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父偃02：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 - 孙景坛

也谈“汉武帝尊儒问题”——与孙景坛教授商榷
摘  要：近年来，孙景坛教授的“新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引起传媒关注。但事实上，这种所谓新说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尤其想当然认为《董仲舒传》乃班固作伪，而且在许多史实、史料的解读上都存在严重疏漏或“硬伤”，其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关键词：汉武帝；独尊儒术；贤良对策
《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发表孙景坛教授《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文，读后颇有疑问。考虑到其中与笔者有关的只是“汉武帝尊儒问题”，本文也就此谈谈一些看法，与孙教授商榷。
一、关于“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解读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孙教授“十年”来始终强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实际汉武帝尊儒应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新探》又再一次对这一观点予以重申。笔者则感到费解。既然孙教授也认为汉武帝确曾尊儒，那么又为什么认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呢？看了《新探》的具体论述，才知道其中原来还另有“深意”——
为什么把汉武帝尊儒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历史事实告诉我们：1、此事乃田蚡所为，与董仲舒无涉。2、田蚡此举的过程是和平的，并未“罢黜百家”。3、未有“独尊儒术”的事实。汉武帝尊儒后，除举行儒学考试外，还举行一般文学贤良考试。“刑法”和“黄老”派虽被“罢绌”，但两派的学者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当官，如主父偃是上书、卜式是放羊、汲黯是选拔等。《史记·封禅书》还载：汉武帝因封禅问题对儒官不满，曾“尽罢诸儒不用” ——把他们全都撤了。
然而这种“深意”却恐怕纯属误解。
首先，作为国家政策，所谓“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这实际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众所周知，西汉前期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主要是黄老学说，因而“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也就意味着儒学取代黄老成为西汉王朝的指导思想，并在各种学派当中居于尊崇地位。而其他学派尽管也还存在，甚至或多或少仍有着影响，但就指导思想的选择来说，却已经被西汉王朝所否定，亦即所谓“罢黜”。所以《新探》既认为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却又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显然是自相矛盾。至于说此事究竟是田蚡所为，还是董仲舒所为，则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巨大工程，其中凝聚了汉武帝及其君臣许多人的心血，而并不能把它简单归功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
其次，所谓“汉武帝尊儒后，除举行儒学考试外，还举行一般文学贤良考试”云云，这是对汉代贤良文学对策的曲解。实际上，汉代自武帝开始，贤良文学对策就都是儒学应对，所谓贤良文学也都是儒生。如贤良，其全称为“贤良方正”，被举为贤良的都是有一定功名即做过官的人，而且多为名儒。《史记·儒林列传》载，《诗》学大师辕固“孝景时为博士”，后拜清河王太傅，病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就是一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公孙弘传》，弘学《春秋》，武帝初即位“以贤良征为博士”，后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也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孙弘此次对策，所征召的贤良文学共有“百余人”，《公孙弘传》亦记载武帝是“策诏诸儒”。而文学通常即指儒学。如《史记·儒林列传》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多斌斌文学之士矣。”又《汉书·隽不疑传》曰：“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就征召对策的文学而言，则指有一定名气但还没有功名的儒生。如盐铁会议，由于文学皆未任官职，桑弘羊就挖苦他们是“布褐不完，糟糠不饱”[1]的鄙儒。可见，所谓“文学贤良考试”，这本身就是其尊儒的表现。而《新探》却以此为据，岂不荒唐！
再次，《新探》提出“‘刑法’和‘黄老’派虽被‘罢绌’，但两派的学者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当官”，所举事例皆误。根据《汉书·主父偃传》可知，主父偃并非“刑法”或“黄老”中人。他最早学“学长短纵横术”，属于纵横家，“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实际已转变为儒家。卜式也并非“刑法”或“黄老”派，而是一个思想接近儒家的大农牧主。他是因为主动捐献钱财支持武帝对匈奴战争被立为典型而当官的，如《汉书·卜式传》云：“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助费。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他早年对其弟曾多次推让钱财（儒学即倡导推让），在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又多次捐献钱财，后来做了高官则和董仲舒上下呼应，反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可见他根本不可能是“刑法”或“黄老”中人。至于汲黯，他虽然“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净，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但他却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2]，并与汉武帝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一开始尊儒就完全是录用儒生。如前揭“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即指明汉武帝尊儒之后儒生录用越来越多的情形。所以汲黯的事例也仍然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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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新探》所说汉武帝曾“尽罢诸儒不用”——把儒官全都给撤了，这更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和误解。其原文如下：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这里实际是说汉武帝对包括徐偃、周霸在内的诸儒建议一概不予采纳，并不再让他们参与封禅大礼的议定，而根本不是说把他们都全部撤职。以徐偃为例，根据《汉书·终军传》，他就始终担任着博士一职，没有所谓被罢官之事，后来是因为奉旨巡行，擅自允许胶东、鲁国营盐铁，才被汉武帝处死。更何况，《汉书·兒宽传》对此事还有着详细记载——
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以问宽，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而孙教授却恐怕根本未读，这就不能不使他的理解要产生谬误了。
二、关于班固对《董仲舒传》的“作伪”问题
为了认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新探》还别出心裁地考证出班固所撰《董仲舒传》完全是“作伪”。应该说，孙教授的这一观点如果真能成立，那将是对学术界的一个巨大贡献，但是仔细阅读《新探》却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而完全是想当然的臆断。
请看《新探》所谓“作伪”最直接的证据：
《汉书·董仲舒传》的作伪，主要表现在《天人三策》上，《天人三策》是班固从汉武帝时期搜罗的三篇与董仲舒思想相近的对策，拼凑而成。其中，没有一篇对策能证明是董仲舒所作。尤其第三策，班固在对策中着意加了“仲舒”二字，这是画蛇添足。
在这里，《新探》主要是认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均为班固拼凑而成，并非董仲舒所作。而最重要的论据，就是班固在第三策中“画蛇添足”地加了“仲舒”二字，暴露了作伪的马脚。但实际上，汉人在对策中加上自己的名字乃是一种常见现象。例如公孙弘，他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的对策中就加上自己的名字说：“臣弘愚戅，不足以奉大对。”[3]而如果说在对策中加上自己的名字就肯定是作伪，那么公孙弘乃至其他一些人的对策岂不都是作伪？这显然是讲不通的。
需要说明的是，孙教授对《天人三策》班固作伪的论证并非仅仅《新探》所说的“画蛇添足”。他在与笔者的商榷中就详细提出了所谓班固作伪的理由，诸如：
《天人三策》是伪作。考题都有问题：考题1说：你现在被取为第一，我再考考你。考题1应为公共考题，班固也这么说，怎么成了复试题？考题2说：你们一百余人来考试，现在出题考你们。这才是公共考卷，可班固说是复试考题！……考题3说：你的学问已达到最高，你好好阐发一下，我将亲自研究。这哪是考卷，分明是请教，任何一个考官、哪怕是最蹩脚的考官都不会出这样的考题，何况汉武帝！答卷问题更大：答卷1说：我们汉朝建国已70余年。注意：西汉人认为汉朝建国是从刘邦202年称帝算起。202年到武帝七年（笔者按，即元光元年），才68年，怎么能说70余年？答卷2说：夜郎、康居二国，已向我大汉悦德归义。注意：康居归汉，在武帝七年之后。答卷3说：现在法制大坏，刑狱太滥，犯罪人数激增。武帝六年才结束“黄老之治”，刑狱怎么会滥成这样？这一现象，是武帝中期后，重用酷吏的结果。[4]
然而这些理由也都有问题。
先看考题部分。孙教授说：“考题1应为公共考题，班固也这么说，怎么成了复试题？”而理由就是考题中说董仲舒已经被“取为第一”了。但笔者翻遍《董仲舒传》也没有找到董仲舒被取为第一的记载。原来孙教授是把汉武帝所说“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解释成董仲舒被取为第一。这实属大误！关键即在于：汉武帝这里所说的“子大夫”并非是指董仲舒，而是指所有贤良文学。这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元光五年策问贤良文学的制诏即可以得到证明。如元光元年诏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5]元光五年制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6] 另外“褎然为举首”也并非对策被取为第一的意思，而是说贤良文学在各地被推举时名列第一。可见，这根本不是什么考题有问题，实际是孙教授没有读懂史料。故以下所论，也就完全失去了依托。
孙教授又说：“考题2说：你们一百余人来考试，现在出题考你们。这才是公共考卷，可班固说是复试考题！”但这里却又是断章取义和曲解，请看其全句原文：“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而如果说这就是“公共考卷”，亦即不是复试的第二策，那么还没有开始对策，汉武帝还没有“览其对”，怎么就已经知道他们“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可见，这也不是什么考题有问题，而是孙教授故意曲解史料。
孙教授还说，贤良文学的对策是考试，因而汉武帝不可能在策问中有请教的内容。但事实上，汉代的贤良文学对策就是一方面考试选拔人才，一方面又征求、请教治国的方略[7]。如前揭汉武帝元光五年制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盐铁论·本议》载：“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汉书·宣帝纪》载宣帝地节三年诏曰：“乃者……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而孙教授却主观地认定武帝策问不可能求教贤良，其结论则自然要误称班固作伪了。
再看答题部分。孙教授提出的第一条理由是，从西汉建国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才68年，而董仲舒的第一次对策却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岁矣”。其实不然。一则董仲舒所谓“临政”实际应当从西汉建立政权算起，因为早在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即开始了“临政”。而如果从汉王元年算起，到武帝元光元年，则恰好“七十余岁矣”。二则西汉人也并不认为“汉朝建国是从刘邦202年称帝算起”，却恰恰是从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算起。考虑到孙教授对《汉书》颇多成见，我们以《史记》为例。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就把汉政权的建立从公元前206年算起，称“元年”，而把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2年称为“五年”。《史记·平准书》亦云：“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三则即使“西汉人认为汉朝建国是从刘邦202年称帝算起”，但董仲舒就要从公元前206年算起，我们显然也不能断言有误。
孙教授的第二条理由是，董仲舒的第二策声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义”，而事实上康居的归汉却是在武帝元光元年之后。毋庸讳言，所谓“康居归汉”确实不是在武帝时期，但仅凭这一条也仍然不能认定班固作伪。因为康居的真正归汉不仅不是在武帝时期，甚至也不在西汉后期，而是在东汉前期。如《汉书·西域传下》载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说：“最凡国五十。……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故如果说此策确为班固作伪的话，那也决不是拼凑“从汉武帝时期搜罗”的对策，而应是西汉后期乃至东汉前期的对策。但这却显然不能成立。如此明显的作伪人们当时就会发现，怎么会至今才由孙教授发现？因之比较合理的解释，董仲舒之所谓“说德归义”恐怕还另有所指，只不过史书没有留下记载而已[8]。当然也有可能是误传，或董仲舒的误写，但这和什么班固作伪却完全是两回事。
孙教授又提出，董仲舒的第三策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但武帝六年才结束“黄老之治”，刑狱不可能这样泛滥，故只能是武帝中期以后“重用酷吏的结果”。孙教授的这个理由实际更不充分。孙教授也不仔细看看《史记·酷吏列传》，就断言武帝中期才重用酷吏，其实早在武帝即位之初，就已重用了一批酷吏，如周阳由、赵禹、张汤和义纵等。另一方面，虽然说武帝六年才结束“黄老之治”，但这种“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情况在武帝初期却完全可能。随着剥削、压迫的不断加重，早在景帝末年，社会矛盾已逐渐激化。如景帝就公开承认：“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9]至武帝即位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所以尽管难以置信，所谓“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情形也基本属于正常范围，而与武帝中期以后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甚至农民起义有着明显区别。如《汉书·杜周传》云：“至周为廷尉，……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仅仅在首都长安一年就有“罪犯”十几万人，这无疑才是孙教授所说刑狱更加泛滥的情形。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对比昭帝到平帝时期的刑狱。如《汉书·刑法志》载：“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宣帝即位后，路温舒也说：“方今……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死刑）之计岁以万数。”[10]更不用说，就是在东汉统治最为稳固的明章时期，班固也总结说：“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计，天下狱二千余所。”[11]可见这根本不是什么班固作伪，而完全是孙教授的误解。
此外，《新探》还征引《汉书·董仲舒传》、《循吏传》、《楚元王传》、《武帝纪》等，认为班固的记载均与事实不符。但这些征引不是对史料的误读，就是断章取义和为我所用的曲解，有些甚至是逻辑思维问题。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置论。
三、其他问题
《新探》在讨论汉武帝尊儒时还错误地解读一些史实。为了澄清事实，以下也对此再作一些分析。
（一）卫绾的学派归属问题。一般来说，学术界都认为卫绾的思想偏重儒家。但《新探》却认为卫绾是黄老派——“卫绾是‘黄老’派，他‘罢刑、法’是‘黄老’对‘刑法’派的打击，与后来窦太皇太后打击王臧、赵绾的性质是一样的。”不知其根据何在？《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载：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又云：“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所言。天子（景帝）以为敦厚，可相少主。”据此可知，卫绾曾做过武帝的太傅（王臧曾做过武帝的少傅），且为人“敦厚”，从未提出过施政建议。因此，若考虑到武帝即位时才仅仅16岁，他在建元元年所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12]，即显然应是其师生的预谋。否则的话，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又为什么要把他罢免？（武帝当时还没有完全亲政，所有重大事宜都必须奏事“东宫”——窦太后）更何况，如果他真是代表黄老，并打击“刑法”，即使汉武帝想把他罢免，窦太后也根本不可能批准。可见他并非代表黄老，而应是尊儒一派，他的上奏实际也应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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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贤良文学对策能否被说成“《五经》考试”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新探》秉承孙教授的一贯主张，把贤良文学对策都视为“《五经》考试”或“儒学考试”。这显然是偏颇的。实际上，汉代的贤良文学对策还从未对《五经》的具体内容进行考试，而是要求运用《五经》及其解说即经学来讨论时事问题。如《汉书·杜周传》载成帝策问贤良，即明确规定：“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再就现存的一些对策说，像公孙弘的对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都是如此。甚至就是皇帝不能亲自策问的盐铁会议，那些贤良文学的议论也无一例外。当然，由于对策的理论依据主要就是经学，这种对策也确实要间接考察对策者对《五经》的掌握和认识，但它本质上却并非《五经》考试，而只能说是时事策问。再有，汉代真正的“《五经》考试”是太学生考试和郡国学生考试，以及“明经”科等[13]。如果把贤良文学对策都说成“《五经》考试”，那也等于把它们混为一谈。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教授的许多论述都出现严重谬误，把贤良文学对策都说成“《五经》考试”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三）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否解决了汉武帝尊儒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新探》固执认为：由于田蚡已经绌退了“黄老”，宣布了儒学的主导地位，故“尊儒问题已得到解决”。而我们则感到费解。《汉书·武帝纪》明明记载窦太后对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曾予以严厉打击——“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连田蚡都被罢官，怎么能说汉武帝“尊儒问题已得到解决”呢？当然，《新探》这里可能是说田蚡的第二次尊儒，如《史记·儒林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但即便如此，这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操作，也并非仅仅绌退“黄老”就能够完全解决。仅就意识形态而言，有许多理论问题即亟待澄清。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汉家如何继统亦即是否“受命”的问题。所以汉武帝才会在策问中反复要求贤良文学回答：“天命之符，废兴何如？”[14]“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而且也正是由于董仲舒等人的回答，所谓“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15]，这一问题才算最终解决。另外还有如何贯彻尊儒、如何培养懂得儒学的人才等等问题，又怎么能说田蚡的绌退黄老已解决了尊儒问题呢？
（四）汉武帝所尊儒学究竟《五经》还是《七经》问题。一般来说，由于《乐经》到西汉前期已然亡失，汉武帝尊儒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设立《五经》博士，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16]。而《新探》则标新立异地提出：“汉武帝所尊的儒学，是《七经》，不是仅仅《五经》，核心是《孝经》的‘以孝治天下’。”表面上看，《新探》的说法似乎更为全面，在《五经》之外又加上了《孝经》和《论语》，但这却完全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曲解。在汉武帝时期还根本没有《七经》之说，无论《史记》或其他史书，还是出土文献，我们都找不到任何记载。实际上，《孝经》虽名之曰“经”，在西汉中期却并没有被视之为“经”，只是到了东汉时期才和《五经》再加上《论语》被称为“《七经》”。如关于东汉成阳令唐扶的学业，人们即称赞他“耽乐道述，咀嚼《七经》”[17]。又如谢承《后汉书》载赵典，亦说他“学孔子《七经》”[18]。诚然，作为公认的儒学著作，《孝经》和《论语》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也发挥过一定作用[19]，但这却并不意味它们已经取得了与《五经》相同的经学地位。西汉中后期人们皆称《五经》或《六经》（《六艺》），如其所谓“《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20]云云，就是一个明证。
（五）孔子作《春秋》是否史实问题。为了证明《孝经》在汉武帝时期是最重要的儒学经典，《新探》还煞费苦心地考证《春秋》并非孔子所作——
众所周知，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孔子曾作《春秋》，《公羊》是对《春秋》的最好阐释。实际上，孔子作《春秋》非史实。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孔子的嫡传弟子们对此都没有讲；此说是孔子去世后一百年左右的传言。如果孔子真作了《春秋》，他将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抄袭大王，因为《春秋》原本鲁史，我们怎么将《春秋》与鲁史相区别？
但这却只能更加昭示其作者的逻辑混乱与偏执。《春秋》究竟是不是孔子所作，这当然可以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就讨论汉武帝尊儒而言，实际却文不对题。且不说《春秋》还可能确为孔子所作，就算《春秋》并非孔子所作，由于汉人皆笃信《春秋》乃孔子所作，我们也只能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来讨论汉武帝的尊儒问题（至于认识的对错，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21]又怎么能用今天的看法来代替汉人的认识呢？同样的问题还表现在《新探》对《公羊春秋》不能称经的“论述”上。这也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显而易见，无论《新探》怎样批评乃至批判把《公羊春秋》称经的做法，实际也无法否定汉代把《公羊春秋》称经的既定事实。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探》却于此仍然要枉费笔墨，甚至还振振有辞，岂不荒唐和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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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以上讨论来看，《新探》的许多论点和论据都存在严重疏漏，有些甚至是学术“硬伤”，其结论自然是不能成立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决非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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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盐铁论》卷四《毁学》。桑弘羊还形容文学说：“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盐铁论》卷四《利议》）亦可证明。
[2] 《汉书·汲黯传》。
[3] 《汉书·公孙弘传》，另请参看蔡邕《独断》卷上。
[4]  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11。
[5] 《汉书·武帝纪》。
[6] 《汉书·公孙弘传》。
[7]  参看拙文《以经治国与汉代“荒政”》，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以经治国与汉代用人》，载《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
[8]  据安作璋先生研究，中国的丝可能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即已传入印度（《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134页），而康居则是丝绸之路在中亚的一个中转站，所以两国发生交往也并非没有可能。
[9] 《汉书·景帝纪》。
[10] 《汉书·路温舒传》。
[11] 《汉书·刑法志》。
[12] 《汉书·武帝纪》。
[13]  参看拙文《汉代太学浅说》，载《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以经治国与汉代教育》，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14] 《汉书·公孙弘传》。
[15]  以上皆见《汉书·董仲舒传》。
[16] 《汉书·武帝纪·赞》。
[17] 《隶释》卷五《汉成阳令唐扶颂》。
[18] 《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
[19]  参看拙文《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5期；《论“以经治国”对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整合功能》，载《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
[20] 《汉书·宣元六王传》。
[21] 《史记·太史公自序》。
（本文为江苏省“十五”社科基金项目“独尊儒术与汉代学术的整合”研究成果之一。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这里仅对其排版错误作了某些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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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景坛    艺术博览频来源：艺术中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2-2    
内容提要：学术界受《汉书》的误导，常把“秦汉”并称，不妥。秦、汉之间，应有“后楚、楚汉战争”；两汉之间，应有“新、更始之乱”等时期。《汉书》还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全面作伪董仲舒传，编造汉武帝尊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并且崇尚的儒学是《七经》，不是仅仅《五经》；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不是《公羊》；《公羊》、尤其董仲舒的《公羊》学是武帝时期滋生酷吏的温床。同时，对学术界常说的“汉承秦制”也要正确理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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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楚 新 《孝经》 汉承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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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经常把两汉合称为“汉代”，一谈中国史也经常说“秦、汉”，本文的题目就是沿用了这种说法。不过，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用的，但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则不可取。同时，两汉史研究，侧重点应在西汉，因为西汉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稳固的统一中央集权制，对后世影响极大。这里想就两汉史、主要是西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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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把西汉与秦代直接相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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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常说“秦、汉”。在现行学术界的所有中国历史年代表，如《简明中外历史辞典》、《新华字典》、《辞海》等所附录的中国历史年代表，以及《中国历史纪年表》等专著，都无一例外地将西汉与秦代直接相连，以《简明中外历史辞典》附录的中国历史年代表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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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公元前221——前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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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5年
东汉 公元25——220年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欠妥。第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史记》等史籍告诉我们：秦二世时，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失败。公元前208年，另一义军首领项梁、项羽在薛地立战国时期的楚怀王孙心为王，仍号楚怀王，得到了各义军的支持。后来楚怀王迁都彭城（今徐州市），命各义军攻秦，并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2）。公元前207年，刘邦最先入关。此时秦二世胡亥已被赵高害死，赵高立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儿子子婴为帝，子婴虽除掉了赵高，但无法抗拒刘邦，只好奉玺迎降。项羽入关，由于他实力最强，刘邦只得妥协。项羽杀子婴等后，焚秦宫室，尊楚怀王为“义帝”，接着裂地封王，其中封刘邦为汉王，他自立为西楚霸王。由此可见，秦亡后，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新政权是“楚”，应叫“后楚”，而不是“汉”。后来，项羽旋即害死“义帝”，企图自己称帝。刘邦对项羽没让他“王关中”早就不满，自己也想争天下，就以为“义帝”报仇为名，便同项羽展开了“楚汉战争”。经四年大战，刘邦取胜，于公元前202年称帝。就是说，在西汉与秦之间，还有个“后楚”和“楚汉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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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中国历史年代表对此的说明都不确。应当说，各历史年表对此都有说明，如《简明中外历史辞典》附录的中国历史年代表的注释1说：西汉“包括公元前206年——前202年楚汉战争。”（3）这里，它只说了“楚汉战争”，没有提到“后楚”政权，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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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应当指出，在司马迁的《史记》的历史年代表中，“后楚”政权是有一席之位的。如《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序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可见，司马迁是承认“后楚”的存在的，但他没给“义帝”专门作“传”——“本纪”，而是给项羽作了“本纪”。不过，从班固的《汉书》起，在历史年表中，就再没了“后楚”的影子，他把西汉的起始年代一下子便定在了公元前206年，与秦直接相连。可见，这一错误主要是班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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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秦与西汉间的历史年表应怎样编制？笔者认为，应把“后楚”政权加上去，再包括“楚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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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　　　　　　　　元前221——前206年
后楚　　　　　　　　公元前206——前205年
楚汉战争　　　　　　西楚霸王、汉王等 公元前205——前202年
西汉　　　　　　　　公元前202——公元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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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后楚”政权的历史意义。1、我们必须明确，是“后楚”亡了秦，而不是汉。刘邦虽先入关，但亡秦的时候，他只是“楚怀王”的一个将军，后来才被项羽封为“汉王”的。2、“后楚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霸时代”。“义帝”是皇帝，项羽是霸王，天下的实权掌在项羽的手里。3、只有承认“后楚”的存在，“楚汉战争”才有客观基础，刘邦是从“西楚霸王”项羽的手中夺取的政权。4、“后楚”在政体上，一反秦政，搞的是彻底的分封制，而且是异姓王分封制，这种分封制已不再适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这是“后楚”和“西楚霸王”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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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把东汉与西汉直接相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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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的中国历史年代表的简表中（详表和《中国历史纪年表》专著等除外），东汉与西汉是直接相连的，如上引《简明中外历史辞典》附录的中国历史年代表即如此。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也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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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西汉与东汉之间，有个王莽建立的“新”政权，“新”政权之后，就是刘玄、刘盆子建立的更始政权等。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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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能把“新”从中国历史年代表的简表中抹掉。1、“新”是继西汉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统一政权。2、“新”是中国古代首次外戚篡夺国家政权成功的典型。3、“新”也是中国古代首例和平政变成功的典型。4、“新”还开了中国后来政变“禅让”的先河。5、“新”政变后，曾得到朝廷上下、全国上下的一片欢呼。6、“新”政变后曾实施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很值得研究，应从中吸取失败的教训。7、“新”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是有贡献的，中国古代经学的古文经如《周礼》、《左传》等，就是此时被正式立为“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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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各中国历史年代表的简表对此问题的注释均不确。如：《简明中外历史辞典》附录的中国历史年代表注1说：西汉“包括……公元8至25年王莽篡夺后的新朝。”（4）《新华字典》附录的《我国历史朝代公元对照简表》的注2说：西汉“包括王莽建立的‘新’王朝（公元9年——25年）。王莽时期，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建立了农民政权。公元23年，新莽王朝灭亡。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5）应当说，王莽的“新”是公元8——23年；其后为更始时期，更始是承“新”祚的政权，更始是多个政权并存时期，而且更始又包括刘玄和刘盆子两个政权；刘秀称帝虽在公元25年，但打败更始、承“更始”之祚是公元27年。所以，东汉建国应为公元27年，而此前的公元23——27年应为“更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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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笔者认为，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主要还在班固，班固在《汉书》中，没给王莽以皇帝的地位。他对王莽的传记，用的是“传”，而不是“纪”——皇帝专用的传记。另外，《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只关心东汉史，将刘秀在公元25年称帝定为东汉的开端，忽略了东汉应承“更始”之阼问题和此时仍为多个政权并存的时期。这样，王莽的“新”和“更始之乱”就被一些一般研究者缺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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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西汉与东汉间的历史年表应怎样编制？笔者认为，应把“新”政权加上去，再包括“更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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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公元前202——公元8年
新　　　　　　　　　公元8年——23年
更始之乱　　　　　　刘玄、刘盆子、刘秀等 公元23年——27年
东汉　　　　　　　　公元27年——2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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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笔者曾多次对中国古代历史年代表提出过商榷，如对宋代的历史定位问题等（6），这里不妨归纳一下，画个总表，全面表述一下我对中国古代历史年代简表的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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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汉武帝尊儒问题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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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尊儒，既是汉史研究中的大事件，也是中国史研究的的大事件。我在多篇论文中，已阐发过主要观点：汉武帝尊儒应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学术谎言”（7），《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8），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点（9），等。这里想接着再探讨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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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班固对董仲舒传的全面作伪。班固对董仲舒传的全面作伪，不仅表现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而且贯穿了整个《汉书》。《汉书·董仲舒传》的作伪，主要表现在《天人三策》上，《天人三策》是班固从汉武帝时期搜罗的三篇与董仲舒思想相近的对策，拼凑而成。其中，没有一篇对策能证明是董仲舒所作。尤其第三策，班固在对策中着意加了“仲舒”二字，这是画蛇添足。过去，我曾猜测第三策是董仲舒晚年与汉武帝的通信，现在看来可能是猜错了。除《天人三策》外，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又提出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等，都没事实依据。（10）此外，在《汉书·循吏传》中，班固说：“孝武之世，……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去，弘、宽至三公。”也不确。事实是，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有过错，被“废为中大夫”；公孙弘、兒宽位“至三公”与董仲舒“谢病去”无关；董仲舒在胶西相上“谢病去”另有隐情。班固还在《汉书》的其他地方不失时机地对董仲舒大家称赞，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汉书·楚元王传》的《赞》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觽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有时还将董仲舒压在公孙弘之上，如《汉书·武帝纪》说：“五月，诏贤良……於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要知道，武帝时期或西汉时期，尊儒的典型代表一直都是公孙弘。甚至还贬低田蚡，认为田蚡只是“隆儒”（11），与他在《汉书·儒林传》中承认的田蚡曾“黜抑黄老崇尚儒学”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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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班固为什么要全面作伪董仲舒传？有人说：孙景坛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事完全是班固为了迎合儒家正统思想而故意伪造的。”这是对我思想的曲解。（12）我以前只说过，班固作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董仲舒鸣冤和争学术地位（13），但不全面。事实上，班固已将此事挑明，《汉书·董仲舒传》的末尾说：“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另外，班固在《汉书》的其他地方，还两次说过：“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当时，而有缺于后世也”（14）；董仲舒“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15）就是说，班固认为，他写的《董仲舒传》不是在写史，而是在“古为今用”，即将武帝初期的董仲舒怎样变成能为东汉中期服务的思想武器。所以，他根本不管历史上真有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管历史上真的董仲舒是什么样子。正是从这点出发，班固才牺牲了史家的良知，作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董仲舒传的。正象我们曾经历的“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表面是批“孔老二”，可真实目的在于当代——“整周恩来总理”。为此，在批孔中，“四人帮”对孔子极尽诬蔑造谣乃至人身攻击之能事，说的多是谎话。我们为什么不把文革中所批的孔子当作历史上的孔子？因为大家都清楚，这是“革命需要”和“古为今用”造的伪。同理：班固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和“古为今用”伪造的董仲舒，我们怎么能当真？后人将《董仲舒传》当史实，是后世的无知，与班固没有必然联系。就象今天有人将“批林批孔”所批的孔子当做了两千年前的孔子，“四人帮”负责吗，只怪自己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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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汉武帝尊儒的过程。汉武帝尊儒的过程是：第一步，借口卫绾年迈和对景帝的丧事办理不力，将其免退，为儒家人物腾出主要位子。第二步，用学儒出身的窦婴、田蚡分别担任丞相、太尉，并重用儒家人物王臧、赵绾。第三步，采纳了王臧、赵绾“立名堂以朝诸侯”的建议。被窦太皇太后镇压后，汉武帝停了两年多，于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这是第四步。第五步，武帝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16）这是武帝尊儒过程的结束。有人将武帝元年卫绾的“罢刑、法”说成是尊儒的第一步，不妥。（17）卫绾是“黄老”派，他“罢刑、法”是“黄老”对“刑法”派的打击，与后来窦太皇太后打击王臧、赵绾的性质是一样的。这一事件本来与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和“诛晁错”相连。晁错原来是学“刑法”的，司马迁说“晁错明申、商”（18），文帝时，“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被提拔为“太子舍人”，“迁为中大夫。”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酿成“七国之乱”，被诛。诛晁错后，邓公批评景帝：“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19）“黄老”对景帝仍对“刑法”派有好感不满，为了不给“刑法”派抬头，才在武帝元年“罢刑、法”的。而且，武帝正常的尊儒，只需绌退“黄老”即可达到目的，无须打击其他学派。有人将武帝七年的“五经考试”当作汉武帝尊儒过程的结束，不当。（20）因为此时田蚡已经绌退了“黄老”，宣布了儒学的主导地位，尊儒问题已得到解决，“五经考试”就是尊儒的结果，不是尊儒过程才结束。武帝和后来的汉代统治者多次举行儒学考试，都是这一结果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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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为什么把汉武帝尊儒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历史事实告诉我们：1、此事乃田蚡所为，与董仲舒无涉。2、田蚡此举的过程是和平的，并未“罢黜百家”。3、未有“独尊儒术”的事实。汉武帝尊儒后，除举行儒学考试外，还举行一般文学贤良考试。“刑法”和“黄老”派虽被“罢绌”，但两派的学者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当官，如主父偃是上书、卜式是放羊、汲黯是选拔等。《史记·封禅书》还载：汉武帝因封禅问题对儒官不满，曾“尽罢诸儒不用” ——把他们全都撤了。4、汉武帝所尊的儒学，是《七经》，不是仅仅《五经》，核心是《孝经》的“以孝治天下”。（21）。现在，学术界有人在“置五经博士”上大做文章，不妥。因为他们所谈的《五经》，核心是《公羊》，《公羊》在武帝时期虽重要，但没超过《孝经》；而且《公羊》在西汉石渠阁经学会上被汉宣帝亲自贬抑，并自此一蹶不振；尤其是《公羊》本质非儒家著作。（22）众所周知，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孔子曾作《春秋》，《公羊》是对《春秋》的最好阐释。实际上，孔子作《春秋》非史实。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孔子的嫡传弟子们对此都没讲；此说是孔子去世后一百年左右的传言。如果孔子真作了《春秋》，他将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抄袭大王，因为《春秋》原本鲁史，我们怎么将《春秋》与鲁史相区别？就算孔子真作了《春秋》，那么，解读《春秋》的书很多，流传下来的就有三传，为什么一定要以《公羊》为准？《公羊》不会解错了吗？特别是，《春秋》乃史书，《公羊》是将其做信仰、政治解读，这与《春秋》的宗旨相违，相反，《左传》的解读更近于《春秋》的宗旨。我们知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其思想核心是“仁”，而《公羊》是“义”，二者完全不同。《公羊》的“义”与《韩非子》的“义”相吻合。（23）就算《公羊》真在解读《春秋》，原则上也不能将其当经，因为经应是《春秋》原典，将解经的著作当经本身就是错的。西方人从古到今读《圣经》都是读原典，所有解释只能当参考书。而中国古今居然将参考书当成了经，并用参考书取代了经，如他们直呼《公羊》为《春秋》，《史记》和《汉书》凡没标明是《春秋》什么《传》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指《公羊》。岂非咄咄怪事！研究汉代思想史，重点要研究《孝经》，《孝经》在思想上与儒家极接近，算儒家著作也未尝不可。（24）关于《孝经》的作者，汉人认为或是曾子，或是孔子，后又有曾子门人、孔子门人、孟子门人、乐正子春门人说，以及齐鲁陋儒和汉儒说。其实都不确。笔者认为，《孝经》应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一个与孟子情况相近，但没孟子的理论水平高，然而又有独到思想的，也是自学成才的人所作。《孝经》是中国古代四大儒经之一（其他三经为《论语》、《孟子》、《礼运》），不只对汉代的影响大，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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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汉武帝尊儒的最大失误是什么？有人认为，汉武帝尊儒的最大失误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误解。还有人认为是汉武帝没有重用董仲舒。事实恰好相反，没重用董仲舒是汉武帝的英明之处。笔者认为，汉武帝的最大失误是将《公羊》当作了仅次于《孝经》的经典。汉武帝一生有三大错误：重用酷吏，杀罚太滥；迷恋仙道，劳民伤财惹“巫蛊”；大义灭亲，太子蒙冤损社稷，等。这三大错误都与《公羊》密不可分：1、《公羊》宗旨宣扬“大义灭亲”、“严刑重罚”、“诛心定罪”、封建迷信等。2、《公羊》是酷吏的温床，所有的酷吏都是学《公羊》学的。如吕不舒是董仲舒的学生、张汤经常向董仲舒请教“治狱”、公孙弘是《公羊》博士等。吕不舒治淮南狱，以《公羊》擅断，一杀就是“数万”；张汤用《〈公羊〉董仲舒治狱》决案，“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於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时人称其“诈忠”。（25）一次，汲黯善意讽喻汉武帝好大喜功，“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26）要把汲黯整个家族都灭了。所以，司马迁说：“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於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27）3、董仲舒的《公羊》学五毒俱全。董仲舒对《公羊》最精通，他一生都从事此研究，胡毋生的悟性不如董仲舒，公孙弘是改学《公羊》的。董仲舒的《公羊》学，主张“诛心定罪”、“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大义灭亲”、“君权至上”等，其《〈公羊〉董仲舒治狱》、《春秋繁露》、《灾异记》即是其证。他在《辽东高庙灾对》中建议汉武帝：“故天灾若语陛下：‘……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28）这就是他残忍本性的暴露。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虽未当权，但他与酷吏的关系最近，好多酷吏都是他的学生，酷吏用的也都是他的思想，他要为武帝时期的酷吏负全责，要为汉武帝的政治失误负全责。为什么《公羊》学会如此荼毒？如前所述，《公羊》的思想精髓是韩非子的“义政”，思想上蹈入了韩非子，怎能不再现秦始皇的暴政？当然，对《公羊》的非儒家问题，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汉武帝是不可能搞明白的，董仲舒也未必真懂，现在还有人将其当儒学来宣传，这也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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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承秦制”之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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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在汉史研究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汉承秦制”，有人甚至写专著研究这个问题，并抱怨找不到想用的资料。笔者想对此谈点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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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司马迁、班固都不赞成“汉承秦制”说。应当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讲过西汉在某些方面对秦制的因袭，但没用过“汉承秦制”。最早提出“汉承秦制”者是班固的父亲班彪，但作为他的儿子，班固对此并不欣赏，他在《汉书》中，与司马迁一样，也多次讲过西汉在某些方面对秦制的因袭，就是没用“汉承秦制”这个词。而真正赞成此说的是南北朝时期的范晔，他在写《后汉书》时首次使用这个词，两次强调“汉承秦制”。这就有个问题，如果是“汉承秦制”重要的话，那应当是西汉承“秦制”，写西汉史的司马迁、班固应重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写《后汉书》的范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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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班彪、范晔在使用这个词时，与司马迁、班固一样，指的问题都很具体。如班彪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29）指的是“立郡县”之事。范晔在《后汉书·舆服》上、下分别说：“天子（五）[玉]路，……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这里虽两现“汉承秦制”，说的均指“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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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如何正确理解“汉承秦制”？诚然，西汉在建国之初包括后来武帝时期在治国上都承袭了许多“秦制”。但必须看到：1、汉与秦在治国的根本问题上不同。政体上，西汉初虽搞了“郡县制”，可是，西汉初的基本体制是“分封制”，《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说：“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馀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於胡、越。”“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汉武帝虽然削弱了“分封”，强化了“郡县制”，可是并没有“废分封”。注意：秦代是“废分封”，实行清一色的“郡县制”，汉代只是将“分封制”降为了国家的辅助政体，而将“郡县制”作为了基本政体。现在，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郡县制”是秦代的政体，这是不对的。事实上，“郡县制”是战国时期的产物，战国后期六国的政体几乎都是“郡县制”占主导地位。而且，“郡县制”的发明权也不是秦，秦是将“郡县制”推向了极端，将其当作了国家的唯一政体。所以，汉代的根本政体并没有“承秦制”。思想上，秦是“罢黜百家独尊法术”（这里的“法”，特指“申、商、韩”），西汉初是“黄老之治”，武帝时期是“崇尚儒学”。注意：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更不是“汉承秦制”。2、西汉初，虽然在治国的一些大问题上有“汉承秦制”的现象，如萧何依秦律制汉律，保存了“妖言罪”、“挟书律”等，可是未得到贯彻，并很快被纠正了。因为西汉初是“黄老之治”，“黄老之治”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强调“无为”，汉律中的“严刑酷罚”与此精神相左。惠帝和吕后时两次除“妖言罪”、“挟书律”（30），文帝除“肉刑”（31）。秦代重用酷吏，汉武帝时也重用酷吏，这一点极相像。但不要忘了：秦代的官吏几乎都是酷吏，汉代则非。汉武帝乃至汉代都“举孝廉”，“举孝廉”出身的官吏不是酷吏，非《公羊》出身的官吏也都不是酷吏。并且，汉武帝晚年对其这一错误是有认识的，立了“思子祠”，表示对太子的追悔；族了江充、刘屈髦等“巫蛊”首恶；还下“罪己诏”自我检讨；临终托孤给非儒吏出身的霍光等，表示了对酷吏和儒臣——《公羊》出身者的不信任等。3、汉代在治国的根本问题上都与秦不同。思想上，汉武帝以后的主导思想是强调“以孝治天下”，即一种“德治”；秦代“严刑重罚”，是“术治。”政体上，汉代始终强调“同姓王分封制”的积极作用，一直将其作为一种政体予以保存；秦代则彻底“废分封”，将“郡县制”作为唯一的政体。经济上，汉代轻徭薄赋，予民休息，武帝时虽有“暴敛”的情况，可是能很快予以纠正；秦代一直是苛捐赋役繁重，民不聊生。所以，“汉承秦制”只在一定意义上或在治国的次要问题上是可以讲的，但在治国根本问题上是不能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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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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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简明中外历史词典》编写组：《简明中外历史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403页；第403页；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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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8）（19）（25）（26）（27）《史记》：《项羽本纪》；《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袁盎、晁错列传》；《酷吏列传》；《乐书》；《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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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1957年6月第1版，第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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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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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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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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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景坛：《“五·四”批孔献疑》，《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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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景坛：《班固董子思想献疑》，《岭南学刊》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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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坛：《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昭示班固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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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sunjingt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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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15）（28）（30）（31）《汉书》：《董仲舒传》；《匈奴传》；《楚元王传》；《五行志》；《惠帝纪》和《高后纪》；《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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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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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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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 9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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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孙景坛：《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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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孙景坛：《董仲舒非儒家论》，《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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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孙景坛《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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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孙景坛：《百家争鸣新论》，《安徽师大学报》（季刊）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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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后汉书•班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