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的恩怨（之二）-季承-搜狐博客

    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母亲还住在XX校医院，我每天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护她。

看来，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遗弃了别人”，从而实现了他做悲剧性人物的宏大愿望。所以，他对这个在“无意中得之”的硕果，真是得意地喜形于色，连呼：“岂不快哉！岂不快哉！”父亲通过遗弃别人，而成为悲剧性的人物，真是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事、最勇敢的行动，也是最最超乎父亲性格之外的事。对我来说，是绝对难以想象的，如果我的叔祖母、母亲、姐姐在世的话，也一定会认为父亲发了疯。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勇敢的事，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就是他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容忍别人把追随他几十年的秘书李铮排挤走。这是两件绝对超乎父亲寻常的事。他以这两件事“求仁得仁”，他认为他已经实现了成为悲剧人物的幻想了。岂不知，正是这两件事使父亲在以后十几年里受尽了苦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情的现实把他那既悲哀但听起来又颇为浪漫的幻想彻底粉碎。当然，几年后，生活的现实迫使他改选更张，开始深刻反省事情的原委和后果，总结出做人和人生长路上的极为重要的许多真知烁见，这也许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但是，若真的谈到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在我们家里岂止父亲一人。可是，为什么他硬要把这顶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又为什么对这顶桂冠如此欣赏。我以为，他给自己戴上这顶桂冠是想说明，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只有他是一位弱者，他之所以成了“悲剧性的人物”又都是别人造成的，只有他一个人为家庭而牺牲，他的命运最悲惨，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

    其实，在我们家，除了他之外，悲剧性的人物很多。叔祖父母是不是悲剧性的人物？父亲的母亲是不是？我母亲是不是？德国的伊姆加德为他终身不嫁是不是？我姐姐是不是？至于我，不敢高攀，不敢附庸风雅。我只敢说，对父亲，对季家，我是仁至义尽的，但决不敢说已经求仁得仁，更何况成仁了，也不敢说我是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公平地说，我们家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悲剧性的成分，至于谁已经成了悲剧性的人物，谁要为此负责，我说不好。

    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成了悲剧性的人物，而且大发感慨，这本身就是很片面的。就拿母亲来说，如果她有父亲那样的知识水平，她写出来的散文，其悲剧色彩决不会在父亲之下。而我的姐姐，已经够得上悲剧性的人物了，如果能活到那时，她可能不会去写散文，但肯定早就和父亲摊了牌，结果也会成为被遗弃者（散文《哭婉如》不就遭遗弃了吗？），成为更加悲剧性的人物。

    公平地说，季家本来就潜藏着巨大的悲剧性，我们这一家就是悲剧式的一家，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社会的悲剧，不是某个人能担当这一责任的，也不应该把责任归到某个人的身上，更不要某个人自己宣称独吞了这一苦果。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或者减弱它的悲剧色彩，应该靠大家的努力。在我们家，开始大家都做了努力，叔祖母、母亲和姐姐应该说是做到底了，但不幸的是，父亲和我没能坚持到底。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但父亲难道可以辞其咎吗？在这一点上，我和姐姐是不能原谅他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X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因为他听有人说我造了假账！

    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地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