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所谈巴黎风月考

    ●胡文辉

    在文怀沙事件纷纷扰扰之际，网上有人发帖扯上了钱锺书，我才留意到林非先生在《若干必要的澄清》一文里，对钱有这样的回忆：

    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时，也常于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津津有味地渲染如何与妓女做爱，以及如何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着头颅观赏她的阴部。还有一位被称为“美髯公”的文坛耆宿，也很钦佩他深谙炮制春药的配方。

    这里说的“美髯公”，应当就是文怀沙了。这且不论，只想说钱锺书所谈的巴黎香艳。众所周知，“文革”期间，钱、林两家发生过肢体冲突，至今各执一辞，谁是谁非已成了一笔糊涂账。而林非此处行文故作暧昧，很有些不厚道，似是暗示钱在自述巴黎嫖妓的经历。其实从情理上讲，钱当然只能是漫谈巴黎的青楼掌故罢了。在那个横扫封资修的年代，谁会公开自己的狭邪行，谁会主动坦白自己的政治堕落呢？

    但另一方面，我相信林非所述，也非无中生有。一来，钱锺书夫妇三十年代在巴黎大学进修过一年，钱独自去偷欢的可能性虽甚微，但耳闻目接，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二来，钱一贯对性文化有相当兴趣，他在清华读书时，随手就能给吴组缃开出四十多部“淫书”目录(李洪岩《吴组缃畅谈钱锺书》，《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后来无论是行文设喻，还是谈艺论学，都多涉及人之大欲(参谢泳《无“性”不成书》，《万象》第十卷第四期；刘铮《“人类的一切于我皆不陌生”———〈容安馆札记〉中的性话题》，《万象》第七卷第一期)。那么，他在茶余饭后，开讲几个儿童不宜的段子，岂不也顺理成章吗？

    可是，在林非的追述中，有“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一句，却让我又在不疑处有疑。透明玻璃鞋的故事我是知道的，但世间真有“透明的玻璃马桶”吗？法国佬花招虽多，又岂有让妓女坐在马桶上接客的道理？我很怀疑，所谓“玻璃马桶”，恐怕只是“玻璃宫”的讹误。

    ———“玻璃宫”是什么呢？

    承上海星桦(朱铭)先生送我一本《关于章士钊》，虽只是自印的小书，但钩隐探微，足可入掌故之林。里面有篇《章士钊巴黎观娼》，提到章氏1926年《再答吴稚晖先生》文中有言：

    丁未之岁，愚由东京赴英，道出巴黎，时先生主《新世纪》报，极论革命。王侃叔导愚与杨笃生为冶游，至所谓玻璃房子者，色相为生平所未见，愚顿为颠倒，若无容措，因密撰巴黎观娼记，淫猥胜柳子厚传河间妇十倍，求先生匿愚名表焉。

    这篇文章，1908年发表在吴稚晖主编的《新世纪》杂志，题为《观娼感念》，其中描述云：

    鄙人此次在巴黎观公娼，乃恍然于欧人上进之道。今试先言其状。数十女子作一椭圆形，围立于一客间之中(其客间为长方形)，全身裸，惟腰缠一布，白色，如纱之薄。客入，即群掀布，以手按之股际，欹立对客酣笑……此时客得随意指点其一，入而实行。时则吾等三人，拟观后即投钱而出，而该院持不可，谓如不实行，院章有演春宫娱客之法。遂从其后请，与二妓相将入房……此真极古今之奇观，为欧洲文明者所不及料。吾等咸兀臬不自安，几欲倒行而出，以谓人类不应不识有羞耻事以至于此。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我们虽隔海兼隔世，但当年花都的妓院风情，似也不过如此罢。至于章士钊所见的“极古今之奇观”，在我们今日，A片见惯浑闲事，更是毫不足奇了。

    章氏所称的“玻璃房子”，张竞生也有记述，称之为“玻璃宫”。张《浮生漫谈》有《玻璃宫中》一篇，写他1929年第二次赴法时，曾领同船阔佬前往一游：

    玻璃宫是巴黎第一的妓院。里头的妓女，可说不是妓女而是“自由女”……这，玻璃宫，最特色的，是在一特别房中，留下一张特制而可上下四方转动的大座椅。壁上标明是某国皇帝某年月日在此椅中行乐的纪念物。这当然是真事实吧。若是伪造，这个大国有驻巴黎的大使馆，当必出面向法国当局要求取消。而今竟然留存这位风流天子的座位“遗芳百世”，传观万人，世上事真是无奇不有了……

    张氏在另一部自传《十年情场》第四章，也写到这次游玻璃宫的经过，内容大同小异，兹不再引(皆见《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三联书店2008年版)。

    我想，钱锺书在干校讲的，或许就是这个著名的“玻璃宫”或“玻璃房子”。可能林非当时不知就里，误听或误记为“玻璃桶”，以后年深日久，又讹变成了“玻璃马桶”，最后才有妓女“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的奇景吧？

    此外，长期留欧的曾琦在《旅欧随感录·自由与嫖赌》(收入《曾琦先生文集》上册，[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有批评：

    我们在这自由空气的法国，最容易误解的便是自由之意义，有许多人都把“自由”弄成“放纵”了，这是最不好评的现象……我前几天在巴黎中国饭馆，看见有许多少年学子，各挟一法国荡妇，在那里言笑宴乐，又听说有许多老留学生终日以赌为乐，并且还勾引新到的同学去向他一路，像这样明目张胆的放纵行为，在堕落的留东学界，却也不易多见，这真是惟恐名誉不坏，硬要演成一部留西外史呀。

    在《巴黎寄妹书》(收入《曾琦先生文集》中册)又形容巴黎的风气说：

    若夫人情风物，逈异宗邦，妇女则奇装异束，竞尚自由，燕姬逊其艳丽，赵女无其窈窕，贞操之说，俗所罕闻，以视中华，过犹不及……

    又，二十年代陈辟邪有小说《海外缤纷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专写留法学生的众生相。其题诗有谓：

    海外徒闻更九州，风光怎敌万花楼。翩跹裙屐迷离境，骑鹤争夸秦少游。馆号裸游城不夜，流香涨腻饮淫泉。清弦急管通明炬，纵是摩登亦上仙。

    此处所咏，想必是巴黎红灯区的香艳景象，那当然也应包括玻璃宫了。曾琦、陈辟邪及其友人是将巴黎视作“欲望城市”的，但同样长期留法的禇民谊却有不同印象，其《欧游追忆录》(中国旅行社1932年版)说：

    在未久居法京或不甚习法国国情之士，每以巴黎之娼妓多淫风炽为病。实则巴黎之娼，并非法人为之，大都为巴尔干半岛之小国如罗马尼亚等，及西班牙、意大利、俄罗士等国之妇人。法政府所以不加禁止者，乃为外来之游人及商业计耳……巴黎之官娼，国家收费甚巨，盖亦寓禁于徵。虽论者不免以此贻讥，然即此一端，亦不足以代表法国人民之性情，而强为论断。

    合而观之，则我们对于钱锺书所知见的巴黎艳事，或者会有更为准确的了解吧。

    钱锺书在笔记中肆意谈性，更在干校时畅谈巴黎花月，这跟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正好相映成趣。往高处讲，在淡出鸟来的禁欲时代，这多少有些文化反抗的意味；往低处讲，从男性心理的立场着眼，这又有些学术意淫的成分吧。在这个已经没有道学家的时代，我根本就不必替他们辩护；相反，这倒正可见他们的人间风貌，作为现代以来的最博学者，他们到底也是凡夫俗子，是跟我们处身于同一个世间的。

    在此，顺带谈谈钱锺书的另一桩公案。我的朋友谢泳曾在五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里，挖掘出钱的不少“反动言论”，其中有一段：

    一九五二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

    对此，近时杨绛一口否认，以为“明明是些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的诬告”(吴学昭《听杨绛讲故事》，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273-274)。其实，杨的《干校六记》早就含蓄地谈到过此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

    故意轻描淡写的所谓“轻蔑领导的著作”，原来即指轻蔑毛选也。再联系到林非《若干必要的澄清》也说道：

    ……钱锺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他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被人告发后，又指使那人儿声明是误听了，真有翻云覆雨的本领。

    “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云云，当与“轻蔑领导的著作”是同一件事。无论是杨绛的话，还是林非的话，都足以说明，关于钱锺书的这一传闻曾广为人知。而据我的经验，五六十年代批判材料中的那些言论事迹，往往是事出有因、言出有据的，只不过传于众口，以讹传讹，多有歪曲而已。空穴来风，未必无因，钱氏谈风月的事情就是这样，钱氏评毛选的事情会不会也是这样？

    不论如何，“说有易，说无难”。我以为，证明钱锺书漫谈异国风月之事为“有”，是相对容易的；但要证明钱锺书轻谩领袖著作之事为“无”，就相当困难了。——— 即使作证的人是他的“妻子、情人、朋友”，我也不能深信不疑。

    ◎胡文辉，学者，著有《陈寅恪诗笺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