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桀骜与卑柔 - 国学大师 - 国学频道 - 钟鸣网 - 汇集海内外的信息综合门户网...

与“大器晚成”相反，少年暴得大名者，后半生多无所成。对于这个常见的现象，人们往往以“江郎才尽”加以解释，但是阅读顾颉刚的一生可以发现，在巨大反差的命运转折中，性格起了关键的作用。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顾颉刚学术上的黄金时期。1926年《古史辨》出版，盛名从天而降，“顾颉刚”三个字一跃而起。当时的知名学者纷纷给予这个无名后辈的著作以极高的评价。远在德国的傅斯年致信顾颉刚，认为当今“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的老师胡适也拱手把他让到了古史学第一把交椅上去：“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
《古史辨》的成功，一下子引来了几十位学者加入到了古史学的研究潮流。当年7月，林语堂应厦门大学之邀担任文科主任，聘任顾颉刚为国文系教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又让他去换聘书，改为“研究教授”，原因是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的短短两个月内，顾颉刚的“学术地位突高”，“故而称谓亦须改变”。当时，顾颉刚仅是北大的助理教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研究教授”，比教授还高了一级，与沈兼士、鲁迅等知名教授同室办公。这在当时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恐怖的家庭教育

顾颉刚少年博得的大名一直“红”了30年，但之后的30年，顾颉刚在学术上基本属于停滞阶段。
少年暴得大名，与老来几无所成，固然与时代环境变迁有关，但个人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更值得注意。性格有强弱，强度不同，取舍不同，得失各异。
一个人性格中的“内核”多形成于青少年时期。顾颉刚的“十分柔和卑下”，来自于极其严厉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子虬公长年在外，母亲性格异常，对顾颉刚严厉无比，动辄就打，“我一讨饶，她就打得越凶，说‘这孩子没志气，没出息’。”3岁的时候，顾颉刚半夜尿了床，母亲就把他从床上扔了下去，疼得他痛哭不止。从那以后，顾颉刚就和他的祖母一床睡觉，直到18岁结婚。所以在顾颉刚幼小的心目中，母亲不是“母亲”，而是一个“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严峻的年青奶奶”。
7岁时，母亲因患肺结核去世。生活照顾和家庭教育就由祖母承担起来。
祖母对顾颉刚有慈爱的一面，但严厉时和母亲一样。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亲戚，用点心招待客人时，客人就分了一块点心给顾颉刚，祖母当时不作声，待客人离去后，就关起房门把顾颉刚痛打一顿，直打得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看人家吃东西。
顾颉刚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艺术品”之说，自然包含他对祖母慈爱的一面的报答感激之情，但也由此可以看出，严厉的家庭教育对顾颉刚个性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卑柔下的桀骜

不过，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十分柔和卑下”的顾颉刚，在严厉的环境下，自然也培养着“桀骜”的一面。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时代大变局中，每每遇到激进的革命行为，他都会迸发出参与进去的冲动和勇气；二是勇于接受新的思潮，抛弃旧观念；三是对古人、他人的学术观点敢于怀疑，不盲从。
武昌起义爆发后，顾已无心念书，天天和同学们传阅上海的各大报纸，关注时事。“五四运动”爆发，当时顾颉刚正在苏州办理婚事。虽然没能亲身参与，但热情高昂，去信傅斯年、罗家伦两位先锋，劝其将风潮扩大。
说到顾颉刚一生学术成就的顶点——《古史辨》，则更有赖于顾性格中的那一份“桀骜”。
顾颉刚性格当中的“桀骜”基因，在怀疑古人、古书方面得到了极端充分的展现。1913年考入北大之后，顾颉刚在学术上的“叛逆”性逐渐显露出来。他经常被毛子水拉到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座，听后十分钦佩。但对于章他也禁不住要抨击，并且想努力去超过他，起了个笔名“上炎”。为此常常彻夜读书，就此得了失眠症。

桀骜中的无奈

然而，说顾颉刚“桀骜”固然不错，但说其“不驯”恐怕并不是很准确。
其实，顾颉刚的“桀骜”在碰到环境压力时则往往生出许多的“无奈”。
１９１２年，身为中国社会党党员的顾颉刚革命热情高涨，怕家人阻拦，“未告知祖母妻子实情”，“托词”北上，意志似乎很坚定，但当父亲从南京赶到北京，潸然泪下，动以亲情，顾颉刚便“难以拒绝”，无奈南返，并听从父意报考北大去了。
顾的第一任妻子吴徵兰生病后，顾颉刚在北京多次去信哀恳家人为她治病，但父亲在外，继母在家则爱钱如命，暴戾专横，祖母又与孙媳性情不合，故一直拖而不治。顾颉刚虽然性情中具有革命性的冲动，虽然在最高学府中具有批判古今权威的勇气，但是面对家庭的压力，却没有反抗的能力。回到家里他也没有办法，十分无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结发妻子死掉。至此，顾颉刚对家庭的怨恨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发誓不再续娶。
但是祖母和父亲“垂泪相劝”，希望他延续香火。面对垂垂老泪，他“深感自己不能率性而行”。亡妻入殓的次日，父亲就来商议续娶之事，他以心情不好为由推托。但随后休学期间，在医生、家人和纷至沓来的媒人的劝说之下，虽然觉得愧对前妻，但无奈之下，“开始认真考虑未来了”。
对顾颉刚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张静秋。顾颉刚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因病死于1943年，一年之后，顾与中学教师出身的张静秋结婚。张静秋抗战胜利后曾任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处事极有主见，重要时刻每每迫使顾颉刚做出选择。1948年秋天，顾颉刚在兰州大学教书，面对瞬息万变的时局，他写信给张静秋请她到西北来，而远在上海的张静秋则要求丈夫回到上海来，双方相持不下，张静秋发去电报一封，称腹中胎儿有早产、难产迹象。这一下，顾颉刚只好匆匆飞回上海，下飞机后才发现上了妻子的当。

一生只宜书为伴

写到这里，以顾颉刚的性格为坐标往回看，可以看到《古史辨》的产生，固然有顾颉刚本人的卓绝努力，但是这个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科学方法带入20世纪的中国，通过主要代表人物胡适传递给顾颉刚，而顾本人又从古代历代学者中汲取了怀疑、批判的理性主义遗产和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中西两种学术精华在顾颉刚身上结合，又引发了潜藏在他本性中的性格力量，于是获得一片新天地。
而这样一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又与蔡元培在北大所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密切相关，校风由蔡元培开始大变，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思潮。
时代的洪流，宽容的环境，得风气之先的老师、同学，彻底地将顾颉刚内心的那种革命性冲动充分地释放出来，使其精神达到了一生中的最佳境界。
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时代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在顾颉刚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得尤为剧烈，但是同样的时代却有不同的命运和结局。这其中，个人的性格起着关键的作用。顾颉刚自幼便是一颗读书人的种子。他一生最适宜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读书，一是教书。他像他的老师胡适一样，以奖掖后辈为人生快事，一生弟子如云，都是各个学科中的当家人，堪称天下为人师者的楷模。而作为读书人，自6岁起，至87岁去世，无论革命、战乱，还是政治运动中，他都片刻未离开书本。真可谓“一生只宜书为伴”。
1980年12月25日，是顾颉刚生命的最后一天。一个月前他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大概他已经感到死神即将降临，上午对女儿顾潮说：“我快要死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到了下午，他又坐在沙发上阅读《十三经注疏》，书中夹着一些作记号的纸条。因为有人向他约稿谈谈我国最早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材料。
晚饭后，顾颉刚又向女儿顾洪说起第二天要写有关黄侃的回忆录。不料半个小时后，心脑血管疾病发作，医生全力抢救无效，顾颉刚溘然长逝。第二天，家属在医院整理遗物时发现，顾颉刚已经把日程安排填写到了１２月３１日。一张信纸上留有手迹：“黄侃，湖北蕲春县人”，“五四运动前，先在北大教中文系，后到中央大学教中文系”，“１９３６年病卒，年５０”，“点完《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读完”。

顾颉刚轶事

被鲁迅戏称为“鼻公”
鲁迅杂文中频频出现调侃，在北大任教时给同事起的外号，都在丰富着他沉重之外的另一个侧面。顾颉刚是鲁迅众多对头之一，他的一个面部特点是长了个酒糟鼻子。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上就戏称顾为“鼻公”，有时干脆在毛笔信中用朱笔一点以代表顾颉刚。
多写少讲，遮掩口吃
当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