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千年赌性不改？
今年10月1日是中国建国60周年大庆，又恰逢10月3日的中秋节夹在中间，因此国庆黄金周长达八天。这为中国民众出游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虽然距离中国最长的黄金周还有20多天的时间，但是中国各地旅行社已经感觉到这次黄金周业务“井喷”之势前所未有。中国各地旅行社已经纷纷爆出国庆八天黄金周到国外旅游线路告罄的消息。压抑了很久的中国居民的旅游消费欲望被压了两年，一直未得到真正的释放。种种迹象表明，今年国庆期间，中国旅游市场将进入空前火爆的状态。
就在中外各旅行社摩拳擦掌的同时，还有一个行业也悄悄作好了准备，要大干快上。8月27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正式接到总理普京签署的批建赌城的法令。据称，这是俄罗斯新《赌博法》7月1日实施后获得批准的第一家大型赌博特区。其具体位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北50多公里的小城阿尔焦姆，距离机场只有23公里，距离黑龙江东宁口岸160公里。赌城预算75亿卢布，据称将“主要面向中国的大量游客”。近年来在中国周边，大规模赌场如雨后春笋，越开越多，不但“老牌赌城”中国澳门赌业兴旺，“中生代”越南和“后起之秀”缅甸也不甘人后，甚至号称闭关锁国的东邻朝鲜，也开设了罗先英皇赌场，中国正在被周边的这些赌博陷井所包围。据《环球时报》报道，在陆上与我国相邻的国家中，有6个国家共开设了160多个赌场，形成了一张从东北边疆到西南边陲包围中国的赌博网。这个网络的投资绝大多数来自中国，赌客也主要是中国人，人民币是赌场里的硬通货。某国有一家赌场，离中国南部边境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赌场在边境上设有免费班车，平时每天有500多中国人去那里赌博。赌场严禁本国人入内，也不许携带相机，甚至连带拍照功能的手机都不准带入，进过该赌场的人说，“安检”一点不亚于机场。而贵宾级赌客还可以享受免费住宿。仅2003年，该赌场就给该国当地政府交了6000万美元的税。
澳门著名的葡京赌场
针对愈演愈烈的境外赌博现象，中国在2005年掀起“禁赌风暴”，在边境封关禁赌，致使大批境外赌场关门停业。但是近几年，周边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解除禁赌令，境外赌场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而像新加坡、日本、印尼等一向严厉禁赌的国家也都纷纷“开赌”，目标是谁不言而喻。一些欧美赌博集团还纷纷开设中文网页，在华招募代理人，发展下线，吸引中国内地赌客。境外网络赌博集团对中国的渗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面向公众，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赌客可以随时上网参赌；另一种面向特定人群，这些网站采取会员制，会员有独立账户与密码。这些网站不少还涉嫌诈骗，更有一些为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
赌博对个人家庭的危害众所周知，而在中国，近年来赌博还常常与受贿、索贿等腐败相联系。陕西省南郑县有个远近闻名的“赌博书记”刘贵正输掉了农民征地补偿款近100万元，早年有湖北金鉴培、沈阳马向东等人东窗事发。党员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等热衷赌博，主要原因就在于赌博已成为受贿、索贿的一种手段。陪这些人去赌场的人一般都有所求，会故意把钱输给这些官员。有时官员们也邀请别人陪同赌博，只要一提赌博，大家就心照不宣了。而那些参与赌博的领导干部，其赌资来源往往不是贪污、受贿所得，就是挪用公款。
赌博导致中国每年有大量的资金流失境外。据香港《大公报》蒋悦音的估算，中国每年因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全国福彩、体彩一年发行总额的15倍。一个直接的证据是，以博采业为主的澳门2007年的GDP增长率高达30%、2008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GDP增长率仍有13%。私营企业主等“先富”群体因为参与境外豪赌导致企业经营资金链断裂等现象，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黑色话题”。
赌搏甚至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的文化形象，并成为中国地缘政治中的负面因素。日本评论家宫崎正弘花了一年的时间，跑遍了印度、越南、巴基斯坦、中亚五国以及蒙古等中国的周边邻国，深入调查后发现，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每到中国的一个邻国，他都必去一个地方——中国城，这里的赌场无处不在。赌博甚至被当成了中国文化，在有些地方，中国人中国文化被视为威胁，其中就有中国人爱赌博的原因。即便是跟中国关系紧密的国家，也对中国文化的渗透保持着高度警惕。新加坡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也指出，在中国周边环绕着一条连续的“破碎地带”，核武、赌场和毒品包围着中国，再加上恐怖主义等等问题，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当不乐观。
神仙也好赌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好赌，中国文化和社会对赌博的宽容度也比较高。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贬夫卒，均乐此不疲。从文献记载看，中国的赌博活动至迟在殷商时代就已产生了。春秋战国时，赌博已成为一种比较广泛的社会文化活动，发展出了各种以钱财作注的博戏。据《列子说符篇》记载，一位虞姓的富商，“设乐陈酒，主博楼上”。可见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赌馆赌局。
虽然总的来看，春秋时期中国精神文化的各派学说大都把赌博看成一种低级、粗俗的游乐，无人对其进行褒扬。但对待赌博的具体态度却多有不同。比如法家的《管子》主张严格禁赌，儒家也反对赌博，《孔子家语》斥之为“兼行恶道”，孟子更把博弈好饮斥为“五不孝”之一。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虽看不起赌博，但并不完全排斥，如《庄子》有一段谈到两个人放羊都丢了羊，其中一个人因为“携箧读书”，还有一个人因为“博塞以游”。在庄子的心目，二者同样属于自然的行为，并未一褒一贬。
到战国后期，社会更加注重实际，讲求功利而不受所谓礼义、道德的约束。有的学派如杨朱和杂家更公开主张及时行乐，不反对既能轻易获取钱财，又能得到强烈感官刺激之乐的赌博。《战国策•齐策一》中苏秦说：“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可见在当时的“国际大都会”临淄，市井的赌博文化已经相当发达。而齐宣王曾问一位儒者：“儒者博乎？”得到的回答是“儒者不博”。但从中也反映出，参与赌博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的毛公，就是一个职业赌徒，而四大公子之一的信陵君还专门慕名拜访，彼此相得甚欢。另一位“贤公子”平原君不愿“妄从博徒卖浆者游”，结果门下客有一半人离去投了信陵君。到了西汉景帝时，雒阳游侠剧孟是个有名的博徒。司马迁讲到他时语气颇不以为然。不过他又写道：“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可见时人对这位游侠博徒的推崇。
魏晋南北朝时期，赌博成为那个时代的名士风尚——通脱旷达的标志之一。最能体现士族在赌博的价值取向的，是当时的一代高手东晋名士袁耽。一次，他居然在服丧期间脱掉丧服，去帮助另一位名士赢回所欠的巨额赌债。袁耽在赌局中意气飞扬，“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旁若无人。”连三百年后的唐人房玄龄，都由衷赞叹：“其通脱若此！”在这里，蔑视传统、矫然不群的名士风范，为后世士大夫所仰慕、追求的“魏晋风度”生动地表现出来。
唐代士大夫爱好赌博不逊于魏晋。仅以诗人而言，嗜赌者便十分普遍。李白、杜牧、温庭筠等以“诗酒轻狂”于世者固不必论，就连“诗圣”杜甫和人称“百代文宗”的韩愈，也不讳言喜爱赌博。其他如陈子昂、王翰、崔颢、高适、岑参、李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等人，都可以在其诗文中不时看到赌博的记叙和描写，比如：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
——李白
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
——高适
一掷千金浑是胆，家徒四壁不知贫。
——吴象之
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
——张籍
春深在何处，春深博奕家。
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彩。
酒盏省陪波卷白，骰盘思共彩呼卢。
——白居易
自家惟有杯觞兴，欲把骰盆打少年。
——刘禹锡
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
——温庭筠
杜甫的《今夕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士大夫赌博风气的代表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宋代刘松年《茗园赌市图》
宋朝士大夫的赌博看重于娱乐刺激本身。《渊鉴类函》记载：章得象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寝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返奁与宗谔，封识未发也。”一个晚上输钱达三十万之多，仍然安卧如常。赢了他人一匣金子，回家后连封条都懒得打开来清点一下，他日又原璧输还，对这种雅量赌品，津津乐道。宋人洪迈的《夷坚志》记丁湜少时好赌，入京应试，与同寓举子赌博，赢了六百万钱。此前，他曾请相士相面。相士断言其将高中魁首。赌博后再次见到相士。相士大惊，断言他“设心不善，为牟利之举”，科名将由榜首黜为孙山之外。丁虽央求得到补救之方，将钱财尽数退还输家，但仅求得榜上有名而已。
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明代，士大夫对赌博这种“传统”的娱乐，更是公行无忌。万历末年兴起的马吊牌盛行于士大夫之中，其迷狂的程度可谓空前。时人申涵光在《荆园小语》中记道：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吴中，渐至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战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哉。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屡兴科场案、文字狱，士大夫参政无门，多埋首于考据训诂，而更多的人则以声色犬马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乾隆间人赵翼曾辛酸地写道：“三年刻楮成何事，六博呼卢大有人。太息儒冠真自误，可怜无补费精神。”乾隆年间，文士顾宾臣百日之间，赢得白银十二万两，又一夜全部输去。被称为“一夕十万”。乾隆前，对赌博悬有厉禁，仍然有如此巨额的赌博。从嘉庆道光以后，全社会的赌博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名士龚自珍酷嗜赌博，尝于帐顶绘先天象卦，推究门道生死，自以为极精，而所博必负，一时传为笑谈。稍晚一些的赵菁衫，号称一代文宗，也是嗜赌成癖，而赌术绝精，长胜不败，到了无人敢与之对阵的地步。每每借钱与人，以便对博，输了再借，从不向人讨债，在当时也传为奇谈。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奏请朝廷批准，从广东盛行的“闱姓”赌博中抽取巨额赌捐，以资助南、北洋海军军费。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但也酷嗜博戏，“不可一日无此君”。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许多社评和文章，据说就是在麻将桌旁口述而成。
清代禁赌碑
历朝各代，赌风不绝，不知有多少人倾家荡产，腐蚀社会风气，扰乱社会治安，因而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曾下令禁赌。如汉朝的的律令中已有赌博罪；《唐律.杂律》规定“博戏、博财物，各杖一百”；宋太宗御令：“凡坊市有赌博者，俱处斩。邻比匿不闻者同罪”。元世祖也下令：“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清政府还颁布过禁赌条例，辛亥革命后，广东革命政府规定：“庇赌及收规出财开赌者枪毙，因赌拘捕者，格杀无论”。可见各朝各代都将赌博视为公害，问题是禁而不止。原因是参赌的人实在太多太广，各行各业，不仅游手闲汉，商贾官宦，甚至皇帝本人也赌。史载北朝周文帝、唐武则天都好赌。上有所好，如何禁得了？
中国人爱赌，这已是一个公论。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赌博？原因很复杂。有人说，这是赌博能带来的心理刺激起的作用，在赌的那一刻,紧绷的神经,赢钱之后的快感是不身临其境体会不到的。有人说，这与农耕文化的特点有关，比如商业、金融不发达，发财的机会太少，而相对于明火执杖的抢掠，赌博的危险性要小得多。有人说，中国的传统崇尚等级，人与人太不平等，而在赌局中至少在同一个规则下给了大家一个平等游戏的幻觉。还有人说，中国人缺乏超越性的精神生活，所以只能在世俗的赌博游戏中寻求一些精神的寄托。赌博通常是发生在私密的空间，即便国家的法律禁得了明设的赌场，但是对私密的空间，要禁赌主要还是靠宗教、道德、风俗以及文化的自觉。通过本人在英国的观察，西方社会的赌博风气要弱得多，与宗教在社区的强大存在有直接的关系。没有入教的华人社区，赌风很盛，而入教的华人极少参与赌博。中国人传统上不太信什么上帝，是相当世俗的民族，但也不象马克思主义都样绝对理性地“全靠我们自己”，中国人信命，相信运气，相信有一种无常的东西在操控，而赌博正迎合了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
中国自古至今，凡有所作为的朝代，都很注重对赌博的打击，然而这一切并未挖掉根深蒂固的“赌根”，“小赌怡情”之类说法在华人中一直很有市场，有机会出国的中国人更是各类赌场的常客。即使在经济不发达的非洲，瞄准中国客的赌场已经尾随着中国商人和勘探队、建筑队，开到如马里的莫普提这样位于撒哈拉深处的地方。所以，欲斥周边赌场，要先断自家赌根。除了在公共道德层面上树立赌博可耻的社会共识，在法律、纪律上加大对与赌博密切相关的“地下资金链”的查处打击，特别对涉赌官员从机制上给予严防、严惩，唯其如此，长抓不懈，围困中国的“赌场包围圈”才有望慢慢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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