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平：1949年接管国民党“中央社”始末

李爱平：1949年接管国民党“中央社”始末
时间:2010-05-31 09:33 作者:李爱平点击:683次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攻占大城市，接管国民党各级政权及其有关机构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当时，各城市的接管工作均由各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为新解放城市实行军事管制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统管全市军事、民政等事宜——作者注)负责。军管会下设若干委员会或部，按系统分别接管国民党各机关单位。其中的“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承担对国民党新闻宣传机构的接管，包括接管国民党政权的最主要“喉舌”——中央通讯社。在接管中央通讯社的过程中，新华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担任新华社领导的范长江、石西民等直接参与了接管工作。
接管平津“中央社”分社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简称“中央社”，1924年4月1日创办于广州，1928年5月迁至南京，后成为国民党全国最大的官方通讯社。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社”总社先后迁至汉口、重庆，1946年4月又迁回南京。至1948年，“中央社”有分支机构(包括分社、支社、办事处、特派员——作者注)国内52处、国外25处，员工2653人。1949年11月，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覆亡，“中央社”迁往台湾。
1948年12月上旬平津战役打响后不久，中共中央即着手准备接管北平、天津，将接管平津地区的任务交给中共华北局，并任命了两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
12月中旬，接管天津的队伍在距天津40多公里的河北省霸州胜芳镇集结完毕。1949年1月上旬，各项接管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月15日天津解放，当天下午5时，接管人员即进入天津。天津市军管会决定，由天津日报社(1948年12月25日天津日报社成立，同时宣布成立新华社天津分社。当时，报、社一家，天津日报社的记者同时也是新华社记者——作者注)负责接管国民党“中央社”天津分社和民国日报社、益世报及广播电台。天津日报社通讯部部长邵红叶为接管“中央社”天津分社的军代表。通讯部记者谷峰代表邵红叶前往位于天津林森路(现新华路)的“中央社”天津分社宣布接管政策，并要求：人员不要跑，东西不要少，要争取立功。当时，“中央社”天津分社共有10多人。接管后，新华社天津分社留用了两名工勤人员。1949年2月5日，新华社播发题为《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天津接管工作成绩显著》的消息，报道：“中央通讯社天津分社、天津民国日报及天津中央广播电台等国民党反动宣传机关，亦同时为军管会派员接收？？被接管各单位的旧有人员，鉴于国民党在全国的反动统治覆亡在即，又受到中共各种政策的影响，在接管中大部迅速报到，某些高级人员也未逃匿。伪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及国民党中央社天津分社，从上到下没有一人离去。”
1948年12月18日，以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及徐迈进为首的20多人，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发，经河北涿县，抵达位于北平西南郊的良乡(当时，良乡是中国共产党准备接管北平的前进基地，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均驻扎在此——作者注)，与由华北《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勃率领的另一支队伍会合，组成先遣队，准备随军进入北平，接管国民党主要通讯社和报社。先遣队称“统一编辑部”，由来自新华总社、华北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编辑、记者、电务、行政等各方面人员组成，在良乡一边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一边研究北平情况，并报道北平郊区解放后的变化。在此期间，成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负责人李庄。先遣队后移驻距北平较近的长辛店，1949年1月下旬又推进到距北平更近的颐和园北面的青龙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天下午，范长江率先遣队全体人员分乘三辆卡车，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先头部队，经西直门进入北平，成为第一批进城的文职人员。下午约7时，先遣队抵达设在东交民巷御河桥2号的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原日本大使馆)，“中央社”北平分社编辑主任黄卓明(民盟成员，在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解放后长期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后从事中国报刊史研究，1998年在北京逝世——作者注)、采访主任赵孝章和国民党华北日报社的负责人已受命在那里等候。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社”北平分社主要出版新闻通讯稿，供北平各报和民营通讯社采用，以此控制舆论。北平解放前夕，社长丁履进从设在东单的简易机场乘飞机逃跑。“中央社”北平分社发稿业务在黄卓明、赵孝章主持下照常进行，但不再发布“中央社”总社新闻，而改登新华社总社的新闻稿。
31日晚9时左右，范长江和时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副主任(副社长)的李庄等人，在黄卓明、赵孝章陪同下，抵达位于西长安街石碑胡同的“中央社”北平分社。分社在一座二层小楼内，留在北平的该分社人员已齐集楼上等候。范长江作简短讲话后，即前往王府井大街接管国民党华北日报社。李庄在对这些人员讲话时说：“中央社这蒋党蒋军蒋政府的喉舌、反革命新闻机关，应予取缔。在这个机关工作的人员，情况各不相同，我们将按政策，实事求是地妥善处理。” 并要求大家各司其事、安心工作。在场人员均侧耳静听，鸦雀无声。
为保证接管“中央社”人员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警备司令部派来一个警卫排。当晚，在安排战士住宿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使“中央社”人员深受震动。李庄在回忆文章中对此作了详细记述：“我们在分社楼上腾出一间大房子，作为警卫排的宿舍。数九寒天，水泥地面，时间已晚，根本无处借觅铺草，战士们怎么休息呀？当时原中央社北平分社庶务主任(我已忘记他的姓名——原文注)领我到丁履进的办公室，那屋里有全楼唯一的一块地毯，我一看地毯相当大，马上提议移到战士的宿舍去铺地。庶务主任当即表示为难，说接管组干部也要休息，这块地毯正好用上，士兵们应该忍着点。我明确表示，这件事不必研究，考虑问题应该先想到战士。接管组的同志们好办，有几个沙发可以休息，办公桌也能拼起来睡觉，比露宿已经强多了。我这只是沿用我们队伍里处理此类问题的习惯做法，随口说出个人意见，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事后得知，这竟成为原中央社北平分社工作人员多日议论的佳话，有人甚至说，这就是共产党打胜仗而国民党打败仗的重要原因。”
在北平和平谈判期间，原“中央社”北平分社人员顺应形势，对被接管已经作了较充分的准备。接管次日，即2月1日清晨，分社人员名册、全部财产登记册、近10天发稿登记及所有底稿，就全都送到了李庄的办公桌上。当日，除国民党党报外，北平城内原有的报纸照常出版，有的报纸以《接管开始：范长江接管〈华北日报〉，李庄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为题，报道了中共对国民党两家主要新闻机构的接管。就在这一天，楼门外“中央通讯社北平分社”的牌子被摘下，取而代之的是“新华通讯社北平分社”的牌子。
“中央社”北平分社接管组共10多人，其中以电务人员居多。采编人员中，李庄任新华社北平分社主任，韦明为副主任，还有在良乡新参加工作的几名记者。大家一方面要了解情况、甄别人员，进行各项接管工作，一方面要外出采访、编发稿件，保证新闻业务正常运转。人少事繁，工作十分紧张。为此，2月19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又补派石西民(石西民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此前，李庄在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10多天后，已奉命去接管没有国民党党报之名而有国民党党报之实的《北平日报》)、祝志澄(时任新华社副秘书长——作者注)、汤宝桐(时任新华社副秘书长——作者注)为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的军管代表，并指定石西民为代表组组长驻社工作。
接管南京“中央社”总社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在“中央社”资料室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汪树柏即公开身份，出面掌握发稿工作，播发新华社电讯。
南京解放后第二天，周恩来在北平中南海为包括范长江在内的一批即将奔赴南京、上海工作的文化界、新闻界人士设宴饯行。次日，即4月25日，范长江与石西民等人离开北平前往南京、上海，接管国民党新闻机构，并负责南京、上海解放后的新闻报道，筹建新华社上海分社及出版《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顺利完成接管，行前还特意在北平找曾任“中央社”记者的刘尊棋(解放前曾任“中央社”记者、上海联合晚报、联合日报社长等，解放后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日报》总编辑等职——作者注)、原“中央社”报务员甄钧了解“中央社”情况。
同一天，新华总社致电“中央社”总社留南京人员：“盼全体员工安心职守，保护器材物资，听候军管会统一接管。”当日，“中央社”发来一封落款为“张欣良 廿五日”的电报：“范社长长江钧鉴：原中央社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唐际清(1949年1月下旬，“中央社”总社迁至广州，南京改设“中央社”办事处，由编辑部主任唐际清主持——作者注)、张人禹等于廿三日离京飞沪，留京员工尚有一三六人(此处所说为136人，实际上包括工勤人员在内为151人——作者注)，公推欣良暂行负责，主持一切。现在政治部指导之下照常工作，发布新华社电讯，供给南京各报。欣闻台端将南下接收，全体员工念□(原文影印件，此处一字看不清——作者注)异常，恳祈早日命驾，以慰渴望。”4月26日，新华总社给华东总分社转去这封电报，请总分社“于范长江、石西民、汤宝桐等同志到华东局时转给他们一阅”。
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下设军事、财经、交通、政务、文化教育等若干接管委员会，分头进行各系统的接管。当天晚上，范长江与石西民、汤宝桐、李光绳(时任新华社电务处副处长——作者注)、梁文汉(时任新华社电务处科长——作者注)等来自新华总社的同志抵达南京。次日，即分头到南京市委和军管会接洽工作，并阅读中共地下党员提供的报告，了解中央社现状。
当时，中共华东局已在江苏丹阳集结了各条战线的南下干部，准备接管上海。范长江安排好接管国民党“中央社”的工作和南京解放后的报道后，即离开南京赴丹阳集中。石西民以军代表的身份，与李光绳具体负责接管“中央社”事宜。
5月5日，接管工作正式开始。新华社5月7日播发《南京军管会接管国民党各级反动机构》，对此作了报道：“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国民党在南京的各级反动统治机构，自上月二十八日起，已分别派出军事代表，按照军事、行政、财政经济、公安、文化教育、交通、国营企业等各个系统，进行接管？？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和平日报社、救国日报社，已于五日由军事代表分别予以接管。”5日至7日，接管人员一面审看物资财产清单和相关表册，了解情况，一面给“中央社”留下的人员发维持费，解决这些人的生活问题；8日至16日，清理物资器材；自17日开始，处理人员去留问题。
当时接管的“中央社”房产，除位于南京中山东路的办公楼外，还有位于文华里和成贤街的宿舍各一处，位于上乘庵巷的发报台房子一处，租来的馥记大楼和梅山村宿舍一处。另有同在南京东路的一座未完工的7层大厦，是中央社兴建的新办公大楼，解放军进逼南京时，该楼即已停工。中央社还有一个生产水果、蔬菜、粮食的农场，接管时也一并接收。
所接收的“中央社”物资，计有发报机10部、收报机8部、汽车8辆，以及办公家具等。清点接收工作十分细致，一般是由接管组的两三名同志与“中央社”的负责人员、事务员共同进行，所造表册连文件夹之类的小件文具也逐一列入。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社”就已开始将人员、物资、器材、图书资料等向台湾、广州转移，其中转往台湾的居多，仅书报资料就装了六七十箱，摄影底片有六七箱，新式真空管十余箱，各式收报机、发报机以及发电机合计有数十部之多。因此，接管组所接收的物资只是“中央社”留下的一小部分，大件器材设备较少。
比之于清理物资，处理“中央社”留下的人员难度要大得多，工作也更加复杂，所以在接管过程中占用时间最长。接管组先让所有人员填写个人履历表，审阅研究后视情况分别处理。对于工勤人员，鼓励返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并发给遣散费。对于译电员、机务员，从工作需要出发全部留用。对缮写员、事务员以及编译人员等，视其工作能力与个人意愿，或留用，或送去学习，或让其返回原籍。对于报务员的处理尤为审慎，先与“中央社”的地下党员一起对每个人加以研究，后举行技术测试以检验各人的技术水平，再逐个与之谈话以了解其各方面情况，最后从政治、技术、个人表现等几方面综合考量，决定其去留。
至6月12日，人员处理告一段落。“中央社”留下的151人中，留用98人(包括到新华总社和到华东总分社工作——作者注)，已遣散回籍38人，其余15人因各种原因尚在待定之中。接管组向总社呈报了详细的人员情况材料。
国民党“中央社”总社内，共有3名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与接管人员密切配合，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为接管人员提供“中央社”人员情况材料、在清点物资与处理人员方面提供意见、联系进步群众、组织职工联谊会、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对顺利完成接管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接管过程中，接管人员还组织“中央社”员工进行政治学习，给他们作时势报告，宣讲中共的各项政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纲领和奋斗目标，组织学习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新华社署名文章《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新华日报》社论《为建设新南京而奋斗——南京人民当前的任务与努力的方向》等。针对“中央社”一些报务人员好赌成习的问题，接管人员从关心他们的生活出发，提醒他们戒除这一不良习气。通过这一系列思想教育工作，使得深受国民党反动思想影响的“中央社”员工，对共产党和接管人员逐渐由恐惧、抵触到有所了解，其中一部分人开始逐步转变过去的工作作风。
1949年7月底，对国民党“中央社”总社的接管工作全部结束，正式移交新华社南京分社负责管理。在此前后，接管组曾分别就接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接管工作的经验教训等分别向新华总社和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作出报告。
此次所接收的“中央社”器材、资料，除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南京分社留用一部分外，发报机、收报机、柴油发电机以及资料等，均移交新华社总社。8月，南京军管会专门拨给两个车皮，新华社二野总分社派人帮助搬运装车。8月中旬，李光绳和留用的“中央社”机务技术人员把这批物资押运到北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期间，新华社加强了广播能力，所使用的设备中，就有从南京“中央社”接收的一部1000瓦发射机和两部500瓦发射机。
接管其他各地“中央社”分社
在国民党“中央社”分社中上海和重庆分社，是两个规模较大的分社，也是目前所看到的史料中记述接管过程较多的两个分社，故在此作较为详细的介绍。而“中央社”其他分社的接管过程，因史料所限，有的只能作一简介，有的则只能付诸阙如。
杭州，是渡江战役中解放的第二个大城市。杭州解放前夕，“中央社”杭州分社的中共地下党员接到地下党组织的指令，要求他们保管好电台器材和文件表册，安定员工情绪，准备迎接杭州解放。1949年5月3日，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占领杭州。当天下午，杭州市军管会宣布接管“中央社”杭州分社。不久，军代表陈冰(时任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社长——作者注)来到位于枝头巷13号的“中央社”杭州分社办公地，正式接收该社的电台等器材设备和办公用品，并对该社人员讲话，希望他们留下来为人民服务。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中共中央对接管上海尤为重视。1949年初，平津、淮海战役尚在进行中，中共中央就指示华东局为接管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大中城市做好准备。3月，中共华东局即开始在江苏丹阳集中干部，进行接管上海的各项准备。5月初，各路接管干部共计约5000人在丹阳完成集结，其中包括以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伯韬为首的文教、新闻队伍。与范长江一同从南京抵达丹阳的新华社人员，还有梁文汉。他的任务之一是协助范长江接管“中央社”上海分社。在此期间，新华总社经与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协商，调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副社长庄重到上海协助范长江工作。
5月25日，解放军攻占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在丹阳的新闻大队奉命向上海进发，因闸北地区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火车到南翔后便停止前进。26日傍晚，新闻大队改乘卡车冒雨进入上海，到交通大学集中。5月27日，上海全城解放。当硝烟未散、解放军还在聚歼残敌时，范长江、庄重、梁文汉等人即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开始接管“中央社”上海分社。
“中央社”上海分社建立于1932年，是“中央社”最早建立的分社之一，也是“中央社”最重要的分社之一，上海解放前夕即已停止工作。接管时，先由范长江对该分社留下的数十名员工讲话，宣布接管政策。随后，范长江即前往汉口路接管《申报》，筹备出版《解放日报》，留下庄重等人负责具体接管事务。接管过程中，未发现“中央社”上海分社的人事、业务、行政档案，显然已被转移。接收的房屋除该社在外滩附近苑明园路(今圆明园路)149号的办公用房外，还有愚园路电台以及位于昆山路、思南路、武进路的宿舍各一处。接收的电讯器材共有BC610发报机3部，收报机12部。接管后，原“中央社”上海分社的房屋、器材设备、办公用品等均归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和上海分社使用。
南京解放前夕，“中央社”总社正准备在燕子矶附近建立大型发射台，为此从美国进口了一批电讯器材存放在上海海关。上海解放后，这批物资为我缴获。6月26日，范长江致电总社，报告这批器材已由华东总分社接收保管。包括发报机、变压器、珐琅磁电丝、收发报机线圈、滤油循环器、接触发电机等在内共计10箱的这批器材，后来全部运到北平，为新华总社所用。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8月5日，新华社湖南分社随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根据军管会安排，与新湖南报社一起接管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社的长沙支社。“中央社”长沙支社位于长沙市蔡锷中路原湖南省银行旁边，社长匡文炳在解放时逃走，下落不明。接管时，该支社包括采编人员在内，共有39名工作人员，分不同情况作了安置，共留用21名，大部分从事电台收发报、译电及勤杂事务工作，余下18名另行安排。“中央社”长沙支社的固定资产很少，接管时只有数量不多的办公用房和宿舍、两部收报机和包括油印机在内的少量办公用品，交通工具仅有一辆自行车。随军南下的电台工作人员利用所接收的器材，加上自带的电台设备，开始接收新华总社播发的电讯稿，供当地报纸刊用。
“中央社”重庆分社位于重庆市中山三路1号，有采编主任、会计主任、记者、报务员、译电员、财会事务人员、工勤人员等共30余人，在枣子岚垭和中山三路1号分别设有发报台和收讯台。办公楼为一栋紧靠山崖而建的四层灰色小楼，总面积约400平方米。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该分社即结束业务活动。随后，重庆市军管会派军代表何明生(何明生是由新华总社抽调到西南地区工作的报务员，接管后不久，调往西南邮电学校任职——作者注)负责接管，由原“中央社”重庆分社采访组组长阳子寿、事务组组长廖世衍负责移交。
重庆解放前夕，“中央社”重庆分社主任潘劭昂与采编主任、会计主任逃跑。该分社其余人员，连同从南京“中央社”总社经由广州逃至重庆的5名报务员、会计，均被接管。根据当时中共的相关政策，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对这些人员分别作了处理，留用报务员、译电员、缮写员、工勤人员等共14人，另有数人被送往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有数人自愿遣散回原籍，还有两名记者和数名其他人员自动离职。
所接管的物资，除了办公家具、用品外，还有各式发射机6部、收讯机4部及美制军用报话两用机1部。在“中央社”重庆分社有进步倾向的技术、行政人员的保护下，这批电讯器材基本完好无损。另外，在楼房底层，接管人员还发现了几个木箱，里面全是盖有《新华日报》(该报是抗战期间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1938年10月从武汉迁至重庆。1947年2月国共谈判破裂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3月上旬报社全体人员撤回延安——作者注)印章的报刊书籍，这是1947年国民党当局将新华日报社人员“驱逐”回延安后，从新华日报社“收缴”来的，这批图书后被上交给了中共西南局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