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麟元 ：由共产到共享

卢麟元 ：由共产到共享

社会主义实践在二十世纪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列宁创立的，斯大林完善的，以苏联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模式；另一种是，罗斯福新政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共享模式。去除庸俗化的政治术语。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共产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践。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共享模式），倒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实践。

历史实践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模式），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一方面，它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它也无法真正实现社会福利的全民共享。道理非常简单，在国家垄断的前提下，政府的本质只能是少数人形成的管理集团。这个管理集团一旦异化为利益集团，社会再分配的公义原则和效率原则就会遭到破坏。尤为严重的是，由于共产模式是一种高度垄断性的专政模式，缺乏制度的自我调适能力。在社会分配极度扭曲之后，意味着社会分裂，甚至是社会制度的崩溃。精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本意相去甚远。那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爱国者，为了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采取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宜性策略。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中国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制度变革，是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压力下，对传统资本主义进行的深刻反思和现实修正。就本质而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进行了理性的社会主义改造。其特征是，在不触动产权私有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通过财政制度变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力度强大的二次分配，使国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这就既维护了生产资料私有和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又照顾到了新增价值社会共享的公义原则，从而实现了国家的长期繁荣和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实践更加深入，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制度模式，获得了广泛的成功。笔者尤为赞赏德国佛莱堡学派在联邦德国的伟大实践（可参阅拙著《掠过佛莱堡》）。

中国当代政治家同样具有高度的哲学智慧。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传统社会主义的局限性，率先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国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从共产到共享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是，中国在急剧的社会变革当中，往往容易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的市场化，特别是私有化，没有及时建立坚实的道德伦理基础和系统的法律制度基础，没有进行系统化的、程序化的、渐进式的政策安排。管理层对中国公共财产的私有化改造，颇似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逆向“土改”。最为严重的是，在极少数人“共产”公共财产的同时，未能同步建立社会福利补偿的保障机制。这就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尤为让人诧异的是，在经济迅速现代化的同时，政治急剧出现返祖的现象。以准血统为特征的门阀政治迅速成为主流。继经济上，公共财产私有化之后，中国迅速出现了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中国政治体系的道德水平、法制程度、行政能力出现了整体滑坡。客观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有多大，产生的问题就有多大。

首先，是少数人占有公共财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

其次，是多数人未能充分享有合理的社会福利的问题。

再次，是环境、社会安全、生产效率遭到系统性破坏。

最后，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基础遭到破坏。

三十年改革，将中国共产党带入了历史性转折时期。同样，也将中国带入历史性的转折时期。改革，改去了共产，如果没有建立人民共享，执政党将失去人民性，执政基础将荡然无存；同时，开放，放弃了国家垄断，如果不能建立国民内部共享，民族国家将会失去主体性，经济管理主权将会丧失，沦为金融殖民地，进行金融纳贡。准确地讲，执政党和国家都已经接近非常危险的境地。

笔者不知道中国当代主流思想家和在位政治家有几个人通读过《资本论》，又有几个人精读过《资本论》，是否真的有人读懂了《资本论》。显而易见，搞清楚社会主义的现代含义，对于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进入后现代的当今世界，中国人一方面坚守着传统社会主义语言，另一方面进行着原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那些广受世人非议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安排，根本没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可言。那些堆积起来的数字，以及那些堆积起来的建筑物，并不拥有足够深刻的社会主义意义。我们无奈地看到，一群成年的中国人，坐在资本主义“幼稚园”的板凳上，滑稽地展示着“社会主义”的高大。而事实上，我们早已经远离马克思主义，我们甚至并不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也从未真正理解后现代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是贬义词，这是非常痛苦的历史讽刺。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上，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往往都是哲学大师，他们是凭借着卓越的思想，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丧失了人民性、主体性、系统性、适应性的逻辑思维能力，靠移植而来的“先进”和“科学”的“现代化”逻辑，根本无法开辟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许，它们倒是有能力埋葬一个伟大的时代。

由共产到共享，是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继续和深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共享为主，兼用共产，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社会和谐，这是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选择。同时，这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策略。笔者认为，共享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或思想，也是中国应对现实危机与挑战的最佳方案。执政党必须理解共享的含义，高扬共享的理念，在共享的逻辑下展开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从共产到共享，核心在于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政策的深刻变革。

笔者非常清楚，财政问题一向涉及最尖锐的政治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学术水平和管理技巧。这需要一种宗教情怀，需要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需要全体国民的认同和支持。在提出问题之前，笔者已经预备了解决的方案。但是，笔者更加清楚，功夫在诗外。任何人都无法为执政党和她的政治领袖们预备下宗教情怀和道德感召力，更加无法预备下全体国民的认同和支持。而这些，恰恰是伟大的变革最需要的东西。很有趣，奥巴马这个不懂“先进”和“科学”的“傻小子”，恰好就拥有这些的东西。

如果，中国失去了共产，又不能共享，那真正实现的将是前“现代化”。那远远远远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如果，毛泽东赖以战胜殖民主义的民族国家被“后现代”解构了，中国将失去主体性。按照“比较经济优势”学说，成为“世界分工”的一部分，中国将重新沦为金融殖民地（外资控股），全体国民将被迫进行金融纳贡（外储流失）。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先进”和“科学”，那我们宁愿重新回到“落后”！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哲学。笔者对于当代中国的人文思想状况极为忧虑。中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中国甚至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我们已经在大洋上远航了，我们已经摸不到石头了，我们需要拨开来自西方的迷雾，我们需要认清前进的方向。中华民族不能集体沦为中华民工！显而易见，中国的哲学家不会产生于庙堂，更加的无法产生于学堂，“堂客”们近年来的拙劣表演，我们已经见识够了。我们期待中国的政治领袖回到人民群众中来，在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中国的确需要一次春秋战国式的思想解放。中国需要一场哲学的伟大论战。中国应该进行类似德国历史学派的百年论战。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将产生于这场震烁古今中外的历史性论战。当然，未来的中国思想家们一定会为世界提供堪称先进和科学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