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论“文人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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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太平洋再深也有底，咱们的读书人却是“吾生也有涯，而下作无涯”的。
话说七十年代初，坊间“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按：此诗用在此处甚为传神，前人所谓“化腐朽为神奇”者也）。柜台上除了四卷雄文加马恩列斯，便是《赤脚医生手册》、《电工手册》一类。忽一日，小芦见橱窗中赫然有《李白与杜甫》，乃郭大才子沫若所著，真是不胜之喜。有道是：“渴者易为饮，饥者易为食”，小芦早已饿得狠了。於是当下打破“决不买书”的习惯，回家砸锅卖铁，买了那本宝贝捧回来细细攻读。吹捧李白那部份也倒罢了。写杜甫的那部份，则完全是“专案组”的“外调报告”，结论是：杜甫是漏划地主。
证据一：杜地主曾泄露：“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草而盖到三重，恐怕足有一米厚。“这样的茅屋冬暖夏凉，比瓦房还舒服。”
证据二：杜地主曾怒骂：“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贫下中农的孩子迫于饥寒，捡了一点他房顶上吹下来的茅草，就被他骂为“盗贼”。爱谁恨谁，昭然若揭。
证据三：杜地主曾哀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所谓“士”，就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他们能住进广厦，杜地主甚至不惜冻死自己。
证据四：杜地主曾自夸：“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报告精确地算出要多少多少亩土地，才种得下一万竿竹子，要雇佣多少多少雇农，才能收获那些竹子，把那些竹子卖了，又能换回多少多少白花花的银子。这种寄生虫，不是大地主是什么？！
证据五：史有定论，杜地主“死于牛酒”，是骄奢淫逸，吃多了牛肉，给活活撑死的。
其他的证据当然还有无数，但如今老芦能记住的也就是这些。却说小芦见了这种使用数学的新奇考证方法，眼界大开，无任钦服。当下想起李白“白发三千丈”的名句，直惋惜他没有生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否则把那三千丈白发献给海军，岂不是拥军的美事一件？（小芦那时听人说海军的锚缆是用头发编的。）
小芦对於郭老的算术没有任何怀疑，只是那时年轻，还记得看过的多年前的中郭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中郭运用医学知识，考证出杜地主是吃了别人送的、被某种细菌感染的腐败牛肉给毒死了的。中郭并且叹道：杜地主实在是饿得狠了，连臭牛肉都舍不得扔掉，还要去吃，所以其实是给饿死的。他对外国友人也发出过类似的感叹，说我们饿死了自己的大诗人，云云。当然，郭老早在文革之初就庄严声明他以前写的东西都是放屁，只该一把火烧掉。所以，中郭的医学是伪科学，而郭老的算学才靠得住。只是不知道他的外调报告里为什么没提杜地主《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说的杜小地主给活活饿死的事，想来那不在算学的领域里。
没多久郭老才子又大大地出了一回风头，这回是考证出了李白生于苏联吉尔吉斯境内的碎叶河上的碎叶城，雄辩地证明了那块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咱们的。当时中苏为边界正大打出手，苏修新沙皇污蔑我大清以前中国的传统北部边界就是长城。我政府怒斥苏修谬论的严正声明中就引用了郭老的最新发现，敬爱的江青同志为此凤颜大悦，直夸：“郭老这次立了一大功！”小芦当下就暗暗立定志向：倘天可怜见，日后让小芦把“折花门前剧”的未来的芦娘子拐骗到手，一定带著她搬到莫斯科去住。到她身怀六甲之时，小芦就要对著她的肚皮猛念《千家诗》，实行胎教。麟儿日后变成李白般的大诗人之日，就是我中华民族到莫斯科来收复失地之时，不亦美哉！
小芦彼时虽然无知，却也知道《李白与杜甫》出笼的背景。伟大领袖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不喜欢杜甫，这事敬爱的江青同志早给革命群众介绍过。但要巴结伟大领袖，只需证明李、杜的诗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似乎也就可以了，犯不上把算学也拉进去。郭老过去奉旨承欢，大捧曹操、武则天，也没有用过这种奇门遁甲。
由是就对郭老心存三分不敬。等到后来稍涉人世，才悟出自己是何等无知。比起当时“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张、姚二同志，敬爱的郭老真是无行文人中之有大行者，虽决不能算“大行皇帝”，却堪称“大行文人”。其实事情明摆著：杜地主已经死了上千年了，你就是把他定为“三反分子”，也找不到他的坟，可以把他挖出来枪毙了，再让杜老太君乖乖交出子弹费。更重要的是，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三代是谁，没人会受他的连累。做“文学弄臣”虽然让普天下的人笑骂，却比做“文字酷吏”高尚不知多少倍。郭老能在那种鬼魅世界中勉强保住三分清白，端的是大智大慧。
小芦就此决定向郭老学习，成了“理论组”的“笔杆子”。别人开大会去斗争张地主、王富农、李资本家、赵右派，小芦静静地呆在办公室里笔走龙蛇，揭发宋江如何架空晁盖，解释孔老二其实不是林彪他娘带著他“拖油瓶”后生出来的弟弟，证明“八级工资”确实是资产阶级发给咱们的，等等，等等。干什么都得靠悟性，干什么都会干出乐趣来。小芦后来也颇有点出神入化的样子。犹记当年小芦证明了孔老二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妄图从山东下海，直取海参威，叛国投敌投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得意之际，却见“两报一刊”报导了类似的发现。只可惜那年头中国没有实行专利制度。被人抢了头筹，小芦的伟大发现就此“大权旁落”。还有一次小芦胡说得兴起，竟证明了最心爱的诗人屈原是反动奴隶主贵族，妄图螳臂挡车，抗拒历史潮流，阻挠法家秦王的统一大业。没承想文章刚刚贴到“大批判专栏”里，中央就把正则灵均同志的成份定为法家，让小芦连夜撕都来不及。幸亏那玩意儿根本没人看，除了小芦自己，谁也不知道那则反动宣传。
如今回首往事，老芦仍得佩服小芦当年的机智，成功地当了一个无行之中有大行的革命同志，在“想作帮凶而不可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帮凶”的人中保住了一个艰难的超脱状态。比起某些人来，小芦简直有够上天堂的资格。
（二）
根据李锐的回忆，“大跃进”战鼓惊天、红旗遍地之时，一日他入宫陛见，见万岁爷龙颜大悦，为亩产过万欢欣鼓舞。李实在忍不住，问曰：主席怎么能相信这种事？上不答，只是静静地示以当天的《人民日报》，上面登了咱们那个大物理学家的文章，题目是《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
这篇划时代巨著在很多杂志上介绍过。据说咱们的科学家根据光合作用的原理，算出了一亩地能吸收多少光能，而这些能量又能转化为多少葡萄糖的化学能，它又能折合成多少斤粮食，所以，“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与郭老算“万竿竹”的简单算学不同，这里涉及的高深计算老芦是一窍不通，也不知道那位大师是怎么设定转化效率的，想来总不会是百分之百吧。只是恍惚听人说粮食不光含葡萄糖，好像还有些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什么的。大师不提这些东西，大概跟郭老不提杜少东家饿死的事是一个原则，不是浅学之辈可以擅窥堂奥的。
不过，事实证明大师的计算是过于保守了，后来的生产斗争实践证明连亩产四十万斤都是可能的。尽管如此，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篇科学论文有过如此深远的历史现实意义：一篇短短的文章转化成了几千万死尸。几年前，美国的一家学术机构把大师请了去，授给他什么学术奖，老芦总疑心他们弄错了发奖机构和名目──应该是联合国奖励他为节制人口做出的巨大贡献才对呀！的确，和当年德国科学家发明的那种原始的毒气室比起来，大师的论文效率高到无法算计。
众所周知，伟大领袖当年对“小高炉”还是心存怀疑的。他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如果土高炉可以炼钢铁，西方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建大工厂？他们又不是傻子，是不是？”如果那位备受我党信任的大科学家挺身而出，去告诉他日思夜想寻找的答案，那场大灾难说不定就会避免了。与彭德怀不同，大师并不会构成对万岁爷的威胁，万一批了逆鳞，顶多也就是变成马寅初。何况我党正靠他搞飞弹，这种厄运不大可能降临到他头上。就算他不这么干，最起码也可以闭住嘴。一个物理学家，没人用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就农业问题表态。
然而他偏偏就是开口了，而且以他全国第一洋权威的身份，一开口就石破天惊，地动山摇，用“光合作用”、“能量转换”那些洋名词和艰深的算学，一下子就镇住了、俘虏了、说服了土老冒万岁爷，让犯颜直谏的李锐作声不得！
不久前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说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是空前的堕落，好的三缄其口，装聋作哑，坏的为虎作伥，摇旗呐喊，全都不是玩意儿。其实，堕落是谈不上的。1957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哪一毫秒高尚过？每次残民运动，有哪一次知识分子没有大打出手？那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中，填词谱曲、作文赋诗、歌颂“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又是些什么人？拍马屁、当帮凶从来就是咱们士子的千年传统。只要中国存在一天，这种事绝了迹反倒会成咄咄怪事！只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天没有变成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能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他们的最高道德境界，就永远只能是当弄臣、做小丑，于无行之中有大行存焉。
1953年4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62年6月，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上致开幕词
标题："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在8世纪初期，我国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高度的发展。它不仅在中国的封建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高峰，而且对世界文化也有极大的贡献。中国的造纸法，就是在这个时期，经过中央亚细亚，再传到欧洲去的。绝对的年限有人说是公元716年，也有人说是750年，但总是在8世纪的上半期。造纸法的推广应该是推动世界文化前进的一个巨大的物质力量。
但是，到了公元755年却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这个叛乱经历了七八年之久，使中国的中原地带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单拿人口的死亡来说，由754年的约五千三百万人，减少到764年的一千六百余万人。人口减少了70%。叛乱平定后，唐代的统治虽然还维持了下来，然而地方割据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外族不断侵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不断地尖锐化，已经遭受了严重灾难的人民在重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继续遭受着难以形容的慢性的灾难。
伟大的诗人杜甫(712—770)正生活在这样变化急剧的时代。他的生活就和时代的急变一样，仿佛由天上掉到了地下。从755年以后一直到他的逝世，十五六年间所度过的基本上是流浪的生活，饥寒交迫的生活，忧心如捣的生活。但就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他接近了人民，和人民打成了一片。这就使得他有了机会认识到封建制度下的阶级社会的本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响彻千古的名句，不在这样的生活中是不能产生的。
安史之乱在历史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而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没有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的生活，不曾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杜甫是不能成其为杜甫的。他的现存的诗篇有一千四百多首，90%左右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他的早期的作品，数量既少，质量也并不很高。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对杜甫是不幸中之幸，对中国文化也是不幸中之幸。这由无穷的血泪换来的杜甫，中国人民向来就宝贵他，今后也永远要宝贵他。
时代和境遇逼迫着杜甫不能不睁开内在的眼睛，不能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一年到头在替老百姓发愁、伤心，感觉着心肝五脏在受着煎熬)。这就是他的诗歌能有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他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不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总是踏踏实实地在忧国忧民。而这忧国忧民的热情，十余年间，始终没有衰歇过。安史之乱以后，举凡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事件，杜甫所能接触到的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他用他的笔蘸满着血泪，把它们写了出来。他的诗歌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他所反映的现实，既真实而又生动，沉痛感人，千古不朽。实在的，艰难玉成了我们的诗人。
杜甫是尽了他的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他的主观能动性的。作为有骨气的人，他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作为杰出的诗人，他更是发挥了他的力量。请看他作诗的秘诀吧。他不是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吗？他是拼着他的生命在那儿写诗的。他的写作态度是多么认真、刻苦、呕心沥血！他的亲密的朋友，我们中国的另一位伟大诗人李白(701—762)，也曾经说过：杜甫作诗太辛苦了，他把身子搞得很瘦。这应该是知道甘苦者的说话，“铁杵磨成针”的故事，不是和李白本人关联着的吗？任何有成就的历史人物，没有不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杜甫自不能例外。他和人民同命运、共甘苦，既从现实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又向古代的诗人和民间的诗歌虚心学习，把古代的和民间的语言加以锤炼，而创造性地从事诗歌天地的开拓。因而他的诗歌便十分突出地具有严格的格律、深刻的表现、充沛的气势、雄厚的魄力，形式与内容相合无间，而使人不得不深受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杜甫的诗歌里，得到了高度的结合。这就是从勤学苦练中所得来的硕大的果实。
我们今天在纪念杜甫，但我们相信，一提到杜甫谁也会联想到李白。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他主要代表了开元时代，但他对于所谓开元盛世并不是盲目陶醉的。他早就预感到在那虚假的升平景象之下会发生急变，而且想亲身干预这种急变。在安史之乱以后，他虽然还生活了七年，但他是生活在比较安定的东南地区，他对于流离战乱的情境没有亲身的经历，故把诗歌赛跑中的接力棒移交给杜甫了。他们两位都称职地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使命，是毫无疑问的。
注：节选自《杜甫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