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落魄中被萧军拯救而婚的不幸结局(2)

　　萧军曾经用第一人称写过篇小说，叫《为了爱的缘故》。小说中，一个知识青年，因受过军事训练，便总憧憬着去参加抗日军，但这时，他“不幸”遇到一个有文学才能的女子，他必须拯救她，而且必须要同她结合到一起才能拯救她。他的内心，有矛盾，有痛苦，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爱情，忠于他的爱人，决定留在她身边，等她身体恢复了再说。

　　这样一个故事，无疑有着二萧初期爱情生活的影子。为了爱情，把自己搭进去，缩小了自己理想的广度，这在萧军看来，或者在他的潜意识中，会觉得这是一种爱的牺牲。

　　这种牺牲，在爱侣关系比较和谐的时候，尚可以得到自我的认同，可一旦他们的爱情遭遇不和谐的音调，这样的牺牲，必然会被认为是无谓，爱情，也必然遭到冲击，进而破裂。难怪萧红看了这篇小说后，也会觉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

　　那么，“二萧”的爱情，究竟是因为遭到了怎样的冲击，才最终走向破裂的？有人解释为，在萧红因写作享有盛名之后，萧军没有及时调整自己对萧红的态度和看法，这才导致了二萧感情的破裂。这样的解释，真近乎于居委会对夫妻不和的判词，缺少了一种深入的体察。

　　1935年，“二萧”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的重头戏，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当即震动文坛。萧红凭借自己的哀沉深重的文学主题和质朴清新的文学手法，迅速在左翼文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建立了声名。

　　此时的萧军，即便心里有些许不平衡，也属正常。昔日那个躲在自己身后，自称“悄吟”的女孩，如今一夜长大，一跃成为文坛备受瞩目的新新力量，并且在文学理想上，萧红的大写意式的创作方式，也同萧军相去甚远，她比萧军起步晚，却比萧军走得远，可谓开创了一条有萧红特色的文学道路。

　　萧红这种在文学上的飞速进步，在萧军心里，或多或少，我想都会形成一个落差。这就好像原本一个全靠丈夫养活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一个转身，竟成了一个日进斗金的富婆，女性的进步，使得家庭中那种固有的男上女下男尊女卑的关系被打破了，丈夫的权威性和自尊心受到了挑战，家庭矛盾，这便像是强压的水里的木块，一旦释放压力，它必然会慢慢浮上来。

　　“二萧”的争吵，乃至于最后的分手，原因为何，萧红曾经做出过解释，她说“问题还是老问题，就是到底为了一个考虑，还是为了更多人考虑”，言下之意，萧军要去参加抗战，那是为了更多人的考虑，萧军若是留在她身边，那就是单为一个人考虑。可走到这种结果，绝非一朝一夕，如果此矛盾一直都在，那么最终的爆发，我想还是和二萧对于这段感情的认定程度有关。

　　当初为什么能为了一个人考虑？现在为什么又不能为了一个人考虑？抗战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大环境，但在这之前，两人经历的内心挣扎，也格外引人注目。

　　1936年7月15日，鲁迅一家为萧红饯行，几天后，萧红远渡日本创作、疗养。萧红的这次为期近一年的旅行，无疑是二萧矛盾激化的产物，我们知道，在临行之前，萧红甚至有过一个短时间的离家出走，两团苦闷，仿佛两片浓雾，压在二萧各自心里，无处诉说。

　　远渡日本，是短暂的分离，也是软化矛盾的一个缓兵之计。有了空间上的距离，有了二人相对冷静的思考，“二萧”希望这次的分离，对两人恶化关系有所弥补。然而，从出发之始，萧红就展现出了对萧军的强大向心力，而萧军则像一个想要脱离轨道的小小星球，时刻准备往更自由的空间飞去。

　　在渡海途中，萧红写道：“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从东北到上海，一路都是相依相伴，乍别离，萧红的痛苦，难以复加。这种孤独之苦，思念之痛，使得萧红似乎根本无心发现日本岛的各处新奇，取而代之的是她每日纠结的相思和身体的病痛，她把这种思念付诸文字，写在纸上，用信传递到海那边的青岛，风筝飞远，线永远在手上，萧红保持着她在精神上，对于萧军的依赖。

　　这时节，自小便开始毁坏的身体，让萧红痛苦不堪，到了日本，她的这种痛有增无减，加上医疗条件的缺失，萧红根本无处医治，日后那些致命的苦病在萧红赴日期间全都显露出来，头痛、胃痛、发烧……可就这样，她还是总想着写作，希望自己能多创作点，这是她全部的骄傲和趣味所在，她怎能放弃？

　　萧军曾经这样形容过他与萧红的关系：健牛和病驴。如果是共同拉一辆车，在行程中，总要有所牺牲的，不是拖垮了病驴，就是要累死健牛！很难两全，若不然，就是牛走牛的路；驴走驴的路……

　　身体条件的不匹配，让萧军也很难捕捉体会到，身为病人的萧红的那种敏感和神经质。即便远在日本，萧红还总是不忘叮嘱安排萧军的生活，她会去命令爱人吃一个鸡蛋，买一条毛毯，换一个枕头，吃一点阿司匹林，晚上不要吃东西(可以吃一点西瓜)等等--这样温柔的“强迫”，加大了爱情的密度，压迫彼此间应有的空间。这对于已经有了厌倦情绪的萧军，无疑只能是促使他更加远离(吃鸡蛋萧军遵命了，她便很高兴)。如果当时萧红洒脱一点，轻松一点(但这几乎不可能，环境也不允许)，“二萧”的关系，大概也不会这么快恶化。

　　此时的萧军，独居青岛，过着一种单纯的、有规律的写作生活，在这期间，他写完了小说《第三代》的第二部，也写了两篇散文《邻居》和《水灵山岛》，创作成绩不可谓不丰厚。那种从繁难的两性关系中，暂时超脱出来的轻松，让萧军感到一种身心的爽适。多年以后，回忆起在青岛的那两个月的日子，萧军仍倍感怀念，摆脱了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烦扰，他找到了自由的呼吸。

　　都说距离产生美，小别胜新婚，但萧红和萧军的这段小别，却引出了萧军的一次对萧红的“不忠实”。这次点到为止的感情出轨，在现在看来，也许并不算是多大的错误(更何况出轨双方都做了急刹车)，但另一个角度看，它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二萧”关系的恶化程度。

　　那一年，萧红还远在日本。萧军在青岛度完了两个月的假，便返回上海，寄住在好友H家里，H夫人是一位美丽温柔的女性。她对萧军的照料很周到，也很赞赏萧军的男子气概。相互久了，他们产生了爱情。但恋爱的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他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对于萧军和H夫人，都不能说是没有痛苦的(此过程为萧军先生自叙)。

　　可更痛苦的是萧红。她从理智上，想要宽恕萧军，可在情感上，却很难做到，如此一来，“二萧”那原本已在毁坏的关系，雪上加霜。“二萧”一路跋涉走到这里，当然依旧有爱，可两人之间的心结，似乎已经无法解开。

　　1937年，抗战爆发，萧红与萧军都很兴奋。十月，他们一起去了武汉，和胡风、聂绀弩等人一起共办《七月》文艺月刊。当时他们是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二十一号，诗人蒋锡金家中，DM也住在这里。十二月，武汉形势恶化，应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李公朴先生的邀请，萧红和萧军、聂绀弩等人一起去山西临汾任教。

　　1938年2月，日军准备进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到乡宁。萧红和萧军在路上发上严重分歧，萧军决心留下和学校一起撤退，必要时准备和学生一起去打游击战，萧红主张仍然从事写作……二萧结合之初便有的那个究竟是“为了一个人，还是为了更多人”的矛盾，在这时，终于找到了袭击“二萧”关系的机会，长期的感情纠葛，让二萧在婚姻的道路上无法继续前行，结果，萧军留在临汾，萧红随当时丁玲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与聂绀弩、DM等人乘火车去了西安。

　　初夏，萧军由延安到西安，萧红当即向萧军提出离婚。萧军同意了。1938年4月，萧红和DM回到武汉。他们走到了一起。萧红开始了另一段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