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巴黎也骚乱后之忧思

作者
冯青来
“骚乱”甚至“动乱”在现时来说在新闻中已不是个陌生或罕见的词汇了，各种社会汉治安中的暴力冲突、种族歧视下的骚乱事件或政权动荡时的武力上演等等在世界各地几乎总在不断发生，一般也不会引起受众的太大反应。尤其所幸的是，一般而言，我们国家除了大小煤矿灾难偶有所闻、一般性治安事件或刑事小案件时会发生外，类似这种并无预谋倾向且群体性的突发骚乱确属罕见。而类似这种毫无前兆、完全不确定的骚乱或动乱可以说是最可能导致一般民众对社会缺乏安全感的。尤其是这次的巴黎骚乱，本人的第一反应是巴黎怎么也发生骚乱了！虽然法国历史上也曾爆发过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但自那以后的两百多年来，世人印象中的法国就一直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温情浪漫之国邦，即使有些激进的左派分子也就是盘踞或退缩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或小酒店内高谈阔论或至多公开来一番口诛笔伐之战了。
尽管有关报道称此次骚乱是因10月27日晚在巴黎穆斯林聚居区两名非洲裔少年为躲避警察而触电身亡所引发的，且旅居法国的华人暂时安全等。但面对这场突发的来势凶猛且暴力冲突愈演愈烈、截至11月3日已持续7天并已殃及临省以致于惊动总统及政府发言人出面呼吁国民保持冷静并进行和平对话同时迫使总理召集八名部长举行特别会议商量应对措施的骚乱，本人认为作为长居中国的华人却应该有所警觉甚至感到几分后怕。
笔者这样说绝非杞人忧天或危言耸听，回顾并分析一下这场骚乱发生的直接及深层原因即可看出这种隐忧所在。骚乱暴发的直接原因按当地人尤其是死者家人的说法，是由于法国内政部长萨尔科奇面对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所推行的治安政策，即派出更多的警察——包括派出便衣打入犯罪集团内部——和加强身份证件的检查，结果正是由于萨尔科奇在犯罪高发区推行的身份证件制度，导致死者等三名少年因一人未带身份证件而担心被拘捕为躲避警察追查而误入变电站的悲惨之事发生。萨尔科奇本人或许也未想到，他只是想对巴黎郊区的犯罪“严惩不怠”且在其治安政策刚推行一周之际就导致如此大乱。对此，我们在斥责这位雄心勃勃的内政部长制定政策考虑不周的同时，也应对其略表同情吧。试想，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难道不是恶劣过此？2005年的南方某特区城市警局公开悬挂明显带地域性歧视的横幅若是发生在法国会怎样？从这两件事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在我国目前来说都算是得到了所谓圆满的解决。这应该要归功于我们传统文化中往积极意义上说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社会稳定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或者在消极层面则是国人的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狭隘心理，也可以说是“和为贵”的儒家思想还是有积极影响的。至少，孙志刚事件现在让一个中国公民可以比较理直气壮地走在自己国家的任何公共场所而不必随时提心吊胆警察会无故查你证件找你麻烦，尤其是在那些所谓的特区或繁华城市，外来人口的生存尊严相对以往来说多少有所提高。而那桩地域性歧视的官司最后也以当事警察被停职及警方公开道歉而告终。让人忧心的问题在于，这次巴黎骚乱暴发的深层原因也正是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如同法国消息人士所分析的，本次骚乱的引发存在必然因素，虽然事件是发生在非洲裔少年身上，但与种族歧视并无多大关系，而是社会性、历史性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贫困及失业率上升使得一些外来移民生活得不到保障。政府在提供一些福利住房时也使得外来移民与法国本地居民形成自然隔离。骚乱暴发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是穆斯林移民，不仅经常为没有公民权感到忿忿不平，而且为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所困扰。而内政部长新的治安政策所实行的派驻更多的警察只是导致紧张情绪升级。按一位参与骚乱安抚工作的当地穆斯林文化协会负责人的说法，“这是所有问题的一次总爆发。” 而我们某些大都市目前正面临着类似的所有问题，目前时有所闻的零星出现的治安刑事案件应该给社会或政府敲响了警钟，以法国为鉴，解决问题的对策不是如某些特区城市所制定的提高入户进城的门槛以致整个城市的有户籍人口只是全部常住人口的不足40%、不是如某些不负责任甚至缺乏良知的所谓学者所提出的人为地增加外来人口在城市生存的成本以致让他们难以待下去、也不是简单地加强警力以致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等。否则，即使传统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中国老百姓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能忍辱负重或以和为贵，就算是胆小怕事或不爱出头，当矛盾或压力积聚到一定量的时候，也难保不会有一次“总爆发”。从保持社会相对稳定来说，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意识淡泊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这绝不应成为一部分人可以理所当然地凌驾于或者优越于另一部分人的根基，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轨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尚未结束，“诺尔克正义”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持守的情形下，富人阶层在某些势力的帮助下就急忙拉紧罗尔斯的“不准知之幕”，将那些处于弱势的阶层挡在外面。一个不是以社会中所有人为本的社会必定会成为突出精英化的社会，则必定会产生对立面，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划分明显，以致造成社会世风日下、治安恶化等系列后果。这是另一个复杂话题，在此不展开多说。需要指出的是，对巴黎的骚乱，相对普通百姓而言，政府决策部门更加应该警醒并引以为鉴，在制定相关政策之际一定要权衡利弊、全盘考虑、抓住问题要害而不是出台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只针对现象不解决实质的权宜之计。在决策失误引起不良后果时，也应有法国当权政府的姿态及时积极地应对，如总统希拉克所说要“体现对话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总理及内政部长则取消了原定的出访计划，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骚乱问题。总之，只有政府真正重视了，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就此话题说到这里本可结束了，但昨天有位朋友与我讨论了一篇由目前颇有影响的一位哲学家所写的文章，题为“人之常情”，今天又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我想既不是科技者，也不是民族英雄，最缺的是思想家，一些能改变国人劣根性的哲学启蒙者。如果没有，其它都是免谈。”二者结合起来就使本人从巴黎骚乱后的忧引发了以下的思。
首先，作为哲学家应该感到高兴同时也是责任重大了，因为有人认为哲学启蒙者担负着改变国人劣根性的重任，不过也有哲学家已经或一直就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如此定位的，前不久就有另一位哲学家撰文断言“轻视哲学的民族不可能优秀”，虽有一些质疑声，但总的来说也不算太言过其实了，如其所说，“作为对世界和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哲学代表了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所站立的高度，决定了它能否作为一个优秀民族在世界上发挥作用”。不过，对普通人而言，哲学如果不是与其生活幸福相关联或对其具体生活态势产生影响则意义不大了。因此，哲学家走出理论的象牙塔，写些为众人生活幸福指点迷津的类似“人之常情”是很应该也是很自然的事了。但这篇“人之常情”竟然让我的那位博士朋友读出困惑我也就觉得有些困惑：不会完全是因为我的朋友不具备一般的哲学头脑吧。
于是也找来拜读一番，这位受到广泛欢迎的哲学家的知名理论有“可能生活”理论和“无立场分析”理论。时间关系，无暇他及，就只针对朋友指定的“人之常情”篇比较仔细的研读，应该说，作者的“可能生活”理论在其中得到了尽情的阐发，尽管确实是“人之常情”，就我来看，很多人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就是在过着或追求着这样的“可能生活”，而且从人的一生来看，只要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不是盖棺定论，他的生活就一直是处于“可能”的变化中，但由一位哲学家将这种许多人实然的生活状态进行抽象概括并上升到一个应然的理论高度，无疑是令人愉悦的。虽然我个人以为德国哲学家博尔诺夫从教育人类学视角将此抽象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是很能为人接受的理论。可能本人理解肤浅，将内涵未必完全相同的二者进行类比并不恰当，但本人理解的“可能生活”就是一种不确定的生活，至于作者讨论的“看齐”的思想方式，我觉得既然“标新立异”在我们的语言中并不完全是个贬义词，说明众多人从内心里还是希望过各自不同的生活的只是出于伦理规范而有所顾忌吧。作者的另一知名理论“无立场分析”的方法论在这篇“人之常情”中却未体现得很精彩。作者在此文中将传统社会的“总是有着相当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政治性的和宗教性的伦理规范”几乎彻底推翻，并认为“孟子却完全错了”，“康德把伦理规范的命令当成是心中无上的绝对价值是非常肤浅的，应该是‘美好感情在心中’而不是‘伦理律令在心中’”。在此先不论作者的观点是否完全站得住脚，光是这种论断的语气已是立场分明了吧。可能作者“无立场”的哲学方法论是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说的，不针对某一具体的问题。作者将本人至少部分认同的孟子宣称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及康德的“内心的道德法则“作为伦理规范推倒后，提出“伦理学的根本原则其实是一个美学原则，或者说是一个关于生活和生命之美的原则，而不是什么善良或仁慈或同情原则。”并断言“这是伦理学的真正的秘密。”
至此，我终于理解朋友的困惑了，因为我也困惑了：伦理学的真正原则即使不完全是内心道德法则或善良仁慈同情心等，因为伦理学确实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某种反映，会有政治或宗教的烙印，但美学原则又是个什么东西呢？作者当然也有解释，即“是一个关于生活和生命之美的原则”，并认为其“有一个明显的理论优势”，认为其“能够包容并且能够推出所谓善良、仁慈或同情之类的善的原则”。我只能说，这就是哲学家了，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说是没道理的，康德说的是“内心的道德法则”就本人理解至少是处于道德和规范之间，他说其是肤浅的。这里提出的美学原则本人则认为是虚幻空洞的，因为“美的尺度何在”这本身就是更为难以论证的。至于作者又从其美学原则推出孟子提出的那些善的原则，只能说是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使人从始于迷惘而终于更高层次的迷惘了。
同时，本人对作者认为“同情心”是“在选择道德的情感基础上有严重失误的”是颇不以为然的。作者认为“同情心是面向弱者的，这有一种就低不就高的伦理倾向，同样会促成漠视伟大、优秀和美好事情的习惯”，本人在此不免感叹，再优秀的哲学家也会有思维打盹的时候吧，具备同情心就有可能会促成漠视伟大、优秀和美好事情的习惯吗？这是什么逻辑啊！真是匪夷所思！同情弱者和崇拜伟大是根本不对立且完全可以统一在同一个人的伦理价值中啊，就本人而言，更喜欢用一个词语去描述面对作者所说的“低”或者“高”时的姿态，这就是“尊重”，因为同情有时会让对象自卑或助长自己的优越意识而崇拜则又可能会导致自己自卑或促成对象的狂妄之态，而只有“尊重”才会让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存在，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实情及对自己的人生计划而在社会上谋自己的营生。如果肩负对社会价值意识起指导作用的哲学家们都“就高不就低”了，不保留一点同情心了，那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就更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价值，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必定出现。这也是本人从巴黎骚乱之忧转到此文的旨意所在，尤其是当代法国哲学也出了几位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的哲学家的情形下。在此确非有意要对此文作一番评判，只是因为普通民众对哲学家负有启蒙国人的劣根性的使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哲学家自己也意识到哲学对民族的希望及民族丰碑立于世界之林都至关重要，则在此提醒一下也不为过吧，维特根斯坦说过，“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本人前面的一些分析评判也无所谓对错，权当其无意义好了。但维特根斯坦的经典警言应该值得每位堪称哲学家的哲学家铭记：凡不能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但凡是可以言说的，就力求说个清楚，道个明白。毕竟，普通民众对哲学的期望不是满足或陶醉于玩玩始于迷惘终于更高层次的迷惘的思维或文字游戏了。
阅读次数：1880【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发布日期：200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