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国界与自由

2010年5月14日培云在燕山大讲堂（第69期）做了《国界与自由》的演讲，以下文字为主要内容，由腾讯评论根据录音整理。

　　熊培云：谢谢大家！这是我第二次到政法大学，第一次是在2005年左右，在昌平校区。很抱歉今天我没有带那个泡泡糖，我说的“泡泡糖”就是PPT（现场笑），很多人讲课都要带PPT，但我在大学里上课不太喜欢带PPT，我觉得PPT展现给大家的知识、观念跟已经发表出来的一样，好像是盖棺定论的。实际上，我在整理我的讲稿时，我在路上都会想，是不是还有些地方需要修正一下。不用PPT，我尽量讲清楚一些。

　　问世间国为何物？

　　今天的讲题是“国界与自由”，关于国界、自由，有很多的名言。富兰克林有一句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跟这个比较切题。还有巴甫洛夫的一句话：“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界。”这句话可以引申——“愤怒没有国界，但愤青是有国界的”（现场笑）。很多名言跟这个主题有一些关系。

　　刚才看到一些朋友，带着我最近刚出的一本书，书的序言上没有标题，原来的标题叫做《问世间国为何物？》，很多人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后来出版社觉得有点敏感，便没有放上去。其实它是我去年国庆时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问世间国为何物》。出版时做了简单的技术处理，将标题放在了最后。

　　我先从国家开始讲，国家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指责，谁谁谁是“卖国贼”，这里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卖了哪个“国”？

　　美国说朝鲜是一个“流氓国家”，“流氓国家”是什么意思？设想一下，现在如果有人反映，谁谁谁说中国是一个“流氓国家”，在座的各位会不会紧张？“哎呀，他竟然骂我们都是流氓。”在座的有的是男流氓，有的是女流氓，回家还会看到老流氓，肯定会愤愤不平。

　　几个英语单词“国家”的区别

　　有时候感觉中文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语种，有些词总是被混淆，我上课跟学生们讲权利与权力，不得不借助英文，“权力”这个词英文是“Power”，“权利”是“Right”。

　　为了把国家这个概念说清楚，我这里也找了一些英文单词，有“Nation”、“State”、“Country”、“Land”。“Nation”是“国民、民族”的概念；“State”相对来说是“一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是比较普及的，更多指“国土”，当然也包括“人民”；“Land”更多用在诗歌中，指土地，比如Motherland指“故土”、“故国”。

　　同样是讲国家，这几个单词的属性不一样，“Nation”强调主体，比如说我们民族、我们国家；“State”具有工具属性，比如建立一个国家。流氓国家实际上是说流氓政权，Roguestate。

　　“国家”在很多词句中是可以分辨出来的。比如杜甫“国破山河在”中的“国”是“State”的概念。温总理经常引用艾青的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实际上“爱这土地”是指爱这个国家。

　　在抗战的时候，当时蒋介石为了动员青年学生去参加中国远征军，有一句诗非常有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仔细分析这句话，会发现“一寸山河一寸血”，这个“山河”用“Country”或“Land”，“十万青年十万军”，又有“Nation”之意，如果考虑到发出号召的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就会发现“State”也包含其中，这句诗包含了四个讲国家的词。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当时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所以能混在一起用，现在我们还是把这四个单词混在一起用，政权、国家、人民分不清楚，是不是说明我们国家建国了60年，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紧急状态？是不是说好像我们现在还处于“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动荡年代？政权捆绑了国家、人民，这是比较糟糕的事情。

　　这是我对国家概念的梳理。

　　地理上（geographic）的国界

　　再说地理上的国界，实际上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有人能够做一个按国界来分的地图，从春秋战国到现在，中国国界的变化就像屏幕保护、气象云图一样在变。世界地图也是一样。时间倒流一千年，在座的我们都是不同国家的人，我是哪个国家？我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那个国家——南唐，李煜是我们的后主。如果你是广东人，一千年前就是南汉人；如果在座是北京人，一千年前就属于辽国，萧燕燕（萧太后）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女声，国歌就是李宇春的《皇后与梦想》。

　　在不同的时候，国界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可能是因为战争，当然也不完全是战争的原因，在和平年代国界也会变。

　　新加坡当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就像马来西亚做出一个判决，“新加坡你独立出去吧。”是“被独立”。对此李光耀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这是他从政生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从1998年到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提将新加坡合并到马来西亚去，因为新加坡很小，像是没有躯体的心脏，而且没有半个北京大。

　　除了战争年代，在和平年代，国界也是会变化。和平年代，国界虽然没有完全打通，但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像欧盟便是通过谈判打通国界。如果按马克思的观点，将来国界还会消失，这个国界政治地理上的国界。

　　国家与社会（State-society）的国界

　　还有一个国界，就是《重新发现社会》里的国界——“State”，国家与社会（State-society）的国界，就是我们说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国界。这个我在那本书里讲得非常详细，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没多久，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把社会吞并了。不管是没收资本，还是没收知识，比如反右。原来社会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后来被国家吞并了，“State”占领了整个国家，出门去外面都需要介绍信，很多基本的权利被剥夺，这种全面剥夺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成立国家，不是让它来占有社会，是让国家为我们服务的。

　　国界和个人自由

　　先回顾一个争论，1933年，董时进在《大公报》发表了《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他说话比较激烈，怎么抗日，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让他们上前线去死。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胡适非常生气，为什么？很简单，你要救这个国家，说到底是把大家救下来，但让百姓都去送死，为什么还要救国，干脆亡国好了。胡适很生气：“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去主张作战。”这也是胡适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绝不可以以集体的利益或者长远的目标等名义，让个体白白送死。“长远”这个词非常经不起推敲，如果把我们的目标定在非常“长远”的话，用“长远”来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可能什么事也做不了。比如“长远”都是要死，那么我们为了“死”的目标，现在就可以自杀了，就可以把这个目标完成了。胡适是从逻辑上来批评董时进的。

　　董时进是被淹没了的一个人，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农学家，说他是中国三农研究第一人也不过分。

　　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从精神来源上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美国接受学习，思想上有美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实际上在中国他也有能够对接的精神资源。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多优秀的人，但后来独尊儒术，把原来很多东西都给淹没了，当然也包括儒家的一些东西。孟子有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民为贵”，把“民”当成人、人民，“民为贵”的权利当人权，那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君为轻”，主权高于政权或者君权。如果从这个脉络上来说，我们会得出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宪政国家的基础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我们能够从我们的传统找资源的话，就不用去找哈维尔的“人权高于主权”，我们自己本土也有很多的资源。

　　很多人都知道吕不韦。一提起吕不韦，会想起很多风流韵事，我相信很多人记住的都是一些八卦的东西。八卦恒久远，一卦永流传。说吕不韦和皇帝的妈妈有染。当然吕不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现在讲资本家入党，从政，给政府修大楼，吕不韦就算是最早的“资本家入党”，不过他投资的不是政府大楼、不是皇宫，他投资的是“子宫”，直接投资皇帝他妈妈，一夜风流直接做了太上皇。这都是道听途说，是不是真的，在座的都不知情。吕不韦作案当晚，大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现场笑）

　　吕不韦在历史上的贡献绝不止这些，他还号召门徒一起编修了《吕氏春秋》，我在看《吕氏春秋》的时候，找到一些文章，非常有意思。

　　在此我讲讲《贵生》一篇里的三个故事。

　　一个是越国的故事。很多人知道越王勾践，“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之后的皇帝中，有三代都被大臣或者太子杀掉，其中一个皇帝叫“错枝”，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看到上代皇帝被害死，自己要继承的时候很害怕，不想当皇帝，就跑，躲在一个山洞里，不肯出来，越国的臣民拿烟熏，就差往里面倒三鹿奶粉（现场笑），熏出来以后，大叫“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汽车”等着他，一直把他推到绍兴做国王。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被杀了。

　　《吕氏春秋》里错枝的名字叫“搜”，王子搜。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叫“搜”呢，跟越国人去搜他有关，可能是最早的人肉搜索，也是最厉害的搜索引擎——“搜王”。（现场笑）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观念，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们少的就是消极自由。我不想做国王，你非得让我做，正如“你不想自由，我强迫你自由”。这是非常糟糕的。

　　《吕氏春秋》里这个故事其实是说，即便全国人都想他做国王，他也有不做国王的权利。我们祖先在人权方面的智慧是非常高、非常大的。

　　接下来讲另外一个拒绝做王的故事。尧的时候，尧把天下给一个叫子州（字支父）的人来管理，子州觉得自己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当国王管理天下？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前列腺炎还没好呢（现场笑），就不去了。尧也没有强迫他一定要来治理天下。《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段评价：只有那些不以天下为理由，来损害包括自由在内的任何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才能够担当天下。你要认为你自己也非常重要，做国王也不能能够伤害你，不能够因为别人要求你做国王，你就去做，要保护自己。在这个基础上说，不拿天下去害人，才能够真正担当天下。

　　20世纪革命时，中国有的党员特别想救天下，把孩子都卖掉，为什么？筹集党费。你信得过这样打天下的人吗？为了革命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卖掉，他也可能把你的孩子拿去卖掉；他不尊重自己的生命，去剥夺别人的生命也是很正常的。他的逻辑是，我都能把我孩子贡献出去，把我的生命贡献出去，我收你一点地、一点粮食算什么？《吕氏春秋》中对谁来做王，有什么资格，通过什么方式，都有很好的叙述。既不通过天下来害自己，也不通过天下来害别人。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目的和手段。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讲国家是一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我们总是把国家弄得特别华丽，搞奥运会、世博会，放焰火放得非常亮丽，但烧在空中的焰火再漂亮，都不如老百姓脸上的笑容灿烂，这是肯定的。不管怎么样，大家心悦诚服的高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成立国家，是让它来保护我们自己，就像珠宝盒保护珠宝一样，如果没有珠宝，就不叫珠宝盒，如果国家政府摧折人民，那就不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关于目的和手段，《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在追求目标时，如果手段是破坏性的，或者会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没有必要去追寻这样的目标。比如拿珠宝当弹弓打很远的一只乌鸦，你也许打着了，但损失了珠宝，别人也会笑话你。

　　回到胡适，让老百姓白白送死，生命都没有了，国家有什么意义？国民都没有了，国家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人权方面其实还有比较高的认识。这也是我们讲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他的生活是一个喜剧，如果没有能力选择，一直被强加一些角色，他的生活可能就是悲剧。

　　说到悲剧，讲讲李煜。李煜是千古词帝，词的造诣非常了得，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写词比他更好的人。如果他不做皇帝，也不会被宋太宗给毒死。跟刚才讲的错枝一样，生下就是做王的命，最后都被害死掉了。能够选择自己生活的，会是喜剧。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国王，当年他爱上了辛普森夫人，辛普森夫人已经离了两次婚，和爱德华八世是第三次婚姻，当时英国人非常不同意，有人威胁要把爱德华八世给杀死。爱德华八世选择不做国王，夫妻双双把家还。

　　中国古代的皇帝后宫三千，那后宫三千没有谁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最后等不到皇帝的临幸，生命也就枯萎了。

　　古罗马不一样，古罗马的皇后很多都能选择自己的生活。她们厌倦了国王，可能会养一些小情人。克洛德皇帝的皇后非常淫荡，她不光在皇宫里养了小情人，而且晚上自己拿着一个牌子到罗马妓院去上班，做兼职妓女。我们中国讲“母仪天下”，她要“鸡仪天下”(现场笑)，而且她收钱非常少，一次一个铜板，她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计算她今天晚上接了多少客。当然古罗马那个时候比较混乱，但人如果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情况至少不是很悲惨。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毛主席

　　关于个人与自由、与国家的关系，现在大家讲毛主席比较多，中国实际上有三个毛主席。

　　两个在古代，一是墨子，一是杨朱，另一个在近代。

　　为什么我说墨子是毛主席？因为他有毛主义。他的毛主义是什么？墨子讲究勤苦，为天下人奉献，希望自己以及门徒都能够像大禹治水一样，把脚上的毛都磨光了，一根不剩。墨子是毛主席A。

　　杨朱是另一个阶段，他的毛主义是什么？孟子对他有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让他拔一根毛，他也不愿意拔。他说这根毛是我的，凭什么要拔？即便对公众有利，我也不愿把毛拔下。这是另外一个毛主义，毛主席B。现在我们的政府不会学杨朱一毛不拔，我们政府加四毛涨五毛，“拔五毛而利天下”，最后我们就有了五毛党了。

　　中国的文化里很多跟毛有关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我今天特意留了胡子（现场笑），中国人挺在乎毛的，有句话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就是说你嘴上没有毛，你说什么话人家都当你是XXX说的，说你是IBM，internationalbigmouth(国际大嘴巴)。当然这句话还有另一种意思。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要避免嘴上无毛，见面会说毛主席万岁。

　　我刚才说的毛主席A、毛主席B，接下来说毛主席C，是近代的，把墨子的精神学到了一些，把毛都拔下来。大跃进的时候，拔的都是别人腿上的毛，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拿到人民公社去，是拔天下之毛。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那时信奉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个脱毛膏，最后大家腿上的毛都没有了。

　　墨子和杨朱，是两个极端，墨子把自己都奉献出去，当然他最后的极端就是要求别人来奉献。杨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都顾自己的，对于天下没有所谓的公共精神。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当年的两个流派，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一方面，墨子给我们提供了公共精神参照，杨朱提供了个人权利。有人说杨朱的观念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宣言》，这话说得不过分。在大家非常强调国家的时候，他强调个人的价值：不能拿天下来换走我身上宝贵的东西。他是有逻辑的，一毛不拔的“毛”只是一种借代，我拔了一根毛给你，你可能还会要其他的，是不是还会要我一条腿、脑袋？

　　从这方面讲，我们的传统里有一些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相抗衡的东西。近代有一些批评杨朱的，但梁启超、严复觉得他的观念非常好，但也担心会不会过度强调个人权利，少了公共精神。实际上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所有的学说都不应被推到极端，如果“一毛不拔”被推至极端，最后会没有公共精神，如果墨被推至极端，也会变成一种对别人的强迫。

　　《炎黄春秋》上有一篇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说，《共产党宣言》谈消灭私有制，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并不是要消灭别人的私有财产，而只是消灭不公正。过去我们不光是丢掉了财产、丢掉了传统、丢掉了知识，甚至连个人都丢掉了，完全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整个国家就像变形金刚一样，让大家变成什么，大家就变成什么。

　　《过秦论》中“以秦为苦，天下苦秦久矣。”我也有一句话：“中国人苦天下久矣！”我说的“天下”更多的是国家的概念；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我说“以已任为天下”，你把你自己的一生经营好，也是可以经营好一个国家。

　　“一毛不拔”也可以当成一种精神来理解，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有这么一个叙述：监狱和平常人住宅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监狱里，自己想出去出不去，而警察想进来随时能进来。在一个私有财产保护不充分的国家，警察想进你的房间就进，你住的地方就是半个监狱，你可以随时进出，警察也可以随时进出。

　　开放社会，是开门大吉。但要建立一个宪政国家，首先是关门大吉。

　　国界与自由本身

　　从古代一直到现在，每个人都不断地追求自由，走向自由肯定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大家在追求自由方面有两种做法，一个是用脚投票，一个是就地改造，包括用手投票。

　　用脚投票

　　用脚投票就像《诗经》里说的，如果你觉得这地方不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国界不是特别壁垒森严的时候，大家是可以用脚投票的。

　　比如，古罗马的时候，如果一些贫民觉得贵族太坏了，他们就拿着锅碗瓢盆等生产工具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国家，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就追他们说你们留下来，有事跟我们谈。用脚投票就像流亡一样，流亡出一个新的国家。我在《重新发现社会》里谈到圣马力诺，就是当时从古罗马逃出来的一些人建立的国家。

　　在中国古代，用脚投票的机会非常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根本逃不了，可能去外头做生意都不行。姜子牙的时候，有人到岛上去拓荒，朝廷认为这是对周王的不敬，就把他杀了；乾隆时，荷兰人把一些华人杀了，荷兰人非常害怕，跟乾隆皇帝道歉，但是乾隆说杀得好，这些人不在自己家里好好干跑到外面去拓荒，你帮我维持了统治，解决了问题。

　　我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异地为官、本地为民”。你要当老百姓，只能在当地当，不要去外头当，在外头你只是流民，是坏蛋。

　　韩国有一部片子《北逃》，讲的是朝鲜人逃到中国来。朝鲜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存在的价值就是让中国人感觉自己过得很幸福（现场笑）。《北逃》里有一句话：“难道吃饱肚子比祖国还重要吗？”这个片子非常好，讲饥饿、讲人的价值和国家的重量。

　　我们现在的生活有非常大的进步，原来没有饭吃，只能怪天灾，怪地不听话，当时有一句话：“地听人的话，人听党的话”，总结起来就是地听党的话。种不出粮食，就是地不听话了，原因只能找地。而如果有饭吃，你却绝食，这就属于破坏生产工具，你是国家的工具，你怎么能不吃饭呢？你不吃饭机器就不运转了，必须得干活。

　　现在社会有非常大的变化，不把人当工具了，在座各位都会想，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工具，我们成立国家，是让它给我们谋福利。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就地改造

　　就地改造就是，你不逃出去，你让你的国家自由。李敖说：“这是我的祖国，我必让它自由。”在现有环境下，一点一滴来做，你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当每个人都来改变小环境的时候，大环境也水到渠成会有所改变。

　　我先讲讲关于国界与自由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到欧洲去采访，第一次离开法国，从巴黎北站买了一张票去柏林，没有安检，也没有检票，就上车了，一直到终点站，车上就查了一次票，下车也没有要出示票据，你就已经在柏林的大街上了。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比我们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更方便。我们的铁道部给自己打90分，但是检票都做不好，进去检一次，车上检一次，出去还检一次，好像他们彼此不信任，重复作业。香港是我们的特区，但去香港还是很不方便。但是在欧洲，只要证件是有效的，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来往。

　　那一次我去看了柏林墙，我用手按了一下，柏林墙的厚度也就是一巴掌宽，实际上并不厚，当时东德人为了离开东德，想尽了办法，有搞热气球的，飘下来不知道是在东德还是在西德，躲在里面不敢出来，直到有边防兵说，“出来吧，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有的人打弹弓，把自己打出去；还有挖地道。办法非常多。我在整理讲稿的时候，发现在墨西哥有人发明了一种人肉炮弹，能把人直接从炮里打出去，在柏林墙时代，但愿也有这样的。

　　说到柏林墙，柏林墙的计划名称是“中国长城二号计划”，非常有意思。刚才有朋友说，我的很多影评都跟德国有关系，那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至少墙方面有相似的地方。现在搞障碍赛，刘翔拿了冠军，如果他不拿冠军，秦始皇都死不瞑目。因为中国在制造障碍方面，硬件已经足够好。（现场笑）

　　电影《窃听风暴》里有一个笑话，和柏林墙有关系，昂纳克当时是东德书记，早上上班，昂纳克对着太阳说，“早上好！”太阳就说：“书记早上好！”中午，昂纳克说：“中午好。”太阳就说：“书记中午好！”但是到了晚上，昂纳克说：“傍晚好！”太阳半天不说话，昂纳克很生气，“我跟你说话，为什么不理我？”太阳就说：“你傻啊，我都已经到了西德了，我还要搭理你吗？”（现场笑）

　　这个笑话非常有意思，其实这也是讽刺一个国家没有尊严，一个人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对它毕恭毕敬，离开以后，就嘲笑它，看不起它，这样的国家是非常没有尊严的，因为你不是靠你的价值、靠你对国民的保护来笼络国民，而是通过围墙来圈住，这是非常有问题的。

　　今年2月份我去日内瓦，有一点小小的感受，也勾起了我一些历史回忆，跟这个演讲的主题有关。当时雪莱、拜伦、罗曼?罗兰等，因为自己的国家不欢迎他们，就流亡了，瑞士成了那些逃国难的人的自由之邦。而现在，国界不再，我去瑞士边境的一个村庄，过去的岗哨没了，从那个村庄跨过一条小溪，直接就到法国了，国界不存在了。

　　当时我有一种想法，当年这个国界为大家捍卫着自由，现在也是为了大家的自由，欧洲一些国家取消了国界。简单说，国界是为自由而生，也为自由而死。我们为了保卫自己，成立国家；定国界，是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但条件成熟时，国界本身也是可以取消的。欧盟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的另一个感悟是，法国、瑞士都保护私有财产，历史上，那个小村庄法国的人也争过、瑞士的人也争过，争来争去，最后这个村庄实际上不属于任何国家，它的价值属于这个村庄里的人。国家作为一个工具，本身是为大家所用，而不是大家都属于国家，被国家抢来抢去。所以我想，如果全球每个国家公民的财产得到很好的保护，政府有底线，民众的财产是属于民众，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会越来越少，这也是一个共同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