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两大难题的答案（洛克以后的世界）-3

这种反思在引起人们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关注功不可没，然而对于如何解决却是意义甚少。尽管他们从各个方面例如道德、法律、宗教、教育等等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因为他们没有看到问题背后真正的深层逻辑，因此始终面临一个无法回避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平衡。把许多的问题归结于“个人主义”价值观实际是有失偏颇、不公平的，无异于问题的解决，很容易掉进另一个陷阱——极权。真正帮助人们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是经济学家。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到近代的产物。当托克维尔18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他那次典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时，个人主义对他来说还是个新概念，是他那代人刚发明的。他写道：“个人主义是个新奇的词汇，它表达了一种新奇的观念。我们的父辈只知道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虽然托克维尔很难赞成个人主义，他起码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私自利是“一种强烈而夸张的自爱，它使一个人把每件事都和自己联系起来，要把自己放在世上每件事之上。”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成熟而镇静的感情。”[②] 《孟子•尽心章句上》云：“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云：“杨生贵己。”《韩非子•显学》云：“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汜沦训》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由这些话中我们可以得知杨朱的两个基本思想：其一是人生为己，其二是重身轻物。这可以看作是同一理论体系的两个方面。《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梦。”可见在当时杨朱与墨子所代表的正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而且对当时的人们都有着同样巨大的影响。[③]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69[④]罗素：《西方哲学史》（上），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309 [⑤]罗素：《西方哲学史》（上），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322[⑥] 马尔库斯奥勒留就是斯多葛学派重要的人物。他在《沉思录》一书里拥护“一种能使一切人都有同一法律的政体，一种能依据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言论自由而治国的政体，一种最能尊敬被统治者的自由的君主政体”。[⑦] 无论是在东西方都一样，中国后来儒家学说一统天下。西方呢，则是宗教的思想渐渐的占了优势。[⑧] 13世纪末，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⑨]二战后马丁尼莫勒牧师曾经撰写了这样一段碑文：“一开始，他们搜捕共产主义者，我没有抗争，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然后，他们搜捕犹太人，我也没有抗争，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搜捕工会活动家，我还没有抗争，因为我不是个工会活动家。他们再搜捕天主教徒，我依然没有抗争，因为我不是个天主教徒。他们终于搜捕到我，这时，再也没有去抗争的人了”，这个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如今的人类，已经必须相互依靠才能生存下去。[⑩] 老子的言论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种思想主张。[1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229[12]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此后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13]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133-181[1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328[1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P27[1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P25[17]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页47--49[18] 同上[19]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马建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32[20]马克思最广为人知的哲学理论是他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他认为这几千年来，人类发展史上最大矛盾与问题就在于不同阶级的利益掠夺与斗争。依据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大胆地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取代。[21]参见《共产党宣言》[22]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马建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126[23] 可参阅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24] 亚当斯密说过一句话：如果对各家各户说来谨慎明智的行为，那么对一个大国说来也绝不会是愚蠢的行为。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对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这个问题的思考并不深入。[25] 这些措施比较符合福利经济学的原理，基本上都是依靠“非市场”的手段，例如法律、政策等等。[26]美国：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36亿美元降为1415亿美元，降幅高达30%。银行系统首当其冲，破产数高达10500家，占全部银行的49%。失业率（不含半失业者）高达25%。1933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爆发以后的194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危机前的1929年。 德国：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 日本：从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下降76.5%，进口下降71.7%。大批银行和工商企业破产倒闭，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工业总产值下降32.9%，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 　　英国：危机相对缓和一些。从1929年的最高点到1932年的最低点，英国工业生产仅下降了32%。但主要工业部门也受严重冲击。危机促使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也促使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镑大幅度贬值。 法国：以1929年危机前的最高点与1932年危机时的最低点相比，法国工业生产下降了36.2%。由于法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力，法国的危机持续时间最长。[27]威廉布雷特、罗杰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孙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75[28]凯恩斯三大基本理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陷阱[29]实际说第一也不是很正确，同时代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论证的方法不同。[30]“宏观经济学”一词，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1933年提出来的。经济学中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与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学派。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的《经济表》，就是经济学文献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初次分析。然而，在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许多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对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并存在一起，并未分清。特别是自所谓“边际主义革命”以来，经济学家大多抹煞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无视国民经济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只注重于微观经济分析，以致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几乎被淹没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分支。相对于古典的微观经济学而言，主要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31] 凯恩斯1934年来到了华盛顿，主张进一步扩大方案。[32] 可以参见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自己也说：在一个思想与感觉失灵的社会，危险的行为就是通往地狱之路。[33]凯恩斯赞赏埃德蒙博克以及他坚持的有限政府传统。他曾经说过：“我怎么会接受共产主义教条？他们把他当做圣经，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妄加评论。这无非是一个陈旧的课本，不尽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也不适用于现代世界。他重视江河中的泥土，胜于江河中的鱼虾，他把粗鲁的无产阶级抬高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它的缺点，乃是人类的精华，人类的一切成就都要依靠他们来宣传，我怎么会采纳这样的教义。”[34]国会通过了1933年《农业调整法》，允许联邦政府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课税，以补贴农民因休耕减产所带来的损失。但即便如此，也不为最高法院所认可。在"美国诉巴特勒案"（United States v. Butler, 1936）中，最高法院认为国会的征税权不是无限制的，《农业调整法》实际上是将一个社会集团的钱转入另一个社会集团，不属于征税行为，因而违宪。[35] 凯恩斯的扣存储蓄计划没有获得很大支持，这个政策是有点危险的，带来的结果难以预料。[36]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约翰·根室说他所听到的关于“新政”的最好定义，是说“那是一些没有骨气的自由派为了那些失魂落魄的资本家而去拯救资本主义的一种企图”。另外还有人谴责“新政”是披上自由主义外衣的法西斯。[37]以美国七十年代的滞涨为例。从 1969 年12 月爆发经济危机，到1982 年12 月经济复苏为止，美国约有13 年的时间停留在滞胀的阴影下。平均每3 年多就有一次衰退，实际GDP 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9%，而其它时期的经济增幅平均为3.87%至5.69%。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前所未有地高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而美国战后各经济阶段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3%至3.54%。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到战后历次危机的最高值。1979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造成了近1.5 万家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最高时达9.2%，失业人数约836 万。在1979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中，企业倒闭、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都创出战后最高纪录。企业破产数量达25 300 家，失业率最高时达10.8%。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物价严重上涨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发展。[38] 把“滞涨”归咎与凯恩斯主义显然是有失公平的。[39]〔美〕贝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翟宏彪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91.年，214页.[40]〔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林季红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9页.[41]　他引述历史学家约翰•帕特瑞克•迪金斯的话：“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很相似，看不到利益与美德之间紧张的态势，他们似乎想否认道德冲突的现实性和责任的崇高性。[42]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的作者[43]〔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彭志华译，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1年，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