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武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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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前苏联对日宣战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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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刊名:《福州晚报》2005年8月17日A16版,转引自《读者报》
俄新社6日发表俄罗斯东方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阿纳托利·科什金撰写的文章,披露苏联对日宣战内幕。全文如下: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1年12月向斯大林发出请求,希望苏联派兵对日进行军事打击。当时,美国想借助苏联领土,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
斯大林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他的理由是:“对日宣战会削弱苏联攻打希特勒军队的实力,从而给德国以可乘之机。我们认为,目前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德国。苏联如果放松对德军的抵抗,只会令轴心国实力进一步增强,给苏联及所有盟国带来损失。”遭拒绝的罗斯福于12月11日表示,对斯大林的这一决定,他感到非常遗憾,但如果他是斯大林,他也会这样做。话虽如此,在整个战争中,美国政府代表,包括罗斯福本人,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劝说斯大林放弃与日本签署的中立条约,让美国轰炸机进驻苏联远东。正如美国驻苏武官乔治·丁所说,他在苏联的最主要任务是“说服苏联对日作战”。
而对日作战这张王牌,却成了斯大林与盟国进行外交谈判的重要筹码。他一面许诺在不久后对日作战,一面又以此为要挟,敦促华盛顿和伦敦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德黑兰首脑会议上,他表示:“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实力只能自保,若要对日作战,还需增加两倍军力。因此,这只能在德国投降后才能实现。届时,我们将全线进攻日本。”
苏联对日作战的时间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最终敲定的。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致同意,苏军对日作战定在德国投降后的2~3个月内。
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杜鲁门上台时,已经获知了原子弹研究工作的进展,但他仍然坚持认为,“惟有苏联参战,才能最终战胜和彻底摧毁日本”。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军队在满洲里、朝鲜半岛北部、南萨哈林和库页岛迅速摧毁了日本军队。在23天的战争中,苏军全歼了日军22个师,日本共损失了67.7万官兵,其中8.4万人被击毙。苏联军队缴获了丰厚的战利品:3700件武器、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万挺机枪、2000多辆军车。关东军的全线溃败,打乱了日本将关东军调回本土增援的如意算盘;而日本皇室及政府原本打算一旦东京沦陷,便转移至满洲里,这一想法也落空了。
正是苏军的出击,防止了日本大规模使用关东军在实验室里研制的生化武器。苏联参与对日作战,令世界各国深受鼓舞。正如英国政府在声明中所说:“苏联于今天对日宣战,充分体现了盟国间的团结。这有助于缩短战争时间,为营建世界和平创造了条件。我们欢迎苏联作出的这一伟大决定。” 日本人战败后,故意要引中国进入内战,东北所有的武器和后勤物资全部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而且东三省被苏联占领后,苏联把所有的武器和物资都是交给中国共产党而不是给国民党,而且造成国民党在行政和管理上接收东三省不顺利,出现内战开始时,国军只占领了东三省几个大城市,而其他地方都在共产党的地盘下...部队方面,日本俘虏教共产党军队使用操作日式武器,苏联教官教另外一部分军队使用苏式装备,所以也出现了在辽沈战役上共产党的部队可以与国民党的部队在武器上抗衡的局面,而共产党在人数上占领优势,胜利的天平在后期偏向共产党这边~~~
学习现代史时有一个问题—东北人民解放军(四野)的武器来源—始终不解,在此诚恳向对此有研究的各位老师请教,希望能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在网上可以查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解放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东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共54个师70万人,另有军区武装33万人,总兵力已达103万人。”
注意,此时是在辽沈战役之前。试问,总兵力已达103万人需要多少各种轻重武器?这些武器(除去出关的10万八路军所携带的简陋装备)都是从国民党军缴获得来的吗?辽沈战役之前有多少国民党军被消灭?两军交战之时有多少武器被击毁,缴获后能够正常使用的有多少?
有人说,主要靠自行制造。即使有,但制造的恐怕主要是弹药而非武器。在军火制造中,弹药制造要相对容易一些。武器,说得更准确些,是各种规格口径的炮、坦克、 装甲车、轻重机枪及其它枪械,以及运输车辆(包括汽车、火车)等。
据说[引文1、2、3],当时在解放区建造了若干兵工厂。但是,除去大连的工厂,其它地区的工厂有相应的人员、技术和设备吗?这些军工厂是我军自建的?还是日军遗留(且未经破坏可以正常生产)的?还是苏联援建的?原材料如何解决?生产的武器是日军系列的?美军系列的?大连工厂所在地区与我军主要根据地(北满)直接相连吗?如不相连,生产的武器弹药是如何交付我军的呢?在国民党军拥有制空权的条件下,生产百万军队(拥有如此多军队的国家也没有几个)武器、弹药的如此大规模的兵工厂竟然没有遭到轰炸而能正常生产?
对此,从网上查到,当时国民党空军有五个军区司令部,5个战斗机大队,2个中型轰炸机大队,1个B24(重型轰炸机)大队,加上一个侦察机中队,有飞机约九百余架,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B-24、B-25轰炸机和P-51战斗机。可见具备轰炸我军兵工厂的能力,除去大连由于苏联控制,轰炸容易引起国际问题之外,好像其它我军的兵工厂也没有受到猛烈轰炸。在下斗胆问一声,是因为规模较小不值得轰炸?还是隐蔽分散得特别好以致从未被国民党空军发现过?或者国民党的情报系统集体失聪失明?
有人说,来自“散落在民间的武器”。然而,日本铁血统治东北14年,民间不可能有大量武器。所谓散落在民间的武器应该是日本投降时日军及伪满洲国军失散的武器,应该计算在日军武器中,应该没有很大数量(可以装备上百万军队),日军武器的大部分(特别是重武器)应该是苏军缴获了。关于“拣洋落”装备百万大军,恕我认为基本不可能,除非见到翔实数据。我在网上见到的数据是失散武器至多装备3个军(10万人?)。枪炮是比较精密的机械,由很多零部件组成,主要零部件损坏则不能正常使用,而当时我军兵工厂具不具备制造主要部件的能力?
下面第一篇文章是引文1全文,来自网上,请注意以下几点:
1、文中提到“收集苏军遗留和没来得及拉走的物资”,"朱瑞领导的炮校就收集大小火炮700多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这些火炮经过修理之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基础。"
2、文中还提到"东北军工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的发展和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所以东北最先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军队的重兵集团,解放东北全境。但是北满生产的弹药由于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于是,中央军委作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看来,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是在辽沈战役之后。
3、文中又提到“他们在珲春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可见生产的主要是弹药而非武器,因为,制造枪炮需要大量性能优良的特殊钢材和众多专用设备,不是仅仅建炼铁厂就能解决问题的。即使我军通过某些现在不清楚的渠道得到大量特殊钢材,当时我军具备制造枪械(不仅仅是步枪)、炮(包括重炮)、坦克、装甲车的设备、人员、技术吗?
从引文5、6 中还可以看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的国民党军被消灭25.3万人(文5)或43个团(文6),就算被消灭的部队的所有武器全部保存完好并用来装备我军,也不过装备25.3万人或43个团。而且,所有武器全部保存完好根本是毫无军事常识的说法,没有任何可能,何况即使没有在作战中被击毁,也还是有部分武器发生使用过程中的故障及损坏。因此,总兵力已达103万人的四野所装备的武器弹药一定另有其它大量的来源。
据说有一本书: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在网上没有找到下载,不知其中有无辽沈战役之前歼敌及缴获数量的统计,如那位老师知道请转告我,先谢过!
虽然以下所引文章我认为可以大致说明问题,但还不急于下结论,希望大家能多方提供翔实资料,讨论清楚。
引文1,来自网上,全文: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军工生产
来源:《大众科技报•科学奥秘周刊》 【2006-4-17 9:59:19】【大 中 小】
谈到解放战争,通常的说法是:解放军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飞机大炮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可是辽沈战役中,我东北野战军集中五百多门重炮猛轰国民党军事重镇锦州,这次城市攻坚战仅用了30个小时。东北解放军为何会有这么大实力?奥秘何在?
解放军是怎样从“小米加步枪”转变为拥有强大炮兵、具备大规模野战和攻坚能力的呢?除了战场上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外,主要是靠创办自己的军事工业,完成了这个重要转变。
解放战争初期,军工事业比抗战时大有发展。邯郸、临沂、烟台、德州等一批城市的解放,解放军通过没收敌伪工厂,建起一批军工厂,能生产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但离作战需求还有很大缺口。毛泽东把眼光放到了东北,那里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资源、企业、技术力量样样都有。
1945年底,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后,原来打算通过苏军的帮助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谁知事与愿违,苏军借口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东北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行动加以限制。苏军占领东北期间,把东北主要的工厂设备、日军投降时上缴的武器和大量财物,通通当作“战利品”运回苏联,我军的愿望基本落空。当时10万大军在东北,没枪、没钱、没冬衣、没有根据地,处境相当艰难。当时各部队自己想办法,收集苏军遗留和没来得及拉走的物资。在此期间,仅朱瑞领导的炮校就收集大小火炮700多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这些火炮经过修理之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基础。自行搜集的武器弹药,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前两年作战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
1947年夏季攻势后,随着解放军日益壮大,战役规模越来越大,仅靠搜集的弹药是不够用了。当年6月,解放军猛攻四平,国民党军队在陈明仁指挥下拼死抵抗。解放军集中了七个主力师,上百门火炮,攻了半个月没拿下来。后来林彪才知道,炮兵只有8000发炮弹,火力没有占到优势。为此,6月25日,林彪以个人名义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将苏军缴获的现存在远东的日本武器弹药交给我们,并希望还能将德国的武器弹药尽量拨给我们。不久,斯大林指示苏军从缴获的日军武器中拨了一部分给解放军。这批武器的数量,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按照当时的编制,每团以1500人计算,估计苏联给的武器有3万多支步枪、几百挺机枪和20门山炮。当时为了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东北野战军组建了30万人的二线兵团。林彪在信中向斯大林请求更多的武器支援,但是斯大林没有答复。
于是,东北局决定大力加强军工生产体系的建设。李富春说:“我们到东北两年多,始终‘拣洋落’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敌人的仓库都没有了。”“过去靠日本留下的炮弹打,现在需要自己来造了。”
1945年底进军东北时,中共中央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军工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他们在沈阳、鞍山、通化等城市收集了一些机器设备,打算在通化建立军工基地,后因敌情变化,改在条件较好的珲春建立东北的军工基地。他们在珲春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
在珲春的军工厂里,留用的日本人担任的都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当时不仅军工企业需要日本技术人员,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护士也大部分是日本人。当时从事这些工作的有一万多人,有些同志认为他们是战俘、是敌人,不可信任。黄克诚不但要用他们,而且指示要对他们给予优待和照顾。他说:“对他们的要求只要是‘不反革命,好好替我们工作’这两条就行了。”
东北军工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的发展和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所以东北最先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军队的重兵集团,解放东北全境。但是北满生产的弹药由于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于是,中央军委作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北满和大连军工体系的建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解放军的火炮有了充足的弹药,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又接管了沈阳的几个大兵工厂和弹药仓库,获得大批军火,生产能力大为增强。
随着东北的解放和铁路线的贯通,满载物资和弹药的火车昼夜不停地运往关内,支援中原地区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黄维自称是个啃不动的“硬核桃”,他凭借众多的美式火炮,收缩成了一个圈圈,用密集火力让解放军无法接近。华东野战军调集了重炮猛轰,终于敲碎了这个“硬核桃”。粟裕将军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下面文章是引文2全文,来自网上:
朝鲜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帮助
2007年05月30日 星期三 16:18
叶劲松
解放战争时期,在朝鲜己建立工农政权。朝鲜工农政权对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我地方政权,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大连(及附近地区),是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一直由中共控制的唯一的东北南部的大城市。但是,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南部(当时也称南满)主要被国民党军控制,而我东北根据地主要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中共东北领导机构和我军主力也在北满。所以,大连成为一座被国民党围困的、远离东北主要根据地的孤城。国民党政府想通过围困,使大连得不到必要物资供给而防守能力下降,甚至根本不能防守而投降。
因为整个辽东半岛北部及更北的一些地区被国民党军占领,使中共东北局要向大连运送军民所需的粮食、煤、石油等物质,根本不能从陆路运进去。大连和北满根据地间部队、人员的调动,也不能经陆路进行。
这时,朝鲜为我东北解放军提供了很大帮助。首先,朝鲜成了北满和大连间物资运输、人员调动的中转基地。北满根据地向大连提供的物资,不走东北境内向大连运,而是进入朝鲜,在朝鲜西海岸的港口装船(主要是朝鲜和苏联船只),从海路运到大连。人员调动也通过朝鲜领土和运输工具来实施。所以朝鲜还为我军提供了后勤运输力量。还有,在国民党政府围困大连时,运往大连的有些物资(如有些煤、油、粮食)就是来自朝鲜,而不是从北满根据地运来。这样成本更低,运输时间更短,供给更及时。所以朝鲜还成为我后勤物资供应地。由于朝鲜、苏联的帮助,国民党想困死大连的计划根本不能成功。
大连作为远离主要根据地的孤城,能在国民党长期围攻中坚持下来,主要是党的领导和大连军民的齐心协力,而朝鲜和苏联的帮助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朝鲜不仅在坚守大连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我军在中朝边境附近地区的同国民党军的战斗中,也提供了很大帮助。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气势汹汹,向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想围歼我部队。当时我解放军的情况显得被动一点。而当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中朝边界附近处作战,我军部队面临被国民党军合围,或被切断后路,我解放军沿我东北境内北撤已不太可能时,我军就撤入朝鲜境内,再经过朝鲜土地撤到北满,使国民党军围歼我解放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另外,我军与国民党军在中朝边界附近作战时,我军的一些伤病员也送到朝鲜的医院进行治疗。因为我军战地简易救护医疗医院救治重伤员能力不如朝鲜医院(移动医院的药品不齐全,较大较重运输不便的救助实施也没有),并且有不能行走的重伤员,将可能使战事不妙需后撤时的撤退速度受影响。所以朝鲜帮我救治重伤员,不仅挽救了一些同志的生命,还使我军运动更加灵活快速,并减轻我战地医院的压力。
还有,南满中朝边界的一些我军部队,与北满我主力部队之间的陆上通道被国民党军切断,这时不管是从北满派部队进入我南满根据地支援南满我军部队,还是南满部队、人员调往北满,都是经过朝鲜境内。同样,南北满我军之间的物资运输,这时也走朝鲜经过。所以朝鲜成为联系我南北满部队的交通通道。同样,供应南满部队的一些物资,直接来自朝鲜,而不是从北满绕经朝鲜运来。这样,减少了运输路程,减少了运输时间,使物资供给更为及时。所以,朝鲜又成为我南满军民的物资供应地。
因此,中朝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规模的相互支援,并不是抗美援朝才开始,在我国解放战争初期就已开始。今天,中朝间也应相互支援,才能可靠地保障两国的国家安全。
下面文章是引文3(节选),来自网上:
大连市志
第一章 历史沿革
第八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连解放区
一、石河以南为苏军军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大连、旅顺口和长春铁路等协定。
《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规定:“自辽东半岛西岸侯山岛湾以南之地点起,向东方面经过石河站及邹家咀子至该半岛东岸,东西划为一线,此线以南为本地陆路之界线,以及此线以南的长山列岛各岛屿”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大连市区除外,陆地面积为2399平方公里。
1945年8月22日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驻旅大地区。日本对旅大地区40年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日本投降后,大连地区社会秩序一度十分混乱。少数顽固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不时持枪袭击中国平民,一些作恶多端的日本警察、宪兵、特务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苏军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
1945年8月18日,大连商会会长张本政和大地主兼资本家邵慎亭等人,成立了“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苏军进驻旅大后,张本政以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骗取苏军信任,并领到部分枪支。经苏军同意,自卫会改称“大连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之后,旅顺、金州也成立了维持会。各级“维持会”借混乱之机,窃取权力,残害百姓。
1945年9月初,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派汪渔洋加紧在大连市建立市党部,发展国民党员。10月1日,公开挂出“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成立不久,苏军当局发现他们进行反苏宣传,收集军事情报,于10月下旬以非法组织将其取缔。9月下旬国民党金县党部和旅顺党部先后成立。同时,组成了“欢迎国民党党政军筹委会”,以图由国民党接收大连。
1945年10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会见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交涉有关中共山东部队乘船到东北,路过大连事宜。同时,韩光与高兹洛夫还就中共尽快派干部到旅大,建立市委、市政府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1945年10月12日,韩光返回沈阳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等做了汇报。东北局当即决定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并带领一批干部来大连组建旅大党政警群机构。11月中旬,在苏军当局的支持下,中共大连市委成立。根据当时的复杂形势,中共大连市委暂不公开。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后改为大连市公安总局)正式成立。局长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选派的赵东斌担任,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签发了委任状。韩光兼任公安总局政委,对外身份为训练处主任。11月8日,大连市政府宣告成立。由苏军当局任命资本家迟子祥为市长,副市长由中共大连市委推荐的陈云涛担任,公开身份为职工总会代表。大连市政府成立同时,宣布解散旅大地区的“维持会”。在组建市政府、市公安总局前后,中共大连市委还派干部组建了市“中苏友好协会”、“妇女建国会”、“青年联合会”,并加强了先期组建的“大连职工总会”等群众组织。从此旅大地区成为由苏军军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
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同苏军当局会谈,提出国民党政府决定从海上船运军队在大连港登陆,到东北接防。苏军当局未予同意。国民党政府早在1945年9月任命的大连市长沈怡,拟定于1946年2月初到大连走马上任。为了对付国民党接收大连的阴谋,中共大连市委与苏军当局商定,成立大连县。1945年12月,召开大连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大连县。1946年1月30日,在甘井子区召开大连县政府成立大会。
解放战争3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在苏军当局的帮助下,输送兵员3万余人;做军鞋236万余双,做军服300万套;提供大批药品和医疗设备,连续分批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仅建新公司就生产炮弹达50万余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以及其它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当时旅大地区已成为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的后方根据地。
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进占瓦房店、普兰店一带,因石河驿以南驻有苏军,未再向南进占。1946年至1947年间,中共山东解放区多次派遣部队和地方干部,秘密从旅大海域登陆,开赴东北解放战争前线。
苏军进驻旅大初期,由于日本人开办的工厂企业纷纷关闭,大批工人失业,全市全面陷入停工停产的境地,时间长达16个月之久。1946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并于11月,占领了新金县、复县、庄河县,对石河驿以南的大连地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大连地区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等来源被切断,造成4万余人处于失业与饥饿状态。直到1948年,旅大地区仍处于国民党海、陆两方面的军事封锁之中。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大连地区的经济封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1947年初,中共旅大地委做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9月,韩光代表中共旅大地委作《关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报告,提出“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工作方针。当时,中共旅大地委和政府机关紧缩机构,减少开支,派大批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组织生产。金县、旅顺和大连县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深耕细作,颗粒归仓,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48年达20.8万吨,基本解决了旅大地区人民的口粮需要。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1947年初,驻旅大苏军当局与中共旅大党组织商定成立中苏合营造船公司、中苏合营石油公司、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中苏合营盐业公司等中苏合营企业。同年4年,中苏双方签署了议定书,中苏合营企业的股金,中方占51%,苏方占49%,盈利按股金比例分成。
中苏合营企业开工后,数以万计的工人生活得到保障。中苏合营企业,带动了整个旅大地区工业的复苏,市场、贸易也随之活跃起来。在中共旅大党组织领导和苏军的援助下,经过全市人民艰苦奋斗,旅大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缓解,物价平均降低了40%,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
在苏军对旅大实行军管期间,大连地区陆续建立起各级民主政权。
1949年9月17日,中共旅大区党委批准,将金县城区、城郊区合并为金州市。9月27日,旅大行政公署通令,成立金州市政府。9月29日金州市政府正式成立,隶属金县政府领导。
下面文章是引文4,来自网上,参考文献目录不全,如有错误,应以原文为准:
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杨奎松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前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前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做些学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虽然存在着这种帮助和援助,但它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它充其量只是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到刘文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到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一、 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进行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讨论者清楚地了解对方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对方的确切意思来讨论问题,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而刘文开篇的四段话就离开了这一最基本的前提。
刘文开篇四段话,第一段是介绍笔者《恩怨》一书中关于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的“论断”和引用的苏方资料。作为讨论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切入方式,确有必要。第二段用“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引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和苏方资料,文字上虽可斟酌,两相映照亦不为过。而第三段所谓“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的引语,就颇让人疑惑作者的目的所在了。显然,纯粹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提出第一段内容即可,补充第二段之情况加强讨论之力度也属正常。但随后举出“台湾国民党”的观点,就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多少让人怀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显,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刘文自己的逻辑都不通。因为,按照刘文第四段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即所谓上述三段“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云云,细心的读者一望即知,那个“台湾国民党”方面参与接收东北的某官员回忆当年目睹苏军后撤时向佳木斯运送武器例证,与几十年后公开的苏方资料根本不搭界。说它“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纯粹是霸王硬上弓。
刘文开篇四段,其实用的是一种归谬法,先把笔者的观点一步步归入应当否定批判的谬误之列,然后再一语定性。其定性的话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质问,即“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是:笔者、苏联、国民党,其实都是一个观点,即都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把笔者的观点同前苏联的观点相提并论,给人印象如何不难想见;再把笔者的观点等同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观点,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问题是:笔者何时何地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呢?刘文很清楚笔者的“论断”: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没有谁会认为这句话与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在语义学上是一个意思。
学术上有异议,提出来讨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历史资料的判断和理解,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经常可能会有差别甚至不同。通过学术讨论,达到相互切磋,截长补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许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简单的批判,对正常的学术讨论反倒有些陌生。笔者欢迎刘统先生真正从学术角度商榷问题,尤其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时期军史档案的刘统先生,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勇于面对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不是随意举出一个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底东北各野战军[5]武器数量之差,然后不加分析地告诉人们说苏军援助微乎其微,而是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前苏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显然,如果刘统先生不相信前苏联提出的援助数字,就应该从事这样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轻率地断言说那些讲到苏联援助的资料和观点都是编造“秘闻”,坚持认为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的加强与苏联的帮助根本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历史研究的常识是,肯定容易否定难。一条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条史料也不能轻信其无。何况,有关这一时期苏援的史料已经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么能轻率地罗列几条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苏援的资料,就断言当年苏军既没有留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呢?
二、关于刘文中的史料运用
在历史研究上,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则取决于对史料分析和运用的水平。由于无法接触到某些史料,以致对其他一些史料过于相信,造成偏听偏信的情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以允许的错误。但刘统先生以其特有的专任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苏援的档案文献已经公开,不少提及苏援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不能说不了解相关的史料。一方面有条件接触和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却任由主观印象驱使,为我所用;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该根据片面的材料提出“惊人”的论点,一方面自己却以偏概全,无视史料运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不应出现的错误了。
说刘文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么根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刘文所说的情况,与《恩怨》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同样是讲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刘文只讲贝鲁罗索夫正式传达的关于在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的原则要求,却不讲在当晚非正式谈话中,贝鲁罗索夫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不打旗号,不与苏军接触,一切好办的意见,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满洲就近交涉,协调行动的建议。给人印象,不仅“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且刘少奇等匆匆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贝鲁罗索夫飞往沈阳,得出目前是“千载一时之机”的重大判断,进而制定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要战略部署等,都是在苏军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乐观”的汇报的假像所蒙骗。
同样是讲彭真一行和各部队赶至东北,刘文只选用彭真9月21日电和黄克诚11月25日电,及彭真12月30日电,偏偏对《恩怨》一书中举出的东北局10月4日、5日、25日、28日致中共中央各电只字不提。给人印象,中共军队最终只得到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步枪12000支,机枪300挺,六五子弹500万发,七九子弹40万发,三八子弹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97架日本飞机和皮鞋、帽子、大衣各万余。这点儿武器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至于10月间东北局报告的苏军决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弹药的情况,对刘文好象不存在一样。
同样是讲苏联援助问题,刘文所用电文资料只讲到1945年底便戛然而止,好像此前援助“少得可怜”,此后就更没有援助问题可谈了。一面否认苏方曾表示过援助,一面又承认苏军确曾许诺援助,只是落空。最后更是宣称:“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拣破烂’建立起来的”,飞机、坦克是自己“搜集、缴获”的,军工生产也是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白手起家”的。与苏联在武器问题上发生关系,只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但也不过是用粮食换了些武器过来。这段时期真正援助过东北野战军的,只有北朝鲜,而且数量也不多,虽无确切统计,比较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两次部队装备统计可知,枪至多不过万余,机枪至多不过数千,炮至多不过数百,如此而已。刘文好像完全不曾想过,在苏军占领下,少量枪可以拾,个别一两门炮可以拣,如刘文自己所谈到的成百上千门炮、97架飞机,没有苏军帮助,自己怎么去“搜集、缴获”?至于《恩怨》一书中提到的1946年3月以后的苏援电报,和驻朝苏军随后大量向东北和关内输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刘文就更是视若无睹了。
学术商榷,即是学术对话。对话首先就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要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问题、观点和论据进行讨论。就历史研究论文或论著的商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直接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史料说话。历史研究的观点,均产生于相当的史料之中。史料可靠,运用得法,观点自可成立;史料片面,利用不当,观点自会受到质疑。然而刘文的所谓商榷,却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它把笔者以为依据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具体史料放在一边不管,找出几件意思不同的史料,便批评笔者“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问题是,《恩怨》一书此章45个注释,涉及与苏援有关的注释不止五分之一,除被刘文抓住不放的251页注释1以外,都是引述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只讨论一个注释1,断言笔者的观点只出自此一则“苏联的个别资料”,然后就轻下断语加以批驳,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当然,说刘文全篇只讨论了《恩怨》一个注释,也不很准确。其实刘文还讨论了235页中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并且很“遗憾”笔者对此没有加注。该报告谈道,苏方已决定将抚顺一个军火库中的300万发炮弹交给东北局,并要中共赶快加紧组建炮兵。刘文因此批评笔者没有“军事常识”,说“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战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对于此一批评,笔者实在深为感谢,因为笔者确实不知“炮弹”这一名词在“军事常识”中是指“重炮炮弹”,不算迫击炮、六0炮、步兵炮、机关炮、平射炮、钢炮、山炮、高射炮等其他各种大小炮的炮弹。[6]只是,第一,此300万发并非笔误或抄写错误,确为当年东北局所报之数。[7]第二,当年东北党政军领导人也和笔者一样缺少刘文所讲的“军事常识”,因为他们在电报中也经常把迫击炮弹等不该称为“炮弹”的炮弹叫做炮弹。[8]不知刘文对此当如何解说?而这类炮弹的消耗,从1946年开始就已经相当惊人了。据1946年2月沙子岭战斗详报,此次仅一天三夜的作战,七个团就消耗了各种非重炮的炮弹2074发。[9]照此计算下来,300万发是否还算是个离奇的数字呢?
刘文所以会无视商榷对象的论据,除了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左右其判断以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作者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取得第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因为任何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两份电报说明不了问题。比如刘文所举1945年9月21日彭真电,其中表示对得到的武器装备数量感到失望,甚至认为“将来能否取得武器,还是个谜”。但不过半天之后,他在另一份与陈云合署的电报中就有了另一种说法,称沈阳市政府和奉天省政府我日内即可接收,已获武器虽不多,资财弹药却稍多,且“尚有获得大批武器之可能”。[10]又如刘文花了很多文字来描述东北军工如何没有苏联帮助,“白手起家”,意思大概是想证明说东北解放战争所用的武器弹药多半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刘文所用资料大部来自东北军工部的工作报告,也理当可信。问题是刘统先生是否读懂了报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否有所分析?刘文再三提到大连军工生产的作用,但它却像对待97架日本飞机的问题一样,没有想过大连当时是在谁的控制之下,难道不是苏军在为中共在大连的军工生产提供便利并充当保护伞?[11]而且,如果刘统先生对历史能够有所联想,有足够的经验,他更应当想到,假如东北的军工生产真是像他描写的那样,很少机器,只是招几个当地工人,利用几个日本技术人员,赤手空拳一年多就能造子弹数千万、炮弹数百万,那么抗战八年,延安等根据地也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也搞了一些机器,八路军为什么连黄色炸药都生产不出来,还只能靠游击战对付日本人?事情很清楚,东北的军工生产从制造大批子弹、炮弹直至钢材和冲压设备,没有哪一样不是借助于日本留下来的兵工、化工和钢铁工厂的基础。这些工业设备,又都是在苏军的控制之下,必须要由苏军提供便利才能取得,怎么能说东北军工生产完全是“白手起家”,与苏援无关呢?刘统先生哪怕稍微细心一点,就更应该能够从军工部的报告当中看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军事工业部之建立,主要目的就是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及南满地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兵工厂。[12]而军工部成立伊始,就接连从苏军手里接收了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只是由于后来苏军受到国民党的外交压力,要求中共所有单位撤出沈阳,这些工厂才又交回到苏军手中,但苏军还是允许中共东北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同样的情况,苏军也先后将抚顺、本溪、辑安、鞍山、辽阳、延边等地及其兵工厂、化学工厂交予中共接收,中共撤出时更运出了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13]中共后来能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能够大批生产并及时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也都与苏军提供便利甚至是提供帮助有关。讲东北解放战争,怎么能完全不考虑这一极大不同于延安时期的特殊背景呢?对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只要在分析他所看到的史料时,稍加推敲,就应当可以想到。
三、关于苏援及其转交武器数字的简略分析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深入讨论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在东北提供援助的各项具体例证。[14]但针对刘文武断否定苏援的态度,在此仍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有关苏援的基本史实问题。
必须承认,目前无论是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还是根据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我们这些外围的研究者,都还难以将当年苏方提供军事援助或帮助的详细经过描述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中俄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肯定解放战争期间苏方提供过相当程度的军事援助。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么看当年部队领导人表示不满的个别电报呢?
当年部队领导人确实有过对苏援不满的电报。但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要注意分析:第一,是哪些部队不满?第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满?就第一点而言,曾克林部“非常乐观”的看法就与黄克诚部十分悲观的看法有所区别。[15]之所以会产生区别,就是因为两支部队进入东北的时间不同,他们所体会到的苏军态度和得到援助的及时程度也不相同的缘故。换言之,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苏军并非所有时候的态度都“相当恶劣”。就第二点而言,刘文所引彭真和黄克诚表示不满的电报的时间,一是在9月21日,一是在11月25日,而《恩怨》一书所举的彭真等高度兴奋地准备接收大批武器并与苏军合作的电报,一是在10月间,一是在1946年3月以后。这更进一步说明,苏军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有的时候“相当恶劣”,在有的时候相当友善。对苏军态度及援助问题,不能仅以一时一地的资料一概而论。刘文显然忘记了对问题应当做这样的具体分析。
那么,苏军的态度何时好,何时不好呢?刘文说:彭真到达沈阳后,就“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刘文对这句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出处。以当时苏军最高司令官刚刚派联络官前往延安,并将彭真等人接来沈阳,此前对曾克林等八路军态度相当友好的情况判断,笔者对此点颇有些怀疑。当然,即使不看刘文,从曾克林、聂荣臻、伍修权等人的回忆录也可以看出,9月下旬这段时间苏军的态度,确和中旬以前的态度有了不小的区别。只是,真正让中共一些领导人感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的时间,还不在这时,而是在1945年11月17日以后。因为那时苏军真是蛮不讲理地把中共军队从城里往外驱赶,确让许多中共部队的干部深感寒心和愤慨。问题是,这毕竟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即使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刘统先生,所能举出的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不满的文电,也委实寥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刘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在下面简单地以苏军态度冷热做一时间的区分。
第一阶段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段时间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双方不仅有过协同作战的情况,有过盛大联欢,而且中共军队还被接入沈阳等各大中城市,让其担负城市卫戍任务,准其接收政权和重要工厂及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这十几天时间里苏军发现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登陆,为在外交上立于主动,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这期间因发现美军不仅不打招呼,而且完全不顾苏联态度,在紧邻东北的华北地区大举登陆,因此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中共大规模进入城市,接收政权和工厂、武器库,甚至直接接防苏军允诺国民党军登陆的沿海口岸,武装拒止美舰运载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上岸,都是在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前后。这时国民党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进行接收,遂采取断然措施,撤退东北行营,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
第五阶段是1946年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
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严格地说,刘文也没有完全否认存在着苏援的事实,只不过它的看法是,即使有,苏方也是有条件的、不情愿的,并且“少得可怜”,对战争进程不起任何作用。苏军当年转交的武器真的像刘文所说的那么少吗?这是笔者要进一步稍做分析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前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自身的武器增长情况来判断苏方资料的可信与否。关于此点,《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一是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16]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9月及10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17]三是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一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
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1946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似乎也不尽然。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这些武器装备的相当部分已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1945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做论据,也不能只计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事实上,刘文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1200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120/00支枪的事实。[18]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1945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况且,只举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说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40万发”括起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间,绝非只有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12月30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总部离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那一部分而已。再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19]很明显,仅仅依据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法成立的。要说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1945年9月下旬至总部离沈,即至11月下旬之间所得武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20000支,轻重机枪1000挺,和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20]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1]与此同时,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部500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
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共军队。”[22]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同样,彭真等到沈阳后,也仍旧陆续得到大批武器。除9月21日电所报告之数字外,其9月30日又告“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次日再告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特别是10月3日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整个情况更加乐观。正如东北局4日致中共中央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23]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拿不了。即便如此,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0000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因此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到25日,东北局更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以使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也只是派兵看管而已。随后因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致使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因此才会有黄克诚等部虽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
但此后自1946年3月初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只要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就不难了解在此期间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据刘文称,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24]几个月后,部队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25]两相对照,在此前后各部队得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而尤其需要了解的是,1946年5月底这一统计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必须把战争中损失的装备数加上去。而此次作战,仅人员损失就将近20000人[26],不少部队甚至丧失了战斗力[27],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艰难紧张,北撤时又遭受追击,以致“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28],武器装备的损失自然很大。如果把战争损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战役发生前所报尚未装备部队的库存武器数加上去[29],1946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得到的武器数显然是颇为可观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把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上去,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我们还不十分了解,但明显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数加上去[30],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似乎并不为过。[31]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一定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数字。笔者之所以强调苏方提供(不论有偿还是无偿)的武器足够装备几十万人,就是对前苏联的数字有所保留。因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等,按当年中共东北野战军的配备,已足够装备上百万人的部队了。[32]但这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一定是编造的。在这里,真实是相对的。因为在当年那种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势下,苏军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共,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共,明天又将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朝鲜又是另一种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时苏军纪律松弛,实际负责看管或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并不奇怪。对后来的俄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当年已经把统计表上的这些日本军火都交了出去,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每次交给了谁,何时何地怎么交的,是不是确实交给了中共,移交或搬运中是不是有所损失,其中多少已是废品,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真正有必要关心和弄清这个问题的,首先应当是中国人自己。
然而,前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30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的系统研究,甚至几十年来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做深入探讨,弄清史实,结果,在涉及到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笔者试图略做尝试,自然也就会出现像刘文这种全盘否定式的回应。
其实,拒绝接受俄国档案并非自刘文始。自20世纪90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学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因此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学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例子是,我们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10月3日由毛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怀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做的题目。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而是主动配合
国际学术界查验并提供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比对和研究,最后中外学者达成了共识,即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公布的10月2日电报稿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发出的是3日罗申记录的那份电报。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场?
[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均不再注。
[3]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4] 以下凡引自该文之内容,均不再加注。
[5] 即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笔者谨从刘文,均以东北野战军称之。
[6] 刘文关于“重炮”的概念似乎仅指榴弹炮和野炮。如刘文在谈到朱瑞领导下的炮兵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时,提到其中有榴弹炮、野炮、山炮、步兵炮、迫击炮等,称除重炮集中使用外,其他山炮、迫击炮等均分到各部队。
[7] 东北局1945年10月25日致中央电原文在说明苏军决定交我之工厂及装备时清楚地写道,抚顺一处的炮弹“即有叁百万发”。
[8] 例如林彪、彭真1946年2月23日致中央军委电中,就把迫击炮炮弹也计算在各种炮弹之中。转见唐洪森著:《国共争战大东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分区司令部整理:《沙子岭战斗总结》(初稿),唐洪森前引书,第255页。
[10] 转见《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2日)。
[11] 解放战争期间,仅旅大地区就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刘文中提到的大连生产的收发报设备、药品等,更是在苏联帮助下成立的苏中合营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参见《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9、133-139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来东北军事工业发展总结》(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
[13] 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14] 实际上这种援助绝非简单的一个武器问题。它还包括预先让中共接收各地政权和工厂矿山,包括派遣专家帮助大量修复铁路、桥梁等各种交通设施,更包括开展双边贸易,建立合营公司,帮助中共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仅贸易一项,双方交易总额(辽东地区除外)1947年即达9300万卢布,1948年增长到15100万卢布,1949年更增长到20500万卢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解放东北。О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 2-е доп. Москва, 1977.
[15] 两者的回忆录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也甚明显。见曾克林:《曾克林将军回忆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23-125页;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
[16]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1日)。
[17] 曾克林前引书,第101、126页。
[18] 1945年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称,李运昌部运赴锦州的各种弹药物资包括子弹12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等。另外由北面还运去12000支步枪和300挺机枪。
[19] 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为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其中野炮明显在彭真9月21日和12月30日电提到的武器装备中都不存在。
[20] 曾克林前引书,第101,126页。
[21] 彭真9月21日电已说明接收到27架双引擎日本飞机和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曾克林所说的这一日本航空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共40多架,似非彭真电所之指。此后彭真并有专电报告中央称,他们已经接收了一个航空大队。曾克林前引书,第126-132页。
[22] 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锦州市委党史办1987年编印,第44页。
[23]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
引文5,节选,来自网上(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93599):
东北野战军正好相反,第一年消灭敌人7个师17万,似乎歼敌数量不如华东共军,但东野巩固了后方,建立了根据地,占稳了脚跟。随后的夏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8.3万人,夺回42座城镇,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控制铁路1250公里,使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联成一体,并将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在中长路和北宁路两侧走廊地带,从根本上逆转了东北的战局。国军从此由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守,有效的削弱了敌人继续战争的能力。东野自己继续战争的能力增强了。最终,东野通过一场歼敌47万人的辽沈战役,彻底消灭的东北敌人,又通过一场歼敌52万人的平津战役,彻底消灭华北的敌人.
引文6,节选,来自网上(http://www.qyzh.cn/read.php?tid-4549.html)
***战果***
第一野战军歼灭14个军部、36个师部、81个团(含晋绥6个团)
第二野战军歼灭25个半军部、70个半师部、142个团
第三野战军歼灭28个半军部、79个半师部、172个团
第四野战军歼灭14个军部、45个师部、113个团
华北军区歼灭8个军部、23个师部、40个团(含原晋冀鲁豫徐向前部战绩约4个多军部、9个多师部、10个多团)。
合计歼灭90个军部、254个师部、548个团;其中一野歼灭14%、二野歼灭25%、三野歼灭31%、四野歼灭20%、华北歼灭7%,另有3%逃脱。
作为弱者,战争的初始阶段当然是最困难的,面对数倍之优势敌军的进攻,不但抗击敌军,还能够歼灭优势之敌是最不易的行动;经过二年多时间的战斗,国民党消耗到一定程度,犹如毛泽东在48年8月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随后进行的三大战役将剩余的国民党主力大部分歼灭;至于三大战役后则是胜多胜少的区别。所以按解放战争中诸战役难易程度简分成45年9月至48年8月、48年9月至49年1月、49年2月至50年5月三个时间段是合理的。
45年9月至48年8月各战略区战绩为:
第一野战军歼灭4个军部,7个师部,24个团(含晋绥6个团战果)
第二野战军歼灭13个半军部,44个半师部,103个团
第三野战军歼灭12个半军部,37个半师部,96个团
第四野战军歼灭0个军部、11个师部,43个团
华北军区歼灭5个军部,13个师部,31个团(含一兵团4个军部、9个师部,10个团战果)
——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解放军共消灭53%的国民党正规团,使国共实力逆转,给***创造了彻底消灭敌人的战略决战时机。当然,从歼敌质量上而言,四野和三野歼敌平均质量较高,但由于数量上的巨大差额,四野就算以双倍计算战果也无法弥补与二野战绩的差距,更不用提与其质量差距不远的三野战绩;而一野虽对手质量不高,但由于自身实力薄弱,这份战绩还是合格的;而开战时最大的晋察冀却只交出歼敌1个军部、3个整师的糟糕战绩,实在无话可说。所以,在解放战争最艰苦、最关键的第一阶段中,战功卓著的是三野和二野,表现不错的是一野,战绩欠佳的是四野,而晋察冀显然不合格。
——也许有人会奇怪晋冀鲁豫战果之多(虽然质量是不高),细算一下:上党、邯郸歼敌折算成23个团,同蒲、定陶、临浮等歼敌11个团,鄄城、滑县、巨金鱼等歼敌折算成12个团,汾孝、豫皖边、豫北、晋南等歼敌折算成9个团,鲁西南歼敌折算成15个团,豫西、大别山、宛西、宛东、襄樊等歼敌近20个团,再加上一些零星战果的确上百。
48年9月至50年5月各野战军战绩为:
第一野战军歼灭10个军部、29个师部、57个团
第二野战军歼灭12个军部、26个师部、39个团
第三野战军歼灭16个军部、42个师部、76个团
第四野战军歼灭14个军部、34个师部、70个团
华北军区歼灭3个军部、10个师部、9个团(含部分一兵团战果)
作者:
书报刊名:《福州晚报》2005年8月17日A16版,转引自《读者报》
俄新社6日发表俄罗斯东方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阿纳托利·科什金撰写的文章,披露苏联对日宣战内幕。全文如下: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1年12月向斯大林发出请求,希望苏联派兵对日进行军事打击。当时,美国想借助苏联领土,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
斯大林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他的理由是:“对日宣战会削弱苏联攻打希特勒军队的实力,从而给德国以可乘之机。我们认为,目前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德国。苏联如果放松对德军的抵抗,只会令轴心国实力进一步增强,给苏联及所有盟国带来损失。”遭拒绝的罗斯福于12月11日表示,对斯大林的这一决定,他感到非常遗憾,但如果他是斯大林,他也会这样做。话虽如此,在整个战争中,美国政府代表,包括罗斯福本人,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劝说斯大林放弃与日本签署的中立条约,让美国轰炸机进驻苏联远东。正如美国驻苏武官乔治·丁所说,他在苏联的最主要任务是“说服苏联对日作战”。
而对日作战这张王牌,却成了斯大林与盟国进行外交谈判的重要筹码。他一面许诺在不久后对日作战,一面又以此为要挟,敦促华盛顿和伦敦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德黑兰首脑会议上,他表示:“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实力只能自保,若要对日作战,还需增加两倍军力。因此,这只能在德国投降后才能实现。届时,我们将全线进攻日本。”
苏联对日作战的时间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最终敲定的。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致同意,苏军对日作战定在德国投降后的2~3个月内。
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杜鲁门上台时,已经获知了原子弹研究工作的进展,但他仍然坚持认为,“惟有苏联参战,才能最终战胜和彻底摧毁日本”。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军队在满洲里、朝鲜半岛北部、南萨哈林和库页岛迅速摧毁了日本军队。在23天的战争中,苏军全歼了日军22个师,日本共损失了67.7万官兵,其中8.4万人被击毙。苏联军队缴获了丰厚的战利品:3700件武器、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万挺机枪、2000多辆军车。关东军的全线溃败,打乱了日本将关东军调回本土增援的如意算盘;而日本皇室及政府原本打算一旦东京沦陷,便转移至满洲里,这一想法也落空了。
正是苏军的出击,防止了日本大规模使用关东军在实验室里研制的生化武器。苏联参与对日作战,令世界各国深受鼓舞。正如英国政府在声明中所说:“苏联于今天对日宣战,充分体现了盟国间的团结。这有助于缩短战争时间,为营建世界和平创造了条件。我们欢迎苏联作出的这一伟大决定。” 日本人战败后,故意要引中国进入内战,东北所有的武器和后勤物资全部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而且东三省被苏联占领后,苏联把所有的武器和物资都是交给中国共产党而不是给国民党,而且造成国民党在行政和管理上接收东三省不顺利,出现内战开始时,国军只占领了东三省几个大城市,而其他地方都在共产党的地盘下...部队方面,日本俘虏教共产党军队使用操作日式武器,苏联教官教另外一部分军队使用苏式装备,所以也出现了在辽沈战役上共产党的部队可以与国民党的部队在武器上抗衡的局面,而共产党在人数上占领优势,胜利的天平在后期偏向共产党这边~~~
学习现代史时有一个问题—东北人民解放军(四野)的武器来源—始终不解,在此诚恳向对此有研究的各位老师请教,希望能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在网上可以查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解放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东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共54个师70万人,另有军区武装33万人,总兵力已达103万人。”
注意,此时是在辽沈战役之前。试问,总兵力已达103万人需要多少各种轻重武器?这些武器(除去出关的10万八路军所携带的简陋装备)都是从国民党军缴获得来的吗?辽沈战役之前有多少国民党军被消灭?两军交战之时有多少武器被击毁,缴获后能够正常使用的有多少?
有人说,主要靠自行制造。即使有,但制造的恐怕主要是弹药而非武器。在军火制造中,弹药制造要相对容易一些。武器,说得更准确些,是各种规格口径的炮、坦克、 装甲车、轻重机枪及其它枪械,以及运输车辆(包括汽车、火车)等。
据说[引文1、2、3],当时在解放区建造了若干兵工厂。但是,除去大连的工厂,其它地区的工厂有相应的人员、技术和设备吗?这些军工厂是我军自建的?还是日军遗留(且未经破坏可以正常生产)的?还是苏联援建的?原材料如何解决?生产的武器是日军系列的?美军系列的?大连工厂所在地区与我军主要根据地(北满)直接相连吗?如不相连,生产的武器弹药是如何交付我军的呢?在国民党军拥有制空权的条件下,生产百万军队(拥有如此多军队的国家也没有几个)武器、弹药的如此大规模的兵工厂竟然没有遭到轰炸而能正常生产?
对此,从网上查到,当时国民党空军有五个军区司令部,5个战斗机大队,2个中型轰炸机大队,1个B24(重型轰炸机)大队,加上一个侦察机中队,有飞机约九百余架,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B-24、B-25轰炸机和P-51战斗机。可见具备轰炸我军兵工厂的能力,除去大连由于苏联控制,轰炸容易引起国际问题之外,好像其它我军的兵工厂也没有受到猛烈轰炸。在下斗胆问一声,是因为规模较小不值得轰炸?还是隐蔽分散得特别好以致从未被国民党空军发现过?或者国民党的情报系统集体失聪失明?
有人说,来自“散落在民间的武器”。然而,日本铁血统治东北14年,民间不可能有大量武器。所谓散落在民间的武器应该是日本投降时日军及伪满洲国军失散的武器,应该计算在日军武器中,应该没有很大数量(可以装备上百万军队),日军武器的大部分(特别是重武器)应该是苏军缴获了。关于“拣洋落”装备百万大军,恕我认为基本不可能,除非见到翔实数据。我在网上见到的数据是失散武器至多装备3个军(10万人?)。枪炮是比较精密的机械,由很多零部件组成,主要零部件损坏则不能正常使用,而当时我军兵工厂具不具备制造主要部件的能力?
下面第一篇文章是引文1全文,来自网上,请注意以下几点:
1、文中提到“收集苏军遗留和没来得及拉走的物资”,"朱瑞领导的炮校就收集大小火炮700多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这些火炮经过修理之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基础。"
2、文中还提到"东北军工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的发展和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所以东北最先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军队的重兵集团,解放东北全境。但是北满生产的弹药由于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于是,中央军委作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看来,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是在辽沈战役之后。
3、文中又提到“他们在珲春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可见生产的主要是弹药而非武器,因为,制造枪炮需要大量性能优良的特殊钢材和众多专用设备,不是仅仅建炼铁厂就能解决问题的。即使我军通过某些现在不清楚的渠道得到大量特殊钢材,当时我军具备制造枪械(不仅仅是步枪)、炮(包括重炮)、坦克、装甲车的设备、人员、技术吗?
从引文5、6 中还可以看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的国民党军被消灭25.3万人(文5)或43个团(文6),就算被消灭的部队的所有武器全部保存完好并用来装备我军,也不过装备25.3万人或43个团。而且,所有武器全部保存完好根本是毫无军事常识的说法,没有任何可能,何况即使没有在作战中被击毁,也还是有部分武器发生使用过程中的故障及损坏。因此,总兵力已达103万人的四野所装备的武器弹药一定另有其它大量的来源。
据说有一本书: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在网上没有找到下载,不知其中有无辽沈战役之前歼敌及缴获数量的统计,如那位老师知道请转告我,先谢过!
虽然以下所引文章我认为可以大致说明问题,但还不急于下结论,希望大家能多方提供翔实资料,讨论清楚。
引文1,来自网上,全文: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军工生产
来源:《大众科技报•科学奥秘周刊》 【2006-4-17 9:59:19】【大 中 小】
谈到解放战争,通常的说法是:解放军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飞机大炮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可是辽沈战役中,我东北野战军集中五百多门重炮猛轰国民党军事重镇锦州,这次城市攻坚战仅用了30个小时。东北解放军为何会有这么大实力?奥秘何在?
解放军是怎样从“小米加步枪”转变为拥有强大炮兵、具备大规模野战和攻坚能力的呢?除了战场上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外,主要是靠创办自己的军事工业,完成了这个重要转变。
解放战争初期,军工事业比抗战时大有发展。邯郸、临沂、烟台、德州等一批城市的解放,解放军通过没收敌伪工厂,建起一批军工厂,能生产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但离作战需求还有很大缺口。毛泽东把眼光放到了东北,那里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资源、企业、技术力量样样都有。
1945年底,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后,原来打算通过苏军的帮助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谁知事与愿违,苏军借口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东北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行动加以限制。苏军占领东北期间,把东北主要的工厂设备、日军投降时上缴的武器和大量财物,通通当作“战利品”运回苏联,我军的愿望基本落空。当时10万大军在东北,没枪、没钱、没冬衣、没有根据地,处境相当艰难。当时各部队自己想办法,收集苏军遗留和没来得及拉走的物资。在此期间,仅朱瑞领导的炮校就收集大小火炮700多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这些火炮经过修理之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基础。自行搜集的武器弹药,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前两年作战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
1947年夏季攻势后,随着解放军日益壮大,战役规模越来越大,仅靠搜集的弹药是不够用了。当年6月,解放军猛攻四平,国民党军队在陈明仁指挥下拼死抵抗。解放军集中了七个主力师,上百门火炮,攻了半个月没拿下来。后来林彪才知道,炮兵只有8000发炮弹,火力没有占到优势。为此,6月25日,林彪以个人名义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将苏军缴获的现存在远东的日本武器弹药交给我们,并希望还能将德国的武器弹药尽量拨给我们。不久,斯大林指示苏军从缴获的日军武器中拨了一部分给解放军。这批武器的数量,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按照当时的编制,每团以1500人计算,估计苏联给的武器有3万多支步枪、几百挺机枪和20门山炮。当时为了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东北野战军组建了30万人的二线兵团。林彪在信中向斯大林请求更多的武器支援,但是斯大林没有答复。
于是,东北局决定大力加强军工生产体系的建设。李富春说:“我们到东北两年多,始终‘拣洋落’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敌人的仓库都没有了。”“过去靠日本留下的炮弹打,现在需要自己来造了。”
1945年底进军东北时,中共中央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军工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他们在沈阳、鞍山、通化等城市收集了一些机器设备,打算在通化建立军工基地,后因敌情变化,改在条件较好的珲春建立东北的军工基地。他们在珲春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
在珲春的军工厂里,留用的日本人担任的都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当时不仅军工企业需要日本技术人员,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护士也大部分是日本人。当时从事这些工作的有一万多人,有些同志认为他们是战俘、是敌人,不可信任。黄克诚不但要用他们,而且指示要对他们给予优待和照顾。他说:“对他们的要求只要是‘不反革命,好好替我们工作’这两条就行了。”
东北军工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的发展和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所以东北最先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军队的重兵集团,解放东北全境。但是北满生产的弹药由于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于是,中央军委作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北满和大连军工体系的建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解放军的火炮有了充足的弹药,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又接管了沈阳的几个大兵工厂和弹药仓库,获得大批军火,生产能力大为增强。
随着东北的解放和铁路线的贯通,满载物资和弹药的火车昼夜不停地运往关内,支援中原地区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黄维自称是个啃不动的“硬核桃”,他凭借众多的美式火炮,收缩成了一个圈圈,用密集火力让解放军无法接近。华东野战军调集了重炮猛轰,终于敲碎了这个“硬核桃”。粟裕将军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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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帮助
2007年05月30日 星期三 16:18
叶劲松
解放战争时期,在朝鲜己建立工农政权。朝鲜工农政权对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我地方政权,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大连(及附近地区),是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一直由中共控制的唯一的东北南部的大城市。但是,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南部(当时也称南满)主要被国民党军控制,而我东北根据地主要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中共东北领导机构和我军主力也在北满。所以,大连成为一座被国民党围困的、远离东北主要根据地的孤城。国民党政府想通过围困,使大连得不到必要物资供给而防守能力下降,甚至根本不能防守而投降。
因为整个辽东半岛北部及更北的一些地区被国民党军占领,使中共东北局要向大连运送军民所需的粮食、煤、石油等物质,根本不能从陆路运进去。大连和北满根据地间部队、人员的调动,也不能经陆路进行。
这时,朝鲜为我东北解放军提供了很大帮助。首先,朝鲜成了北满和大连间物资运输、人员调动的中转基地。北满根据地向大连提供的物资,不走东北境内向大连运,而是进入朝鲜,在朝鲜西海岸的港口装船(主要是朝鲜和苏联船只),从海路运到大连。人员调动也通过朝鲜领土和运输工具来实施。所以朝鲜还为我军提供了后勤运输力量。还有,在国民党政府围困大连时,运往大连的有些物资(如有些煤、油、粮食)就是来自朝鲜,而不是从北满根据地运来。这样成本更低,运输时间更短,供给更及时。所以朝鲜还成为我后勤物资供应地。由于朝鲜、苏联的帮助,国民党想困死大连的计划根本不能成功。
大连作为远离主要根据地的孤城,能在国民党长期围攻中坚持下来,主要是党的领导和大连军民的齐心协力,而朝鲜和苏联的帮助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朝鲜不仅在坚守大连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我军在中朝边境附近地区的同国民党军的战斗中,也提供了很大帮助。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气势汹汹,向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想围歼我部队。当时我解放军的情况显得被动一点。而当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中朝边界附近处作战,我军部队面临被国民党军合围,或被切断后路,我解放军沿我东北境内北撤已不太可能时,我军就撤入朝鲜境内,再经过朝鲜土地撤到北满,使国民党军围歼我解放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另外,我军与国民党军在中朝边界附近作战时,我军的一些伤病员也送到朝鲜的医院进行治疗。因为我军战地简易救护医疗医院救治重伤员能力不如朝鲜医院(移动医院的药品不齐全,较大较重运输不便的救助实施也没有),并且有不能行走的重伤员,将可能使战事不妙需后撤时的撤退速度受影响。所以朝鲜帮我救治重伤员,不仅挽救了一些同志的生命,还使我军运动更加灵活快速,并减轻我战地医院的压力。
还有,南满中朝边界的一些我军部队,与北满我主力部队之间的陆上通道被国民党军切断,这时不管是从北满派部队进入我南满根据地支援南满我军部队,还是南满部队、人员调往北满,都是经过朝鲜境内。同样,南北满我军之间的物资运输,这时也走朝鲜经过。所以朝鲜成为联系我南北满部队的交通通道。同样,供应南满部队的一些物资,直接来自朝鲜,而不是从北满绕经朝鲜运来。这样,减少了运输路程,减少了运输时间,使物资供给更为及时。所以,朝鲜又成为我南满军民的物资供应地。
因此,中朝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规模的相互支援,并不是抗美援朝才开始,在我国解放战争初期就已开始。今天,中朝间也应相互支援,才能可靠地保障两国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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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志
第一章 历史沿革
第八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连解放区
一、石河以南为苏军军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大连、旅顺口和长春铁路等协定。
《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规定:“自辽东半岛西岸侯山岛湾以南之地点起,向东方面经过石河站及邹家咀子至该半岛东岸,东西划为一线,此线以南为本地陆路之界线,以及此线以南的长山列岛各岛屿”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大连市区除外,陆地面积为2399平方公里。
1945年8月22日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驻旅大地区。日本对旅大地区40年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日本投降后,大连地区社会秩序一度十分混乱。少数顽固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不时持枪袭击中国平民,一些作恶多端的日本警察、宪兵、特务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苏军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
1945年8月18日,大连商会会长张本政和大地主兼资本家邵慎亭等人,成立了“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苏军进驻旅大后,张本政以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骗取苏军信任,并领到部分枪支。经苏军同意,自卫会改称“大连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之后,旅顺、金州也成立了维持会。各级“维持会”借混乱之机,窃取权力,残害百姓。
1945年9月初,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派汪渔洋加紧在大连市建立市党部,发展国民党员。10月1日,公开挂出“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成立不久,苏军当局发现他们进行反苏宣传,收集军事情报,于10月下旬以非法组织将其取缔。9月下旬国民党金县党部和旅顺党部先后成立。同时,组成了“欢迎国民党党政军筹委会”,以图由国民党接收大连。
1945年10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会见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交涉有关中共山东部队乘船到东北,路过大连事宜。同时,韩光与高兹洛夫还就中共尽快派干部到旅大,建立市委、市政府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1945年10月12日,韩光返回沈阳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等做了汇报。东北局当即决定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并带领一批干部来大连组建旅大党政警群机构。11月中旬,在苏军当局的支持下,中共大连市委成立。根据当时的复杂形势,中共大连市委暂不公开。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后改为大连市公安总局)正式成立。局长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选派的赵东斌担任,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签发了委任状。韩光兼任公安总局政委,对外身份为训练处主任。11月8日,大连市政府宣告成立。由苏军当局任命资本家迟子祥为市长,副市长由中共大连市委推荐的陈云涛担任,公开身份为职工总会代表。大连市政府成立同时,宣布解散旅大地区的“维持会”。在组建市政府、市公安总局前后,中共大连市委还派干部组建了市“中苏友好协会”、“妇女建国会”、“青年联合会”,并加强了先期组建的“大连职工总会”等群众组织。从此旅大地区成为由苏军军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
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同苏军当局会谈,提出国民党政府决定从海上船运军队在大连港登陆,到东北接防。苏军当局未予同意。国民党政府早在1945年9月任命的大连市长沈怡,拟定于1946年2月初到大连走马上任。为了对付国民党接收大连的阴谋,中共大连市委与苏军当局商定,成立大连县。1945年12月,召开大连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大连县。1946年1月30日,在甘井子区召开大连县政府成立大会。
解放战争3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在苏军当局的帮助下,输送兵员3万余人;做军鞋236万余双,做军服300万套;提供大批药品和医疗设备,连续分批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仅建新公司就生产炮弹达50万余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以及其它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当时旅大地区已成为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的后方根据地。
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进占瓦房店、普兰店一带,因石河驿以南驻有苏军,未再向南进占。1946年至1947年间,中共山东解放区多次派遣部队和地方干部,秘密从旅大海域登陆,开赴东北解放战争前线。
苏军进驻旅大初期,由于日本人开办的工厂企业纷纷关闭,大批工人失业,全市全面陷入停工停产的境地,时间长达16个月之久。1946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并于11月,占领了新金县、复县、庄河县,对石河驿以南的大连地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大连地区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等来源被切断,造成4万余人处于失业与饥饿状态。直到1948年,旅大地区仍处于国民党海、陆两方面的军事封锁之中。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大连地区的经济封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1947年初,中共旅大地委做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9月,韩光代表中共旅大地委作《关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报告,提出“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工作方针。当时,中共旅大地委和政府机关紧缩机构,减少开支,派大批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组织生产。金县、旅顺和大连县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深耕细作,颗粒归仓,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48年达20.8万吨,基本解决了旅大地区人民的口粮需要。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1947年初,驻旅大苏军当局与中共旅大党组织商定成立中苏合营造船公司、中苏合营石油公司、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中苏合营盐业公司等中苏合营企业。同年4年,中苏双方签署了议定书,中苏合营企业的股金,中方占51%,苏方占49%,盈利按股金比例分成。
中苏合营企业开工后,数以万计的工人生活得到保障。中苏合营企业,带动了整个旅大地区工业的复苏,市场、贸易也随之活跃起来。在中共旅大党组织领导和苏军的援助下,经过全市人民艰苦奋斗,旅大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缓解,物价平均降低了40%,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
在苏军对旅大实行军管期间,大连地区陆续建立起各级民主政权。
1949年9月17日,中共旅大区党委批准,将金县城区、城郊区合并为金州市。9月27日,旅大行政公署通令,成立金州市政府。9月29日金州市政府正式成立,隶属金县政府领导。
下面文章是引文4,来自网上,参考文献目录不全,如有错误,应以原文为准:
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杨奎松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前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前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做些学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虽然存在着这种帮助和援助,但它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它充其量只是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到刘文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到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一、 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进行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讨论者清楚地了解对方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对方的确切意思来讨论问题,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而刘文开篇的四段话就离开了这一最基本的前提。
刘文开篇四段话,第一段是介绍笔者《恩怨》一书中关于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的“论断”和引用的苏方资料。作为讨论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切入方式,确有必要。第二段用“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引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和苏方资料,文字上虽可斟酌,两相映照亦不为过。而第三段所谓“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的引语,就颇让人疑惑作者的目的所在了。显然,纯粹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提出第一段内容即可,补充第二段之情况加强讨论之力度也属正常。但随后举出“台湾国民党”的观点,就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多少让人怀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显,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刘文自己的逻辑都不通。因为,按照刘文第四段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即所谓上述三段“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云云,细心的读者一望即知,那个“台湾国民党”方面参与接收东北的某官员回忆当年目睹苏军后撤时向佳木斯运送武器例证,与几十年后公开的苏方资料根本不搭界。说它“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纯粹是霸王硬上弓。
刘文开篇四段,其实用的是一种归谬法,先把笔者的观点一步步归入应当否定批判的谬误之列,然后再一语定性。其定性的话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质问,即“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是:笔者、苏联、国民党,其实都是一个观点,即都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把笔者的观点同前苏联的观点相提并论,给人印象如何不难想见;再把笔者的观点等同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观点,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问题是:笔者何时何地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呢?刘文很清楚笔者的“论断”: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没有谁会认为这句话与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在语义学上是一个意思。
学术上有异议,提出来讨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历史资料的判断和理解,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经常可能会有差别甚至不同。通过学术讨论,达到相互切磋,截长补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许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简单的批判,对正常的学术讨论反倒有些陌生。笔者欢迎刘统先生真正从学术角度商榷问题,尤其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时期军史档案的刘统先生,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勇于面对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不是随意举出一个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底东北各野战军[5]武器数量之差,然后不加分析地告诉人们说苏军援助微乎其微,而是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前苏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显然,如果刘统先生不相信前苏联提出的援助数字,就应该从事这样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轻率地断言说那些讲到苏联援助的资料和观点都是编造“秘闻”,坚持认为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的加强与苏联的帮助根本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历史研究的常识是,肯定容易否定难。一条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条史料也不能轻信其无。何况,有关这一时期苏援的史料已经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么能轻率地罗列几条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苏援的资料,就断言当年苏军既没有留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呢?
二、关于刘文中的史料运用
在历史研究上,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则取决于对史料分析和运用的水平。由于无法接触到某些史料,以致对其他一些史料过于相信,造成偏听偏信的情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以允许的错误。但刘统先生以其特有的专任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苏援的档案文献已经公开,不少提及苏援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不能说不了解相关的史料。一方面有条件接触和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却任由主观印象驱使,为我所用;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该根据片面的材料提出“惊人”的论点,一方面自己却以偏概全,无视史料运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不应出现的错误了。
说刘文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么根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刘文所说的情况,与《恩怨》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同样是讲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刘文只讲贝鲁罗索夫正式传达的关于在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的原则要求,却不讲在当晚非正式谈话中,贝鲁罗索夫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不打旗号,不与苏军接触,一切好办的意见,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满洲就近交涉,协调行动的建议。给人印象,不仅“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且刘少奇等匆匆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贝鲁罗索夫飞往沈阳,得出目前是“千载一时之机”的重大判断,进而制定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要战略部署等,都是在苏军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乐观”的汇报的假像所蒙骗。
同样是讲彭真一行和各部队赶至东北,刘文只选用彭真9月21日电和黄克诚11月25日电,及彭真12月30日电,偏偏对《恩怨》一书中举出的东北局10月4日、5日、25日、28日致中共中央各电只字不提。给人印象,中共军队最终只得到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步枪12000支,机枪300挺,六五子弹500万发,七九子弹40万发,三八子弹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97架日本飞机和皮鞋、帽子、大衣各万余。这点儿武器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至于10月间东北局报告的苏军决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弹药的情况,对刘文好象不存在一样。
同样是讲苏联援助问题,刘文所用电文资料只讲到1945年底便戛然而止,好像此前援助“少得可怜”,此后就更没有援助问题可谈了。一面否认苏方曾表示过援助,一面又承认苏军确曾许诺援助,只是落空。最后更是宣称:“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拣破烂’建立起来的”,飞机、坦克是自己“搜集、缴获”的,军工生产也是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白手起家”的。与苏联在武器问题上发生关系,只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但也不过是用粮食换了些武器过来。这段时期真正援助过东北野战军的,只有北朝鲜,而且数量也不多,虽无确切统计,比较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两次部队装备统计可知,枪至多不过万余,机枪至多不过数千,炮至多不过数百,如此而已。刘文好像完全不曾想过,在苏军占领下,少量枪可以拾,个别一两门炮可以拣,如刘文自己所谈到的成百上千门炮、97架飞机,没有苏军帮助,自己怎么去“搜集、缴获”?至于《恩怨》一书中提到的1946年3月以后的苏援电报,和驻朝苏军随后大量向东北和关内输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刘文就更是视若无睹了。
学术商榷,即是学术对话。对话首先就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要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问题、观点和论据进行讨论。就历史研究论文或论著的商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直接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史料说话。历史研究的观点,均产生于相当的史料之中。史料可靠,运用得法,观点自可成立;史料片面,利用不当,观点自会受到质疑。然而刘文的所谓商榷,却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它把笔者以为依据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具体史料放在一边不管,找出几件意思不同的史料,便批评笔者“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问题是,《恩怨》一书此章45个注释,涉及与苏援有关的注释不止五分之一,除被刘文抓住不放的251页注释1以外,都是引述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只讨论一个注释1,断言笔者的观点只出自此一则“苏联的个别资料”,然后就轻下断语加以批驳,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当然,说刘文全篇只讨论了《恩怨》一个注释,也不很准确。其实刘文还讨论了235页中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并且很“遗憾”笔者对此没有加注。该报告谈道,苏方已决定将抚顺一个军火库中的300万发炮弹交给东北局,并要中共赶快加紧组建炮兵。刘文因此批评笔者没有“军事常识”,说“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战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对于此一批评,笔者实在深为感谢,因为笔者确实不知“炮弹”这一名词在“军事常识”中是指“重炮炮弹”,不算迫击炮、六0炮、步兵炮、机关炮、平射炮、钢炮、山炮、高射炮等其他各种大小炮的炮弹。[6]只是,第一,此300万发并非笔误或抄写错误,确为当年东北局所报之数。[7]第二,当年东北党政军领导人也和笔者一样缺少刘文所讲的“军事常识”,因为他们在电报中也经常把迫击炮弹等不该称为“炮弹”的炮弹叫做炮弹。[8]不知刘文对此当如何解说?而这类炮弹的消耗,从1946年开始就已经相当惊人了。据1946年2月沙子岭战斗详报,此次仅一天三夜的作战,七个团就消耗了各种非重炮的炮弹2074发。[9]照此计算下来,300万发是否还算是个离奇的数字呢?
刘文所以会无视商榷对象的论据,除了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左右其判断以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作者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取得第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因为任何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两份电报说明不了问题。比如刘文所举1945年9月21日彭真电,其中表示对得到的武器装备数量感到失望,甚至认为“将来能否取得武器,还是个谜”。但不过半天之后,他在另一份与陈云合署的电报中就有了另一种说法,称沈阳市政府和奉天省政府我日内即可接收,已获武器虽不多,资财弹药却稍多,且“尚有获得大批武器之可能”。[10]又如刘文花了很多文字来描述东北军工如何没有苏联帮助,“白手起家”,意思大概是想证明说东北解放战争所用的武器弹药多半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刘文所用资料大部来自东北军工部的工作报告,也理当可信。问题是刘统先生是否读懂了报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否有所分析?刘文再三提到大连军工生产的作用,但它却像对待97架日本飞机的问题一样,没有想过大连当时是在谁的控制之下,难道不是苏军在为中共在大连的军工生产提供便利并充当保护伞?[11]而且,如果刘统先生对历史能够有所联想,有足够的经验,他更应当想到,假如东北的军工生产真是像他描写的那样,很少机器,只是招几个当地工人,利用几个日本技术人员,赤手空拳一年多就能造子弹数千万、炮弹数百万,那么抗战八年,延安等根据地也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也搞了一些机器,八路军为什么连黄色炸药都生产不出来,还只能靠游击战对付日本人?事情很清楚,东北的军工生产从制造大批子弹、炮弹直至钢材和冲压设备,没有哪一样不是借助于日本留下来的兵工、化工和钢铁工厂的基础。这些工业设备,又都是在苏军的控制之下,必须要由苏军提供便利才能取得,怎么能说东北军工生产完全是“白手起家”,与苏援无关呢?刘统先生哪怕稍微细心一点,就更应该能够从军工部的报告当中看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军事工业部之建立,主要目的就是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及南满地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兵工厂。[12]而军工部成立伊始,就接连从苏军手里接收了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只是由于后来苏军受到国民党的外交压力,要求中共所有单位撤出沈阳,这些工厂才又交回到苏军手中,但苏军还是允许中共东北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同样的情况,苏军也先后将抚顺、本溪、辑安、鞍山、辽阳、延边等地及其兵工厂、化学工厂交予中共接收,中共撤出时更运出了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13]中共后来能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能够大批生产并及时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也都与苏军提供便利甚至是提供帮助有关。讲东北解放战争,怎么能完全不考虑这一极大不同于延安时期的特殊背景呢?对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只要在分析他所看到的史料时,稍加推敲,就应当可以想到。
三、关于苏援及其转交武器数字的简略分析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深入讨论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在东北提供援助的各项具体例证。[14]但针对刘文武断否定苏援的态度,在此仍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有关苏援的基本史实问题。
必须承认,目前无论是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还是根据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我们这些外围的研究者,都还难以将当年苏方提供军事援助或帮助的详细经过描述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中俄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肯定解放战争期间苏方提供过相当程度的军事援助。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么看当年部队领导人表示不满的个别电报呢?
当年部队领导人确实有过对苏援不满的电报。但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要注意分析:第一,是哪些部队不满?第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满?就第一点而言,曾克林部“非常乐观”的看法就与黄克诚部十分悲观的看法有所区别。[15]之所以会产生区别,就是因为两支部队进入东北的时间不同,他们所体会到的苏军态度和得到援助的及时程度也不相同的缘故。换言之,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苏军并非所有时候的态度都“相当恶劣”。就第二点而言,刘文所引彭真和黄克诚表示不满的电报的时间,一是在9月21日,一是在11月25日,而《恩怨》一书所举的彭真等高度兴奋地准备接收大批武器并与苏军合作的电报,一是在10月间,一是在1946年3月以后。这更进一步说明,苏军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有的时候“相当恶劣”,在有的时候相当友善。对苏军态度及援助问题,不能仅以一时一地的资料一概而论。刘文显然忘记了对问题应当做这样的具体分析。
那么,苏军的态度何时好,何时不好呢?刘文说:彭真到达沈阳后,就“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刘文对这句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出处。以当时苏军最高司令官刚刚派联络官前往延安,并将彭真等人接来沈阳,此前对曾克林等八路军态度相当友好的情况判断,笔者对此点颇有些怀疑。当然,即使不看刘文,从曾克林、聂荣臻、伍修权等人的回忆录也可以看出,9月下旬这段时间苏军的态度,确和中旬以前的态度有了不小的区别。只是,真正让中共一些领导人感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的时间,还不在这时,而是在1945年11月17日以后。因为那时苏军真是蛮不讲理地把中共军队从城里往外驱赶,确让许多中共部队的干部深感寒心和愤慨。问题是,这毕竟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即使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刘统先生,所能举出的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不满的文电,也委实寥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刘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在下面简单地以苏军态度冷热做一时间的区分。
第一阶段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段时间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双方不仅有过协同作战的情况,有过盛大联欢,而且中共军队还被接入沈阳等各大中城市,让其担负城市卫戍任务,准其接收政权和重要工厂及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这十几天时间里苏军发现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登陆,为在外交上立于主动,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这期间因发现美军不仅不打招呼,而且完全不顾苏联态度,在紧邻东北的华北地区大举登陆,因此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中共大规模进入城市,接收政权和工厂、武器库,甚至直接接防苏军允诺国民党军登陆的沿海口岸,武装拒止美舰运载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上岸,都是在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前后。这时国民党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进行接收,遂采取断然措施,撤退东北行营,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
第五阶段是1946年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
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严格地说,刘文也没有完全否认存在着苏援的事实,只不过它的看法是,即使有,苏方也是有条件的、不情愿的,并且“少得可怜”,对战争进程不起任何作用。苏军当年转交的武器真的像刘文所说的那么少吗?这是笔者要进一步稍做分析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前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自身的武器增长情况来判断苏方资料的可信与否。关于此点,《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一是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16]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9月及10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17]三是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一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
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1946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似乎也不尽然。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这些武器装备的相当部分已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1945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做论据,也不能只计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事实上,刘文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1200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120/00支枪的事实。[18]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1945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况且,只举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说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40万发”括起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间,绝非只有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12月30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总部离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那一部分而已。再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19]很明显,仅仅依据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法成立的。要说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1945年9月下旬至总部离沈,即至11月下旬之间所得武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20000支,轻重机枪1000挺,和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20]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1]与此同时,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部500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
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共军队。”[22]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同样,彭真等到沈阳后,也仍旧陆续得到大批武器。除9月21日电所报告之数字外,其9月30日又告“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次日再告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特别是10月3日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整个情况更加乐观。正如东北局4日致中共中央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23]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拿不了。即便如此,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0000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因此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到25日,东北局更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以使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也只是派兵看管而已。随后因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致使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因此才会有黄克诚等部虽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
但此后自1946年3月初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只要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就不难了解在此期间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据刘文称,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24]几个月后,部队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25]两相对照,在此前后各部队得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而尤其需要了解的是,1946年5月底这一统计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必须把战争中损失的装备数加上去。而此次作战,仅人员损失就将近20000人[26],不少部队甚至丧失了战斗力[27],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艰难紧张,北撤时又遭受追击,以致“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28],武器装备的损失自然很大。如果把战争损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战役发生前所报尚未装备部队的库存武器数加上去[29],1946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得到的武器数显然是颇为可观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把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上去,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我们还不十分了解,但明显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数加上去[30],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似乎并不为过。[31]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一定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数字。笔者之所以强调苏方提供(不论有偿还是无偿)的武器足够装备几十万人,就是对前苏联的数字有所保留。因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等,按当年中共东北野战军的配备,已足够装备上百万人的部队了。[32]但这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一定是编造的。在这里,真实是相对的。因为在当年那种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势下,苏军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共,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共,明天又将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朝鲜又是另一种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时苏军纪律松弛,实际负责看管或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并不奇怪。对后来的俄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当年已经把统计表上的这些日本军火都交了出去,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每次交给了谁,何时何地怎么交的,是不是确实交给了中共,移交或搬运中是不是有所损失,其中多少已是废品,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真正有必要关心和弄清这个问题的,首先应当是中国人自己。
然而,前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30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的系统研究,甚至几十年来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做深入探讨,弄清史实,结果,在涉及到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笔者试图略做尝试,自然也就会出现像刘文这种全盘否定式的回应。
其实,拒绝接受俄国档案并非自刘文始。自20世纪90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学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因此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学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例子是,我们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10月3日由毛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怀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做的题目。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而是主动配合
国际学术界查验并提供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比对和研究,最后中外学者达成了共识,即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公布的10月2日电报稿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发出的是3日罗申记录的那份电报。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场?
[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均不再注。
[3]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4] 以下凡引自该文之内容,均不再加注。
[5] 即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笔者谨从刘文,均以东北野战军称之。
[6] 刘文关于“重炮”的概念似乎仅指榴弹炮和野炮。如刘文在谈到朱瑞领导下的炮兵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时,提到其中有榴弹炮、野炮、山炮、步兵炮、迫击炮等,称除重炮集中使用外,其他山炮、迫击炮等均分到各部队。
[7] 东北局1945年10月25日致中央电原文在说明苏军决定交我之工厂及装备时清楚地写道,抚顺一处的炮弹“即有叁百万发”。
[8] 例如林彪、彭真1946年2月23日致中央军委电中,就把迫击炮炮弹也计算在各种炮弹之中。转见唐洪森著:《国共争战大东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分区司令部整理:《沙子岭战斗总结》(初稿),唐洪森前引书,第255页。
[10] 转见《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2日)。
[11] 解放战争期间,仅旅大地区就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刘文中提到的大连生产的收发报设备、药品等,更是在苏联帮助下成立的苏中合营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参见《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9、133-139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来东北军事工业发展总结》(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
[13] 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14] 实际上这种援助绝非简单的一个武器问题。它还包括预先让中共接收各地政权和工厂矿山,包括派遣专家帮助大量修复铁路、桥梁等各种交通设施,更包括开展双边贸易,建立合营公司,帮助中共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仅贸易一项,双方交易总额(辽东地区除外)1947年即达9300万卢布,1948年增长到15100万卢布,1949年更增长到20500万卢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解放东北。О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 2-е доп. Москва, 1977.
[15] 两者的回忆录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也甚明显。见曾克林:《曾克林将军回忆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23-125页;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
[16]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1日)。
[17] 曾克林前引书,第101、126页。
[18] 1945年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称,李运昌部运赴锦州的各种弹药物资包括子弹12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等。另外由北面还运去12000支步枪和300挺机枪。
[19] 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为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其中野炮明显在彭真9月21日和12月30日电提到的武器装备中都不存在。
[20] 曾克林前引书,第101,126页。
[21] 彭真9月21日电已说明接收到27架双引擎日本飞机和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曾克林所说的这一日本航空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共40多架,似非彭真电所之指。此后彭真并有专电报告中央称,他们已经接收了一个航空大队。曾克林前引书,第126-132页。
[22] 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锦州市委党史办1987年编印,第44页。
[23]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
引文5,节选,来自网上(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93599):
东北野战军正好相反,第一年消灭敌人7个师17万,似乎歼敌数量不如华东共军,但东野巩固了后方,建立了根据地,占稳了脚跟。随后的夏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8.3万人,夺回42座城镇,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控制铁路1250公里,使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联成一体,并将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在中长路和北宁路两侧走廊地带,从根本上逆转了东北的战局。国军从此由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守,有效的削弱了敌人继续战争的能力。东野自己继续战争的能力增强了。最终,东野通过一场歼敌47万人的辽沈战役,彻底消灭的东北敌人,又通过一场歼敌52万人的平津战役,彻底消灭华北的敌人.
引文6,节选,来自网上(http://www.qyzh.cn/read.php?tid-4549.html)
***战果***
第一野战军歼灭14个军部、36个师部、81个团(含晋绥6个团)
第二野战军歼灭25个半军部、70个半师部、142个团
第三野战军歼灭28个半军部、79个半师部、172个团
第四野战军歼灭14个军部、45个师部、113个团
华北军区歼灭8个军部、23个师部、40个团(含原晋冀鲁豫徐向前部战绩约4个多军部、9个多师部、10个多团)。
合计歼灭90个军部、254个师部、548个团;其中一野歼灭14%、二野歼灭25%、三野歼灭31%、四野歼灭20%、华北歼灭7%,另有3%逃脱。
作为弱者,战争的初始阶段当然是最困难的,面对数倍之优势敌军的进攻,不但抗击敌军,还能够歼灭优势之敌是最不易的行动;经过二年多时间的战斗,国民党消耗到一定程度,犹如毛泽东在48年8月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随后进行的三大战役将剩余的国民党主力大部分歼灭;至于三大战役后则是胜多胜少的区别。所以按解放战争中诸战役难易程度简分成45年9月至48年8月、48年9月至49年1月、49年2月至50年5月三个时间段是合理的。
45年9月至48年8月各战略区战绩为:
第一野战军歼灭4个军部,7个师部,24个团(含晋绥6个团战果)
第二野战军歼灭13个半军部,44个半师部,103个团
第三野战军歼灭12个半军部,37个半师部,96个团
第四野战军歼灭0个军部、11个师部,43个团
华北军区歼灭5个军部,13个师部,31个团(含一兵团4个军部、9个师部,10个团战果)
——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解放军共消灭53%的国民党正规团,使国共实力逆转,给***创造了彻底消灭敌人的战略决战时机。当然,从歼敌质量上而言,四野和三野歼敌平均质量较高,但由于数量上的巨大差额,四野就算以双倍计算战果也无法弥补与二野战绩的差距,更不用提与其质量差距不远的三野战绩;而一野虽对手质量不高,但由于自身实力薄弱,这份战绩还是合格的;而开战时最大的晋察冀却只交出歼敌1个军部、3个整师的糟糕战绩,实在无话可说。所以,在解放战争最艰苦、最关键的第一阶段中,战功卓著的是三野和二野,表现不错的是一野,战绩欠佳的是四野,而晋察冀显然不合格。
——也许有人会奇怪晋冀鲁豫战果之多(虽然质量是不高),细算一下:上党、邯郸歼敌折算成23个团,同蒲、定陶、临浮等歼敌11个团,鄄城、滑县、巨金鱼等歼敌折算成12个团,汾孝、豫皖边、豫北、晋南等歼敌折算成9个团,鲁西南歼敌折算成15个团,豫西、大别山、宛西、宛东、襄樊等歼敌近20个团,再加上一些零星战果的确上百。
48年9月至50年5月各野战军战绩为:
第一野战军歼灭10个军部、29个师部、57个团
第二野战军歼灭12个军部、26个师部、39个团
第三野战军歼灭16个军部、42个师部、76个团
第四野战军歼灭14个军部、34个师部、70个团
华北军区歼灭3个军部、10个师部、9个团(含部分一兵团战果)
“有关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武器来源”
三谈“有关东北人民解放军(四野)的武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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