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orz//展望“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从“9·11”事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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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南京大学 洪银兴 2010年05月24日14:34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新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中国化。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存在不同观点。《资本论》等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以生产关系为对象，学术界对此是基本认可的。而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由于面临着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由此就提出生产力能否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正在推进的经济改革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重大问题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尽管主要是生产关系问题，但作为制度和体制不可避免地涉及上层建筑，而且又有大量的经济运行问题。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上层建筑和经济运行能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应该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典的经济学科，其研究对象在创立时就是明确的。面对某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面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生产关系，研究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由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必然要研究生产力。这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一般地规定为研究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是研究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是要说明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而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分析，是要说明以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原因是生产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和分配是一切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当时所研究的生产主要限于物质资料生产，服务业也只是限于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部分，如运输、包装、保管等。而经济发展到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服务领域不断扩大，服务产品成为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服务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者的消费范围。服务业也作为第三产业与工业和农业并列进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这样，服务业也就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中经济关系分析的逻辑和方法同样可以用于服务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但不排斥对生产力的研究，是在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研究生产力。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1](P44)如果抽去各种社会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自然的或技术的结合方式。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是对生产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生产力问题。现阶段对生产力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关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生产力要素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等要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体现在这些要素的质量上，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首要的、能动的和最为活跃的因素。而在现实中，又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这同生产力三要素的规定有无矛盾？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区分生产力要素和发展生产力的源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涉及协作、社会分工、科学技术等。就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发展“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源泉也会发生变化。例如，社会分工曾经对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起过决定性作用，现在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阶段，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者、生产资料等生产力要素质量的提高，而且作为内生的要素直接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二是关于先进社会生产力。各个社会发展阶段都会存在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差别。在时间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每一阶段都具有相对于前一阶段的先进性，每一阶段又具有相对于后一阶段的落后性；在空间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有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的差别。政治经济学对不同层次生产力的研究，特别关注该社会占主导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影响该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由于每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层次的生产力，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必须为多层次生产力提供发展的空间，特别是要为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提供充足空间，建立与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关系，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释放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和能量。
我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因此作为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载体。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研究又会牵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
首先，虽然上层建筑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时也会在一定范围联系上层建筑，特别是产权制度作为反映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制度，很大部分属于上层建筑。当然，经济改革所推进的经济制度的调整，虽然牵动上层建筑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反映生产关系的属性。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上层建筑主要是保护产权和规范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行政干预、公共财政和干预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等。
其次，经济体制和与经济体制安排相关的经济运行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按照一般的理解，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与生产关系相关，经济效率低就应该从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来说明。实际情况是，经济效率反映资源配置的效率，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高低并不完全由生产关系来说明，而是由经济体制来说明。经济体制是指某一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它不完全是围绕经济制度而建立的，而主要是围绕资源配置建立的现实的经济形式。因此，经济体制的变革，既要反映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还需要反映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的要求。就反映经济制度的要求来说，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改革经济体制。由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不完全出自经济制度，很大程度上是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即使是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但作为其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并不一定都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时调整和改革。在现阶段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的有效途径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也就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要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就要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寻求新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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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从“9·11”事件开始 孙长忠 2010年05月21日14:02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展望“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从“9·11”事件开始--中国共产党新闻
“9·11”事件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间前后相隔7年，因果上也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同时，二者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最新表现。展望“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将逐步告别黄金时代，走入历史必然性为其规定的不归路。
近日，美联储决定提高银行贴现率，被认为标志着这场始于美国、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结束，但从全球范围看，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性仍在持续、尚未停止，人们的思考、研究仍在持续、尚未结束。其中，以下两个特殊日期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个有益的参考：一个是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日期，即2008年9月15日，另一个则是震撼世界的“9·11”事件的发生日期2001年9月11日，两者相距几乎整整7年。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一个耐人寻味的中国常用词：七年之痒。
一、“9·11”事件发生后的7年，是引发金融危机诸因素迅速发酵、综合作用、集中爆发的7年
飞机猛烈冲向高高的双子座并拦腰穿越，一团火球横空爆炸，两座大厦轰然倒塌，瞬间变成一堆废墟，这样的镜头在全世界的电视上滚动播放，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冲击是空前巨大的，带来的效应是空前震撼的。“9·11”事件一发生，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惊呼：世界秩序和格局从此被根本改变了。这是因为，这一重大事件是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地纽约是美国也是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倒塌的世贸大楼是美国全球经济、金融霸权的标志性建筑。“9·11”事件及其之后的7年，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中已经发展着的危机因素骤然加速、迅猛放大了。
（一）这7年，是美国同时进行两场昂贵战争的7年。冷战后，美国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已经积累了不少负面因素。而“9·11”事件引发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是美国霸权促成金融危机的中介和催化剂，其直接影响就是美国军费不断增高，总费用甚至超过9000亿美元。如以2000年的3000亿军费为正常基数，8年来美国军费增加绝对数高达12387亿美元，大大超出2008年10月美国用于救市的7000亿美元资金。自古以来，穷兵黩武、巨额军费带给经济的无不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而美国7年来的防范和应对之策，无疑大大促进了导致金融危机诸方面因素的酝酿、发酵。
（二）这7年，是美元泛滥和全球金融泡沫加速膨胀的7年。为应对2000--2001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军费猛增带来的经济问题，刺激经济增长，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直至2004年6月。这一低于美联储利率制定原则所要求水平的利率，加之大量发行国债，就使海量美元涌向市场，出现了空前的流动性过剩并流向全球，引发全球性的金融投机，造成巨大的金融泡沫。美国2008年GDP约14万亿美元，但其包括次贷等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值已达300万亿美元。2001年，美国一些垃圾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CDS）等信用衍生品只有1万亿美元，2008年达62万亿之巨1，膨胀之速可见一斑。
（三）这7年，是美国金融监管滞后乃至被解除的7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了以放松监管为核心的银行业改革。1999年11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以来，美国金融业进入了创新迭出的混业经营阶段，但金融监管仍沿袭旧有的体制，没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特别是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监管缺失，使越来越多的潜在风险积累起来，为灾难埋下了祸根2。“9·11”事件发生后，特别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为了既保证战争费用，又通过减税等措施保证美国经济和民众生活不受战争影响，从而获得选民支持，只能延续之前几场战争的“成功经验”，利用其美元霸权，进一步放松金融监管，转移世界财富，使全世界为其埋单。但金融监管一旦放松，就犹如纵虎下山，必然加速危机爆发。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在贪婪的逐利本性驱使下，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以钱生钱的所谓金融创新，本身已经包含着欺诈成分，地道的欺诈丑闻就越发数见不鲜了。从2001年起，“安然事件”、“泰科事件”、“朗讯事件”等诸多大公司丑闻接连暴露。去年判决的麦道夫金融诈骗案持续20多年“安全经营”，监管当局却毫无所察。如果不是因为“判断失误”，麦道夫很可能仍在继续经营着他的“事业”。由此可见，美国金融界的混乱局面到了何种程度。
（四）这7年，是美国负债消费日益过度的7年。7年来，美国国家债务从布什上台时的5万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超过11万亿美元3。美国国内债务和国际债务总和早已超过60万亿美元，达美国GDP的4倍4。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5。美国人不仅透支着自己的未来，还透支全世界的现在和未来，享受着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的生活。然而，经济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泡沫总有破裂之日，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导致危机。
（五）这7年，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成为危机源头祸水的7年。不言而喻，房地产是负债消费的重要领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而次贷危机又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布什政府执政后，在“居者有其屋”的理念诱导下，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2001--2006年，美国房价不断上扬，大涨63.41%。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又使银行等放贷机构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加入了贷款购房者的行列，成为所谓“次贷购房者”6。根据美国房贷信息机构“抵押金融内情”的估算，2001年的次贷发放规模仅为1900亿美元，但2004--2006年的发放规模大幅增加，尤其是2005--2006年两年的发放规模都超过6000亿美元；根据美国另一家房贷信息机构“贷款绩效”的估算，2001--2006年，次贷的贷款与房产比率从79.4%升至85.9%，债务与收入比率从38%升至41.1%，说明次贷发放的风险在逐年加大，质量在逐年下降7。一旦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房价暴跌，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引发次贷危机。
（六）这7年，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到新阶段的7年。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随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和全球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又是华尔街金融寡头主导的金融全球化。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日趋深化、美元发行量的不断增加、金融自由化的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由于各国金融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放，大笔“热钱”在全球快速流动，各种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高消费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使美元持续加速贬值，催生了美元流动性过剩和全球流动性过剩。过剩的货币在各国泛滥，大规模跨境流动，加大了全球经济运行成本和风险。
（七）这7年，是新自由主义走向极盛的7年。新自由主义为应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问题而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日渐兴盛，对市场经济具有一定说明作用，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能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它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文化宣言，被当作实现社会繁荣富裕的济世良方而强力推销。冷战结束使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具有更广泛的所谓“普世性”，美国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和“消灭贫困”的旗号，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直至军事干预，强行推进金融自由化，长驱直入开放国家的金融市场，把开放国家卷入国际资本大循环以满足自己的超前消费。进入新世纪，小布什政府不仅在国内继续减税增债，放松金融监管，更在全球发动单边战争，策划“颜色革命”，将新自由主义推上顶点，直至危机爆发。
【1】 【2】 【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中国化。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存在不同观点。《资本论》等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以生产关系为对象，学术界对此是基本认可的。而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由于面临着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由此就提出生产力能否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正在推进的经济改革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重大问题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尽管主要是生产关系问题，但作为制度和体制不可避免地涉及上层建筑，而且又有大量的经济运行问题。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上层建筑和经济运行能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应该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典的经济学科，其研究对象在创立时就是明确的。面对某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面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生产关系，研究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由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必然要研究生产力。这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一般地规定为研究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是研究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是要说明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而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分析，是要说明以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原因是生产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和分配是一切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当时所研究的生产主要限于物质资料生产，服务业也只是限于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部分，如运输、包装、保管等。而经济发展到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服务领域不断扩大，服务产品成为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服务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者的消费范围。服务业也作为第三产业与工业和农业并列进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这样，服务业也就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中经济关系分析的逻辑和方法同样可以用于服务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但不排斥对生产力的研究，是在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研究生产力。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1](P44)如果抽去各种社会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自然的或技术的结合方式。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是对生产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生产力问题。现阶段对生产力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关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生产力要素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等要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体现在这些要素的质量上，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首要的、能动的和最为活跃的因素。而在现实中，又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这同生产力三要素的规定有无矛盾？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区分生产力要素和发展生产力的源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涉及协作、社会分工、科学技术等。就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发展“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源泉也会发生变化。例如，社会分工曾经对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起过决定性作用，现在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阶段，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者、生产资料等生产力要素质量的提高，而且作为内生的要素直接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二是关于先进社会生产力。各个社会发展阶段都会存在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差别。在时间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每一阶段都具有相对于前一阶段的先进性，每一阶段又具有相对于后一阶段的落后性；在空间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有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的差别。政治经济学对不同层次生产力的研究，特别关注该社会占主导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影响该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由于每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层次的生产力，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必须为多层次生产力提供发展的空间，特别是要为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提供充足空间，建立与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关系，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释放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和能量。
我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因此作为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载体。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研究又会牵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
首先，虽然上层建筑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时也会在一定范围联系上层建筑，特别是产权制度作为反映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制度，很大部分属于上层建筑。当然，经济改革所推进的经济制度的调整，虽然牵动上层建筑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反映生产关系的属性。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上层建筑主要是保护产权和规范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行政干预、公共财政和干预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等。
其次，经济体制和与经济体制安排相关的经济运行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按照一般的理解，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与生产关系相关，经济效率低就应该从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来说明。实际情况是，经济效率反映资源配置的效率，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高低并不完全由生产关系来说明，而是由经济体制来说明。经济体制是指某一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它不完全是围绕经济制度而建立的，而主要是围绕资源配置建立的现实的经济形式。因此，经济体制的变革，既要反映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还需要反映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的要求。就反映经济制度的要求来说，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改革经济体制。由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不完全出自经济制度，很大程度上是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即使是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但作为其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并不一定都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时调整和改革。在现阶段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的有效途径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也就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要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就要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寻求新的制度安排。
“9·11”事件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间前后相隔7年，因果上也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同时，二者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最新表现。展望“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将逐步告别黄金时代，走入历史必然性为其规定的不归路。
近日，美联储决定提高银行贴现率，被认为标志着这场始于美国、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结束，但从全球范围看，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性仍在持续、尚未停止，人们的思考、研究仍在持续、尚未结束。其中，以下两个特殊日期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个有益的参考：一个是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日期，即2008年9月15日，另一个则是震撼世界的“9·11”事件的发生日期2001年9月11日，两者相距几乎整整7年。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一个耐人寻味的中国常用词：七年之痒。
一、“9·11”事件发生后的7年，是引发金融危机诸因素迅速发酵、综合作用、集中爆发的7年
飞机猛烈冲向高高的双子座并拦腰穿越，一团火球横空爆炸，两座大厦轰然倒塌，瞬间变成一堆废墟，这样的镜头在全世界的电视上滚动播放，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冲击是空前巨大的，带来的效应是空前震撼的。“9·11”事件一发生，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惊呼：世界秩序和格局从此被根本改变了。这是因为，这一重大事件是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地纽约是美国也是世界的经济、金融中心，倒塌的世贸大楼是美国全球经济、金融霸权的标志性建筑。“9·11”事件及其之后的7年，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中已经发展着的危机因素骤然加速、迅猛放大了。
（一）这7年，是美国同时进行两场昂贵战争的7年。冷战后，美国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已经积累了不少负面因素。而“9·11”事件引发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是美国霸权促成金融危机的中介和催化剂，其直接影响就是美国军费不断增高，总费用甚至超过9000亿美元。如以2000年的3000亿军费为正常基数，8年来美国军费增加绝对数高达12387亿美元，大大超出2008年10月美国用于救市的7000亿美元资金。自古以来，穷兵黩武、巨额军费带给经济的无不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而美国7年来的防范和应对之策，无疑大大促进了导致金融危机诸方面因素的酝酿、发酵。
（二）这7年，是美元泛滥和全球金融泡沫加速膨胀的7年。为应对2000--2001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军费猛增带来的经济问题，刺激经济增长，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直至2004年6月。这一低于美联储利率制定原则所要求水平的利率，加之大量发行国债，就使海量美元涌向市场，出现了空前的流动性过剩并流向全球，引发全球性的金融投机，造成巨大的金融泡沫。美国2008年GDP约14万亿美元，但其包括次贷等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值已达300万亿美元。2001年，美国一些垃圾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CDS）等信用衍生品只有1万亿美元，2008年达62万亿之巨1，膨胀之速可见一斑。
（三）这7年，是美国金融监管滞后乃至被解除的7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了以放松监管为核心的银行业改革。1999年11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以来，美国金融业进入了创新迭出的混业经营阶段，但金融监管仍沿袭旧有的体制，没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特别是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监管缺失，使越来越多的潜在风险积累起来，为灾难埋下了祸根2。“9·11”事件发生后，特别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为了既保证战争费用，又通过减税等措施保证美国经济和民众生活不受战争影响，从而获得选民支持，只能延续之前几场战争的“成功经验”，利用其美元霸权，进一步放松金融监管，转移世界财富，使全世界为其埋单。但金融监管一旦放松，就犹如纵虎下山，必然加速危机爆发。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在贪婪的逐利本性驱使下，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以钱生钱的所谓金融创新，本身已经包含着欺诈成分，地道的欺诈丑闻就越发数见不鲜了。从2001年起，“安然事件”、“泰科事件”、“朗讯事件”等诸多大公司丑闻接连暴露。去年判决的麦道夫金融诈骗案持续20多年“安全经营”，监管当局却毫无所察。如果不是因为“判断失误”，麦道夫很可能仍在继续经营着他的“事业”。由此可见，美国金融界的混乱局面到了何种程度。
（四）这7年，是美国负债消费日益过度的7年。7年来，美国国家债务从布什上台时的5万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超过11万亿美元3。美国国内债务和国际债务总和早已超过60万亿美元，达美国GDP的4倍4。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5。美国人不仅透支着自己的未来，还透支全世界的现在和未来，享受着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的生活。然而，经济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泡沫总有破裂之日，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导致危机。
（五）这7年，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成为危机源头祸水的7年。不言而喻，房地产是负债消费的重要领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而次贷危机又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布什政府执政后，在“居者有其屋”的理念诱导下，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2001--2006年，美国房价不断上扬，大涨63.41%。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又使银行等放贷机构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加入了贷款购房者的行列，成为所谓“次贷购房者”6。根据美国房贷信息机构“抵押金融内情”的估算，2001年的次贷发放规模仅为1900亿美元，但2004--2006年的发放规模大幅增加，尤其是2005--2006年两年的发放规模都超过6000亿美元；根据美国另一家房贷信息机构“贷款绩效”的估算，2001--2006年，次贷的贷款与房产比率从79.4%升至85.9%，债务与收入比率从38%升至41.1%，说明次贷发放的风险在逐年加大，质量在逐年下降7。一旦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房价暴跌，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引发次贷危机。
（六）这7年，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到新阶段的7年。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随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和全球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又是华尔街金融寡头主导的金融全球化。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日趋深化、美元发行量的不断增加、金融自由化的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由于各国金融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放，大笔“热钱”在全球快速流动，各种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高消费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使美元持续加速贬值，催生了美元流动性过剩和全球流动性过剩。过剩的货币在各国泛滥，大规模跨境流动，加大了全球经济运行成本和风险。
（七）这7年，是新自由主义走向极盛的7年。新自由主义为应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问题而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日渐兴盛，对市场经济具有一定说明作用，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能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它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文化宣言，被当作实现社会繁荣富裕的济世良方而强力推销。冷战结束使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具有更广泛的所谓“普世性”，美国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和“消灭贫困”的旗号，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直至军事干预，强行推进金融自由化，长驱直入开放国家的金融市场，把开放国家卷入国际资本大循环以满足自己的超前消费。进入新世纪，小布什政府不仅在国内继续减税增债，放松金融监管，更在全球发动单边战争，策划“颜色革命”，将新自由主义推上顶点，直至危机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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