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陶大镛教授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陶大镛教授,不幸于2010年4月18日下午,在北京安贞医院医治无效逝世，24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各界人士暨北京师范大学广大师生参加了告别仪式, 向其夫人牛平清女士及其他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我和妻子(她是陶老师首届研究生) 未能前往参加仪式, 在此表示沉痛的哀悼！

下面, 我谈几点粗浅的回忆。

我是1955年8月,考上北师大哲学研究生之后, 才认识陶老师的。当时,政治教育系有几位知名的教授, 如逻辑学的马特先生, 朱启贤先生, 哲学的石盘先生, 经济学陶大镛先生……,而以陶先生最年青, 著作最丰, 知名度最大。我本人未听过他的课，只是读过其著作<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印象最深的是，陶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作了又通俗又深入的论述。它正好帮助我对自己所学之专业课”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 加深了对学习<资本论>之重要性的认识。1956年6月学校组织了”科研活动月”， 我还聆听过他关于世界经济的学术报告他站得高，看得远，对五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 讲得很透彻， 他没有像有的学者那样， 只讲”两个阵营”,”两个市场” 这一种教条, 从而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年,陶先生同我的导师石盘先生一样,招收了五位研究生, 其中三人是我大学同学。据他们说, 先生对他们要求很严格, 又很细致。第一年的基础课<政治经济学>,陶先生不仅开列了必读原著,  强调钻研<资本论>和其它经济学原著的重要性, 还带研究生去参观北京图书馆, 具体生动的指导如何读书, 如何搜集资料。先生在课堂上, 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 要求每人认真读书, 提出自已的心得体会。可惜的是,翌年,先生得了严重眼疾, 这几位研究生只得转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班学习，未能在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三年的学业。

1957年春天, 在整风运动大鸣大放过程, 陶先生同许多专家学者, 民主党派人士一样, 诚心诚意要帮助执政党整除”三害”(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 他主要是提出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方面的意见, 提出了” 民主办校”的建议。不料那年夏天一场席卷全国”急风骤雨”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政治斗争, 陶先生就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成为震惊全国的”六六六” 事件中一位显要人物(即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市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座谈会, 会上发言的有六位著名教授, 其中有费孝通, 钱伟长, 曾招伦,黄药眠和陶大镛等先生)。顺带说, 他的一位研究生, 在鸣放阶段从人大回北师大看大字报, 返人大后, 因在小组会上发言, 介绍陶先生”民主办校”的观点, 后来也错划为”右派” 。随着斗争愈来愈扩大化, 我的导师石盘教授在”向党交心”中谈的一些意见与想法, 也被打成”极右分子”,并送劳动教养。我们五个研究生也只好转入研究班, 跟一位苏联专家学习, 在1958年7月结束了学业。

同年8月我留北师大任教, 与陶老师同在政教系工作。虽不在同一教研室, 然经常在一起开会劳动等等。看到陶先生实际上被剥夺了教学科研的权利, 剥夺了话语权。听同事说, 系里让他搞经济思想史。但他一如既往,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 仍执着于<资本论>和世界经济的研究。随着我自已思想逐渐成熟 , 以及对自已导师石盘先生和本系陶大镛先生等诸位前辈言行的 “反思”, 我从内心深处,认为他们并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 而是有独立见解,很有思想,很有学问的专家学者。

在”文革” 大风暴袭来之际, 连我这个小小”讲师”,也被当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义分子”(因在政教系63级同学学习<矛盾论>课堂讨论小结中, 表示同意”对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的观点。尽管当时出于”自我保护” 的本能, 声言要作具体分析, 如整体与部分, 普遍与特殊……)在全校大会上”陪斗”。我的导师石先生在”818”（ 天安门前第一次检阅全国来的红卫兵）头一天傍晚,跳楼身亡, 以表示抗议”造反派” 对他的逼害。陶先生等”反动学术权威” 和一些校领导是”大黑帮”, 关进校级劳改队,监督劳动,而部分中层领导和我们一些中青年教师,则分别进了系级劳改队或集训队,进行集中劳动。1967年夏, 在北师大”革委会”成立前夕, ”红卫兵” 忙着”大串连”时, 我们这些中青年教师宣布”自我解放”,许多人作了”逍遥派” 。, 而陶先生等著名教授和所谓”走资派”,因”问题严重”, 仍要继续强制”劳动改造” 。”工军宣队”进校后, 不仅情况未改善, 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 时, 又有一些人,如政教系的马特先生,朱启贤先生, 因不堪逼害, 先后自杀身亡,。政教系的著名教授中,仅有陶先生顶住各种压力与打击, 硬是活了下来。小小的北师大政教系,就演出了一幕幕黑白颠倒的人间惨剧啊！

1976年秋天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夏,全国进行了”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接着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邓小平领导下,全国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拨乱反正。在胡耀邦等人主持下, 各级党委对错划右派问题及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平反”。陶先生的莫须有的冤案, 得到彻底解决。1979年, 北师大成立了哲学系,经济学系等, 陶先生出任首届经济学系系主任。在百废待兴的日日夜夜, 他竭尽全力为学系师资队伍的人才选拔, 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计划,全系的科研计规划……都作了安排部署。他是民盟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人, 又担任了多届政协与人大常委的职务, 这些繁忙的社会政治活动, 也花费了不少时间。

八十年代初, 陶先生已年过花甲,热爱祖国和人民, 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他,青春涣发, 精力充沛, 不分昼夜工作。在八十至九十年代, 陶先生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许多著作,涉及经济学的许多学科。他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的奠基人,  又是我国研究 <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权威,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中，都有创造性的建树。还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教育,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八十年代头几年, 我的宿舍离先生寓所很近，有幸同他交往接触较多, 经常在晚饭后陪先生散步,向他请教了不少理论问题与做学问方法, 得益匪浅。陶先生知道我参加了真理标准讨论会和北京地区进一步解放思想理论座谈会, 对我十分关切, 鼓励我要勇敢继续前进, 又要实事求是, 认真研究问题。得知我与一位友人在1977--79年重新学习<资本论>,并发表多篇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论文, 又准备出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小册子时, 他十分高兴。其时,他在全国各地一些学术讨论会上, 发表了”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重要报告,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当我向先生请教如何评价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些观点时, 他毫无保留给我讲解”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快速增长及停滞腐朽同时并存”这个理论观点, 又把湖南人民出版社两次出版的论著送给我学习。我出版第一本小册子有关论述, 是受先生启发的。

我准备给自已指导的硕士生,开设”<资本论>的逻辑” 这个专题, 向先生请教 。他强调要从原著上下硬功夫, 还介绍我读他两篇早期文章:< 我怎样读资本论的？>(1940年秋) 与<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1949年9月27日) 。先生说,当时年轻, 敢想敢说, 现在看来, 基本观点是站得住的。为了帮助我深入研究<资本论>,先生把他主编并内部出版的”<资本论>研究资料”,要经济学系全部送给我。针对有的人不懂哲学, 对<资本论>的方法论不甚了了, 或者断章取义, 或者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先生说,资本论是整体艺术, 其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你是研究这个方向的, 希望你在思想史上下功夫, 同时要处理好客观规律与逻辑推演的关系(即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关系) 。先生认为, 中国辩证法思想非常丰富,鼓励我是否可着重研究中国辩证法思想史, 更好丰富充实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因多种原因, 待到 我调来华南师大哲学研究所后,才给逻辑学专业硕士生开设” <资本论>的逻辑”; 虽然出版过<唯物辩证法史话>(1986年)一书, 但说来惭愧, 由于自已中国哲学史基础不牢, 没有达到先生的厚望, 未能在中国辨证法史的学术研究上作出贡献。

由于我的家庭困难的缘故,1984年下半年, 我要求调动工作, 回华南师大工作。其时,哲学系与有关校领导不同意。陶先生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后, 主动向有关领导说明, 加上其他师友帮助, 我终于在1985年初,偕妻子调到华南师大任教。在广州工作, 时空的阻隔,同先生见面机会少了。但每次出差, 我总尽可能去北师大拜访陶老师。每次, 他总是饶有兴趣询问广州和广东的经济政治与教育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先生最关注改革开放中的民生问题. 社会风气问题,教育问题以及某些官员腐败问题。对于广东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他也十分注意。对我主编过广东哲学学会学术刊物<现代哲学>,先生多次嘱咐说, 刊物来之不易,要坚守学术阵地。

有一次先生拿出香港某杂志, 问我看过没有？他指着一篇文章风趣地说, 有人针对先生对内地搞市场经济有某些保留, 骂他是” 顽固的教条主义者”是”极左派”！ 他问我像不像？先生说,历史好像总爱开玩笑, 解放前1945年冬到1946年初,他与彭迪先,李相符“三个教授”一起,在重庆声援昆明学生运动(一二. 一惨案),被国民党政府骂为”左派”, 遭特务逼害。解放后,1957年又飞来横祸, 被康生之流整为”右派”, 二十几年实际上中没有话语权, 在学术著作公开出版方面是空白！你看我是右派还是左派？说后开怀大笑！陶先生补充说,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笃信马克思主义, 其他什么派都不是。 

陶先生对我与我的妻子十分关怀爱护, 令我们永志不忘！

80年代后出版的许多著作和最珍贵的<陶大镛文集>两卷本以及<陶大镛文集(世界经济卷)>,都亲自签名送给我们。2002年9月, 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 我又去探望他，先生又送给我们<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纲>(北师大教授文库. 陶大镛卷。著于解放前夕, 内容均在香港公开发表过) 。

睹书思人, 陶大镛教授千古！

[余少波写于2010/4/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