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众生相——Ｋ教授的故事

德国众生相——Ｋ教授的故事 　　　　　　　　　　　　　　　　　　　　　　　　　　　　·汪晶晶·

　　说起来也算是无巧不成书，我刚提笔写下Ｋ教授的故事几个字就猛然想起，我自己的导师其实也姓Ｋ，而我现在想写的，却是我丈夫的导师，与我本人并无太多关系的另一位Ｋ教授。这便让我不得不先在心底谴责自己一声不恭。

　　假如单论容貌或其他外在的诸多特征的话，我不写我自己的导师，却要跑去写丈夫的导师，简直是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我的导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图书馆学专业那名唯一能授博士学位的教授，身材挺拔，高大，绝对在一米八以上。

　　因为提到身高，我想先写几句题外的话。

　　几天前我收到朋友传给我的一篇散文。朋友自己的身高据称是一米七六。通过对诸多史料的归纳，应证和分析，朋友相当有把握地写道，毛泽东的身高应该是一米七二。这一数字让我大吃一惊。我竟一直以为毛泽东的身高在一米八以上！可见一定程度精神上的威慑和虚幻是完全可能带来感官上巨大误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本来想写我的导师身高至少一米九。想到自己对毛泽东身高的误估，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写一米八为好。

　　且说我的导师，不仅个子高高瘦瘦，一头浓密的深棕发，还有一双修长的腿，容貌更是绝对称得上美丽。我头一次见他，出生于一九二五年Ｋ教授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还神采奕奕的。年轻的时候不用说，一定属于那种让女孩子一见就怦然心动，夜不能寐的美男子。我们上导师家吃饭，他的夫人曾当着两位男同学的面准确地回忆，导师当年第一次亲吻她是在柏林工业大学图书馆书库的一个角落，随后还相当幸福地闭了几秒钟眼。

　　（在一九七五年到图书馆学专业来任教之前，我的导师曾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五年在著名的柏林工业大学图书馆担任过十三年馆长。这一点曾引起过我极大的敬意——至少，在我束发就学的图书馆学系，找不出任何一位当过十三年图书馆长的教授。对那些从来没有亲手管理过一家图书馆的人用马谡那种纸上谈兵的方式教授的图书馆学，说句带点冒犯的实话，我一直心存疑窦。）

　　我的导师，身材伟岸的Ｋ教授，每天都是西装革履，上装和下装的质地，色彩一样，每日的样式却各不相同，衬衣和领带的颜色也都经过精心挑选。上衣左边上面的口袋里总会一丝不苟地露出手绢的一角。总之，连续上两个星期课，你绝对看不到他的衣着竟会重复。

　　（回想起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高个子Ｋ教授那一口牙。那牙不光不齐，还又黑又黄，看上去五彩缤纷的。德国的牙医多于牛毛，在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赤胆忠心地捍卫着老百姓的牙。德国十来岁的孩子中有为数相当多的一部分，一开口就让人看到被一张铁丝网紧紧箍住的一片完全失去了自由的牙。我头一次见完他老人家就不免私下嘀咕，在德国这片土地上，就是存心想把牙长成那样，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而丈夫的导师，我现在想写的另一位Ｋ教授，和我的导师相比则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极端。

　　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头一次见到这另一位Ｋ教授的时候，要不是丈夫专门向我介绍这就是他的导师，我简直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竟会是德国大学的一位教授。丈夫的身高一米七一已属半残废，Ｋ教授却比丈夫还矮，在我的目测中绝对不会超过一米六八。Ｋ教授头发稀少，头皮中心几乎全无。鹰视狼顾般的五官让人想起司马懿，容貌当然离着赏心悦目甚远。他能给人留下的第一个稍微正面一点的印象，很显然只剩下精力充沛和生气勃勃了。生化系在自然科学二号楼的四楼，只要电梯不在一楼因而需要按完按钮之后稍等几分钟，Ｋ教授便拔腿就走，四层楼梯竟一路小跑而上，足见其腿力之好。而真论起年龄，丈夫的这位生于一九二七年的Ｋ教授一点也不比我的高个子的Ｋ教授年轻多少。

　　小个子的Ｋ教授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不穿皮鞋，穿的是在猎人用品专卖店买的猎装和越野鞋（并不比知名品牌的西服和皮鞋便宜），胳膊和腿上布满鼓鼓囊囊的口袋。假如你在那口袋里摸一下，里面秩序井然地放着各种工具。

　　因为在这样一位教授身边就学，丈夫当年用党和人民颁发的“置装费”购买的那一系列昂贵的西服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１９８６年ＤＡＡＤ头一次发飞机票回国探亲，丈夫就把那一系列昂贵的西服慷慨地赠送给某位正努力钻研一元一次方程想考过初中文凭并对西服颇好奇的兵团战友了。

　　丈夫后来和小个子的Ｋ教授关系极好，好得像自己的家人。但最初在Ｋ教授身边求学的生活却是相当戏剧化的。这得从丈夫走过的那一条曲折坎坷的生活之路谈起。

　　丈夫是在省委大院里长大的。大多数像我这样普通老百姓家不明真相的孩子，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省委大院那四个字本身，就象征着来历不明的荣华富贵。只有接近了那块地方，并能稍微仔细地探索一番之后，你才会发现，共产党那只庞大的革命队伍中其实有着一大批饱受欺凌备遭践踏的人。在共产党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年代，他们差一点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献上祭坛。而当共产党终于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候，他们却被无缘无故地“圈禁”。

　　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就是这样一位不幸的老共产党员。

　　丈夫的祖父本是农村的中医，假如不是抗日战争，我的公公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是会老老实实地当一辈子教师的（中国汉族人群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宗教，但却有着浓厚的宗教情怀的社会，老百姓心目中代代相传地供奉着天地君亲师。所以即使是在乡间，教师也一直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教师这一职业，特别是乡间的教师，变得悲惨起来，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事。九十年代中期教育产业化之后，城市中的教师富足了一些，但离着传统文化中为人师表应有的那种崇高却仍然相距甚远）。后来丈夫一家人对日本人一直怀有无法化解的深仇大恨我完全能理解。１９３７年国难当头的时候，我的公公时年十六岁，带着比他年幼一岁的弟弟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加入共产党。弟弟刚当到连长就不幸光荣牺牲在太行山上。丈夫从童年时代就知道帮着父亲骗奶奶，说叔叔被党和人民派到了海南岛，因为祖国的宝岛台湾还没解放，蒋介石卖国集团还时刻梦想着反攻大陆，所以叔叔不能回来。那份鲜红的革命烈属证是在祖母去世之后才敢挂出来的。

　　我公公打起仗来有勇有谋，十九岁当上县大队长，二十岁当上县长和县委书记。且说我公公下面有个县委委员，读过几年书，但是不会打仗，连马都不会骑，只能在机关呆着，分管组织工作。那人不会打仗，却特别喜欢好枪。每次我公公打完仗，他就人前人后地巴结我公公，想让我公公送他一只好枪。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前后的一次战斗中，我公公缴获了一支德国造（令我十分惭愧的是，我在德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这被简称为“德国造”的具体究竟是一只什么枪，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搞清楚。多年前我曾试着询问过，公公答非所问地告诉我说，那是要有相当级别的日本军人才有的枪）。那枪造得极精致，口径又小，可以随身带。那人极想要那枪，巴结我公公一口气巴结了十几天，但那枪最后却不幸被军分区领导的警卫员要走。这位不会打仗却极喜欢枪的县委委员于是怀恨在心，回机关后在我公公的档案里加了一张纸，说我公公某一次被日本人被捕时曾有过变节行为。

　　那个年代有文化的人不多，常年在枪林弹雨中奔波的人大多不会意识到档案的存在，特别不会想到共产党黑幕组织系统下那种阴森森的档案有朝一日竟会惊人地重要。

　　一九四九年进城，和我公公同时参加革命的人，个个都比我公公的级别高好多。后来当了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是我公公同乡，比我公公大四岁，早三年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不过比我公公高一级而已。而我公公却只当了个处长，属第十三级（是共产党行政级别中待遇最低的一级，那之下的级别则基本没有意义）。级别低点，有吃有喝，也就算了，我公公并没去找谁叫苦。没想到组织部反倒来找他，让他交待被捕，当叛徒的事。我公公倒是在抗战接近尾声时在和县大队的几个战友们一起完成某项侦查任务时被日本人和一大群乡亲们一起关押过。由于并没有暴露身份，又在很短暂的时间中和战友们一起逃出，组织早已作结论。他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交代！组织部只好自己内查外调我公公的其他可能存在的（却其实是无中生有的）所谓变节行为，却没法定案。也就是说，组织上既没法证明他老人家是叛徒，也没法证明他不是（按照伟大的波普尔创造的雅致的表达方式说，是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最后，组织部在我公公的档案里留下的结论是，慎用，不予提级！

　　我写这几句题外的话并不是想记录我公公的苦难，我想记录的只是我丈夫的苦难而已。我公公是个极为质朴厚道因而也谈得上愚昧的人。他一直到离开人世还在真心地热爱着这个党，这个对自己营垒中的一大部分人比真正的敌人还要凶狠残暴百倍的党（早几年国内流行过一个颇发人深省的新词，叫做邪教。我那时就曾忍不住地惊讶，汉语中的这个邪字真是发人深省，妙不可言，完全无法通过翻译而与西人分享！发明并使用这个词的和被这个词形容的，这两者究竟谁比谁更邪呀？德国曾有好事的当代史研究者试图比较斯大林的极权和希特勒的极权的异同。其中得出的结论之一便是斯大林的极权在对待同一营垒的人的凶残上远远超过希特勒的极权）。

　　公公在自己家告诉自己所有的孩子自己不但不是叛徒，还是难能可贵的抗日英雄。但这些对孩子们来说却无济于事。从文化革命一开始组织部的档案被公开丈夫就成了叛徒的儿子。省委大院里不管是批谁，准有我公公这只死老虎陪斗。斗黑帮有可能斗错，但斗叛徒却永远有理。后来到了内蒙兵团，丈夫所有的表现都堪称英雄模范。他一天脱坯三千六百块，一天挖渠二十八方六，印在兵团战报上，刻在战友的心目中，连劳改农场最身强力壮的犯人都干不过他。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全连战友都是基干民兵，基辛格到北京时人手一枪。他是叛徒的儿子，不能发枪。战友们拿着枪走了，他一人在刺骨的寒风中呆站着。再后来整团建团，全连战友只要适龄就能入团，他是叛徒的儿子，不能入。

　　就这样行尸走肉般地在兵团混着，一晃几年就过去了。多亏（我曾在其他地方写过）他有一个伟大的妈妈，跑到连部住着不走，死磨活磨，才算把他病转回城。

　　回城当了几年临时工，生活仍然苦闷极了。工农兵学员早已开始上学，省委大院一群群的孩子，聪明的，傻的，优秀的，平庸的，都成了大学生。丈夫却既上不了学也读不了书，甚至没有任何一丁点可能性能做任何一丁点自己认为有趣的事。

　　终于有一天，丈夫偶然听到统战工作小组的党和人民向港澳台同胞辟谣，说是我们敬爱的宋庆龄同志一直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努力奋斗，并没有和别人结婚。丈夫一下觉得柳暗花明，眼前露出一丝阳光。想到自己现在剩下的几乎唯一的几个优点是性别男，年轻和未婚，丈夫抓紧时间，瞒着家人，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想和敬爱的宋庆龄同志结婚。丈夫字字血声声泪地叙述了自己的悲惨生活之后写道，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女性中，我只听说您一人独身，您是我最后最后的一线希望，请千万千万不要拒绝我……。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丈夫慢慢地重归于失望。

　　有一天，丈夫不在家，一辆中央派来的小车越过省革委会直接停在丈夫家门口。丈夫的二哥碰巧在家，一看来者手中拿着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的宋庆龄副主席办公室是后来才看清的）几个字的牛皮纸信封，脸都吓白了。来者起初以为那封求婚信是我公公所写，后来仔细地察看了户口，才发现写此信的人只有二十二岁，而且竟根本没有任何工作单位。那人气呼呼地把那牛皮纸信封仍在桌上，指着丈夫二哥的鼻子警告了老半天才离开……。  　　很多年后，国内出现了描写从兵团和农村回城的知青悲惨生活的电视剧，丈夫每次都看得泪光闪闪。他说，那段耻辱非人的生活，无论怎么写都不过分；每一点每一滴我都信！

　　好容易盼到革命暂停，高考恢复。丈夫的厄运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

　　在想娶宋庆龄不成之后，丈夫想方设法混到一所晚上上课的七二一大学去旁听，几年间已经把中学理科的课程自学了一遍。省委大院的人知道丈夫爱学习，在高考恢复后就都把应届高中毕业的孩子送到丈夫家来辅导。因为人太多，丈夫就自己编了一组题，做得出来的他才辅导。一九七七年冬天的那一次高考，凡是丈夫辅导过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但丈夫自己却没考上。那些曾经央求丈夫辅导的家长们开始在背后嘲笑丈夫。

　　幸好招生办的领导就住在省委大院，很快有消息传来，丈夫的考分远远超过教育部直属重点，也就是所谓一类学校的录取分数。没考上是因为他是叛徒的儿子。

　　不知道这事倒也算了，知道了这事，丈夫被彻底地击懵了。他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听。两天之后，丈夫起床，买了一丈不要布票的白纱布和一桶汽油，决定到天安门广场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张无比慈祥的画像下自焚。

　　也就在那个生死攸关的伟大时刻，一位丈夫辅导过的孩子带着水果点心来谢他。那孩子是丈夫辅导过的孩子中比较差的一个，差点没考上，后来被省里的三类学校农大录取了。那孩子进了农大后跟辅导员提起丈夫。他说，辅导过我的那个人自己倒没考上，他的分数很高，可惜父亲是叛徒。没想到辅导员自己就是招生小组的，他让那孩子转告丈夫，赶快振作起来，准备半年，七八级填志愿第一志愿就填农大，农大一定录取他，不管他父亲是叛徒是内奸还是工贼！

　　就这样，一个学期之后，丈夫如愿以偿地进了农大。他是唯一一名第一志愿填农大的学生，别的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都在哭，只有他在由衷地笑。

　　丈夫从农大毕业并考上出国研究生的那一年，组织部找我公公谈话，让他即日起以正厅级待遇开始重新工作，并按党内数学家们拟定的某个公式补发了一大笔工资。我的公公这才知道，原来当年那个要枪不成便在档案中诬陷别人的人终于得了癌症，他误以为这是自己做了坏事老天爷要惩罚，便向组织部坦白交待了他因为一支枪而对我公公的陷害（而很显然癌症和做坏事并无直接关系，那人坦白之后还是一点没耽搁地去见了阎王）。我公公遭陷害时二十三，平反时六十一（而如果此人没得癌症而竟像我们副统帅当年盼望的那样身体永远健康呢？）。

　　丈夫对父亲的“平反”已经毫无兴趣，他这辈子反正只能接着学农！

　　我在前面曾说过，老师这个职业变得悲惨起来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事。而同样，农学这个专业变得悲惨起来实际上也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事。为此，我忍不住又想写几句题外的话。

　　我父亲有一位同学，同乡，挚友，王正仪教授，是中国，也是世界数一数二杰出的寄生虫病（热带病）专家。父亲戏称他为王钩虫，我们则管他叫王伯伯。

　　生于一九一零年，比父亲年长三岁的王伯伯是一个极能读书的人，做起学问来目不斜视。在海外呆的那八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七，他不仅拿了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居然还拿过一个和他的专业毫无关联（王伯伯自己并不这么认为）的神学博士。在美国，在王伯伯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王伯伯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的中期就成名了。王伯伯为研究钩虫病曾冒着自己染病的危险深入到中国南方的西双版纳，还专门去过印度和尼泊尔。

　　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西方的钩虫病学者主要应用的是一位名叫Ｗｅｌｌｓ的美国人的研究成果。这位Ｗｅｌｌｓ用巴比妥麻醉了狗，然后观察狗十二指肠中寄生的钩虫的整个吸血过程。经他测定，每条钩虫每昼夜，也就是每二十四小时，的吸血量大约在０，８０毫升左右。王伯伯当时虽然没有在狗的身上做实验（很久很久以后，大约是一九六二年前后，王伯伯终于在国内做了狗实验。实验结果一九六六年大约是三月登在美国寄生虫病杂志上，其数据一直到今天都有西方学者引用），但是他亲手检查，诊断并治疗了任何一位西方寄生虫学者不可能达到的，数量十分惊人的钩虫病患者。王伯伯发现，钩虫病患者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内能从体内排出一百到二百条钩虫。如果按Ｗｅｌｌｓ的公式套用，每条钩虫每二十四小时的吸血量０，８０毫升来计算，这些患者早就因过量失血而死亡。而事实上临床的钩虫病患者因单纯性贫血而致死的却极少见。

　　王伯伯不盲目崇拜权威，他大胆地在文章中提出，狗十二指肠中寄生的钩虫和人十二指肠中寄生的钩虫至少在吸血量上是应该有差异的，并对西方寄生虫学者将Ｗｅｌｌｓ对狗钩虫的研究成果盲目地用于人提出了质疑。

　　王伯伯的文章石破天惊，整个西方的寄生虫学界都被震撼……。

　　王伯伯没有孩子，父亲活着的时候常用王伯伯作光辉榜样勉励我们兄妹，还让我将来毕业后有闲暇给王伯伯作个传。我一直到今天都没完成这份嘱托。但我却和王伯伯畅谈过多次。王伯伯曾详细地告诉过我他的父亲，母亲，家庭，婚姻，以及他在学术上的兴趣和成果，甚至把他重要的论文和荣誉都复印给我。

　　王伯伯一九一零年六月二日生于湖北大梧，家道殷实，父亲是一名种植白木耳极为成功的农民兼商人，人称银耳大王。王伯伯和父亲是中学时代的同学。父亲的家离着省城只有一箭之遥，但父亲却是在乡间上了九年私塾后十四岁才到省城上中学的。王伯伯虽然也是二十年代初期才到省城读书，却比父亲洋气。因为父母的开明，王伯伯在接受之乎也者的的传统教育之时就开始学习西式学校的知识。后来一直到晚年，王伯伯对父母从发蒙时就允许他看西式学校的书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激。

　　王伯伯说，中国的农学（也包括和农学相联的农村这一地域和农民这一职业）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变得悲惨起来的。中国土地上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兴建的新学堂仿照的是西方的教育体系，接受的也是西方的教育思想。东方和西方文化最本质的差异就在对于生命珍视的程度上。所有和生命直接相关的专业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都是最重要，历史最悠久，学制最长，因而最难毕业的专业，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在科学体系中也完全同等重要，不管你研究的是白木耳，是钩虫，还是人。父亲和王伯伯当年同时都对生命现象产生强烈兴趣。一九二九年王伯伯考上四年制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三年后父亲考上七年制的齐鲁大学医学院。据王伯伯回忆，那个年代，不管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似乎都没有人歧视农学。王伯伯毕业了，父亲才刚刚开始学医。王伯伯思索将来选择农学的哪一个领域。父亲则认为所有生命现象中，最有趣，最最有趣的是人自己。父亲还开玩笑，说他自己对我祖父的矿井毫无兴趣，让王伯伯也不要老惦记他父亲的那点儿白木耳。王伯伯便决定接着学医，很快以优异成绩考进中国最著名，学制最长，八年制的北京协和。

　　一九八五年我回国探亲时去看王伯伯，王伯伯十分详细地询问我德国大学的情况包括我选的课程。王伯伯说他一直想学德语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他让我帮他找用英语写的德语语法的书。而那一年，王伯伯已经七十五岁。和王伯伯聊天时我问起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在我还在上大学的什么时候，生物学领域中就有人盛传，中国不久会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获奖者据说将是党和人民直接领导的一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科研小组。我母亲的某位距离很近的老同学恰好很荣幸地是那牛胰岛素研究小组组长的外甥女，大家为此都很兴奋。

　　王伯伯听到诺贝尔奖几个字笑了，随后就给我讲起了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王伯伯在Ｍｉｃｈｉｇａｎ工作的时候，同事中有一个年龄比王伯伯小资历却和王伯伯相当的人名叫　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对王伯伯极好。王伯伯到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上车站接他，又亲自帮他找房子。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是个犹太家庭的孩子，父母自己的工作和科学毫无关联，却全力以赴让孩子受到了最好最好的，从而能最终走入科学殿堂的教育（没有自己祖国的犹太家长和一大批在祖国之外生活，实际也就等于没有祖国的中国家长们，在这一点上十分十分相似）。王伯伯后来搞钩虫出了名，四处都有地方资助他。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最初搞细菌，后来则跟着导师搞流感病毒，常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事业心极强，时时渴望着出人头地，和其他美国同事关系并不融洽，却和王伯伯十分亲密。有一次聊起专业上的事，王伯伯说，他原来选寄生虫是缘于自己在中国乡村的生活体验，觉得寄生虫对人类十分可恶。但现在，王伯伯觉得对人类的未来而言，病毒似乎更可恶。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说，他本人倒没有直接的生活体验，他想搞病毒是本能地觉得搞病毒能出成果。但现在看起来病毒远不如细菌和寄生虫成熟，实验室条件极差，基金会和药厂又不肯给钱。倒不如当初去当军医，现在倒可能成就了一番事业。王伯伯对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说，他刚毕业时，朋友也曾劝他搞临床，搞外科。中国正值战乱，一个外科医生赚的钱比一个研究钩虫的书呆子多十倍。但王伯伯认为，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ｎ　ｌｉｆｅ　ｔｈａｎ　ｍｏｎｅｙ！

　　没想到王伯伯的这句话引起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强烈共鸣，他决定钱少也接着搞病毒。

　　后来，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起，终于结束了。王伯伯决定回国。王伯伯一生都和政治毫无关联，也从未想去爱国。他回国只是基于一个十分十分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所有我们这个星球上能有的寄生虫种类和寄生虫病的病种，中国几乎都有！

　　王伯伯没想到的是，他刚一回国，那位搞病毒的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时来运转。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己是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逝世前留下遗愿，希望有关方面讨论拨专款研究小儿麻痹症病毒的事宜。很快，一项项提案顺利通过了。美国那些原来生活得紧巴巴的病毒学者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一九四七年，这位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到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大学工作，专门从事小儿脊髓灰白质炎病毒的研究。几年之后，疫苗研制成功，并很快用于临床。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一夜之间成了名，一下走进了美国的医学史和科学史（美国有没有此人的邮票王伯伯不清楚，但王伯伯说有一大批路，桥，学校和研究所都以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命名）。

　　王伯伯当年启发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的那句话，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ｎ　ｌｉｆｅ　ｔｈａｎ　ｍｏｎｅｙ，最后在历史中变成了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自己的名言。

　　我问王伯伯，Ｊｏｎａｓ　Ｓａｌｋ研制小儿脊髓灰白质炎疫苗成功从而成名的时候，你在干什么。王伯伯说，那是一九五五年，我正奉命在学俄语，后来不久就开始反右了……。我问王伯伯，你估计中国什么时候能得到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王伯伯说，快了！等到孩子们不光是为了有用，更因为有趣，不光是为自己生活得好，更为他人生活得好才读书学习的时候，就快了。

　　要是和导弹原子弹那些惊天动地的东西相比，王伯伯研究的钩虫离着中华振兴，大国崛起，四个现代化等宏伟目标简直遥不可及。所以王伯伯后半辈子在国内度过的学术生涯寂寞冷清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王伯伯的“名气”甚至无法和那些学历，资历，成就远不及他，却因为搞临床而能直接参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保健的医界同行们相比。不过王伯伯却一直活得充实，活得安详。父亲只活了七十九，王伯伯却活了九十五，应了仁者寿的古训。

　　好了，闲话少说，还是回过头来说丈夫和Ｋ教授之间的故事！

　　我和丈夫认识时我们两个城市相隔四百公里。创作两地书诚然是文学史上的美谈，但我俩却没有那末多深思熟虑的时间。最便捷的聊天方式是打电话。我住的海夫塔女生宿舍属于神学院。神学重地是个清心寡欲的所在。整个宿舍楼只有一个外线电话的总机，各个单人和双人房间的女孩子严禁自己另装外线电话，有钱也不行。我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每周换十至十五马克左右的硬币，找一个僻静的公共电话亭谈情说爱。钱用完就死心塌地地回屋看书。丈夫住的八人集体户虽然比海夫塔神学院简陋，却有外线电话。电话每月的基本费十六马克每人正好出两马克。每次通话都有计时器，到月底，各人交各人的通话费。

　　认识我的第一个月丈夫交了三百马克的通话费。第二个月升到四百马克。第三个月竟要交六百马克！后来要交多少他干脆不说了。

　　丈夫拿的是ＤＡＡＤ的奖学金，每月收到的钱从表面看比我收到的钱多一倍还多。但是这笔钱中只有六百五十马克是属于丈夫的，换句话说，一丁点也不比我能支配的钱多。剩下的钱，丈夫必须每三个月和大使馆教育处结算一次后退还给使馆。认识我之前，每次结算丈夫总是二话不说，老老实实地交钱。和我打了几个月电话之后，丈夫入不敷出，无法还钱，只好先装出一幅很忙的样子不理大使馆。没想到大使馆竟派会计来找他。丈夫躲在实验室不回宿舍。会计在宿舍等了几乎一整天，见丈夫没回来，第二天一早便找到学校的生化楼。

　　这一下可糟了，正碰上小个子Ｋ教授！

　　Ｋ教授的父母是南德山区十分勤奋的葡萄酒商人，在家乡有两座山头的葡萄园。他自己是独子，从小在葡萄树下玩，爱上了植物。以后长大了就成了德国二十世纪前半叶最著名的植物学家瓦尔特（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Ｋａｒｌ　Ｗａｌｔｅｒ　１８９８－１９８９）的学生。Ｋ教授心地单纯，为人正派。但是因为从小是独子，为人处事上不会忍让，脾气急躁，在校系两处都是出了名的群众关系不好的教授。而在学校，Ｋ教授的表现还算是好的。出了校门他更是逮着谁和谁吵。在警察局报案，Ｋ教授说，警察记，有一句话记得不地道他就坚决不签名，让警察重写。在Ｈｏｔｅｌ　ｃｈｅｃｋ　ｉｎ，电话铃响，接待他的人刚想接，电话就被Ｋ教授按住，让人必须先把他的事项处理完再接与他的事项无关的电话。

　　且说大使馆的会计堵住了丈夫。丈夫面红耳赤地向会计保证下一次结算一定一起还清。不料，会计党性极强，不屈不挠，非让丈夫本次账目本次结清不可。不付清，他便不走！两人说话的声音惊动了Ｋ教授。

　　Ｋ教授当下沉着脸，把丈夫和会计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询问丈夫出了什么事。

　　丈夫犹豫着，想起党和人民颁布的纪律，没敢吱声。Ｋ教授比丈夫更倔，说不明白，谁也别走！丈夫只好结结巴巴地把大使馆每三个月要收一次奖学金，自己这三个月因电话费过高一时没法交钱的事告诉了Ｋ教授。

　　Ｋ教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德国ＤＡＡＤ基金会发给中国学生的奖学金，中国政府居然要收一部分回去！

　　Ｋ教授让丈夫和会计在他办公室稍候，他立即和ＤＡＡＤ波恩主管中国留学生的Ｎ先生通了一个电话。

　　Ｎ从一九七九年起就主管中国事务，到中国去的次数超过了德国驻中国的外交官，早就是个中国通了！Ｎ告诉Ｋ教授，丈夫说的完全属实，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一条不公开的政策，针对的是所有公费留学生，并非丈夫一人。像我这样的政府奖学金生，手中拿着每月八百五十马克奖学金的证明（奖学金如低于八百五十马克德国大学拒绝注册），每月实际所得只有六百五十马克，Ｎ先生也一本全知。Ｎ是个典型的德国人，一向崇尚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国政府当然比德国人更了解中国学生。既是中国学生自己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他作为一个局外人有何必要去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心呢！Ｎ先生接下来警告Ｋ教授，千万不要为此事和中国大使馆派来的会计发生任何争执，那样的话，将只会负面地影响他的学生！

　　挂了电话，Ｋ教授独自在办公室思考了片刻。

　　Ｋ教授的专业是植物生态学，这最初本是一个以描述，记录和比较为主要任务的专业，但Ｋ教授自己却是一个抽象思维能力极强的人。Ｋ教授的小提琴拉得极好，出神入化，上中学时考上过斯图加特著名的Ｆｉｓｃｈｅｒ　Ｃｈｏｒ（是德国一流的合唱团，拥有自己的乐队）。后来他自己执意要上大学才最终没从事音乐专业。在生物化学系，Ｋ教授还是一名数学造诣极高的教授，在整个德国的植物生态学领域他是第一个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方法的。用他发达的数学头脑把丈夫交钱的事从头到尾仔细地思索了一遍，Ｋ教授很快理出了头绪，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打开办公室的门，让会计和丈夫都进来。

　　大使馆的会计本是外语学院德语专业的高材生。是因为暂时到大使馆来工作之后才变成“会计”的。在大使馆当会计并不需要什么财会方面的专业知识，需要的首先是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会计本人，每月工资五十八元，由外交部在国内保留。在德国土地上，他经手的款项虽然成千上万，属于自己的零用钱却只有一百五十马克。对他而言，留学生必须把多余的钱交还给国家，本是一件完完全全天经地义的事！

　　Ｋ教授发现自己完全能和中国大使馆的“会计”用德语交流，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缓慢而清晰地用德语告诉大使馆的会计，丈夫从ＤＡＡＤ处领到的奖学金中有五百马克属于ＤＡＡＤ给丈夫使用的科研经费。这笔钱，丈夫不得自行支配，必须交给研究所统一调拨，换句话说，得交给他本人保管。这样一来，大使馆实际每月只能从丈夫处收回三百三十马克。而已经过去的这一年，丈夫应该交还大使馆三千九百六十马克。而实际上，大使馆已经从丈夫处扣走九千九百六十马克。换句话说，大使馆应该退还给丈夫六千马克。这一笔钱，小个子Ｋ教授建议大使馆在未来的每三个月应收的款项中扣除……。

　　经过这番“计算”，丈夫不仅不“欠”大使馆的任何钱，大使馆反倒“欠”丈夫的钱。

　　会计听完小个子Ｋ教授的话十分生气。假如是丈夫自己给会计算这么一笔“反动”的帐，会计一定会毫不客气地代表党和人民教育丈夫一顿，让他好好想想后果。然而这一笔越算越糊涂的帐却是德国教授算的，而且还事先和ＤＡＡＤ的领导通了电话，那情况当然不一样了。会计脸上的表情立即变得和蔼可亲起来——中国驻外机构的那些工作人员对本是同根生的中国同胞再怎么凶神恶煞，在德国教授面前却还是谦恭有礼，不失泱泱大国之风范的！这也是党和人民从毛泽东时代起就一直倡导的作风——会计用娴熟的德语告诉小个子Ｋ教授，从即日起将采用他的“科学算法”，大使馆所“欠”丈夫的款项，将在未来这一年中“还清”……。

　　Ｋ教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丈夫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教授，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大学毕业的时候，丈夫最心驰神往的专业是遗传学。教育部分到他所在的农学系的唯一一名出国研究生的名额是分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的植物遗传学专业，那里曾培养过植物遗传学领域里的传奇人物Ｂａｒｂａｒａ　ＭｃＣｌｉｎｔｏｃｋ，那位性格古怪的女科学家据说一直到八十高龄还在ＣＳＨＬ（Ｃｏｌ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Ｈａｒｂｏ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坚持工作。那一名出国研究生的名额全中国有三十七人报考。丈夫报了名之后就开始不要命地看书。那段生活比起古人们说的悬梁刺股不知还要残酷多少倍。收到录取通知书丈夫就开始口吐鲜血——肺尖上的结核病灶倒不大，只是正好侵蚀了一条血管。在瞒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偷偷地养病的时候，丈夫听说中美文化交流的部分项目因里根公然卖武器给台湾而暂停，他竟被重新划分到德国，不免大吃一惊。

　　到了德国之后丈夫才准确地知道，他未来的导师是一位植物生态学家，和遗传学毫无关系。丈夫失望极了，刚到Ｂ州头一次见小个子Ｋ教授就老老实实地对导师说，他实在对植物生态学没什么兴趣，他想出国，主要是想学遗传学，那是整个生命科学的研究前沿！

　　Ｋ教授是个从不会掩饰自己内心世界的阳份人。听完丈夫的话脸上立刻布满了讥讽的表情。丈夫刚一闭嘴，Ｋ教授就毫不留情地把丈夫训斥了一顿。

　　Ｋ教授说，生态学研究的是大自然共生的不同物种之间之所以能共存的内在规律。整个物质世界存在的状态，包括生命现象，非生命现象，乃至社会现象，不管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都具有某种内在的，不可抗拒的，生态学的规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人类开始认识到生态学的重要，开始下意识地保护自己生存环境的天然性和原始性。这是人类思想史，也是人类进化史中的一个飞跃……。而遗传学的发展正好相反！遗传学的初衷本是善良和健康的，是想探讨自然界生命现象的产生，延续，发展和变异。但恰恰在六十年代以降，遗传学的发展却旨在改变，支配生命的某种本质。这种研究的宗旨是和生态学背道而驰的，前景十分危险，未来世纪人类的子孙后代们将会自食其果！

　　鉴于德语知识的贫乏，丈夫无法反驳Ｋ教授说的那些他认为荒谬的话语。几个月后，那位Ｂａｒｂａｒａ　ＭｃＣｌｉｎｔｏｃｋ通过对玉米的培育和观察而揭示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ｏｎｓ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Ｋ教授对此连一丁点也不激动，丈夫心中却充满惆怅。

　　这之后不久，丈夫奉命和Ｋ教授一起带着几组学生到多瑙河流域考察生态植被。二十多人的队伍下榻在德国和捷克交界的某小酒店。吃过晚饭，丈夫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就迫不及待地让小酒店的老板打开电视。当晚有一场用丈夫的话说，无比重要的德国甲级队联赛的足球。Ｋ教授上前把电视关上，告诉丈夫，他马上要做总结。丈夫正看在兴头上，不由分说又把电视打开。教授大声问丈夫，是球赛重要还是总结重要。丈夫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看也不看教授就说，现在……当然球赛重要！二十多名学生兴奋地站在丈夫一边，鼓掌的鼓掌，敲桌子的敲桌子，跺脚的跺脚。小个子Ｋ教授一生气，扭头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总结自然没做成……。

　　回Ｂ州之后，Ｋ教授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理丈夫。丈夫老老实实地上自己的课，做自己的实验，也没有主动去找教授。一个星期之后，丈夫例行公事地向教授汇报了他的实验进展，两人算是重新开始说话。不过丈夫心中一直提高革命警惕性，照他在中国生活的那三十年经验，小个子Ｋ教授早晚会报复他，给他小鞋穿，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而已！

　　没想到在大使馆的会计来要钱，而他自己不幸又身无分文的险要关头，被自己得罪了的教授竟然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站在自己一边，为自己争得了数千马克的“巨款”！（两年后，我和丈夫在大使馆结婚。教育处的会计立即推翻Ｋ教授原来的“科学计算”，重新要求丈夫立即把他拖欠大使馆的款项全部还清，否则将从我的政府奖学金中一一扣还。丈夫只得老老实实地将那一笔“巨款”还清，这是后话。）

　　会计收款事件发生之后，丈夫在导师身边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了。

　　Ｋ教授坚持认为ＤＡＡＤ所发的博士生奖学金的数目是符合德国的生活标准的。他每月另给丈夫七百马克的“工资”，每年给十个月。这样正好不超过德国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缴所得税的收入。Ｋ教授保证他自己不会去告诉“中国政府”，让丈夫也不要说。丈夫本是燕赵之地长大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汉子，这样好的教授上何处去找！他就此彻底断绝了再学遗传学的念头。

　　Ｋ教授呢，则在丈夫的诱惑之下开始看足球。以往，Ｋ教授的业余时间主要是奉献给音乐。现在，他边听音乐边欣赏足球，高兴时会对丈夫讲，意大利和英国的足球是进行曲，轰轰烈烈；西班牙和荷兰的足球则是交响曲中的快板。暴风骤雨；而他最欣赏的却是巴西的足球，那是小夜曲，回旋曲，奏鸣曲，飘逸潇洒，优美雅致，引人入胜……。

　　说起来人类在语言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相通性：德国人称博士导师为Ｄｏｋｔｏｒｖａｔｅｒ，从字面上讲，就是“博士之父”，——中国人不是也说“师徒如父子”吗！

　　而我，则是稍晚，到一九八四年的圣诞，才认识Ｋ教授的。

　　我们在Ｋ教授家壁炉边坐着，他的夫人在厨房做饭。Ｋ教授说，你的朋友不喜欢听音乐，只喜欢看足球，你也一样吗？我说我正好相反。Ｋ教授高兴了，让我点任何一段小提琴曲。我随口说道，那就听点帕格尼尼吧！话刚说出口，Ｋ教授的脸便沉了下来。丈夫立即掐了我一下，我这才抱歉地想起帕格尼尼不是德国人，赶紧改口说门德尔松。但已经没有用了，Ｋ教授站起来就走，我们只好跟着他到地下室去。

　　在后来在德国生活的那近三十年中，我即使没听过一百场也听过八十场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却一次帕格尼尼的曲目也没听过。可想而知，我当年随口乱点帕格尼尼曾是多么惊人多么无知的唐突！

　　不过回想起来那一天，过得还是极愉快。那个年代，后来无处不在的ＨｉＦｉ一类的设施还远没有普及。但Ｋ教授在自己家的地下室中却建了一个极可爱的小音乐厅。我闭着眼，屏住气，欣赏着Ｋ教授费了很大气力为我找出的Ｄｕｔｏｉｔ指挥的帕格尼尼第一和Ａｃｃａｒｄｏ独奏的随想。后来没多久放寒假，Ｋ教授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丈夫，让我们帮他看家。我自己又一人小心翼翼地听过几次别的唱片。

　　除了音乐，Ｋ教授还是一名相当出色的油画家。他们家墙上挂的那些郑重其事镶上了涂着美丽的金粉的木框框的油画全部是他自己的杰作。Ｋ教授家住离Ｂ州约十公里之外的Ｗ镇。Ｗ镇地处北德平原，几乎未受过工业化进程的污染，自然景色美极了。Ｗ镇隶属于下萨克森州，人口不足万，但在德国美术史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前半叶著名的北德画派（Ｋｕｅｎｓｔｌｅｒｋｏｌｏｎｉｅ　Ｗｏｒｐｓｗｅｄｅ）就诞生在那里。我头一次上Ｗ镇就受Ｋ教授的指引去看过那位早夭，只活了三十几岁的女画家，Ｐａｕｌａ　Ｍｏｄｅｒｓｏｈｎ－Ｂｅｃｋｅｒ的画展。

　　而比学识渊博和多才多艺更能唤起我的敬意的是，Ｋ教授同时还是一名极有良知的，极正派的知识分子。

　　有一次，大约是暑假的最后几天，相当中国过中秋那个时候，Ｋ教授的夫人让丈夫带上我去吃蛋糕。我们聊着天，Ｋ教授问我，最欣赏德国政坛上的哪一位政治家。我想了想，便说ｖ．Ｗ．。那ｖ．Ｗ．出身名门世家，其兄为著名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史家兼哲学家。ｖ．Ｗ．自己也长得文质彬彬，一幅读书人的样子，还能写一笔好文章。我到德国来之后的大概第三年，那人顺利地当上了联邦德国的总统（我使用顺利这个词汇是因为德国总统代表的只是抽象的国家民族，而不是具体的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德国总统的产生通过联邦大会的无记名投票。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一次选举的总统候选人都达不到要求的半数以上绝对多数票，只能在第二，乃至第三次选举中通过简单多数票产生。而ｖ．Ｗ．，好像第一次就得到半数以上的绝对多数票）。

　　我蛮以为Ｋ教授作为知识分子一定会喜欢政治家中看上去象是知识分子的那一类。不料Ｋ教授一听我说起ｖ．Ｗ．的大名，脸上立即浮起了一丝不加掩饰的嘲讽的笑容。

　　我奇怪地问Ｋ教授，您难道……不喜欢这个ｖ．Ｗ．吗？Ｋ教授没吱声。

　　丈夫重重地碰了我一下，我只能先闭上了嘴。

　　过了老半天，吃了好几块Ｋ夫人烤的香喷喷的蛋糕，我没再吱声，Ｋ教授主动重新开始和我聊天。聊的是他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Ｋ教授是个独子，不说兄弟，就是别的姊妹也没有。但在四十年代的德国，还是免不了被抓壮丁（顺便说一下，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在网上偶然看到流沙河的一篇讲演，这才知道我们童年时都看过并信以为真的那部以川地为背景的中国电影《抓壮丁》竟完全是捏造），那是一九四二年的事。Ｋ教授彼时才只有十五周岁。

　　参军之后，Ｋ教授荣幸地被分到ｖ．Ｗ．所在的连。ｖ．Ｗ．比Ｋ教授年长七岁，那时不仅是连长兼党支部书记，还是值得全连官兵学习的又红又专的榜样。Ｋ教授入伍之后，ｖ．Ｗ．常常循循诱导地向Ｋ教授讲解党章，让Ｋ教授积极靠拢组织，定期汇报思想，坚定不移地斗私批修……。不幸Ｋ教授从小被父母惯坏了，加上年纪太小，一点也不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主动做好人好事。结果自不待言，Ｋ教授在出生入死，浴血奋斗的关头，竟没能火线入党，当然更谈不上提干了。

　　一九四四年，Ｋ教授跟着战友们终于打到了莫斯科的近郊，据说胜利已经在望了。Ｋ教授却不幸在冰天雪地里患上了重症伤寒，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只能运回后方……。

　　后来，战争与和平总算交换了位置。Ｋ教授只有十八岁，还完全来得及上大学，便选择了生物学专业。在做微生物实验时，Ｋ教授曾怀着无法描述的感激心情背着人在显微镜下观察过老师和同学都痛恨的伤寒杆菌……。

　　要是在中国，一名普通教授竟能认识总统，那该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荣幸呀！感情脆弱一点的没准儿会激动得昏过去。但Ｋ教授却不。他不但没有去高攀那位ｖ．Ｗ．，反倒私下密切地跟踪了ｖ．Ｗ．在战后所有在公开场合的言行。Ｋ教授极度失望地发现，此人对自己当年赤胆忠心紧跟元首的罪恶行径竟没有哪怕一丝一毫最最微不足道的忏悔。谈到纳粹的罪行他居然是一幅受难者义愤填膺的样子，演得简直象极了。

　　那之后，只要电视屏幕上出现ｖ．Ｗ．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和那悦耳而富有魅力的嗓音，Ｋ教授便会不由分说，毫不犹豫地换成音乐，换成舞蹈，甚至换成他一丁点儿也不懂的足球，乃至广告……。

　　政治……，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最肮脏的东西，其中只含有欺骗！

　　Ｋ教授斩钉截铁地教导我，我深以为然。

　　Ｋ教授不仅在专业中研究植物的自然生态，也在生活的诸多方面信奉无为而治的生态平衡。比如我们中国人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打地洞，他对此却深恶痛绝，认为所有意义上的子承父业都是对人类社会自然生态平衡的人为破坏。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德国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因为宪法保障了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权利（生存和生活这两个词汇是有差别的）。但通过统计学数据来仔细地观察德国社会，人们还是能发现诸多的不平等。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不平等是父母的教育程度和现有社会地位对孩子的教育程度和未来的社会地位的影响。比如，大公司的高管，中小公司的所有者，律师，大学教授等，都会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然后近水楼台地接过父辈的衣钵。而普通工人，东欧或阿拉伯移民家庭的孩子就不那么幸运了（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亚洲移民的孩子则例外）。

　　Ｋ教授的父母没有上过大学，他自己之所以能上大学，并走进学术圈子还在此留下一片亮丽的景致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努力。他曾说，要是我父亲竟是一名大学教授，那我就连一丁点自豪感都没有了！幸好他不是！对自己的两个孩子，Ｋ教授完全自由放任。儿子读完中学要学修汽车，不几年便开了自己的车行，一度比父亲还富裕。富裕之后不免忘乎所以，在高速公路上骑着高速的摩托飚车，出了车祸，受了重伤，这以后才开始低调生活。女儿的趣事则更多。女儿上了大学，主修法语语言文学。不久就告诉父亲，部分因为学习上的原因她找了一个法国的男朋友。接下来两人对希腊语发生兴趣，利用暑假住到希腊的一个小岛上，嘱父亲把生活费直接寄到小岛上。Ｋ教授连寄了三个月，暑假结束，便通知女儿返校。女儿说速寄钱买机票。Ｋ教授立即寄去机票款。女儿又住一月，告诉父亲前次没买到机票请立即再寄钱。Ｋ教授这次聪明了，寄了两张飞机票去。不幸那小岛是旅游胜地，女儿立即把那两张机票卖了，又住了一月。最后的结果是，Ｋ教授只能亲自飞到希腊把女儿“押解”回来。再后来，女儿说，学法语一定得同时学点西班牙语，便换了一个阿根廷的男朋友。Ｋ教授只好把生活费寄往南美。就这样，女儿在两大洲数个国家绝对一流的大学一共读了十四个学期还没有一丝一毫要毕业的意思。Ｋ教授忍无可忍地询问了律师，律师向他保证，从现在起立即停止给女儿任何生活费绝不违反德国子女抚养法。这样，　早已年过三十人到中年的女儿才被迫开始工作。

　　我和丈夫认识了一段之后，丈夫告诉Ｋ教授，说我们打算结婚。Ｋ教授不但不热烈祝贺，反倒警告说，那你们可要事先想好，结婚是一件极简单的事，但离婚则是一件万分复杂且万分昂贵的事！这之后丈夫又告诉Ｋ教授，说我们不打算要孩子，因为我们起步太晚，该上学读书的时候强迫我们劳动；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却还在读书学习……。Ｋ教授夸奖我们的决定十分理智，说我们这个星球上人这个物种已经繁殖得足够多了。但最后因为公公婆婆的强烈反对，我们还是只能老老实实地要了一个孩子。Ｋ教授听说后叹了几口气。

　　后来我们到Ｋ教授家去，他看着我们制造的小生命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在优秀和平庸之间你们俩自己已经是已知数了，而你们现在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制造的新的生命，却是一个未知数。换句话说，你们现在是在用两个已知数去换取一个未知数……。

　　许多年过去，我们俩当年制造的小生命如今已经二十二周岁了，却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偶尔回忆起Ｋ教授当年那番意味深长的话，我和丈夫还常常相视而苦笑。

　　Ｋ教授具有的另一个和生态学观念十分相吻合的优良品质是，他尊重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存在的物种，对所有的生命种类都一视同仁。他对他的狗，绝对比对他自己的儿女好。

　　有一次，Ｋ教授到巴西去参加一个植物生态学方面的会议，会后要讲学，四个星期之后才能回Ｂ州。临行前，Ｋ教授把他那只比自己亲生儿子还宝贝，名叫“瞧瞧”的大狗交给丈夫。嘱丈夫临时搬到他家中住四周。那 “瞧瞧”长得神气极了，一身又密又亮的毛，两只又圆又大的眼睛，还极通人性。大凡Ｋ教授一出差，“瞧瞧”就悲痛欲绝，不思茶饭，整天趴在Ｋ教授那件脏兮兮的大衣上嗅着。路边只要有车驶过，“瞧瞧　”就飞奔至门边，观察是否是主人的车回来了。

　　Ｋ教授对“瞧瞧”的溺爱在整个Ｂ大是出了名的。

　　生物系设在自然科学二号楼的四楼。一楼入口处张贴着学校管理处的大幅宣传画，画上的小狗老老实实地在项圈里呆着，还乖乖地说着：“很不幸，我们不能进去，只能在门口等着！”那意思是含蓄地通知所有养狗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不得携带狗们入内。但Ｋ教授却视而不见，天天带着“瞧瞧” 上班。最开始，守门的老头曾拦住过“瞧瞧”。Ｋ教授当即就强调，“瞧瞧”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狗，它比许多学生更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守门的老头便试着用香肠，奶酪引诱“瞧瞧”犯错误，作出咬电线，撞倒仪器，随地大小便，四处乱窜等一类危险的坏人坏事。但“瞧瞧”就是抗腐蚀，永不沾，坚定不移地站在主人的身后，整个是革命的一块砖！守门的老头只好同意“瞧瞧”的自由出入。

　　丈夫帮Ｋ教授带“瞧瞧”挺辛苦的。早晚各要散一次长步，中午则要为“瞧瞧”炖一只大肥鸡，炖熟了，还要把鸡骨头剔去，怕它不小心噎着卡着。我在一旁看得简直有些忍无可忍！幸好据　Ｋ教授考证，“瞧瞧”（不仅是这只狗的名字，也同时是这个种类的名字）来自遥远的东方，是爱新觉罗家的后代，而且竟是中国河北承德人氏，丈夫的老乡，不折不扣的自己人……。

　　另一次在南部实习，在多瑙河畔的悬崖峭壁上，Ｋ教授带着二十多名学生，还同时带着“瞧瞧”。他嘱咐丈夫帮他看着“瞧瞧”。没想到他刚转身，那“瞧瞧”一失足竟沿着相当陡峭的山崖滚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Ｋ教授掏出猎人服的帽子裹住脑袋，嘱咐丈夫和二十多名学生谁也不准动，他自己蜷起身子像一个球一样跟着那“瞧瞧”就滚了下去。“瞧瞧”得救了，Ｋ教授自己则被沿途的树枝划得伤痕累累。很多年后丈夫偶尔想起Ｋ教授救“瞧瞧”的场景还感慨万分，觉得那简直是电影里才有的镜头。

　　“瞧瞧”活了十四年后去世。Ｋ教授又买回同属“瞧瞧”种类的贝比。贝比的眼不如“瞧瞧”好看，Ｋ教授带着贝比去了一趟汉诺威（全德国最著名的兽医医学院的所在地），花了八百马克给贝比开了双眼皮。贝比去世之后，Ｋ教授买的毕央卡是一只意大利狗，我们没见过，因为Ｋ教授那时已经退休，搬回了南部的家乡。

　　在Ｋ教授的影响下，我们也爱上了狗。我们买的德国牧羊犬叫Ｒｅｘ，如今已经十二岁，却还是一幅不知老之将至的模样（狗岁和人岁的换算为七比一，Ｋ教授如是说）。见到异性，仍然赤裸裸地激动，可爱极了。

　　我刚开始开公司的时候，Ｋ教授还没有退休，丈夫在他身边做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一种只有德国才有的教授资格考试）。Ｋ教授听说我竟开公司很生气，先把丈夫教训了一顿，后来又把我俩叫到他家一起警告了一顿。那时我在一家台湾人办的计算机硬件公司工作，已经工作了两年，基本明白了究竟什么是经商。我在台湾公司工作时，Ｋ教授把研究所能供他本人支配的购买计算机硬件的资金都给了我的公司，他不明白我在那里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自己开公司。我的想法是，我的专业属于广义的管理学（即社会非盈利机构的管理学），我不管在哪家公司工作反正都是广义上的“专业对口”。既是这样，为什么不自己建一家公司试试呢。能挣钱就接着开下去，万一赔钱就关了再找别的公司工作。反正丈夫在大学旱涝保收，我总不至于饿死。

　　没想到一年后，丈夫却决定辞职，到公司来领导我，他通过一年的观察觉得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极不适合经商。倒是他自己，绝绝对对将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商人！我们公司后来的发展壮大证明了丈夫的论断完完全全是英明和正确的。由此我也终于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说到底只能是男人们的活动。这也正是人类社会自从走出了远古的蒙昧后就一直坚定不移地停留在父系社会的理由（朋友们一定会提起商海中那些感人甚深的女强人们的发家史。对此我只能猜测，那其中一定混杂着某些不为人知的非经济因素）。

　　Ｋ教授停止了对丈夫的教训和对我的警告。他在丈夫辞职时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是，丈夫必须在未来的两个学期中坚持每周四个学时在大学代课。那绝不是他老人家真有什么伟大的课非要让丈夫去教不可，那只是他的一片深深的担忧。他害怕我们的小家庭义无反顾地跳进无情的商海后会有个什么闪失。万一我们真被商海吞没，他还能驾一叶扁舟来救救我们。

　　两个学期之后，丈夫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从大学“裸退”了。Ｋ教授带着夫人到我们公司视察了一番之后，坐下来和我们讨论，他是不是应该到我们公司来投资，以及我们是不是需要他的投资。

　　Ｋ教授在德国西南部施瓦本的小镇上长大，那地方人（Ｓｃｈｗａｂｅｎ）的主要特征是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量入而出，按老百姓们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坚吝。他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夫人都是他小镇上的邻居。第一任夫人家是开金银首饰铺子的商人。第二任夫人家则是旱涝保收的国家文官。总之，Ｋ教授从小到大的整个生活环境，他的整个视野里，基本没有穷人。通过对他自己和他夫人的全部财产的周密计算，Ｋ教授认为，他可以拿出其中的四十分之一，也就是１０万马克，在我们公司投资。万一血本无归也不会带来恐慌，因为那绝不至于影响他和夫人的生存。

　　那之前不久，我曾签妥过一笔几乎谈得上万无一失的生意。只需要从银行贷款２５万马克，然后在四个月内还清就行。我当户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脸上堆满香喷喷的微笑，然后到银行去申请贷款。我原以为，银行就是卖钱的，正如同早点铺子里卖早点。有人来买，总该是件高高兴兴的事吧。没想到我大大高估了银行那些傻冒们的智商，浪费了自己的全部表情和服装。那些可恨的酒囊饭袋们居然客客气气地拒绝了我的贷款申请。最后我只能忍痛同意让一家香港公司参与这笔生意，并不得不把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七十奉送。

　　而现在，Ｋ教授说话间就能借我们１０万，什么时候还清都没提。这不是天上掉下肉包子正砸着我们吗！我高兴得只想唱歌，但丈夫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Ｋ教授的投资。他对Ｋ教授说，我一想到这是您的钱，就紧张得每根汗毛都立正。我这人，您知道，只要一紧张，保证做不成任何生意。

　　一年后，商海果然偶尔露峥嵘：我们注册资本１０万马克的小公司竟亏损了８万马克。两位目光短浅的“资深”股东立即宣布退出董事会，公司终于只剩下我和丈夫两个孤家寡人了。沮丧之余，丈夫却还有一丝残存的欣慰。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为我们的英明决策高兴，那就是一年前没有接受Ｋ教授的投资！

　　Ｋ教授退休之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一直和丈夫有来往。他有博士生答辩一定通知丈夫去。学校有任何他认为应该去的活动他也一定会给丈夫打电话。植物生态学领域有什么好文章见刊，他也一定会让丈夫读。到七十三岁那一年，他带的所有硕士生和博士生全部毕业，他参与的全部项目都如期完成。他这才决定卖掉Ｂ州边上的房子，回老家去。

　　那之后，我和丈夫再也没见过他和他的夫人。

　　一九八八年的暑假，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邀请Ｋ教授考察三峡大坝对当地植被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丈夫全程陪同。那是Ｋ教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中国。考察完毕，Ｋ教授不仅把中国植物界的同行，甚至连带和他专业毫不相干的水力电力专业的人都谴责了一通。

　　最后，Ｋ教授甚至让丈夫直截了当地翻译，“你们简直是……，疯了！”

　　植被和植物生态环境的考察都只能在最最原始的山村进行。一九八八年三峡的山村和一九四八年并无本质差别。农村和农民贫穷得近乎非人的生活状况给Ｋ教授留下了震撼性的印象。丈夫问他有何观感，他只含蓄地说了一声，幸好我夫人没来！

　　因为Ｋ教授对官方建三峡的百年大计没有迎合，那次考察结果并不愉快，那便成为Ｋ教授和中国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合作。

　　回德国后，Ｋ教授对丈夫说，将来你回故乡，买上几公顷土地（据丈夫说，一公顷等于十五亩），办一个小农场，我退休了带着我夫人去，就住在你家。我能为你在ＤＦＧ申请全部实验室设备……。

　　丈夫一口答应，两人开始憧憬……。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许诺，丈夫一直到今天也没能兑现，而且眼见得这辈子都无法兑现了。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是不是还真的有故乡。

　　年年的金秋十月都有Ｋ教授的生辰。如今，他已经是八十二岁的老人。我只能提笔写下我无尽的思念和祝福。

　　愿Ｋ教授，丈夫的良师，我的益友，健康，长寿！

　　愿我们有一天还能再亲耳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写于德国不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