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薤露》·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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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这是曹操《薤露》诗的后八句,写的是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情景。
人们习惯把汉代分为西汉、东汉,就因为其首都地理位置所定。从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起,到三国时,已有二百多年的经营历史。华宫宏殿,芳园秀苑,繁街闹市,良驷华轩,其规模并不亚于长安的。在晋人张衡的《两京赋》中,对洛阳当年富丽堂皇的盛况,很是赞美不绝的。可东汉末年董卓的这一把火,蔚然王气的洛阳,一国之首善之区,曾经有过数十万口人的大都市,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
黄巾也好,董卓也好,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一旦牧民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一旦农民手里耕种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是绝不留情的。践踏,破坏,毁灭,焚烧,便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尤其当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作威作福之能量,宣泄性欲之随便,聚敛金银之轻易,那是绝对不会客气,不会谦让的。
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着善和恶的碰撞,甚至交战。善控制得住恶,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善若约束不住恶,必定如癌细胞扩散那样,愈演愈烈。而社会不能抑制不住恶病毒的蔓延,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而集团性的恶又被低智商,低素养,低理性的痞子先锋操控,必然便是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
中国文明史的每一次倒退,都是这些破坏力大,报复心强,作恶绝不手软的勇敢者所制造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