。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并兼任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在此期间，担负领导职务的周扬，依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阐释党的宣传政策。NextPage
以作家面目出现的丁玲，和以中共在文艺界的领导人面目出现的周扬，对延安的视角迥然不同。
翻开１２卷本的《丁玲全集》，人们可以发现，杂文写作在丁玲的创作活动中所占比重很少，而且丁玲仅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突然对杂文感到强烈兴趣，并大力提倡杂文。《全集》所体现的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这文章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在发出这一号召的前后，丁玲身体力行，写出了一系列杂文：《真》（１９４０年４月）、《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１９４１年２月）、《战斗是享受》、《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干部衣服》等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丁玲写出了这样多的杂文，这说明她的确是有意为之的。
丁玲究竟为什么在延安期间如此热衷于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似乎就应该是现成的答案：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熏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生活，伟大的建设。注１２
以当时丁玲的身份和威望，她的号召也的确产生了影响。在此期间，延安一些文艺家，尤其是聚集在“文抗”的一些作家，陆续发表了一些杂文。丁玲主张为了真理而敢于说话?熏不怕一切。艾青指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强调创作上的独立精神，号召作家“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注１３　。罗烽也认为在“光明的边区”，同样有“黑暗”、“脓疮”、“黑白莫辨的云雾”，原因是“几千年传统下来的陈腐的思想行为”，是“一时不容清除的”，这就需要杂文去加以批判注１４　。王实味以更激烈的态度表明看法：“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熏甚至更重要。”注１５
客观地说，在上述杂文中所论述的“歌颂”与“暴露”问题，都在陈述自己的意见时注意了问题的两面性。丁玲谈“监视”，是承认“进步”、“民主”在先，说明她并不否认那些对这种“进步”、“民主”的赞扬。罗烽既然已经承认“光明的边区”，其用意也就只是希望通过批评使得边区更光明。王实味将描写黑暗看得特别重要，那是在他看来，“黑暗消灭?熏光明自然增长”，王实味也是为了追求光明而主张暴露黑暗的。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语境下，显然是无可厚非的。有的学者也从今天的语境出发，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话——在“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的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得出“纵观丁玲为数不多的杂文作品，我觉得是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精神完全一致的”的结论。注１６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延安的历史场景下，放在当年毛泽东所倡导的语境之中，我们恰恰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仔细阅读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多篇都体现曲折的写法，并且其“曲”中所“隐”的东西在延安的语境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不入时、不合流。《真》文先是用许多笔墨强调对“没有民生保障，民主自由的地区”（非解放区）的抗日宣传要实事求是，结尾处笔锋突然一转，直指那些“平日爱嚷什么是主题、什么是典型”，并在写作中“苦心孤诣，注意找主题，找典型”的人，尖锐地指出：主题、典型都好的作品，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一文，则借批评孩子的作文将批评的锋芒指向“假、大、空”的文风。在文中，丁玲以老师对孩子的作文的修改为例，诉说心中的不满。她颇带几分挖苦地说，她孩子的八篇卷子，“六篇都说到无产阶级，八路军，苏联，毛主席，共产党。有一篇《听过故事的感想》没有说到，但教员在批语中替他补上了”。在引用了她的孩子的作文中的“太阳，太阳，鲜红光亮，你那样伟大的光芒，已经射到每个无产阶级的身上，请你指导着他们向着光明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永远的前进”的语言后批评说：“这样的句子也许是好的，但我想这决不是孩子自己写出来的，不知道他从哪里抄袭来的滥调，这样的话不是放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显得不通，而且很漂亮吗？但可惜的却是滥调！”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文末所做的结论：“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放胆的去想，放胆的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孩子身上去套了。否则文艺没有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这样直抒胸臆，在当年延安的语境里，真是相当的大胆。
在《干部衣服》一文中，丁玲以典型的杂文方式对延安的等级观念提出批评：“有人告诉我在延安骑马的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代步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１９４１年春，可见《“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的写作不是偶然，这两篇杂文所涉及的问题丁玲早已有考虑。再如《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则直接提出“到大众里去”和“群众化“不能“取媚群众”，“做了群众尾巴”，“不是要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而是要做“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师长，所依赖的人”。丁玲在文中很小心地回避了究竟是谁要避免“取媚群众”，而代之以含糊的“我们”。但熟悉延安时期语境的人都明白，和“群众化”对应的只能是那些当时被称之为小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分子。而在那时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最重要的提倡话语，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群众的改造。丁玲倡导知识分子不能“取媚群众”，要做群众的“师长”和“依赖的人”，这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是相左的。
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不足三千字，却被人们视为丁玲的主要作品之一。这篇杂文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杂文中最尖锐的一篇，是代表作。尽管对《“三八节“有感》，丁玲在晚年不仅一再把它解释为普通的、正常的批评活动，甚至轻描淡写地说“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当年延安的语境下，却完全不像丁玲所说的那样简单。
如果考虑到有类似言说行为的知识分子，在延安不只丁玲一个这一事实，丁玲等人的观点深深刺激了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并受到了普遍的责疑，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多年后周扬还是以“歌颂”与“暴露”派作为“鲁艺”和“文抗”的评判标准，并把丁玲作为“暴露黑暗”的头头来看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进一步地说，毛泽东在１９４２年发动整风运动之际，还特别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也确不是偶然的。NextPage
毛泽东是政治家，但同时也是文人。作为一个文人，毛泽东很注意与文艺工作者的联络，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像中国文艺家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艺、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等，都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来到延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给予应有的尊重。在现今留下的回忆录中，曾经在延安的不少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作家和诗人或艺术家，大都津津乐道地谈起过与领袖交往的一些细节，其中所弥漫的温馨与感怀之情是让他们铭记一辈子的。当然，这些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更关注的是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更注意的是文艺的政治功能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
在毛泽东眼中，文学与政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不管在与文艺家的零星谈话中，还是在体现他对中共所领导的文化工作的成熟的意见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都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基本线索，就是文艺是革命战线的重要一部分，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胡乔木把毛泽东的这一观点简单地概括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注１７　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必然要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延安和整个革命阵营中的文化工作，并以此来纠正文化艺术工作中出现的与之相左偏向。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经过成百上千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有了蓬勃发展，文艺作为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政治功能，已在各根据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但是，在欣欣向荣的背后所存在着的诸如“歌颂”与“暴露”的问题的纷争，同样值得引起高度的警惕。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２日，延安的党务广播中播发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都层出不穷。注１８
这些问题中，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可以说是主要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看来，这些问题不解决，长此下去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正是从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出发，毛泽东才觉得整风在文艺界进行是极为必要的。
与丁玲不同的是，尽管周扬所领导下的鲁艺，存在着“关门提高”、脱离群众的问题，但是，在周扬文学理论形成的初期，则主要是来自“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所谓斯大林的文学理论是周扬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承接，以及自己进行革命文艺的领导生涯，使周扬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他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这与毛泽东对文学的作用的看法是相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倚重周扬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在“歌颂”的主旨下，尽管周扬并不掩饰延安的“缺陷”?熏因为“太阳中也有黑点”?熏“写出它的各方面来”?熏是作家的“创作自由”，但他认为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熏充满光明?熏作家们应当给它唱“赞歌”注１９　。这种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所领导下的鲁艺。
毛泽东在为座谈会上的发言作准备而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时，对应邀前来的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说：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还没有受够。毛泽东还分析了为什么会有“暴露黑暗”的问题。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这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鲁艺”当然是“歌颂光明”派了，这个“派”的头子自然就是周扬了。
在此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文艺界的关注也多了起来。在４月２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把“王实味、丁玲的形式”作为需要反对的三种不好的形式之一提出来；在４月１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建议，对“文协”的丁玲、萧军等，采用个别谈话最好。注２０
由此可见，尽管丁玲对周扬关于“歌颂”与“暴露”两派的说法加以否认，但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眼中，这两派在延安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而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到王实味、丁玲、萧军以及“文协”的问题来看，周扬所谓的“暴露”派丁玲为首的话，则大致是有所本的。另外，尽管丁玲以信誓旦旦的口气说“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注２１　，但是，从毛泽东在讲话中特意将这一问题提出来看，当时“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的确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这也反证周扬的话所言不虚。
毛泽东是这样论述歌颂与暴露的：
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是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注２２
从文字上，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似乎是综合了周扬与丁玲等人的观点?熏承认歌颂与暴露同样重要，承认了描写人民缺点的合理性，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又体现了强烈倾向，他论述的着重点是在歌颂方面。如果结合《讲话》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整体语境来理解，人们不难感到毛泽东实际上是要求作家们放下知识分子架子，去歌颂人民，歌颂政权，在歌颂方面应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歌颂与暴露的另两处说明就充分透露了这种意图。其一?熏他明确划定了写缺点，写反面人物的界标：“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的一半对一半”。因为“一半对一半”的描写，会使得敌我力量显得势均力敌，不利于鼓舞人民的斗志，会使工作中的缺点显得过分而不利于歌颂人民，故在其反对之列。其二，他强调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熏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划分方式表明，作家在歌颂与暴露的立场问题上，任何的游离都是不允许的。对此学者林贤治有着精辟的分析：
一部《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在那里，作家是一支军队，文学描写和新闻记者的对象一样被分为“人民”和“敌人”互相对立的双方，于是“歌颂”和“暴露”也就成了“拥护”和“反对”的同义语了。注２３
这样，在关于“歌颂”与“暴露”这个问题上，《讲话》体现了毫无妥协的政治态度。这种态度，在以后的历史场合中，却因其具体界定的模糊，为极左派的阐释预留下了极大的理论空间，使这一极具全面色彩的理论观点在排斥表现人民（政权）缺点，在否定文学的暴露功能，在提出难以说清的何为批评何为暴露何为陪衬等等问题以后，又独揽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权，从而使这一命题成了反对文学创作写真实、说真话的一种可怕武器。当然，这是题外话了。NextPage
对于丁玲来说，尽管在延安整风中遭受一系列的批评，历史问题也使她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但是，或许由于她在文坛上所处的地位，或许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也使她相对比较轻松地过了关。整风过后，丁玲仍然以作家的身份写作。只不过写出来的不再是灰暗低调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和《在医院中》之类的小说，而是受到毛泽东表扬的《田保霖》等作品。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１９４８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１９４６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部长。１９４７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斯大林奖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这期间，丁玲与周扬有很多接触，但她对周扬是很不以为然的：
胡考和雪苇都问到周部长，问是否作风改变，我无法答复，只说是些他的长处。每当这种时候，都使我为难，我得违心说话。注２４?妖
在６月１９日的日记中，丁玲记叙了与周恩来副主席彻夜长谈的情况。关于文艺界及周扬，她“反映了一小部分意见上去”，其中有对周扬的种种不满，其意当然是不希望周扬仍挂帅文艺界。但是，周恩来却不为所动，认为“要全面地看人”，因而仍同意“文委由周扬暂兼”。周恩来的意见显然让她失望：“他们都不愿多管文艺范畴的问题，都希望由一个人去做算了。我们何时能大声疾呼，‘咱们里面有石头呵！要搬石头呵！’”注２５
“搬石头”一词，是当年土改当中比较流行的，意指那些为土改工作设置障碍的人，只有打掉这些人，土改才能进行。丁玲在这里将周扬视为文艺界的需要搬掉的“石头”，其私下里对周扬的成见显然已不可调和。
尽管私下里如此但在表面上，丁玲对周扬依然保持了一种热情。周扬一家在由延安赴张家口的途中，因马车翻车，周扬所疼爱的小儿子苏苏不幸遇难。这一不幸事件，使周扬万分悲痛。丁玲为了缓解周扬的悲痛情绪，还把周扬的女儿周密接到自己家中住，或者让自己的女儿住到周家，以为周家增添点欢乐气氛。
从周扬这一方来说，由于他没有留下可资研究的日记或书信之类的材料，他对丁玲的看法也就无法描述。但是，从丁玲留下的日记或书信可以看出，当时周扬对丁玲对自己的成见似乎毫无觉察，或者说即使有所觉察也不以为然，仍是从革命工作出发来予以团结，多次要求丁玲出来工作。
早在１９４６年，周扬到北平开展工作时，鉴于北平革命文艺工作的需要，他致电晋察冀中央局，要求让丁玲到北平主编报纸副刊。但是，丁玲则以“愿意留在老根据地和农村的志愿和理由”，拒绝了这次邀请。注２６
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４日，周扬特意与丁玲谈话，很诚恳地希望丁玲留下来搞文委工作。此时，丁玲正在为到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准备。为此，周扬不仅给邓颖超而且给陆定一打电话，提议丁玲不出国。丁玲的确有些“动摇”了。注２７
１６日，丁玲为此征求胡乔木的意见，胡则明确表示反对的意见：“他表示我不必去做文委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文委可另找人。定一也说不一定要去做文委工作。此地空气都是赞成我出国的。”注２８　由此，丁玲谢绝了周扬“心甚诚”的挽留，依然坚持出国。
这一时期，周扬和丁玲发生意见分歧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问题。
丁玲这部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是１９４８年６月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完稿的。当年曾任这所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企霞，在怀念丁玲的《真诚坦白的心灵》一文中注２９　，谈到《太》写作和出版受阻事：
一九四七年夏天，丁玲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作品被拒绝后，丁玲见到我不由得流了泪，我也很替她难受。要知道，这部作品来得不易呵！它是丁玲深入实际的产物，上面聚集了她的心血和爱憎。
我只好安慰她说，你不如到东北去；换个地方，或许还有出版的希望。听了我的劝告，她果真到东北。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光辉决不会因非议而消失。在东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就出版了，并且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甚至赞扬它是一部“史诗似的作品”。后来，华北也出版这部书。对华北的读者来说，读这部书就更有亲切感了。
陈企霞所讲的“作品刺痛了某些人”导致“在华北未能出版”，其实就是指的周扬对这本书的意见。
周扬对这部书的意见是什么，从周扬这方面得不到答案，倒是丁玲在讲话和日记中有所透露：
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注３０
当时，丁玲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５４章送呈周扬审阅，１９４７年１０月间在河北省阜平抬头湾村附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丁玲听到的“批评”就是彭真在大会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文学作品反映土改的部分。据此，丁玲或陈明都认为，是周扬已及时通读或委托别人通读了完稿的５４章《太》，并将他的意见向彭真讲过。
而在丁玲的日记中，则具体地记录了周扬对这部书的看法注３１　：周扬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的“原则问题”就是彭真所讲的“‘地富’思想”，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第二是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而周扬在当时的华北，主管宣传工作，他对作品的这两条意见，丁玲的书在华北出版就成了问题了。
到了１９４８年６月底，丁玲要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启程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丁玲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太》终于有了出版希望，胡乔木组织萧三与艾思奇突击审稿。稍后，胡乔木召来萧三和艾思奇借陪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在树林子里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形成了最后的意见：《太》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出版，并将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还赞扬了丁玲。
７月１７日，已抵达大连的丁玲得知了胡乔木对这部书的意见。８月１３日，丁玲立即与光华书店主事人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在该书店印发《太》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生活过，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加上又是有胡乔木等人对《太》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排印，实现了胡乔木的愿望，让丁玲带着她的新著长篇创作出国了。注３２
在东北出版后，丁玲仍然希望华北也能出版。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９日，她在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中，特意谈到了《太》一书的问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乔木同志向来对我不客气，肯直说，我也很欢迎你给我些意见，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东北改行的已不少，现在有改行思想的也不少。这里面是有许多问题的。谁愿意老干这个行当，别行也不是就不能做。很多人都有这种牢骚）。注３３
一些人在探讨丁玲与周扬结怨的原因时，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被认为是二人结怨的开始。在我看来，即使在现在，对一部书稿的看法也是因人而异，多方面的意见都有，实在算不上什么。我们这样说，倒是颇为符合丁玲在给胡乔木和周扬信中的看法：“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一定会丧失信心的。”
可是，为什么关于这部书的出版，又成为周扬和丁玲之间结怨的一个重要因素呢？想来原因有两条，一个是丁玲私下对这件事的看法，尤其是日记上记录的对周扬的意见。因为日记是真心的流露，而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则是台面上的事情，所以，从丁玲日记上看，周扬的做法是大大地触怒了她。二是后来周扬与丁玲矛盾的加深，使这一件事又被过分地渲染了。
从私下里，丁玲始终不能原谅周扬对这部作品的淡漠，时不时地要就此发发牢骚。１９５１年，丁玲从苏联获得斯大林奖后，在与人的闲谈中，把她对周扬的意见有意无意地表露过：
柯仲平同我闲谈，他从苏联回来时，说起好像大家对我还不错（其中有指到周扬的意思），我即笑说：“我还不是靠了苏联。”因为我的思想中是含有这样的意见，觉得周扬本是不喜欢《桑干河上》的，不同意《桑干河上》出版的。周扬在１９４９年草拟的文艺评奖的目录时，许多书都是一等，而《桑干河上》是二等（后来取消了评奖）。我话中还有对柯仲平的意见，因为他编辑《人民文艺丛书》时，听说周扬同志不同意，就看没有看《桑干河上》的稿子。注３４
丁玲这样的牢骚，显然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且不管周扬是以什么的心态来看待这本书，文艺作品的不同看法是允许存在的，丁玲老是这样提，未免显得自己太过小气。在１９５５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酿成的时候，丁玲的一条所谓的罪状是“一本书主义”。丁玲因获得斯大林奖后而对周扬的牢骚，也就成为人们给她罗列“一本书主义”的材料。
因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不同看法，丁玲对周扬的不满表面化了，周扬当然也是知道的。１９４９年，他们共同来到了北京，又同时成为文艺界的领导，历史上所留下来的种种，在慢慢的淤积中也趋于激烈化了。
建国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１９５１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据丁玲的自述，周扬挂帅文艺界，还是她在毛泽东面前推荐的：
１９４９年６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注３５
当然，在建国之初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丁玲的推荐，周扬在文艺界挂帅似乎也顺理成章。周扬在延安时，即为毛所倚重；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实际上是以中共中央华北局为班底，周扬在进北京前，担任的这个大局的宣传部部长。丁玲向毛的建议，一方面说明丁玲十分明了这个局势，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她对周扬有种种的不满，但对周扬当时在文艺界的威望和能力还是承认的。
在建国最初的几年，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这里的原因，除了建国伊始各方面的机构还有待健全和各部门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捋顺的因素，以及周扬将大量的精力用在文化部的各项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是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的。
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对此，丁玲对乔木一直是有好感的。１９４８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让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乔木的意见时，乔木却明确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他主抓文艺界工作时，却任命丁玲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了创作，与胡乔木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文艺整风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声浪中拉开序幕的。文艺整风的目的，是乘批判《武训传》之东风，借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运动之声势，用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的方式，进一步净化文艺思想，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
在整风开始之前，从９月２４日开始，中宣部召开了８次文艺干部座谈会，对文艺工作状况作了估计。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报告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它的首要表现是“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合作当中，表现无原则的团结，对他们的各种错误思想没有认真地加以批评，认真地提出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任意曲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拒绝改造思想，拒绝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文艺更多地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趣味。他们认为今天文艺（例如电影）的主要群众是小市民，应多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他们反对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改造和提高小市民，而要求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降低到小市民水平。而党的文艺干部在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包围下，有许多人随波逐流，表现自己的立场是与他们一致的或接近的。……因为这样，就降低了党对文艺作品的要求，放任了文艺作品中的错误倾向和粗制滥造现象，而没有把认真地审查电影剧本及影片，审查文艺出版物和戏剧音乐节目，当作重大的政治责任。因为这样，就产生了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放映和宣传，就产生了对于《武训传》的反动宣传的丧失感觉，就产生了在毛主席指出《武训传》的反动性以后对批判《武训传》的怠工。”文艺工作者中则普遍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严重的自由主义风气。注３６
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的讲话重复了上述看法。他指出，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解决。“一部分在一九四九年大会上举过手的作家，并没有真正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的内容，他们对文艺工作仍然抱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见解。……而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其中甚至也包括少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示过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共产党员。这些同志在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接触以后，失去了对于他们的批判能力，而跟他们无条件地‘团结’起来了。……就在这两部分人的影响下，我们两年来的文学艺术工作的进展受到了重大的限制。”因此，“目前文学艺术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注３７　。胡乔木的报告规定了文艺整风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改造“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规定了两类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和向他们投降的党员文艺工作者。
此时的周扬，虽然担任了文艺整风的领导工作，但其处境却十分地尴尬。毛泽东之所以要对《武训传》进行批判，虽然理由可以说出几条，但他对文艺界的“思想混乱”不满，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武训传》是上海拍的，虽然当时担负上海文艺界领导工作的夏衍并不赞成拍摄，但是他也不得不做了检讨，这无疑使周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指责，周扬则必须承担责任。在文艺干部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艺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周扬应对存在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周扬被迫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在文艺整风动员大会上，周扬也公开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注３８
同时，毛泽东给周扬“政治上不开展”的断语，直接危及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周扬下去土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另有资料显示，周扬可能被撤掉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之职。注３９
在下去土改前，１０月９日，周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毛泽东为滁州专区文工团题字。信的结尾，周扬写道：
我俟文艺干部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后，即去中南区参加土改，……我争取下月走成。心中有许多话想和您谈，您什么时候有空，请电话叫我。注４０
毛泽东同意周扬的请求，要他在“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想来，周扬的“许多话”中，向毛泽东检讨肯定是内容之一。所以张光年才有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我很不理解。
周扬挨了批评后，大约在１９５１年的１２月，便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第二年年初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开始的工作就由胡乔木来主持。注４１
虽然胡乔木很倚重丁玲，但以丁玲在文艺界的威望，要想领导这场运动显然力不从心。在周扬走后不久，丁玲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因为委屈而忍不住在“茅盾面前大骂周扬”一通：
１９５１年的文艺整风，周扬同志参加土改去了，主要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的工作。当时文艺处只有我、默涵、严文井三人。我个人缺少工作经验，那时，又兼负责“文学研究所”、《文艺报》的具体工作，《人民文学》也改由我去主编，我曾请求乔木同志只管文艺处，其余工作另找人。乔木同志答应找着人了再说。因此，那时我的担子很重。工作复杂，感到难于应付，正处于焦头烂额之时，一天文协开会，会前舒群同志临时打电话说他不能主持会，因为周扬同志只要他做文联秘书长，不是文协的秘书长，要我另外找人主持。我当时觉得舒群太不讲理，文协秘书长原就是他，而且早说定了的，文联文协秘书长都是他。他明知我的工作有困难，却来临时作难。我激动得很厉害，立刻放下电话，我到文协拟和舒群面谈，一上楼看见茅盾同志已在沙可夫同志屋子里，我压制着自己的激动，和茅盾同志招呼，这时舒群走来又向我说，你另外找人，我不是文协秘书长，会议主席我不能做。我的气又上来了，我就说他（说些什么我都忘了），他冷静地看着我，仍旧坚持说不做，我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大哭起来，便说了：“都是周扬，他现在土改去了，什么也不管，叫我来揩干屁股。”我说过后立刻意识到犯了错误，于是赶紧擦干了眼泪，自己下楼去主持会议。会后我很难受，写了一个检讨连夜送给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回信也说我不对，但认识是错误就算了。注４２
虽然丁玲说是“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而骂周扬，但是，这一事件表明，在潜意识里，丁玲对周扬一肚子不满仍未消除。丁玲所讲述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周扬同志决定《文艺报》上印上编委、主编名字，我在《文艺报》编辑部室内告诉了陈企霞、肖殷，说他们二人是副主编，陈企霞当时说，“主编就主编，有什么副的，正的。”我没有立刻批评他，觉得在一些年轻的同志们面前说他不好，同时也因为我想我是正的，也不好批评他。可是后来印出来了三个主编，我即向周扬同志汇报，问他怎么办，并且说三个人都负责也好，他们实际工作比我做得多。周扬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这事做错了。他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但随即同意了。注４３
这一件事，在１９５５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时，成为丁玲拒绝党的领导的一条罪状。现在看来，这样的上纲上线确实太过头了。但无庸讳言的是，丁玲对此事显然是“先斩后奏”：三个主编已经印出来了，周扬即使“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除了同意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这一桩桩小的事情，在具有作家性格的丁玲看来，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在以组织纪律为重的周扬看来，事情就不小了。丁玲在文艺整风运动中的这些做法，则进一步加深了周扬对她的成见。NextPage
在文艺界处于无所作为的周扬，命运很快就出现了转机。就在周扬到湖南不久，就被毛泽东的电报召回了北京。
事情的起因是，１９５２年初，文艺界要筹备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同以往一样，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要胡乔木主持筹备工作，但是，胡乔木的一个做法则引起了毛的不满。张光年回忆说：
乔木把林默涵、我、袁水拍找到他家，谈大会的报告，谈了两三次。要求文字讲究，简炼，批评尖锐（实际上他自己已经起草了）。他主张取消文联，按苏联的文艺制度改，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改成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他主张作家协会会员要重新登记，长期不写东西挂名者不予登记。我们都很赞成。快开会时，乔木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其它没说什么，但对取消文联发火了。他狠狠批评了乔木一顿。说：“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了？文联虚就虚嘛?选”就因为这件事触怒了，大会报告也气得不看了。他认为取消文联，不利于团结老辈文艺家。这样一来，就不让乔木管，赶快打电报要周扬回来重新筹备二次文代会。
周扬回来后我们先告诉他一些情况，他再问乔木，然后去找毛主席。随后就带我、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去天津重写大会报告。在筹备期间，乔木召开文艺界负责同志会议，传达毛主席对他的批评，说：“希望二次文代会在周扬同志主持下开成团结的会议。”
这次突然的变故，改变了周扬在文艺界无所作为的局面。此后，胡乔木对文艺界过问的越来越少了。１９５２年４月，周扬又兼任中宣部的副部长，直接走到了文艺界的前台。
丁玲陷入了很尴尬和矛盾的局面。
以前与胡乔木的配合，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现在，周扬回来主抓文艺界的事情，丁玲显然认为，她难以与周扬来配合了。
大约在此期间，丁玲有一次与毛泽东共进午餐的机会。
自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后，丁玲与毛泽东显然失去了沟通的机会。一直到１９４８年，丁玲才在河北平山的东柏坡与毛泽东有一次路遇见面的机会。丁玲６月１５日的日记对此事有记载：
另外，太意外的是我刚要去西柏坡时，遇见对面有穿黄衣的人来，我仔细一望是毛主席。我不觉跳了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毛主席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他并且邀我和他一道散步去。……毛主席坐在空地里的躺椅上，他很鼓励了我。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似乎怕我不懂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又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他又说：“你在农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他又邀我一道吃完饭。我在他院子里树下坐谈时，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他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成绩不及他们。……毛主席评郭文才华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注４４
丁玲与毛泽东的这次相见，后来为多人所知道，后来批判丁玲时所谓“挂像”事件的起源，大致是来自于这次谈话。
这次谈话后，丁玲对毛泽东对他讲的历史是几十年的话，一直不是很明白。但是，如果联系到“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这句话来理解，也就不难明白了。这句话也是毛泽东与丁玲谈话中所说的。注４５　毛泽东的话，对丁玲有鼓励，当然也有鞭策，有批评。不过，丁玲可能记得更多的是鼓励，因而忽视了毛泽东批评的话。正因为如此，她也不可能感觉到，尽管这次谈话很欢畅，但已不复在延安整风以前的交往了。
与丁玲的做法相反，周扬倒是很肯定丁玲在工作中的成绩。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８日，周扬在关于丁玲的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注４６
可以看出，周扬对丁玲的态度却毫不在意，仍然想让丁玲配合他的工作。但是，丁玲却又涌起了回到作家本行的念头。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８日，丁玲在致周扬的信中表露了这一想法：
我写这封信给你，有十分的热切的希望你答应我的请求！自从今年来，在我的思想中有许多苦闷。我实在希望我能创作，我要创作，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对创作有刻骨的相思。因为五月间我希望回湖南去，不行，则在北京找了些材料，我对美帝虐杀我们孤女婴儿材料有很大热情，所以不避炎热在六七月中间去南京武汉。本拟八月写好，但回来后有许多工作分了我的心，我刚动手，现在实在需要专心一志写下去，我实在不愿东做做西做做，我做完了这一件工作后再让我做别的吧。九月间陈企霞、康濯就要走的，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不努力完成它，就要流产了。我十分不愿流产，如果流产了，我会很痛苦的。你是注意创作的，难道你就一点不照顾我的情形么？难道我就那么无才么？假如不到十分证明我是不能搞创作的时候，不管怎样，我都是要坚持下去的。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够准我的假。到九月为止，你不要分配我其它的工作，让我少开会，让我留在家中创作。我应份的工作，文艺报，及文研所的事，我还是做。九月以后，我还是可以再做别的。只这么一个短时间的假期，你还不能答应我么？如果蒙你准许，我将即日去颐和园或北戴河加紧去写。写得不好也要完成初稿，以便以后修改。
我希望你明晨会可以叫你的秘书回复我一封许可信。因此明天下午我即可以准备动身。注４７
丁玲的“苦闷”自然是来自工作上的。而这种工作上苦闷，主要还是来自中宣部——“文艺报，及文研所的事，我还是做”，言外之意是，文艺处处长的职责范围的事，就不能再做了。但是，这一点丁玲当然无法直接说出口，所以只好以请创作假为理由了。
周扬是否同意丁玲的请求，限于材料，不得而知。但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丁玲辞去了文艺处处长的职务，到东北疗养去了。
丁玲到东北后，大约在１９５３年的１月２８日，曾有一信给周扬：
离京后一直想给你写信，却又觉得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所以就拖下来了，同时也知道你很忙。现在会演已过，（我想这次收获一定很大，可惜我一个戏也没有看到）中苏友好月就将过去，你一定可以挤出一些时间来了。文联会延期，我想这是好的，这种大会，思想方面的准备愈充分愈好，你是否已经开始领导筹备了呢？我以为这些工作的筹备，恐怕非你亲自动手不行。而且你还得设法怎么能多聚集一些人。我这几年因为能力所限，帮助你很少，工作成绩不大，常常觉得很难过，觉得很对党不起。因此我又想，也许还是去写点什么好些。我的生活基础，理论艺术基础都很不够，如果要创作还得学习与生活。你对于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呢？你曾经答应我明年请假搞创作，我想我现在应该作这个计划了。我现在还是要求脱离一切工作专门从事创作两年，如果将来还须（需）要我工作的话，我就再做工作。我下去的计划，过去同你也曾谈过一点，现在也还是这样三个方案。一，写井岗山，先搜集材料和研究材料，然后采访。二，到县上去做副书记一年或一年半，准备写长篇。三，做一年记者以后再定住下来，或者再做第一方案或第二方案。这三个方案，我也向乔木同志征求意见去了，同时请您帮助决定。
我下月就回来。风湿性关节炎可以稍微好些，增殖性毫无办法，脑疼也只有长期注意，所以就没有多住下去的必要。但是否能明确规定我的工作呢？
蒋祖慧我还是希望你帮助她去苏联学习，我常常为她的十七岁十八岁可惜。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办法，我就很后悔过去为她的职业所做的决定。我觉得太对不起她了，一个学跳舞的人把大好年华都虚抛了还有什么希望呢？我听说连乌兰诺娃她都没有机会看到，我就想到我们很多人是不大为后辈作想的。只有你能帮助她，我实在觉得这孩子还是值得培养的。
一切回到北京后再谈吧。注４８
丁玲在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之前，就辞去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１９５２年２月，冯雪峰担任《文艺报》的主编。对自己的工作如何安排？丁玲心里没有底。所以在这封信中提到了“是否能明确我的工作”的问题。另外，这封信丁玲的语气非常和气，完全不像上封信那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同时，信中还提到了要周扬帮忙让她的女儿蒋祖慧出国学习的事情。显然，丁玲有刻意缓和与周扬关系的意图。
在周扬看来，不管丁玲对自己的意见多大，也不管他本人对丁玲有多大的成见，他仍然愿意丁玲在文艺界做一些工作，并在此后促成了蒋祖慧出国留学的事情。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６日，周扬致信在东北的丁玲，表达了希望丁玲回来工作的愿望。信中写道：
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注４９
周扬希望丁玲能尽快回来工作。
２月２０日，丁玲给周扬写了回信：
你的信引起我很多的感情。我想着工作，想着在工作中的愉快。因为工作就是学习，工作是丰富人们心灵的，我以为人所最苦的就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我很想打消我去汤岗的计划，虽说伯林同志，疗养院都已经替我准备好了。我离开工作的时间太长了，疗养成绩又不太大，这里的生活我早已厌倦了。我实在想回北京来，可是春节前，就是接到你的信的两天后，我的腰又跨（垮）了！因为参加了一个工人的敬老会，坐了两个钟头，第二天又参加了一个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三周年的会（阳钦同志一定要我出席）又坐了两个钟头。这样腰就又不能动了，并不比在北京犯时厉害，可是难好。到现在快十天了，腰还不能支起全身来，因此我又动摇了。我想像现在这样回去，能做什么呢？我只好还是到汤岗去。我预备等腰再好一点，可以坐火车了，就去，也就是打算二十四五号一定去。去了能治，当然再好没有，不能治，也好死心。我想你还是会同意我去的。如果你以为既然休养了许久，都没有很大效果，那就还是回来一时，或者你觉得我有些事应该回来的话，我还是立即回来的。有些情形你可问问李守宪同志。我请他替你捎上一包糖和一包饼干，饼干是列宁格拉来的。
我希望经常收到北京的来信，当然也包括收你的。注５０
作为对周扬的回应，丁玲不但信写得很客气，还专门让人给周扬带来了“列宁格拉”的饼干。
在周扬主持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后，尽管丁玲不在北京，但她还是担任了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筹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丁玲从东北回来后，也并没有担任实质性的工作，后又去黄山。第二次文代会后，丁玲基本上长期在进行创作，行政上的工作几乎不做了。而在此期间，周扬在文艺界的舞台上尽情挥洒着自己的领导才能，并逐步确立了文艺界领导的威严的形象。而他与丁玲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不相干。
上述对丁玲与周扬关系的追溯，尽管两人有分歧，有争论，但我还看不到二人之间后来演变成的势同水火的因素。但是，如果透过这些事情的背后，从二人自身的因素来进行挖掘，则会给后来所要发生的事件一个合理的解释。
历史环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们审视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时，常常会说“这是历史造成的”。的确，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生存。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时冷静和客观，在考虑大环境的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为历史的悲剧而忽略不计个人的自身因素。
曾任丁玲的秘书的张凤珠，对于丁玲“没有躲过灾难”说：“我曾想，这是否和她的性格有关呢？”注５１
丁玲有什么样的性格呢？与丁玲有过交往的王蒙这样描述说：丁玲具有很强的“明星意识”，“作家意识”。她“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这样的性格，就难免给人留下“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的印象。王蒙进而断言：丁玲“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注５２
这种“明星意识”、“作家意识”，使丁玲“不大瞧得起和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曾担任过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和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过的朱靖华，对丁玲的这种做法仍记忆犹新。建国初期，对于已在文学上奠定了地位的一些没有在延安或解放区工作过的作家，丁玲的着眼点不在于他们的作品如何，“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没有这种经历”注５３　。因此，“有时她对别人有一种不自觉的轻视。在一般作家和知识分子面前，她也有一种解放区来的高人一等的潜在心理”，“造成文讲所以后悲剧的原因和这种自豪感也有关系”。注５４　丁玲的这种感觉，无异要开罪一些人，这也就是熟知她的人要得出她以后的悲剧与这种感觉有关的原因。这里只要举出老舍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
老舍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从国外回来的著名作家，也是被公认为是非很少的作家。这位一直生活在国统区和国外的著名的也是革命的进步作家，陶醉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发自内心拥护的，并自觉地以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倾向进行创作，不但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而且成为官方所褒扬的对象。
老舍的《龙须沟》上演后，周扬写下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的热情洋溢的赞扬文章，并发出号召：“让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和他一同学习，并向他学习吧。”注５５　彭真为首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并以此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不料，周扬的文章发表后，丁玲却“觉得以周扬同志的身份，这篇文章推崇过分”，因而“有过一点点意见”，对老舍所获得的荣誉称号也颇有微词。注５７　丁玲的这一看法，在后来揭发“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会议上，也被人提出来。
丁玲对待老舍的态度，或者说，丁玲不大能瞧得起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其实还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解放以后文艺界如何排位次的问题。
所谓排位，就是在文艺界树立起一面或几面旗帜，以成为文艺界所仰望或学习的对象。这在中共领导文艺的历史上是有迹可寻的。在解放以前，鲁迅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推崇的第一面旗帜，继鲁迅之后是郭沫若，其后有茅盾，因而有“鲁、郭”之说。
解放以后，出于“建立稳定的文学秩序”的需要，周扬很注重排位的问题。他评论茅盾、老舍的作品，并借评论赵树理的机会，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是“语言大师”。在周扬的带动下，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文学史的作者王瑶，虽然并没有明确地以“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模式来叙述文学史，但是这种排位已经呼之欲出了，并且稍后就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
“鲁、郭、茅、巴、老、曹”格局的逐渐确立，对具有“明星意识”的丁玲来说，显然感到了某种冷落。尤其是在毛泽东在西柏坡对她的评价已经传得很远的情况下，自己仍被漠视的局面，则使这种冷落变成了郁积心头的结。心中的块垒无法消除，而周扬对自己的作品未置一词的表现，就成为丁玲心中无法言说的痛。
当然，丁玲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把毛泽东西柏坡的谈话传扬出去这一事实，即使是在１９５５年被揭发后她还在为此辩解。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后来所出现的事实，使丁玲的辩解显得那样的苍白。
１９５５年批判丁玲，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谓的挂像的问题：
她假托中央同志的话，说现代中国代表作家的位置已经排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她的小集团里的人更为她鼓吹捧场，称她为“旗帜”、“领袖”。１９５３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
挂像的事情在１９５４年的苏联也出现过一次。那一年，丁玲与周扬、老舍等人一起参加全苏作家大会。在莫斯科，她又看到了这四张挂像。苏联能这样做，显然是毛泽东的话已经传得很远了。
其实，说丁玲有自豪感也罢，说喜欢炫耀自己有“明星意识”也罢，在我看来，丁玲只是想地肯定自己的成绩而已。在现今这个讲究自我推销的年代，炫耀一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具有“表现欲”的评语，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是对一个人的肯定。但是，在建国初期的那种语境下，则是不容许的。
在建国初期那种以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为价值观念的主流意识中，人们身上充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的革命狂热，把自己当成革命的螺丝钉，憎恨一切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和行为，把所有同他们不协调的人都看成是革命的对立者或敌人。即使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一下自己的成绩，也难免与主流意识相冲突，尤其是在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个人主义、搞个人崇拜的错误之后，也就容易被上纲上线了。
“明星意识”所带来的冷落感，使丁玲难于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换句话说，从解放区走来的丁玲，既然瞧不起没有这种经历的作家，也就不屑于像他们一样，老老实实地满足于单纯地做一名作家，她同时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文艺领导者，在文坛的领导席位上坐在靠前一点的位置。但是，当中共把她放在领导位置上让她如愿以偿时，她却远远不能像周扬一样挥洒自如，不擅长管理工作的特点使她连最起码的人事关系都难以处理。１９５５年冤案的导火线，最先就是她所领导的两个部门——文研所和《文艺报》——点着的就可以说明问题。
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丁玲那根植于心的“作家意识”也就冒出来了，“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注５７　的念头就会再一次地强烈涌现。这一念头一出现，她就又涌起复归到作家本位的念头。
丁玲在延安的任职就不说了，但从解放初期的情况也能看出这一点：她在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位置上一年，提出辞职；在文学研究所的位置上两年，提出辞职；在《文艺报》的位置上两年，再度提出辞职。三次辞职的理由，除了身体的因素外，要集中精力进行创作是最重要原因。而她所具有的才华，也在这种任职——辞职的徘徊中，白白地被消磨掉了。
新时期以来，丁玲又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本不是一名政治家，也缺乏在宏观上把握形势的政治头脑，却偏偏要感情用事地对政治发表意见，结果常常搞得自己心绪不振；本不擅长组织工作，却偏偏去组织创办《中国》文学杂志，结果连杂志社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协调不好，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一个个地给合作伙伴写信，那口气让人看了辛酸。至于去领导一家公司，则更不是她的所长，但她甚至还一度担任过巾帼艺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内部矛盾重重，使得她不得不离开。注５８　晚年的丁玲，在总结一生时语出无奈地说：“回顾我这一生，有很多时候我应该坐下来写文章的”。注５９　等她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作家而卸掉所有职务要专心创作的时候，为时已晚了。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的命运，不能不使人扼腕长叹。
这一点，丁玲与周扬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周扬来说，他成为中共的一员之后，所从事的职业就是行政工作，除了“职业革命家”外，周扬从来不认为自己还应该成为理论家或其他的什么家。开国初期，他在文学研究所讲演时，曾幽默地说：外国要编名人大辞典?熏问我算什么“家”，我说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就算组织家吧。注６０　这一行当的选定，不管是像有的人所说的，是周扬在玩弄权术方面手段高明也罢，还是说他本身有能力也罢，反正都得承认，周扬至少是具备了这样的信念：这一辈子已经没有自我了，这一切都交给党了。党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周扬似乎并没有挑三拣四的动作。这样，周扬就有了陈明所说的、据传是毛泽东对周扬的评价：党正确了周扬也正确，党错了周扬也错了。
人的一生，只有一种可以凌驾于生命之上的东西，即信念，它可以引导生命价值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它可以是一种不可泯灭的理想，也可以是一种真切的世俗感惰，也可以是一种假设性的神秘力量，等等。不管这种信念是对是错，他总是支撑一个人奔向一个目标的力量。但是，与周扬相比，丁玲似乎从来没有体验到这种东西的存在，当然，她的成长轨迹及所处的环境也未给她作任何提供。于是，丁玲所能做的就是凭自由知识分子的感觉行事。偶有畏缩之心但却不知如何退避，于是一直打不起饱满的精神，也树不起“理所当然”的自信心和使命感。而一旦与这种信念遭遇，她只能像个打破瓶子的小孩，小心地去收拾碎片，小心的珍藏，以等候一个高明的工匠来收拾残局。
由于认识不到这一本质上的区别，致使丁玲一直把周扬当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受这种心理作祟的影响，丁玲一方面把“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在心中重复多遍，而尽管时光也给予她特别的恩赐——她放弃了行政工作，但她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彻底离职到１９５５年８月被打翻在地，丁玲有三年的时间来完成她的作品，但是，尽管她到颐和园、到大连、到黄山、到无锡等这些能够启发她的思维和给予抛却俗事的场所，但她依然没有完成那本心中酝酿已久的《在严寒的日子里》；而她在写作条件与后来天壤之别的华北山沟里，却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桑干河上》。这说明什么？答案只能有一个：一会儿想从政，一会儿又想当作家的举棋不定，使她没有一种可以写作的心绪。
作品写不出来，从政又不是自己的所长——即使有所长她也无法与已经奠定地位的周扬相抗衡，心中的苦闷也油然而生。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苦闷可以成为一个人奋发的起点，也可以成为一个人妄自尊大、在虚幻中看待对手的视点。不幸的是，丁玲选择了后者。既然从大的方面已与周扬无法类比，就只能在一些细节上满足自己争强好胜的心理。
比方说，她与周扬一起到苏联去。陪同他们的翻译高莽为他们画像。这或许是为了解除寂寞劳顿的旅途，消闲时光的一种方式，但丁玲愣从这里发现一种心理上感觉；她觉得高莽把周扬画的太好了。本来是生活中极小的一件事，让丁玲这样一“微言大义”，不免有些啼笑皆非了。
还是这次旅行，苏联的著名作家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周扬是否有“不自在”的感觉？没有材料显示，但反正在丁玲心目中，周扬就一定如此。
还有一件更细小的事情，也是丁玲在意的对象：还是这次旅行，周扬和丁玲一起上街，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周扬就说像自己的女儿；看到不漂亮的，就说像丁玲的女儿。这种显然是玩笑之举，竟然使得丁玲“不高兴”了。
这些故事，都是丁玲旅行回来讲给一些人听的。作为听众之一的张凤珠的感觉是，这“说明她瞧不起周扬”，而且，“就这种极小的细节都在意，可见他们的矛盾太深了”。注６１
从这种心理出发，丁玲以及陈明——一直到今天陈明也是如此——一遍遍地重复这样的话：周扬对《桑干河上》有意见，那是周扬嫉妒；而周扬在华北、在北京挽留丁玲一起工作，则是“不愿意让丁玲搞创作”，“因为丁玲搞创作，影响也会不一样”，其潜台词是，周扬害怕丁玲在国内外的影响超过他。因为有这样的判断，所以，陈明断言：丁玲的作品产生的影响一大，周扬心理上就会“可能的，也是很自然的”要产生不平衡和某种不安注６２　。而推而广之，周扬主持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７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因为周扬由嫉妒生恨，由恨而产生了灭掉丁玲的念头。
读到这样的话，我根本不能相信这是出自于我所敬佩的作家丁玲口中，出自于也经过历次运动的洗礼的老革命陈明的口中。这种坊间姑嫂吵架、邻里纠纷的小玩意，居然被视为一场影响全国的批判运动的一个因素之一，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第一，若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在解放初期周扬挽留丁玲留在北京工作，丁玲应该立即拒绝才对呀——你已经因为我写了《桑干河上》而嫉妒我了，我还要再写出更好的作品让你嫉妒；我的书已经在苏联老大哥那儿获奖了，我何必在你手下忍受你的嫉妒。明知道你要害我，还把脑袋伸给你，这是丁玲、陈明的智商吗？这符合事情发展的逻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二、假设周扬真如丁玲、陈明所言，是个爱嫉妒别人的人，以当时情势来说，丁玲也不会走进他的视野，成为其嫉妒的对象。建国之初，尽管有胡乔木对丁玲的任命，但周、丁两人在党内地位的高下已然分明。周扬已经把自己定位在“职业革命家”的行列，与当作家的丁玲也不相干，他要嫉妒只能是把目标对准比自己高的人，对准自己的竞争对手——丁玲显然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于是，就出现了我上面所描述的情况：这厢丁玲喋喋不休地非议周扬，甚至到最高领袖那里诉说周扬的种种缺点，而那厢周扬却一点也不在意，不论当面还是在信中，依然邀请丁玲出来工作——关于周扬这一举动，与其认为是他心胸开阔，倒不如说他根本没有把丁玲看成是竞争对手来得实在。
从丁玲这方面来说，因为始终把周扬作为潜在的对手，她对周扬的防范之心无处不在，这也是很多人都了解和体会到的。
张凤珠本来是丁玲的秘书，当丁玲在周扬面前夸赞张时，周扬则随口说道：能不能让她到我这儿当秘书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丁玲就“敏感”起来了。她对张说：你不要到周扬那儿去，终究你在我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不但如此，丁玲还把张安排在不在作协办公的《新观察》注６３　。以常理来揣测，这种防范心理如果发生在周扬身上，则还有其合理性——张毕竟在丁玲那儿当过秘书，会不会把我这里的情况对丁玲说呢？但周扬竟然一点都不在意，还要帮丁玲解决秘书的工作问题。可见，他对丁玲就没有什么防范之心。
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如果作为丁玲的私人感受藏在心里，别人自然不好评头论足，但是，要命的是丁玲又“是作家性格，有时说话随便”注６４　，这些东西她还要喋喋不休地说出来，让别人一起来分享，让别人来证明她一贯是瞧不起周扬的，她是胜周扬一筹的。丁玲当然想不到，这样的证明除了自己得到些许虚幻的安慰之外，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倒给自己的部下提供了投掷给自己的“炮弹”。
可是，丁玲至死也不明白这一点。她的思路总是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上转悠，她所看重的仍是她与周扬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她一直将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７年对她的批判，视为纯粹周扬个人的狭隘的报复心理所致。她从没有从这种局限中跳出来，因而她也根本不可能看到，在那个时代，正是自上——毛泽东——而下——各级各部门的负责人——构筑一个统一权威之日。而要构筑这样的统一权威的大厦，让一切不谐和的声音销声匿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丁玲一直到死都盯着周扬的举动，使自己也被现象而裹住根本无法看到历史的本质。
“欲与周扬试比高”的心态居然折磨了丁玲一辈子，也造就了丁玲作为中国文坛最具悲剧色彩的角色。一直到晚年，这种心态不但没有消弭反而愈老愈坚。１９８３年，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引发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清除精神污染，周扬也不得不作检讨。丁玲顿时感到形势好了。这就难怪王蒙要下这样的断语：“当她得知对手ＸＸ（周扬—引者）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注６６　这就难怪会出现本节开头时的那一幕。
看到我根据零星的材料所描述的图像，不知读者的感受如何，反正我是非常郁闷，一种很无聊的感觉弥漫在胸。希腊神话中那个一直在与石头消磨时光的西西弗斯，竟然常常与丁玲的形象交互重叠在一起，盘踞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离去。
我为丁玲长歌当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